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军不忘所自 无何翻译:趣说孔子与《论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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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孔子与《论语》3

 

31、如何理解《论语》中的“仁”?

“仁”是贯穿《论语》全书最主要的内容,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论语》中涉及仁的内容的有1654章,共出现大约109次;从第一篇第二章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开始,直到未尾篇的“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真正是一以贯之地传播仁。在《论语》中,“仁”与义、道、德、礼、政等字词相互联系使用。孔子极力推崇仁政,主要是针对当时诸侯国不服从周王朝的统一领导,互相攻略,天下大乱。孔子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篇》)。这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孔子希望诸侯国维护周王朝的礼制,让社会安稳发展与生存。“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从这个意义去看,“仁”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核心。当然,在《论语》中,“仁”被孔子理想化,并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有走极端之嫌!

“仁”的核心和外延,体现的是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延伸到爱怜一切生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于鱼鸟的生命都能珍惜,更不用说人的生命了!当有人告诉孔子马厩发生了火灾时,他老人家第一句是问伤了人没有,不问马。“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篇》)。“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篇》)。孔子和一个有丧事的人一起吃饭,从没有吃饱过。孔子在那天哭了,就不唱歌!这是真正的哀心与行为。从这些内容可看出,“仁”是孔子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核心是爱人,爱人类文明事业。

什么叫“仁”?甲骨文已有“仁”这个字,可见最迟在殷代(公元前1600——1028)就有这个字。“仁”就是“人”与 “二”,无论父子、主从、旅途邂逅的陌生旅伴,只要两个人相见,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必须相互遵循的道德规范,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仁的原始用义。发展到今天,所谓“仁”,就是为了让全人类幸福地生活所必要的人与人的关系。“诚实”、“真心”、“人道”、“守信”、“践诺”……叫法可以各种各样,其中心就是要人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使大家都觉得活在世上有意义。这就是孔子“仁”的思想的演义,演变为人类的博爱思想而能共同践行。

孔子讲的“仁”,分为体与用两方面的区别。即人是实施“仁”的载体,又是接受仁爱的主体。讲载体,是指人的内心修养要达到行仁义道德,培养人性光辉的爱这种高境界。用至爱至情去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篇》)。仁的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胸怀宽大,包容万象,能感化别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篇》)。这是仁的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贯穿在仁的体与用的全过程的主线,没有超出这条界线,你无论什么身份,你的所想、所行、所为就算符合仁的标准了。

以上是总体上对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和论说作一个粗糙的介绍。

 

32、如何从大的方面理解“仁”的内容?

孔子在《论语》中谈论的仁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为了有利于大家学习与讨论,这里把孔子论仁的内容作“大仁”和“小仁”两项分类来讨论。或说从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去把握。

孔子论述仁在大的方面是指国家政治稳定、国内人民安居乐业享太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要求各诸侯国坚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原则,维护和实践周朝的礼制。当他的弟子或某国君向孔子问仁时,他就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并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克己”的对象当然是奉劝各诸侯国君克制自己的权欲与贪欲。“复礼”,就是要恢复与维护原周天子分封的局面,诸侯国之间不得互相侵略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与国土。一旦恢复了周朝的礼制,政局稳定,天下太平,各国之间和平共处,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统治者施予的最大的仁爱之举。在《宪问篇》中,孔子多次高度评价管仲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管仲能以礼制匡正齐国的政治,对外不以军事威胁取胜,更不发动战争,对内全国不动干戈,政局稳定,从而让人民享受了生命的幸福,这就是管仲最大的仁德。虽然管仲自身也有缺点,比较起用仁爱建立起的功德就不算什么了。孔子认为,作为治国的君臣,最大的仁德之举是克服残暴,去除杀伐。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路篇》)。而“胜残去杀”的前提就是维护恢复周朝礼制,实现政治上的稳定。

(二)孔子主张在日常政务中实行仁政与德治。孔子流亡到卫国时,有了经济来源,过了比较安稳的生活。但当卫灵公向孔子问布阵作战的事时,孔子不仅不认真回答,而且第二天就率弟子们离开了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录公篇》)是不是孔子真的不愿讲或不懂军政方面的知识呢?肯定不是!只是当时的战争和战事太频繁,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春秋无义战”,这些战事都是诸侯国的争权略地行为,毫无正义可言。这对于推崇仁政德治的孔子来说,当然还是避而不谈为好。因为孔子在鲁国主政时,就领导过军事行动,并以武备配合鲁齐两国国君会盟而挫败齐国阴谋。他认为国防战备非常重要,但不主张轻易用兵。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篇》)。意思是说,懂军事的人对民众做多年的培训后,也能够从军打仗;如果用未经教练的民众作战,这叫做抛弃民众。

当弟子原宪向孔子请教“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孔子回答“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篇》)。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虽然没有逞强、自夸、怨恨、贪欲这些缺点,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不是仁人则还要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这个人是否“克己复礼”。“复礼”,用周朝的礼制去治国,实现社会的大稳定才是最大的仁爱之举,才算真正的仁人。

 

33、如何从小的方面理解“仁”的内容?

孔子与弟子们对仁的讨论,主要体现在用仁义道德修养自己,这部分内容占绝大多数。可分为如何择家、择邻与择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仁爱之心;做到言与行相一致;并对仁者的品格作概括。在孔子看来,仁又是人的一种心态或精神状态。有仁爱之心的人才能安居乐业,增进学问。他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篇》)。意思是说,没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长久处于安乐的环境中,有仁德心的人就能安居乐业,并用智慧去增长学问与仁爱之心。如何培养个人以仁为核心的精神境界,孔子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作了议论和发挥。

一是要选择民风淳朴的环境居住,有利于培养仁德之心。“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篇》)。意思是说:住家,以选择有仁爱风气的地方为妥,远离不仁的环境;做人不选择仁,这就不算聪明人。又说:“居是帮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篇》)。意思是:与贤能的官员共事,择有仁德的人交往,从而提高自我应对为人处世的能力,成为一个有高尚道德之人,从而“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篇》)。自己不会孤独,会有人来作邻居。

以上说明居住环境影响人的成长和身心健康,因为环境条件主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方面又包括与人交往共事等因素,所以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告诉人们要选择好的外部条件,造成影响孩子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选居住环境自然还包括选择友善的邻居这一重要内容。当然,自己也必须坚持与邻居为善的原则方能和平共处。

二是着重引导弟子在言与行相一致方面培养仁德之心和善举。在孔子看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先做后说,多行动少怨言。如弟子司马牛是直性子,平时说话急躁,当他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回答说:仁就是话不轻易说出来,不然行动起来就难了!“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己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颜渊篇》)。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篇》)。古人把话说出口而行动跟不上感到羞耻,另外还会惹上“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的嫌言。因为说话巧妙,脸色好看着,仁德之心就少了。当另一弟子仲弓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回答说:出了大门,对人要恭谨,对老百姓的使用要敬重。凡是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不要强加到人家身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使人怨恨。“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帮无怨,在家无怨”(《颜渊篇》)。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事业与学问的成功贵在坚持不懈的行动,仁德之心与善举的培养也是贵在行动。当有人评价冉雍有仁德而无口才时,孔子引导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篇》)。意思是说:口才好,用歪了就遭人憎恶。不知道仁德的人只会说有什么用。况且“巧言令色鲜矣仁”。在孔子的思想里,仁的用才是目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雍也篇》),意思是说,能够就身边取一些已经明白是合乎仁德的事去做,就可以说是仁人的行动方针了,强调弟子们应从身边的事去行仁德之举。

三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个人的仁德精神境界。当弟子问孔子如何培养个人的仁德之心时,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路篇》)。确实,能做到恭谨、宽厚、诚信、勤快、惠爱这五样事情,一个人就具备了仁德这一精神境界,在为人处世时就不会招来侮辱,能得到部下拥护,能得到上下一致信任,容易促成事业的成功,是可放心地使用的人才。“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篇》),在日常生活中要恭敬、办事要认真,对人忠诚,即使在文明不发达的偏僻地区,也不要丢掉这些品德。有了这种仁德精神境界,人就能适应不同的环境。主观适应客观情况,人的学问与事业才有长进!这正是孔子培养弟子建树仁德精神境界的目的所在。

四是孔子对仁德之人的品格特点作了高度的概括。“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篇》),意思是:刚强、果决、质直、说话不轻易出口,有这四种品格就接近仁德了。这是孔子对仁德之人的理想化,因为具备这四种个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其实,任何人具备其中一点,也都算是仁德的人物了。

总之,孔子以仁为核心,向弟子传授着个人道德修养的条件、标准、方法、内容等。重点是“能近取譬”,即贵在行动,从身边的事做起。最高境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扼守道德的底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这些思想观念,对今天人们的道德修养仍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34、如何理解杀身以成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意思是说:有志之士,仁德之人,不要因为求生就损害了仁德,只有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

“不成功便成仁”就源于此话,这句话出现最多的在各类文艺作品。作品中不同的角色说这句话时所要表达的心意和目的是一样的:即以死相拼,不达目的誓不休!表现的思想精神境界则截然不同!如为反动黑暗势力效力的人说要杀身成仁时,说明他是反动透顶的顽固分子,虽然也表明了某种决心,但显然有不自量力、孤注一掷的消极心态,因而更让人鄙视其行为和形象。而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口中说出来,则代表一种正义感和英雄豪气,能给人慷慨悲壮的震憾!这种震憾使敌人心惊胆战,这种震憾使朋友或读者、观众产生敬佩之情,并由衷地从心底迸发出学习英雄、捍卫正义、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激情。如陈毅元帅1930年冬在梅岭打游击时伤病缠身,在山丛草莽间受困二十余日,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诗篇。其中一章写道: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里讲的取义成仁体现了陈毅元帅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读来动人心魄。革命先烈陈觉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之前,写了感人肺腑的遗书给妻子共勉:“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陈觉烈士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这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伟人和先烈们为追求他们的信仰和正义的事业而视死如归的精神,为我们培养高尚品德和情操树立了榜样。

 

35、孔子如何践行仁德之举?

用今天的话讲,孔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十分明确。“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篇》)。不把追求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与命运抗争和推行仁德为重要的人生目标去追求。他知道当时的那种社会风气是无法挽救的了!可是他不因此放弃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别人评价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篇》)。他要求弟子们“当仁,不让于师”,符合仁德的事就要做在老师的前面。当别人赞扬他的精神与仁德时,他能正确评价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己矣”(《述而篇》)。意思是说:说到仁、圣,那我怎么敢当。我不过是学不厌,教不倦,只是如此罢了。这正是孔子最大的仁德之心和行动。

孔子践行仁德之举时在说与行两方面做表率。首先“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在孔子看来,谈论怪异、暴力、作乱和鬼神的事情是与仁德的要求相悖的,不利于人的成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法国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比基督教高明得多,孔子不谈奇迹虚幻,而谈实际的道德行为,不借助神的力量去宣传仁德思想。

在行动方面,孔子把仁的思想和行为从爱人扩宽到爱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一次,他送了些小米给做管家的弟子原宪,原宪辞谢而不收。孔子说,你不要,就送给你邻里缺粮食的人吧。原宪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篇》)。这是孔子的诚实之心,更是仁德之举。孔子行仁德之举的事在《论语》中有许多记载。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篇》)。孔子钓鱼,但不用网罟去捕鱼;射飞鸟、不射停在鸟巢的鸟。这看起来好象是件小事,但他所蕴含的是仁德之心。现在人们捕鸟捉鱼何止是用网用箭,再加上枪击、电击、甚至投毒掏巢,用这些极端行为去向大自然索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难怪现在地球上的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过去快了一百倍以上。一只杜鹃鸟平均一天吃掉松毛虫一百多条;大山雀在育雏期间,一天可吃掉数千只害虫;一千只鸟在一个月育雏期内竟能吃食22吨之多的蝗虫……鸟是人类的朋友,而人类是如何对待这些朋友的?枪杀、药毒、网捕、掏巢取蛋……“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盼娘归”,这一赋予人性化的劝善歌早被人们遗忘了!难怪,我国海南省百余种常见鸟类40年间减少60多种!其它野生动物命运也同样令人担忧。今天,我们读读孔子的《论语》,把他老人家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仁德思想发扬起来,爱大自然中一切生命,即是爱人类自己的生命,那将是人类的一件大幸事!

 

36、如何理解《论语》中的“义”?

仁义道德是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以“仁”为核心,是我们把“仁”理解为人的道德体系和个人道德行为的指导思想。树立和明确了这个指导思想的人,就可以去从政、就是一个“君子”、一个“士”、一个讲“孝悌”的“仁人”了。可见,“义”与仁、道、德、政、士、君子这些字词可联用,也可单用。在《论语》中,“义”共涉及1113章内容,大约出字16次数。用字和篇数虽然较少,但仍是《论语》的重要内容和孔子的主要思想。就其内容的针对性而言,可分为三类情况去理解。

一是作道义或仁义理解。如“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篇》)。意思是:信任合乎道义,诺言就是可行的了。“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意思是眼见合乎道义的事也不去作,就是懦弱无勇的表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君子把道义看作是最可崇尚的,君子有勇无道义就要作乱,小人有勇无道义就要成盗贼。什么叫道义呢?在《论语》中是孔子指周朝的礼制,即先王之道(毛泽东曾说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指周文王、周武王之道),这才是正义的,凡符合正义的先王之道的事必须尽义务和责任去维护,有了这种维护正义行动就是道义了。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对天下的人和事,不论相识和适合与否,都用道义和它们密切联系起来,就是君子的品德与行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篇》)。把道义作为自己贯穿日常行为过程的主线,“义之与比”。凡事只问该不该做,为道义应做的就做,不应做的就不做。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这个道义就是讲仁德的修养条件,道义要围绕仁这个核心去实施才是符合正义的,一旦这样做了,就是行仁义之举。

二是作道理或适宜的事理解。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篇》)。意思是说,一切行为以忠信为主,懂得了好的道理或事情就学就做,这也是增进德行的方法。孔子曾针对弟子们存在的缺点批评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篇》)。意思是批评他们整天在一起,说话不涉及正经的道理,还喜欢耍点小聪明,难办了啊!“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这是许多青年人易患的毛病,没有着眼于大道理和长远目标。孔子认为,有这种毛病的人难成大器。

三是作为人生追求的思想境界和个人行为规范理解。当弟子子路向孔子请教怎样做个有成就的人时。孔子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篇》)。孔子向子路点出几个有成就的人:像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清廉不贪,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美中不足是这些人欠缺文采的妆点。又说,当今有成就之人何必一定要这样,能见到利益就要想想是否合乎道义,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在长期的穷困日子也不忘记平生的诺言,就很可以作为有成就的人了。这里,孔子提出了有成就的人的三个条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不忘平生之言”,把“思义”放在第一条。可见只有把“义”作为人生追求的思想境界的同时,行为才会符合社会的行为规范并因此而做出一番成就。孔子提出的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风气所指的,做到其中一条就算是有成就的人了。孔子也深感弟子们难以实现这些要求。又要求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篇》)。意思是要求弟子们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条件下,隐居起来以追求他的志愿,做适宜的事以贯彻他的主张。这也许是孔子对弟子们提出的道德底线!

 

37、如何理解《论语》中的“道”?

“道”在《论语》中共涉及173963字数,在第一篇第二章就出字,可见其重要。“道”的本义是人生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准则等含义。《论语》中的道多指“人道”这一道德范畴,即做人的最高准则。“道”在《论语》中涉及的内容较多,指向也宽。概括讲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先王之道。如“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篇》)。这个“先王之道”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之道。他们实行礼制,倡行仁义道德,国家政治稳定。“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篇》)。由此引申为治理、领导和引导理解,如首次出现在《学而篇》中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使民以时”。其它篇中有“道之以政”、“道之以德”。孔子极其崇尚周朝的礼仪政治制度,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在孔子看来,周朝几百年的天下太平时,“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篇》)。而他当时看到的是周朝末期,各诸侯国互相侵略,背道而驰!真是“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篇》)。这成何体统,他希望有天早上看到恢复周朝礼制,天下太平,就是马上死也甘心!他还教育弟子要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意思是要坚定信念,勤于学习,用生命来促使先王之道的完善。不进入危机四伏的国家,不居住在发生祸乱的国家。社会政治清明有序,就出来从政以行道,社会政治腐败动荡就隐居到民间。国家有道而你贫贱终生,是一种耻辱。国家无道你富贵荣华,也是一种耻辱。把个人的学问、安危、荣辱、贫富与国家政治制度是否稳定相联系,可见孔子是把先王之道与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二是作孔子个人主张、理想、道德和学说理解。“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篇》)。孔子这话的意思是:我的主张能够实现的话,是命运;我的主张要是废除的话,也是命运。孔子是个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者。这正是他人格魅力所在,为了推行他那套用仁义道德治国从政的主张,他是铁了心要干下去的。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季氏篇》)。这里行不通,就乘木筏到海外去,去干什么?去“隐居以示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篇》)。正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

“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篇》)。意思是君子通过学习得出自己的学说思想。“君子之道,焉可诬也?”(《子张篇》)。君子的学说,怎么可以诬陷呢?这意思是说,君子通过学习形成自己的思想和学说观点,这些思想和学说不允许别人诬陷。“吾道一以贯之”。孔子自己总结的结论是:平时说的许多道理,是可以用一种道理来贯通的。

三是作道德行为理解。除了推崇先王之道及孔子自己的主张之外,《论语》中的“道”主要又是指道德而言。而“道”与“德”是常分开用字,“德”有专指,“道”则含有德的成分。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篇》)。意思是一个高尚品德的人能不以饱食、安居为人生目标;努力做事而谨慎说话,又能向有道德的人请教,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君子在《论语》中指品德高尚的人,使用字数占首位。君子与道德连用当然是讲与道德相关的思想和事情。孝悌是人之本,“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篇》)。孝与悌同是道德修养的内容,又孝又悌者当然是道德高尚者。

 

38、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德”?

“德”,在《论语》中占1325章内容,出字数大约32次,其内容指向也很宽泛。并与仁、与义、与道等字相互联系使用。组成“道德”词句更是广泛使用至今。

德字本作“惪”写,从心,直声,它的上半部分就是一个“直”字,心直就是德。从语源的文字上反映,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这直字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纵观《论语》全书,德的论说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歌颂周朝的礼制与德治;二是孔子教育弟子们修明德行的言论;三是孔子阐发自己的道德观及弟子们的认同与赞扬。“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篇》)。孔子感慨说:周朝的道德,可以说是最完善和高尚的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用德行来处理政治,就象天上北极,静静地在它所在的地方而满天星斗环绕它运行。执政者之德既是个人品质又是一种公德意识,在老百姓眼里具有双重性,官德就是政治,而政风影响着民风。孔子的大弟子曾参说透了这个道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意思是说:为官从政者慎重地考虑到为政的结局,追究它的长远影响,能这样做,民间的道德风尚就可趋于厚实而不轻薄了。孔子是最早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意思是用周朝的政教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可以苟免刑罚而没有羞愧之心。用德化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约束他们,百姓不但有羞耻心而且能改过向善。

 

39、孔子是如何教育弟子加强德行修养的?

在教育与引导弟子修明德行方面,孔子的论说是较多的。针对当时的风气,孔子感慨地说“由!知德者鲜矣”(《卫灵公篇》)。意思是说:由呀!懂得修德的人很少呀!对此,孔子很担忧,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篇》)。当子张、樊迟分别问孔子如何修德时,孔子回答“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篇》)。又说“先事后得,非崇德与?”(《颜渊篇》)。孔子告诉子张和樊迟,一切行为以忠信为主,知道什么好的道理或事情就马上去学,去做,做事能争先,享受得益在后,这些就是增进德行的方法。修明德行在于积极的为人处世,而为人处世的根本在于品质的正直,孔子告诉弟子:“人之生也直,惘之生也幸而免”(《雍也篇》)。意思是:人的成长在于正直、有德;歪门邪道的人的成长,在于侥幸免于祸患。如果把正直有德行的人比作君子,把歪门邪道的人比作小人,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孔子认为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草上吹来了风,草就必定倒下去!可知见风驶舵的人什么时候都有!这种人没有正直的品质而遭人唾弃!

在《论语》中,孔子围绕德阐发了自己的道德观。孔子的道德观首推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恐怕是极顶无尚的东西了!民间缺少它已经许久了。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观,是孔子首先提出的。后来他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书,专门阐发孔子的观点。中庸的意思为:中和可常行的态度和办法,因为不偏不倚为中,平常无奇为庸。对于中庸道德观,毛泽东曾论述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墨、道三大文化学派。道家和法家学派只看到对立面,强调斗争性,主张对人民实行绝对的统治。墨家学派则只看到统一面,放弃了斗争性,专讲同一性,力主兼爱尚同。以孔学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较为符合对立统一的哲学法则,主张用礼来节制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以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一对矛盾同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所以毛泽东说中庸“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原因也在于这层文化关系。我们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即为人处世不走极端就是中庸道德观的全部内涵所在。人世间走极端而诱发的许多事端,甚至悲剧让人痛心疾首!得理饶人才是真君子。

 

40、孔子自身的德行观如何?

孔子自己循着中庸这一道德观做人成事。他拒绝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即是不凭空臆测,不把事情看得绝对化,不固执己见,不事事都想着自己。孔子处在一个大动荡时代,靠什么去安身立命?他回答极精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前三项属思想道德意识,后一项是高档次的工作技术,至少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领阶层的高级管理人才相似。而道、德、仁在这里并列为第一重要的内容,缺一而不完美。想问题做事情不走极端,又能按这四项内容去做,真正是利己利人的道德行为,在动乱的年代当然也能安身立命并做成一番大学问。“据于德”就是以德服人而不是用力去征服人。“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篇》)。孔子说:千里马,不是称赞它的力量,而是称赞它的品德。孔子的中庸道德观是理性化与人性化的结合,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由这一道德观派生出的标准既高尚又严格。他告诫弟子“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篇》)。意思是,不管是读书学业,或是道德修养,都要深入求证,不相信传闻,因为道听途说是道德背弃者。所以,他的一些弟子实行起来有所感悟。子夏就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篇》),主张在为人处世方面大德大原则不要违犯和随便改变,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过分责备。人能做到这样当然就很好了!看来子夏学得更好些,实践中有收获才能说出这番话来。

孔子的道德观,思想底蕴深厚,是开展传统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今天对道德赋予新的内涵,提出了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道德观,大到全社会,小到单位和家庭,具体到个人,都有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容,这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倡诚信为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用“德”字冠店名,严格遵守经营道德,实现了名与实相统一,所以百年老店生意长盛不衰,这难道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吗!“厚德载物”是清华大学的校训,是以德作为治校之宝的。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41、如何理解《论语》中的“礼”?

“礼”字在《论语》中占的篇幅较大,共173664处涉及,可见礼在孔子思想观念及日常行为中占重要地位。

“礼”到底指什么?可以肯定它不是指古代送玉帛之类的礼物。孔子所说的“礼”大致有三种含义,由此而代表三种不同的礼书。其一《礼记》一书专门研究礼的历史发展,讨论礼的性质、意义、作用,如夏礼、殷礼、周礼等。其二《周礼》一书是专讲治国之礼与各种官制。其三《仪礼》一书专讲各种典礼节仪与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孔子所讲的“礼”阐发了他的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并与上述“三礼”有密切的关系。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篇》),意思是说,礼乐并不是只限于送玉帛和歌舞之类的小事,主要是把人的文化精神升华到乐观有序的状况。孔子说:“克已复礼为仁”,意思是恢复周朝的政治制度——礼制是最大的仁政与仁德之举。为什么要“克已复礼”?因为当时周王朝已控制不了全国的局面,礼制崩溃、诸侯国各行其政,如八佾是舞于朝庭的礼仪,鲁国的大夫季氏也在家里用这样的仪式。孔子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所以孔子希望诸侯国各级统治者要克已复礼,其次是希望他培养的弟子去为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从政服务时要克已复礼。从而维护与恢复周朝的礼制。

对孔子在《论语》中论述的礼,主要从三方面去理解。

作为当时的国家政治制度理解。周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由姬旦(周公)领导而“制礼作乐”。“礼”即宗法制和等级制相结合的一套礼仪制度;“乐”则是配合“礼”,并为“礼”所用的形式。不同场合用不同的乐舞,严格地反映了奴隶社会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礼仪制度。而孔子小时候在鲁国常去观看这类活动并自己演练,对礼乐津津乐道,并对礼乐的演变历史非常熟悉。当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篇》)。这是子张向孔子问远到十个朝代后的礼制是否可知时,孔子说,殷代继承夏代的礼制,周代继承殷代的礼制,废除和增设的也都可知。孔子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篇》)。意思是说:夏代与殷代虽然遥远,但只要文献足够,我就可把它们的礼制引证齐备。在《八佾》篇第二十二章中,孔子批评管仲在任齐桓公宰相时,在家的厅堂上建有放置具有专门设备的反坫。这是国君才享有的礼制规格,管仲享有特权而破坏了礼制,被孔子指责为小器之人。以上孔子所讲的礼,都是与周朝的政治制度有关,具体为治国之礼与各种官制。

(二)作礼仪与礼乐等关于礼节的内容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王朝中央与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相互间要举行各种祭祀、典礼与外交活动。这些活动都按一定的程序进行,称之为礼仪,礼节就成了礼仪中的细节、也成了人与人之间(如国君与国君、大夫与大夫等)的交际内容。如孔子“享礼、有容色”(《乡党》)。讲孔子向别国国君献礼时,是一本正经的样子。礼乐是指祭祀、典礼仪式中的奏乐,礼乐和鸣,起协调融洽气氛的作用。同时,礼乐也表示等级与秩序的和谐,如现在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访问时的仪式,鸣礼炮、奏国歌、检阅仪仗队等。这些仪式表达的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篇》)的态度和目的。这就说明礼乐起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创造和平的氛围与环境,为国家政治服务。

(三)作礼教理解。礼教就是培养与要求人依礼制行事,循礼仪、礼乐而为人处世的礼貌和礼让行为。在《论语》中,“礼”多数与礼教有关联。主要是孔子向弟子们传授礼教知识、培养其知礼、懂礼、行礼的行为规范。如“不知礼,无以立也”,“立于礼”、“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从这些内容可看出,礼教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人要有羞耻心且改过从善。孔子认为,“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孔子强调他的弟子用礼教约束自己,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孔子为什么刻意要求弟子学礼?《泰伯篇》对孔子这一用意作了回答:“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把个人不懂礼的危害都点出来了,不合礼教则徒劳无功;因不懂礼而过分谨慎畏缩不前;或勇敢失礼而走向暴乱;或率直失礼而纠缠不清。因此,孔子得出“不学礼,无以立”的结论。

孔子所积极倡导的“礼”,是儒家礼教文明的重要内容,对我国人民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是个礼仪之邦,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礼尚往来,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习俗和礼多人不怪的交往思维。这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也有人对礼节的过分讲究和刻意追求而走到消极的一面。如在为人处世上养成逢迎谄媚和大肆请客送礼的庸俗习气。因此,对“礼”的学习与应用也要讲究适度,过度就会产生负作用,这是需要警醒的。

 

42、如何理解《论语》中的“政”?

“政”是《论语》的主要内容。在第一篇中就涉及,第二篇以“为政”为篇名作重点论述。全书共涉及1530章约41字数的内容。反映了孔子当时治国安民、维护社会(周朝)政治稳定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回答诸侯国君主关于政事的问题,孔子与弟子们的从政及有关政事的讨论以及对一些事件发表的评说等。孔子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场合与时间背景而谈他的从政观,如他对弟子子路说:你要从政必“先之劳之”、“无倦”,对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而获得君位的卫出公辄的为政之谈是“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弟子仲弓讲为政的内容是选贤任能。孔子的一些从政观和言论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如“政者,正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

“政”在《论语》中虽然主要是指诸侯国从政及政治事务,但人们认识它的外延要比这大得多,其指向大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从政者的素质要求。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篇》)意思是说:如果自身端正了,从政有什么困难呢?自身不能端正怎能让别人端正呢?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下一句,孔子说得更简单明了:“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篇》)。即“政”就是“正”,你自己先依着正道走,那谁敢不依着正道走呢?孔子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从政的根本问题和要害问题。“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篇》)就是对“子帅以正”的再解释,要求居官者不可懈怠,行事心须忠诚。当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弟子仲由(子路)、赐(子贡)、冉求(子渊)能否从政时,孔子回答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篇》)。意思是说:仲由做事果断,勇于作为;赐呀,事理通达;求呀,多才多艺,他们参政有什么不可以呢。这里孔子讲出了从政人才的三个条件:果断、通达与多才多艺。但从政者的思想品德是第一位的。所以,孔子才强调“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二)对从政者的方法及目标要求。

子路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请益。子曰“无倦”(《子路篇》)。孔子的意思是,从政做官的方法就是你要身先百姓,为民表率,只要不懈怠就行了。“先之劳之”、“无倦”这六个字概括地提出了从政者的三个基本条件:即率先垂范、勤政为民、精神振奋。这三条也是对从政者的原则要求。弟子子夏做了小官后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篇》)。孔子告诫子夏:做官就是做事,但做事的方法不要图快,更不要只顾个人小利。图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顾个人小利就办不成大事。孔子的这番话又提出了一个从政者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孔子的朋友叶公向孔子问政。因为是在异国他乡,又是朋友,孔子有针对性地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篇》)。意思是国内人民高兴,安居乐业,国外的人也投向你,应确立这一从政目标。

(三)用好的政风引导民风。孔子认为当时的一些从政者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如鲁国的季康子继承父位仍把持朝政,向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孔子引导说,“先事从政,为什么要用杀戮?你真想把国家搞好,民众就会好起来。因为从政者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草上吹来了风,草就会安然伏下。用今天的话说,政风端正了,民风就会醇朴。在端正政风方面,孔子提倡发扬五种美德。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篇》)。意思是说:君子讲恩惠却又不耗费,让民众勤劳且无怨恨,有欲望要求但不是贪财利,安泰而无骄傲,有威严而不凶猛。孔子这些话对今天的政风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劝诫作用。

(四)评判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人对孔子热心政治之举进行规劝说,“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篇》)。意思是劝说孔子:现在从政实在危险呀!在孔子的祖国鲁国“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篇》)。鲁国的政权脱离鲁国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四代了。孔子对季氏超越礼制的行为感到愤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制度。重新实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篇》)。就是要检验并明确度、量、衡的标准;恢复已废弃的官职和官员;振兴灭亡的诸侯国家;继承已经绝祀的后代,提拔失去爵位已成平民的人。各方政事就会通行了,天下的民众就会心悦诚服了。在孔子看来:“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篇》)。国家大政方针稳定,政治上了轨道,政权就不在大夫(季氏)手中。政治上了轨道,老百姓就不会无心事业而议论纷纷,而会出现“近者悦,远者来”的太平盛世。

(五)政治是寓于从政者的日常生活行为。孔子认为,不要把政治及从政为官看得太神秘。他引《尚书》上讲的“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为政”(《为政篇》)。说明政治就寓于人的日常生活中,把对父母的孝顺与对兄弟的友爱发扬起来,带到政治中去,也就是参与政治了。因为好的政风是体现在从政者的公事与私事的全部活动中的。报载某省一位副县长为人贪且不孝,在路上见到自己母亲时竟装作是不认识的人,这种人从政而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泰国总理他信的母亲在街上摆摊当小贩,他信没有感到不光彩!两个人同是从政者,反差之大,让人深思,只能从为政者的个人品德上找根源。在2003年春季抗“非典”的斗争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做出了突出贡献,当记者采访他问及抗“非典”与政治的关系时,钟南山回答说:作为一名院士,做好本职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就是个人的最大政治。可见,从政也好,政治也好,不是为官者的专利,而与每一个人有关。

纵观孔子在《论语》中对“政”的论述,就是要求他的弟子以及己从政的朋友能终身学习提高学问,在家能尽孝悌,在外能守信用,思想上无邪念,学会观察人和使用人,带头举直用贤,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用行动感化风气,这些都是要求为政者应做到的大致内容。孔子坚信“政者,正也”。

 

43、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士”?

《论语》中常提及“士”这个称呼。所以有弟子向孔子问如何做个“士”?在孔子的论述中,“士”就是勤于学习和思考、有高尚道德情操、为人处世通达的人。

什么叫“士”?子路首先向孔子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子贡也向孔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孔子两次所回答的重点不同,对于子路重点讲学习,对于子贡重点讲道德修养。首先,“士”是求知者与道德增益者。子路问:“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篇》)。孔子是这样回答子路的:不断切磋,增进才能,愉快和睦之状,就可以称作士了。朋友之间不断切磋,总有长进,兄弟之间愉快和睦可增进感情。可见,孔子认为,“士”把求知与增长道德放在第一位。其次,不以物喜不为己忧的人可称为“士”。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篇》)。孔子告诉弟子:求知的人立志于仁义道德,却对恶劣的衣食引以为耻,就不值得同他谈论士了,如果留恋安定的住所,就不足以做个士了。孔子赞扬弟子子路:“衣敝温饱,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意思是说:穿了破袍子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觉得难为情的,恐怕只有仲由了!那正是诗经上说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整天惦念着以此约束自己。

子贡向孔子请教:“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篇》)。孔子回答子贡怎样才可称作士时,主要从修养个人道德层面回答了三层意思。第一层:做人要有羞耻之心,从政者出使周边诸侯国家,不辜负国君的使命,把心用到工作上是做为士第一位的任务;第二层,讲孝悌,即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一个士应修身齐家,这样于公于私都能兼顾,家庭和睦安定,就可保证全心身投入工作,从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第三层:一个士应讲话守信用,行动有结果,不要像硁硁的击石声,听起来响亮,做起来无结果,缺乏诚信就是不道德的小人。一个人,特别是从政者,这三方面能做到就可称为士了。否则,就是器识一般的人,不值得去跟他们交流什么!

孔子反复讲如何从加强学习、增进个人道德修养两个重点要求弟子做个士。他的弟子们在这方面发挥了这些思想。曾子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泰伯篇》)。这里,曾子提及士的两个精神因素,即“弘”、“毅”。弘寓意大、远大;毅即刚强、果决。因而他认为士应抱负远大,意志坚强,把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的重大任务,到死才算停止。子张也说了类似的话而且更具体:“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篇》)。能做到这四项事情,即是道德要求,又是一种思想与行为考验。因为一个士应该见到危亡的事便肯献出生命,见到有利可得便想到是否合乎道义,祭祀想到恭敬,居丧想到哀痛。

总之,孔子及其弟子讲的士,是与《论语》中讲的君子具有相同内涵的另一种称谓,重点是提醒人们增进学业与品德修养,通过自身努力去提高综合素质,从而成为为人处世通达的人。因此,能不能成为一个士,关键是个人的主观努力程度如何。今天,我们赋予士有了新的内涵:把增进学业以及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作为青年人的重任,终身学习与实践,从而做一个高尚的人。

 

44、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志”?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意思显明:三军可以被打败,统帅可以被俘虏,但常人的志愿却不可夺取。这是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写法独特:把三军之帅与匹夫之志联在一起讲,更显示出了常人立志的极端重要性。其实,要夺三军之帅谈何易,这里的“可夺”是不易夺的反衬法!产生振耳发馈的震撼效果,从而提醒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要有夺三军之帅的坚卓志愿去求知识、求生存、求发展,即使三军之帅被夺取了,匹夫的志愿仍不能放弃!

什么是“志”?志,心之所之,即心力所到之处,从心、之声。志字的上半部本作“   ”,即“之”,寓意到达,即是用心用到地方,便是志。志对于人,首先是一种思想活动和精神力量。如志气:是指求上进的决心和勇气;志向:是关于将来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样的人的意愿和决心;志士:有坚决意志和节操的人。因此,讲立志要讲先从思想和精神上确定某种目标,然后不懈地去追求和实现这一目标。如立志学成有用之才的人,就会在青少年时期发奋,在漫长的求学途中,凭着一股精神力量年复一年地去克服困难,从而实现学有所成!这种行为就是心力所到之处,也即是志的体现。可见,志如可夺就不足言志,而是无志。“博学而笃志”(《子张篇》)。子夏把求知与立志的关系言简意赅地讲清了:即没有忠实的思想、没有全心全意的精神状态是难以学成的。有句格言:志不坚者智不达,说的也是这层意思。有一位精通《论语》的人作了一副对联来附和孔子的名言,写道:“有志则进,必如川流之不已;无志则止,必如为山而弗成”。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名言,历来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斗志而成就事业。叶挺将军请郭沫若将此言书写,并张挂于室以激励自己坚卓之志。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致取决三个因素:第一,智力和特殊能力;第二,勤奋刻苦和有效的学习方法;第三,机遇和环境因素。在这三个影响人成功的因素中,第一个因素是天赋条件,占5060%!第二个是主观努力因素,即意志力,占3040%;第三个因素是客观条件,占1015%。看上去天赋条件是主要因素,其实,纵观历史,绝大多数成功者是勤奋刻苦,讲究方法而意志坚卓的人。一个人的学业和事业能否成功,智力因素和客观因素,不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因素——即意志力决定成败,有联为证:

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成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军可吞吴。

(蒲松龄名对)

 

45、如何理解《论语》中的“智”?

在《论语》中,“智”是用“知”字出现的。“知”与“智”通用,如“知者乐水、知者动、知者乐、知者不惑”等。

智,是《论语》的重要内容,都是指聪明、智慧而言。如《公冶长》中,孔子称赞了宁武子的聪明:“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指宁武子的处世方法, 国家政治清明时,便聪明,政治黑暗时,便装傻。在《雍也》、《颜回》两篇中,出现樊迟的两次向孔子问知的内容,第一次孔子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里孔子告诫樊迟要努力从事人民认为合理的工作,尊敬鬼神却远离它,可以算得上聪明了。第二次,孔子回答樊迟要“知人”。善于识别人与善于用人也是一种智慧和聪明。孔子从他主张的仁义道德观出发,指出要选用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做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

孔子讲智时,始终是围绕仁这个核心内容来进行的。违背仁的智孔子是不说也不干的。如阳货要孔子出来做官,孔子不理睬。在路上阳货遇到孔子时就说:“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阳货篇》)。意思是问孔子:喜欢参与政事而屡次错过时机,你可以叫做聪明吗?在孔子看来,阳货是个不仁不义的人,见都不想见他,更不要说去他那里做官。在《卫灵公》第三十三章中,孔子讲“知及之”后,强调仁、礼的作用。即用聪明取得官职之后,必须用仁德去保持它,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去行事,用礼节去动员百姓,否则,这个官职就不完美!另外,孔子教育子路:“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篇》)。意思是:一个人聪明不好学,它的弊端是容易放荡不羁,终究走不到正道上来。


总之,孔子讲的智,要求人们不做违背仁义道德的事,在选人用人方面也要坚持这一原则。真正做到这两条,才算是一个聪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