孙中山把衣帽留在北京

中山公园中山堂

碧云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

　　86年前的北京肃穆举哀，一位世纪伟人的心停止跳动。59岁的孙中山先生的确累了，他数十年间颠沛流离于扰攘纷争的世界，为着他5000年历史的祖国和四万万苦难同胞而奔走呼号，蹲过监狱、屡遭通缉、一文不名、居无定所，却矢志不渝，只为了做一件事——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封建王朝，即“掀倒专制奠共和”。

　　100年前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愿望和理想终于实现。在用汉字书写的历史上永久地删去“皇帝”两字谈何容易，但以坚韧、执著著称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做到了。至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的伟业，孙中山先生虽力有不逮，却竭诚以赴，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以致天年锐减，死不瞑目于京城。

　　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现代意识、民主精神、共和理想以及建国方略的职业革命家，自孙中山先生始；一生胸怀磊落，光风月霁，改朝换代，身体力行“天下为公”原则与志向的社会改革家，自孙中山先生始；成为伟大政治家的同时持守博爱原则，其品格与风范令国人敬仰、被世界称道的国家领袖，自孙中山先生始。

　　念我华夏泱泱，山河苍苍，古往今来，人杰浩荡。然，可悲可叹者，虽中国帝王陵寝无数，却惟独没有一座伟人先贤祠，若有，其最先令人追忆、俯身膜拜的伟大人物应是孙中山先生。好在西山有一苍翠欲滴的名寺——碧云寺。寺中有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使人默然致哀，深情缅怀，并以国家与民族一员的名义，常思以往，瞩望未来。

　　如果做一奉献毕生热忱、精力于家国的志士仁人目标过高，那就当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并长存爱国敬业之心。 　　行走与祭奠孙先生的目的，唯此而已。

　张自忠路23号孙中山行馆：弥留之地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在即，追寻孙中山先生的京城遗迹计划列出：第一站——张自忠路23号孙中山行辕，第二站——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中山堂，第三站——香山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

　　1925年2月18日至3月12日，沉疴加重、需要疗养的孙中山先生，听从亲朋好友的劝告，住进了当时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府邸，即今东城区张自忠路23号。后人将其称为“孙中山先生行馆”。

　　在行馆迤东不远处，有清朝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也是1912年袁世凯的总统府、1924年段祺瑞的执政府。

　　孙先生病逝后，居室门前悬挂一牌匾——“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并有汉白玉石刻一方：“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

　　一直以来，人们误传孙中山先生是因肝癌而病逝，但新近在协和医院展出的病理报告写明：“胆囊腺癌”。孙先生肝脏曾在该院解剖学楼妥善保存，后因日军占领并多方抢夺而遗失。

　　弥留之际，孙先生曾写下简短的三件遗书，后人称之为“伟人最后的声音”。其中，《国事遗嘱》（又称《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两件，现场笔记者均为汪精卫，证明者有宋子文、孙科、何香凝、孔祥熙等。另有《致苏联政府遗书》一件，最先将其披露的不是国内媒体，而是前苏联的《真理报》，其英文原件尚在。

　　谈国事，念念在自由与平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话家事，叮嘱子女自立自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孙先生称布尔什维克为同志：“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

　　此前一年，孙先生在谈到他的国共两党合作方针时，曾对反对派严词驳斥：“我们的同志，还有我们的军队只有当命令对他们有利时才服从，反之往往拒绝服从，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这是孙先生第三次、也是平生最后一次来北京。

　　首次进京，1894年，28岁，因在天津求见李鸿章不遇而顺路走访，“窥清廷之虚实”，发现“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得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旋起革命之心意；

　　再次莅京，1912年，46岁，民国开创之初，应袁世凯之邀前来商议国是。

　　最后一次，于1924年12月31日，从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数万市民、学生、各界人士的守候迎接，只见彩旗、标语、传单、号外漫天飞舞，场面甚为壮观。 　　谁承想到仅仅三个月后，万众欢腾变成倾城志哀，一个短暂的春天过后，伟人已经告别人寰。

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堂：公祭之坛

　　北京乃至中国冠以人名的公园不多，中山公园（1928年命名）的名字是个例外，园名本身就是反文化传统的典范，也是现代国家的符号。特别是将一座古老的皇家园林，还是明清皇帝的祭祀圣坛——社稷坛，以掀翻帝制的革命先行者的大名命名，可谓意义深远。

　　欧美国家习惯用个人名字为城市、公园以及其它公共设施命名。城市有亚历山大、圣彼得堡、惠灵顿、休斯顿；公园有华盛顿公园，英丘吉尔庄园等。虽然中国无此风俗，各地却有中山公园近30座，建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佛山等城市。

　　当代北京人哪个不熟悉中山公园，这里的“来今雨轩”、“唐花坞”、“音乐堂”总能勾起人们许多回忆，但专程为祭奠孙中山而来却是头一回。

　　走过“保卫和平”汉白玉坊，抬首便可瞻仰鲜花簇拥的孙中山立身雕像。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这里拍照，他们不带着和孙先生一起的合影便不忍离去。

　　巍峨、宽敞的中山堂原为祭殿，建于明代，屹立在铺满五色土的社稷坛北面，左右翠柏森森，推门便见祭坛肃穆庄严。1925年春，这里曾停放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京城各界前来签名吊唁者达74万人之多。当时，公祭孙中山先生，成为京城最大的要事。哀声遍地，挽联遮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曾协助办理孙先生治丧事宜，并撰写长篇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吾党适于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联中所谓“三民五权”，是指孙先生所言三大主义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其所创五权宪法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弹劾权”。目前，社会上实行的政府公务员录用考试，多少含有孙先生的“考试权”的意味。

　　不料，此后仅仅两年，李大钊先生就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英勇就义。

　　众多挽联中，《民国周报》全体同仁所题值得一书：“国父之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这是“国父”称谓由来之一说。 

　　另一说，是时任豫军总司令、曾被孙先生嘉奖的樊钟秀所致巨型横额，大书“国父”两字。他在唁电中也称“国父”，被认为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称“国父”之始。

　　最早在文章中提出“国父”称谓的，是史学家卢绍稷。他在《东西两国父》一文中，将华盛顿与孙中山作比。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首倡“国父”尊称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他在民国元年被选为第一任大总统的时候，为促进南北统一起见，抱定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惜敝屣尊荣，辞去总统不做。这种伟大精神，在中外历史上是不容易见到的。我们国父人格的伟大，是大家知道的。”

　　孙先生以“改良人格来救国”为题所作的演说，不过是在1年多前的事情。他面对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青年人说：“我们人类的天职，是应该做些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勉励，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 　　同年，4月初，孙先生灵柩由社稷坛移至碧云寺，被安放在坚固的石塔中。

香山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停灵之所

　　北京有许多豪华陵寝，尤其是明十三陵占地广阔，耗资巨大，尽显帝王生前身后的穷奢极欲。参观时却少有心的感动。

　　香山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是朴素的，朴素得如同布衣的装扮，青青石塔耸立在一片翠云中，沐浴着金色秋风与橙色晚照，安谧得听不到一丝声响。

　　始建于元代的碧云寺，有点像西湖的灵隐寺。孙中山先生留下的气息，使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泉更显得灵动。游人到此大多不为进香，却是专门来亲近孙中山先生的衣冠。

　　孙中山纪念堂，位于山坡上的第三进院落。堂前的两株七叶树碧绿莹润得可爱，依稀的阳光使叶子透明，孙先生的历历往事也变得清晰。原为普明妙觉殿的这座殿堂，曾经怀抱过孙先生的灵柩。停灵于此，让此地成为人杰地灵。当年，前苏联政府馈赠的玻璃钢棺椁铮亮依然，只是它来迟了些，入殓已然半月。而孙先生的遗著一本本——《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中山丛书》、《中山文选》、《孙中山先生演说集》……在橱窗内摆放整齐，携带着岁月斑驳的印迹。

　　是的，正像解说词所言：“这里，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庙宇。这里，全世界炎黄子孙都来拜谒，却不再是为祈祷个人的幸福。这里，曾寄宿过一个伟大的灵魂，曾护佑过一个让全民族哀泣的伟大身躯。他的伟大，随着时光的销蚀而益现光华；他的灵魂，随着日月升落而唤起了更广大的觉醒。”

　　纪念堂特意精心编辑、制作的电子版——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图文并茂，十分耐读。特别是以点击世界地图的方式，阅读孙先生一生的国内外行踪，鲜活、形象而生动。其所集孙先生言论，尽显其革命家的思想、谋略：“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他还说，“国家基础建筑在人们身上”；“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明德亲民”；“知难行易”。他题写的黄埔军校校训，充分说明“吾国固有之思想（孔孟等含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在他心中的位置：“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一位名叫西蒙的中年外国游客在此驻足，很认真地观看图片和文字。他说：“孙先生是了不起的绅士，他是中国100年来的伟人之一。我读过他的《伦敦被难记》（1896年），但那时清政府使馆人员绑架了他，而英国媒体待他很好。”西蒙所指，是当时伦敦各报对孙先生的有力声援，迫使清使馆将其释放，并使孙先生名扬世界。

　　此后十多年间，英国媒体一直正面关注孙先生。伦敦《滨海杂志》于1911年11月发表的访谈录，成为今天研究孙先生的珍贵文献：“到1885年我18岁为止，我一直过着像我那个社会阶层一般中国青年所过的那种生活。不同的只是，由于我父亲皈依基督教并任职于伦敦布道会，我有较多的机会和广州的英美传教士接触。有一位英国女士对我发生兴趣，我终于学会了讲英语。英美布道会的嘉约翰博士为我找到一份工作，并且让我学得了不少医学知识……1892年，我得到了一张准许以内外科医生行医的文凭。”访谈中，孙先生为中国人的品性辩护：“全世界尤其在美国，盛传中国人自私而唯利是图，这对于一个民族是莫大的侮辱。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资助其领导的革命）。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孙先生演讲）后来到我住的旅馆，塞给我一个麻袋，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

　　走出纪念堂，再往高处行，便是石塔中镶嵌的孙中山衣冠冢。这里视野开阔，可眺望远处高楼林立的京城轮廓。塔后，有一棵“九龙柏”，是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在此亲手护持过的病树，如今健硕挺拔。人们和这棵树在合影，正是与博爱的精神相拥。

　　孙中山先生作为“国父”的远见卓识，可见他1912年的一段论述：

　　“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旧政府。（国家的共和革命态势）星星之火，就能使它燃烧起来。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