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三国无双3满级玉石:我为孙武悲愤

我为孙武悲愤

“和黎洪元勾结，排斥其他革命党人”、“对孙（中山）黄（兴）不满”、 “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参与领衔劝袁世凯称帝”、“勾结军阀吴佩孚”，“利用权势，办企业，置房产，买田地，很快成为巨富”、“意志消沉，笃信佛教”……

——这是一篇题为《辛亥'三武’》的文章对辛亥元勋孙武所作的评价。在其介绍孙武的900多个文字中，贬斥词语占了三分之一，简直把一位辛亥元勋说成辛亥“元凶”了。作者在罗织这一大堆吓人的“罪名”之后，却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罪证”，而且大多是无凭无据。

如此恶评孙武的观点、文字，除了一些人物传记，还有某些小说演义、影视作品。他们以讹传讹，添油加醋，胡编乱造，随心所欲，影响很坏。

“悲虚言之无实兮，苦众口之铄金”！我以汉·东方朔的“自悲”，为百年前的孙武悲愤。

作家赵丽宏富有哲理地说：“历史是出窑的瓷器，它已经在烈火的煎熬中定型。你可以将它打碎，然而还原起来，它仍是出炉时的形象。”

我不是史学家，也没有掌握很多的史实，只是通过网络，寻找一些历史碎片，尽量努力去还原真实的孙武。

武昌首义 关键人物

现在，有些文章说：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尽管孙武错过了革命，但仍被推举为军务部长。

这种观点很无知。

孙武十八岁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湖南新军教练，岳州威武营哨官及管带。后赴日本曾考入成城学校学习海军。二度赴日时，入大森军事学校学习。是当年革命党人中一位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投身反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孙武革命奋斗的抱负。

1900年，20岁的他，就参加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人发起的“自立军反清斗争”，被任命为“岳州自立军司令”，他们在清朝新军中发展成员，联络会党约10万之众，计划以汉口为中心，发动反对慈禧专政的武装举事，以求改良中国政治。从此，孙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4年，孙武在武昌参加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负责联络会党与新军，是革命党人中最早开始谋划武昌起义的领导人。

1907年，他在东京与近代民主革命活动家焦达峰、刘公、邓文翠、张伯祥等组织共进社，被推举为军务部长。

1911年9月，他以共进会湖北分会负责人的身份，积极促进与文学社的联合，共谋武昌起义，组成起义军指挥部，孙武任起义军参谋长。他在9月24日的秘密会议上，提议并获得正式确定：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会议明确了人员分工，确定了起义军事行动计划，并草就军事攻击命令，其中包括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在武胜门外塘角放火为号，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南湖炮队八标由中和门进城以攻总督署等。在军事部署方面，孙武发挥了参谋长应有的才智和作用。会后，革命党人分头准备，连日赶制布告、符号、炸弹和十八星旗，并通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及本省各属党人届时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孙武还亲自投入了制作炸弹的工作之中。后来有当事人回忆说：“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

准备是成功与胜利的关键。孙武正是这个关键的关键人物。

不仅如此，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那天，虽然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蒋翊武逃亡在外，刘复基已被清军杀害，负伤躲藏的孙武却一直关注和指挥起义的战斗。在他托付下，通信官邓玉麟，四处辛苦辗转，传达参谋长孙武的命令，并直接参与领导了南湖炮队的起义。10月10日晚七时，武昌城内战斗打响后，邓玉麟他们率炮队抢占蛇山，孙武的爱将李次生将一面“十八星旗”插上了山顶。在炮火的支持下，起义军于翌日黎明攻下督署，起义获得成功。

可见，孙武的作用和影响，一直贯穿于武昌首义的准备、战斗和胜利的全过程之中。孙武是武昌首义当之无愧的军魂！他担当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完全是名不虚立、众望所归。

值得一提的是，孙武担任军务部长后，忠于职守，1911年11月末，在黄兴汉阳败北、企图放弃武昌时，坚持指挥起义军英勇抵抗清军的反扑。他亲临前线，严守武昌城，并组织三千敢死队，偷渡长江，奋勇杀敌，夺回一度失守的汉口、汉阳，犹如中流砥柱，为各地武装起义起到了“鼓舞士气”和“牵制清兵”的积极作用。武汉文史馆馆员、孙武的三女孙筥芹曾根据孙武晚年的口述记录稿，于1985年4月整理出文史资料《辛亥武昌首义最关键的滠口之战》存世。

遭受排挤 壮志难酬

1911年12月中旬，孙武从硝烟未消的武昌来到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工作。现在有些传记作者刻薄地说，他是去南京“跑官”来了。这不仅是对孙武的污蔑，也是向云集南京的广大辛亥元勋泼脏水。

孙武和许多辛亥革命的元勋，都有资格得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用，谁也不需要、不可能“跑官”。就孙武而言，功劳更为特殊。没有他的坚持、努力和浴血战斗，中华民国的成立时日，一定会推迟！

他参与领导的武昌首义的成功，以及他在汉阳保卫战前后所表现的军事战略战术的才能，都表明孙武堪当大任！

此时的他，31岁，年富力强，正处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从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当过湖南新军教练，岳州威武营哨官及管带，又赴日本学过军事；参加革命后，历任岳州自立军司令、共进会军务部长和辛亥革命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论资排辈，他也毫不逊色。

可是，他却遭到了排挤。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历史应该为壮志难酬的孙武抱屈。

不仅是他，除了黎元洪这个香饽饽，参与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都是“赤心报国无片赏”，一个也没有得到任用。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孙武的后裔在一篇《我们的祖父——辛亥革命元勋孙武》的文章中说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在海外）黄兴受命组阁，但湖北革命党人连政府军务部副职都没有，祖父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度不满，特别是黄兴担任的军务部长，祖父认为'黄兴不会带兵打仗’！汉阳失守就是黄兴指挥不当所致。因为黄兴进而要放弃武昌，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和指责。张振武当众拿枪要以汉奸之名杀黄兴，虽遭祖父阻止，黄兴还是感到受辱，湖北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没被重用，与这有很大关系。”

为了维护武昌首义的尊严，1912年1月，孙武、张振武和一些湖北籍军人组织了“民社”，他们拥戴被孙中山称为“民国第一伟人”的黎元洪为社长。

当今一位对中国现代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傅国涌评论说：“辛亥革命,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

而“党争”之起，又岂能只归咎于孙武！

“政党群兴，党争随起”。这是民国初期的政治特色。自1911年10月至1913年4月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党社有386个，其中有政治色彩的271个，“民社”只是其中的一个。有研究者说：“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实行了多党制，一时之间，各派别各势力纷纷组建政党，出现了政党丛生、小党林立的局面，但不久就昙花一现，很快消亡了。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既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图强救国的一次尝试，其失败又为我们以后的政党政治带来很深的警思。”人们也不能忽视孙武参加“民社”所具有的那份“图强救国”的热忱！

忍辱负重 顾全大局

1912年2月27日晚，距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民社”成立，才一个多月，武昌城内发生了一起数千人参与的暴力行动，一时枪声、口号声响彻全城。暴动的矛头直指军务部长孙武和他的军务部。这次暴动被称为“群英会事件”。事变的总司令是革命党人黄申芗。

这是“党争”的一次恶性发作。

孙武和军务部的一些将领事先得到密报，转移到了汉口。孙武他们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密报不断传来：“二十七晚，近卫军、将校团、义勇团、毕血队以及诸闲散之军士，集合暴动，枪弹乱放，刀械横施。”他们“各佩群英会之徽章，私叩群英会之钤记，沿途肆意抢劫，行同匪类，并将武家抄洗一空，军务部暨各部总稽查处打毁无存；枪毙二镇统制张廷辅，伤及家人；围杀四镇统制邓玉麟，绕攻各部，搜杀交通部长，自举总司令官。”“次晨，他们成群寻杀起义之代表吴春芳等多人，且闭城大索，诛累无辜。军队三五成群，时放枪弹，扰乱市面，威吓居民，掳掠劫杀，种种野蛮，惨无人理。”“他们喊着'改良政治’、'驱逐民贼’的口号，其中毕血队人数最多。”

孙武明白：毕血会为阳夏战役之伤患官兵所组织，因成立不久的湖北军政府经费拮据等原因，对伤兵的治疗、抚恤等难免有不周、不妥之处，毕血会成员对此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有人借此煽动，极容易产生仇恨。这场“兵变”完全是革命党人的“党争”所致。

孙武的后人分析说：“早在共进会和文学社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之前，两湖党人之间就帮派林立，由于祖父的谦让才使党人的力量得以整合。武昌首义后同志间拥护孙武和反对孙武者相互对立，更有者早就想取而代之，反对者在军中刻意引起暴动并要捉拿孙武，这也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孙武对此感到痛心，他对同僚们说：“起义以来，各省响应，不四阅月，南北统一，民国建，共和成，大局粗定。中央政府正议立地，人民幸福尚未造成。共和新国，演此现象，非遗羞强邻，启干涉之衅，而黄祖有灵，也未必瞑目也。”

孙武扪心自问，参加军政府三个多月来，没有做过对不起革命、对不起革命党人的事情。

湖北军政府成立伊始，是他提议增设以革命党人蔡济民为首的“谋略处”，实际负责军政要务。谋略处成立以后，以湖北军政府名义，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废除清朝皇帝年号，并发布了一系列政令文告，宣布废除厘金、统捐等苛捐杂税，免征本年和历年积欠的田赋，实行司法独立，改革财政，维护实业等，因而受到人民群众支持。

不久，由立宪派汤化龙起草了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安排军政府的4个部长中，革命党人仅有1人，7个局长中革命党人1个也没有。这种排挤革命党人的领导地位企图，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孙武和党人针锋相对另订了一个《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并缩小了都督权限，明确提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中华民国”国号由此产生。在孙武的坚持下，军政府通过新的人事安排，使革命党人由劣势转为优势，军务部的三位正副部长都是革命党人。这就保证了军政府采取的措施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

为了反击清军的进攻，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军政府设立集贤馆，广纳人才；组建鄂军，扩编军队，使民军在阳夏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军政府下令废除前清苛捐杂税，减轻商民负担，并整理财政，募集经费，稳定金融和物价，使市面安定。为了清除前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恶风陋习，军政府出告示剪辫、放足、禁烟。而且，军政府各部成立后，在孙武支持下，军务部参谋邓玉麟，在议定新政府官员薪俸时，提出“鉴于大局初定，财政空虚”，规定“上至都督，下到职员月薪一律20元”，并得到贯彻。孙武身体力行的这些改良政治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愿望。

孙武问心无愧。

面对“群英会”咄咄逼人的暴力行径，军务部的同僚们怒火填膺，特别是孙武的爱将们纷纷要求还击。

握有重兵的孙武反复考虑后从容答道：“武家富巨万，自运动革命后，奔东流西，家产荡然。此次残炸余生，力疾从公，起义反正，虽云无功，而亦无罪。突遭身家之祸，言之心寒齿冷矣。武为桑梓计，宁忍辱负痛，念切偷生，凡可以顾全大局一分，即始终尽一分之力，断不稍逞意气，涂炭生灵，使天下后世诟病。”

1913年3月13日的《民立报》，发表了《孙武宣言书》，孙武在谴责群英会暴行、驳斥种种污蔑后，提出忠告：“乱党若不再动淫威，残民以逞，不以好恶而祸同志，不争权利而进贤能，维持破坏，认真建设，改良政治，破除党见，奉以实心，行以实事，虽碎武骨而戮全家，亦所心服。”并宣告：“谢绝世事”、“一纸宣言长辞行。”

一个曾经叱诧风云、驰骋沙场的英雄，却不愿同室操戈而忍辱负重、自行退隐，这种顾全大局的气概和胸怀，难道还不能令后世感佩吗？那些所谓的“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等等的诋毁，在历史真相面前是多么的苍白和可笑！

忧国忧民 晚节可嘉

孙武辞去了军务部长的职务，远离了“党争”的漩涡。他依然赢得了尊重。1913年（民国二年）中华民国政府电嘱湖北军政府“报告辛亥年八月十九日起义人员，以便论功行赏，昭示国人。”时为审议的邓玉麟“乃邀集同志，互相记忆前年有功人员，都六百八十五人，分甲乙丙丁四种，列录函达。”是年2月18日，总统府给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有功人员授勋，孙武被授于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政府还委以总统府高等顾问，委以参政院参政。

1916年元旦，袁世凯登基作了洪宪皇帝，这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武也起来反袁，他致书段褀瑞，要袁世凯下台以救中国危亡。书中说：“近察舆情，远度国事，觉水深火热，实臻极点，不速解决，危亡立见。解决之法何在？……曰项城引退而”。书中还指出，如袁世凯只取消帝制，保留总统职位，“托名和议，阴图准备，欲举全国之生命财产为彼孤注之一掷”，必然会祸国殃民。可见孙武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反对袁世凯保留总统的职位。

1917年4月孙武被派往欧州英、德、法等国考察工业和军政，因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同年冬季回国。

孙武从1913年任参政院参政，一直住在北平东华门大街的“将军府”，但倘佯在京沪汉间。1922年曾任汉口地亩清查督办，1926年夏又任湖北地亩清查督办。北伐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派人到武汉筹款，孙武变卖了全部家产，倾其巨款交于来人，支持了北伐军。离开武汉后，先移居上海，后转居北京，此时的孙武，离开了“政事”，“作方外游，受比丘戒”，以禅学修炼向善之心。在连年军阀混战之中，这位将军能够超然其外、独善其身，实属难得。

但他依然关心政治，他埋头整理旧稿、撰写新著，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各种时弊，多有批评。笔者看过他自己编辑的二卷共55篇文稿，那潇洒的行书中，流淌的是孙武忧国忧民的情愫。文稿的篇名有“建国方略”、“国危研究”、“中国长江水利计划”、“财政开源图解”、“中国文化精神之解释”、“中国维新法律之错误”、“平均农工商税则”、“提倡人格三分”、“甲乙交友因果平等图解”等等，内容涉及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法律、民生、道德、人格、家庭等方面的研究和心得。也许其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态度却是认真、务实的。作为史料，对研究民国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应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

值得称道的是，1935年11月殷汝耕在通州拚凑“防共自治政府”，企图拉孙武下水，但遭到严正拒绝和坚决反对。孙武与吴佩孚关系至深，抗战时期日寇侵入北京，他们彼此互相勉励，以不附日寇为志，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均不为动。孙武虽然多次东渡，但从未对日有所好感，他对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极度愤慨。日本侵略者目的没有达到，恼羞成怒将孙武软禁家中，使孙武身心受到极大伤害，1939年11月10日在北京拈花寺（原名千佛寺，在旧鼓楼大街大石桥）去世，终年60岁。1941年元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孙武与刘公曰：

“先烈刘公、孙武，早岁著籍同盟，效忠革命，奔走联络，备历艰险。辛亥武昌首义，共谋发难，得力尤多。嗣或赞翊护法，积劳成疾，或息影沪汉，忧国弥殷，先后赍志以殁，追怀往绩，良深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以阐幽潜，而昭矜式。此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武也得到人民政府的尊重。1983年8月，经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部门的批准，孙武的灵柩由北京革命公墓移于武昌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公墓安葬。

孙武的人生轨迹包括晚节都是可嘉、可受尊重的。

最近我看到了两件有关孙武的文物：一件是台湾发布的“1912年4月10日孙中山在汉口接见湖北各界人士”合影，恭候在孙中山先生左侧的正是被孙中山称赞“武昌起义，厥功甚著”的孙武。

还有一件是，《辛亥革命网》披露的“孙武书赠彭泽民对联：春风摩剑气；夜雨渡书声”。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孙武将军的人文修养也不同凡响。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博物馆副馆长梁华平在介绍这副对联时说：“孙武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革命者，做事认真且大气”。

这个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