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杜克大学与江冰: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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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大 中 小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
毛泽东与《老子》
《老子》一书，是中国思想史上道家的主要经典。毛泽东对它很熟悉。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在他的《讲堂录》里记下：《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话出自《老子》第七十八章，意思是说：水最柔弱，无论什么坚强的东西都不能战胜它。用于处世，则为以柔克刚之意。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老子的生平，最早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的小官。孔子初次入周，曾经问礼于老子，老子告诉他：“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老子告诉孔子：要像“良贾”“深藏若虚”，要像“盛德”“君子”“容貌若愚”，去掉“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然后可以有所为。
孔子对老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说他是“乘风云而上天”的“龙”。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一说老子是“隐君子”；二说老子“修道而养寿”活到“二百馀岁”；三说老子可能就是“与孔子同时”的老莱子；四说老子就是周太史儋。
老子的着作《老子》，是他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强其所着的“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老子》一书，又叫《道德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抄写本，则为《德道经》。可见老子的学说在西汉已广为传播，当时习称为“黄老”。《史记·申不害传》：“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于刑名。”便是证明。《论衡·自然》解释说：“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一直到东汉，仍然习称“黄老”。及至魏、晋时代，才开始退黄帝而进庄周，于是习称“老庄”，《三国志·魏书·何晏传》：“（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着述凡数十篇。”从此老庄便成了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分上下篇。上篇论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主要是探讨宇宙人生哲理，可谓纯粹哲学；下篇论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主要是讨论社会和政治，可谓社会政治学。老子思想的重点，是一个“反”字。即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这就是老子思想中最可宝贵的辩证法。老子认为，大自然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天底下的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有人认为老子是权术家和阴谋家。他所谓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专为对手设立的陷阱，给对手以错觉，以便出其不意地击败对手。老子的思想充满着生命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一旦被统治者所用又是极富有政治权术的，因而被称为“君人南面之术”。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2）
老子从“齿以刚落，舌以柔存”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认为“柔弱胜刚强”，乃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他强调要用“柔”的手段去对付对方。
《老子》可以说也是一部兵法，书中包含军事辩证法。“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的辩证法用于军事学，就是以弱胜强、避实击虚的指导原则，此外，中国的太极拳、导引术也多是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老子贵柔、守雌的精神。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德”前“道”后，但是两千年来，流传的《老子》则是“道”前“德”后。大多数专家认为，《老子》最精彩的、影响最广泛的还是道的论述，他不仅影响了政治哲学，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的总理解。
1917年，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在暑假期间四处游历，到了宁乡县境内，拜访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据萧子升回忆，毛泽东当时在问答中讲：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青年毛泽东在批注《伦理学原理》时，针对人类社会的“大同之境”的构想，联系到《老子》： ……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这里提到的“绝圣弃智”，是《老子》第十九章里的话，意思是人们保持愚昧无知，就不会滋生事端。“老死不相往来”，是《老子》第八十章里的话，意思是返回到上古的“小国寡民”社会，就能彻底避免人们滋生事端。毛泽东认为这种“大同之境”实际上是倒退，“徒为”而已，行不通。这说明，毛泽东早期在思考中国未来社会形态时，曾对《老子》一书下过功夫。
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一直对《老子》一书抱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的兴趣后来转向了哲学方面。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谈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战略退却”是必要的，要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镇，就是引用《老子》第三十六章里“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句话的意思，化用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称这是一个“原则”。并且认为，“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倡党委成员间“互通情报”，同时批评有些人不是这样，就用的是出自《老子》第八十章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同年8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用了《老子》第七十四章里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以痛斥美国对中国人民实行封锁的政策。
1945年，毛泽东在为“七大”作总结时，谈到面临的困难和应付的方针，说：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以抗日战争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论点时，正是引用《老子》中的话来发挥的：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3）
祸与福，好与坏，胜利与失败，正面与反面，这些都是对立统一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上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事物。要“全面地看问题”，就得掌握辩证法，懂得“两点论”。这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观点。
1964年8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自己曾引用过的《老子》的名言，又从另外的角度加以发挥：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老子是哲学家，那么他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呢？就此人们曾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讨论过。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是唯物论者，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前一种意见比较流行，后一种意见是曾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杨柳桥在他的《老子今译》这部着作里提出来的，注意到的人不多。
毛泽东很赞成杨柳桥的看法，
毛泽东与《庄子》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就熟读了《庄子》一书。这不仅从萧子升的回忆里可以知道，而且从毛泽东当时所记的《讲堂录》和为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注中，也可以看出来。
《讲堂录》中，毛泽东记录读魏际瑞《铭书案曰净厚宽平》一文时，对其中内容的解释，摘用了《庄子》中的许多词句。诸如，《庄子·齐物论》中的“毛嫱丽姬”、《庄子·应帝王》中的“浑沌”。《讲堂录》也有对《庄子》原着的解释记录，如对《逍遥游》的解释等。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也不时地引用了庄子的思想。例如，批注中谈到“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时，就引用了庄子说的“痀偻者承蜩”，认为“癯瘘丈人承蜩，惟吾蝉翼之知”，意思是，驼背老人之取蝉，只有老人自己知道捕蝉之趣。
庄子（前369~前286年），即庄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为漆园吏。漆园也是宋地。他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
庄周于“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他的着作有十余万言，大抵都是寓言，充满了幻想。《庄子》思想丰富深刻，是先秦第一流着作。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上说，当时的贵族们（王公大人）都无法用他。相传楚威王闻其贤，派人带了厚礼，想请他“为相”。庄周笑着对使者说，你带来的礼物是很重的，卿相的位子也很高。你难道不见祭祀时用的牺牛吗？喂养了多年，然后披上美丽的“文绣”，牵到太庙中去做祭品。这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豚”（小猪），也不可能了。你还是回去吧，不要污辱我。
他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也不愿“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生在战国时代，但他远远避开这个污浊的世界，不与那些“以杀人为功”的各国统治者合作。其实，那个时代许多人贪图名利，四处跑官、买官做，也只有像庄周那样有着大智大慧明察一切的人才能看到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背后所潜伏着的杀机。
他“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将卿相的官位，比做令人作呕的“腐鼠”；以“蛮”、“触”之争，讽喻当时各国之间争城争地的不义之战；其自适，则以梦蝶为喻；把宋人曹商的无耻钻营，讥为舐痔之术；把目光狭小的人，讥为“井底之蛙”。他是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和嬉笑怒骂的笔墨，来揭露污秽沉浊的黑暗社会。他的学问博雅宏大，文章汪洋恣肆，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所以被后人尊称为“庄叟”、“蒙叟”。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4）
《庄子》一书，现存的有晋郭象的注本，向秀也注过《庄子》，向死其注尚存，郭象是参考了他的着作的。《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就其性质来说，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讲全生，即保全自己，免受危害，如《养生主》、《人间世》等。
第二类主要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反对礼，如《马蹄》、《骈拇》、《胠箧》、《在宥》。
第三类讲养生和修炼，如《刻意》、《缮性》、《达生》之类。
第四类是讲自然观的，如《天地》、《天道》、《庚桑楚》等。
第五类主要讲相对主义，如《逍遥游》、《齐物论》和《秋水》等。
庄子不仅是先秦最大的哲学家，而且是诗人，是文学家。这是庄子有别于其他思想家、哲学家的特点。对于旧世界，他和老子一样，是采取批判态度的。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庄子进一步以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对旧的统治者也是充满了愤激之情，以为：“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然而庄周在思想方面，发展了《老子》消极的一面，把过去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都看成是社会###的根源，主张“绝圣弃智”回到“愚而朴”的蒙昧时代去。这是他思想消极的一面。
庄子的文章变幻奇诡，汪洋恣肆，所谓“意出尘外，怪生笔端”，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对后世文学创造有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多次运用《庄子》的寓言典故，来说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这种运用，既有力地说明了道理，又生动活泼地阐释了庄子的思想。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谈到农民做的十四件大事。在叙述第七件事“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时，毛泽东谈到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在这里，“代庖”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于是就对许由说：“日和月出来了，那小小的火把还不熄灭，它再想发光，是很难的！及时的雨已经降下来了，这时还在那里灌溉，实际是不必要的！你站出来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请让我把天下让给你。”许由听了回答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治得很好了。你让我来代替你，我将以什么名义向人们来说呢？名是实之外之宾，难道你就让我做这个外表吗（有名无实）？鹪鹩鸟在森林里为巢，只不过是在一个树枝上；偃鼠到河里饮水，只不过是要喝饱肚子，你还是回去吧，我是不能为天下做什么的。厨师虽然不能做出祭祀用的饭菜，可掌管祭祀的人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去代替他。”许由的意思是，你就是扔下天下不管了，我也不会代替你去掌管天下。于是许由便到箕山过隐居生活去了。
“越俎代庖”这个成语就由此而来，“俎”是祭祀时载牲的礼器，“庖”指厨师。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5）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
在这里，毛泽东变化地运用了《庄子》里的寓言“井底之蛙”。《庄子·秋水》中说：井里的青蛙对东海来的大鳖说：“你看我在这里该有多快乐呀！在井里，我可以躺在井壁的砖洞里休息；到井外，我可以在井台的四周随意地跳跃；有时我还可以到水里去，水可以托着我，使我的头露出水面，也可以到我的胳肢窝；我还可以到软绵绵的泥地上散步，淤泥只能淹没我的脚，漫过我的脚背。我在这地方向四周一看，觉得那些小虫子、小螃蟹、小蝌蚪谁都赶不上我。我快乐到了极点。”东海大鳖听了感到很惊奇，它准备到井里去看一看，可是当它刚要把左脚伸出来时，右脚就被井台的栏杆绊住了，于是它只好又退了回来。这时，大鳖开始向青蛙介绍了东海的情况。它说：“东海用几千里也无法量它的广阔，使用千仞也不能说明它的深度。大禹时十年有九年发大水，海水并没有因之而增加；商汤时八年有七年大旱，海水也并没有因之减少。海水无穷无尽，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不因雨水的多少而增减。我生活在这无比广阔的大海里，才是真正的快乐呢！”青蛙听了大鳖的话，才感到自己的藐小。
这则寓言用比喻的方法，批判的是那些眼光短浅、片面看问题的人。成语“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就是由此而来的。
1963年，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在新年之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回顾了自己在学校的生活，同时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缺点。她说她读了《庄子·秋水》，并认为其中的河伯是个鼠目寸光、自高自大的人。
毛泽东看了女儿的信很高兴，并于同年1月4日给李讷回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干部子弟的问题，毛泽东教育女儿不要骄傲。信中写道：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①
《庄子·秋水》创造了一个“望洋兴叹”的寓言：夏天到来，雨水灌满了黄河，河面显得十分宽阔。这时候，河伯（黄河水神）开始自我陶醉起来，他认为全天下的美景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可是当他顺水来到北海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他站在那里向东一看，只见面前是汪洋一片，无边无际。于是他便收起了他那傲慢的神态，抬起头向着北海之神海若感叹地说：“俗话说，‘有的人懂得了一点道理，就觉得自己比谁都强了’。这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
这则寓言，意在批评那些骄傲自满的人。
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逍遥游”和“齐物论”是两个核心。
对于“逍遥游”，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开始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写道：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在局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②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6）
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至“水浅而舟大也”，是《庄子·逍遥游》的原文，意思是：积水如果不深厚，它负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在地上低洼之处倒一杯水，它只能负载草芥那么大的船，这时如果放上一个杯子，杯子就会被胶住了。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的缘故。
这段话包含着很深的哲理。它说明，一切事情都是有条件的，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浅水负载不了大船，这就是规律；离开这个规律，在浅水里去行大船，那船就要搁浅，就要被胶住。一切事情都离不开条件，这在庄子哲学里叫做“有待”。
毛泽东读《逍遥游》是领会了其中的真理的。“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说明毛泽东已经被《逍遥游》中的真理所折服了。一切事物都是“有待”的，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事物的规律。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才能把事情办好。这其中反映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必然就是规律，掌握了必然的规律，才能获得自由；离开掌握必然规律去追求自由，是根本办不到的。这就像大船离不开大水、鲲鱼离不开大海、大鹏离不开大风一样。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的“合肥李氏”，即近代的李鸿章。他“平发夷捻”（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很成功，是因为杯水负载了小舟，合乎了事物的规律；后来，他处理国家大的政务却“着着失败”，是因为浅水负载了大舟，违反了事物的规律。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规律。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③
这里提出的不断总结经验，目的就是要发现必然的规律，以便掌握了必然规律再去改造现实。
庄子的另一个核心哲学思想“齐物论”，把世上的是非、善恶、物我、生死等，都看成是一样的，都看成无差别的。既然是一样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区别什么是非、什么善恶；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为生而高兴，去为死而悲痛。
据《庄子·至乐》记载，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并没有痛苦，而是敲着盆子唱起歌来（“鼓盆而歌”）。
毛泽东曾就庄子的“齐生死”思想，阐发了事物变化的辩证法。1964年，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如果现在孔夫子还在那还了得，地球就住不下，死了人应该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庄子老婆死了，不是鼓盆而歌吗？发生，发展，消灭。一个消灭一个。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物质的变化和物质不灭的定律。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语》中，引用了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间世》）的话，因其中揭示了事物变化由小到大的规律。
在哲学上，庄子还看到了事物的无限可分性。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7）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庄子·天下》中的话，意思是一尺之杖永远可分。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真理。
《庄子·天下》还提出一个“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命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意思是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毛泽东则看到了其中包含着的动与静的辩证法。他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从毛泽东对庄子哲学思想的评析来看，庄子的哲学是含有辩证法因素的。这正是大哲学家毛泽东推崇《庄子》一书，爱引用其典故的原因。
毛泽东与《孙子》
兵书是国学宝库中的奇珍异宝。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古典兵书十分重视，广泛阅读。在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而这其中，《孙子兵法》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影响非常大。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过《孙子兵法》对自己的影响很大。②
中国古代兵书，发端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据统计，中国古代兵书见诸着录的在4000部以上，现存约有500部，着名的约有50部，如《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虎钤经》、《武经总要》、《
《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军事着作，是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着。孙武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约与孔子同时期，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初。他从齐国奔到南方吴国，经吴王重臣伍子胥推荐，吴王阖闾知他善于用兵，便重用为将。他与伍子胥辅助吴王经国治军，对于吴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孙子》共一卷，十三篇，论述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问题。
《孙子兵法》是中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军事学着作。在孙武之前，虽有不少关于战争的观点与议论，如吕尚、曹刿、司马子鱼等，但都无系统的完整的着作问世。中国兵书传于今者，以此为最古。历代作注者甚多，有《孙子十家注》。第一位整理注释《孙子兵法》的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着深矣。”（《孙子注》序）明人茅元仪则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序）此非虚言。《孙子兵法》自战国以来流传甚广，韩非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则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8）
这部被奉为“兵学圣典”的五千言军事学专着，其内容博大精深，许多合理内核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无论在中国军事上，还是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早在1913年10月至12月所作的《讲堂录》中，就记述了与孙子有关的事情和《孙子》中的内容，如《孙子集注序》等：“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攻篇》。”①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指挥弱小的红军，多次粉碎敌人“围剿”，屡挫强敌，创造了震惊中外的战争奇迹。然而，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却嘲讽毛泽东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当党中央从上海搬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和战争》等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博古虽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在发言中公开反对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还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读过《孙子兵法》，狂妄地对毛泽东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②对于凯丰的讥讽，毛泽东反问凯丰：你看过《孙子兵法》没有？《孙子兵法》都有哪些内容？凯丰一时语塞。
对于这件事情，陈云也曾回忆说：“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讲过两个主观主义的小故事，至今还使我们记忆犹新。一个是，在遵义会议时期，一个同志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问他：你读《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这个同志哑口无言，因为他本来就连《孙子兵法》这部书也没有见过。”③
对于这件事情，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本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自己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④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
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买《孙子兵法》呢？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到陕北以后，环境相对稳定安全，有了一个系统学习的环境了；二是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理论上的指导，需要作为党的最高的实际领导人来回答，因而政治理论、军事理论的学习显得格外重要；三是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走出来，其经验与教训，迫切需要去总结、去研究。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9）
此时毛泽东正在着手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这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军事战略着作，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说过，这部着作只完成五章，因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
为了完成这部着作，有必要在军事理论上强化自己，于是这时期的毛泽东系统地学习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着作，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武的《孙子兵法》等。《孙子兵法》无疑是一部战略性着作。其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关于战争的总体观和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
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着作多处引用《孙子兵法》的情况来看，至少毛泽东此时，对这部“兵学圣典”是专门作了精心研究的。
（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谋攻》）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子的这句话。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⑥
标志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不朽军事名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中，引用了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明对待战争规律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毛泽东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①
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在两个阶段中，都尽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那么，如何才能“知彼知己”、“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呢？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就这样，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知彼知己”认识过程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具体环节，同时提出了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要求与方法，从而揭示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过程。这样一来，他就把孙子提出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并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融为一体，实现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超越。
（2）“以众击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孙子说：“弱生于强”，“强弱，形也”，②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要在战略全局上，将敌强我弱变为敌弱我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在局部上，即在战役或战斗上造成敌弱我强的态势，则是通过正确的指挥，可望争取办到的。因此，为了创造转弱为强的有利形势，孙子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③“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④这就是说，在战役和战斗中，要注意防止我之兵力分散，而要造成敌之兵力分散，力争集中五倍乃至十倍于敌之兵力，形成拳头，以众击寡。如情况相反，即应“逃之”、“避之”。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0）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⑤
后来他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
十分明显，这是直接继承了孙子“十则围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力有所增长，但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的日军。毛泽东《论持久战》写道： 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⑦
及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拥有雄兵百万。但毛泽东仍再三着论，坚持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方针。⑧最后赢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3）“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避其税气，击其惰归”见《孙子·军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着作中，毛泽东又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毛泽东将孙子的“避锐击惰”运用于红军反“围剿”斗争，提出“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打圈子政策”。在根据地内，不停地与敌人“兜圈子”，叫敌人抓不住打不着。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避其税气，令其疲惫，然后伺机破敌。即如孙子所说：“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将敌人拖来拖去，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孙子·虚实》）在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拖死狗疲劳战术”，屡战屡胜。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红军游击战时期的“打圈子政策”，发展成为运动战中的“蘑菇战术”。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西北野战军2万多兵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25万兵力周旋，敌我兵力十与一之比。敌东奔西突，寻找我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他指示我军：“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强调“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我军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在陕北高原上“游行”，始终居于主动地位。相反，敌军处处被动，饿着肚子走冤枉路，却始终未见我中央机关踪影，丢盔解甲，损兵折将，一年中间胡宗南主力丧失殆尽，最后不得不退出延安。“蘑菇战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我西北野战军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1）
“蘑菇战术”与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有异曲同工之妙。
（4）“兵不厌诈”：造成敌人的错觉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毛泽东是主张“兵不厌诈”的。他说：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
用“诈兵之计”目的是造成敌之错觉。毛泽东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毛泽东还说：“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①
（5）“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
孙子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计》）此中之奥妙是无法言传的，“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孙子·虚实》）在孙子看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可以制敌于死命的用兵艺术。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也能创造性地运用孙子的这一用兵原则。
毛泽东认为，游击队作战的特点和要求，一是“集中可能多的兵力”，“力戒临战分散兵力”；二是“很快地解决战斗”，“力戒拖延”；三是“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力戒消极防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
总之，正是由于毛泽东从“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中汲取大智慧的营养，并将其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战谋略和原则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战争中，才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使他成为世界现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军事家，堪称现代“兵圣”。
毛泽东与《韩非子》
晚年毛泽东曾和他的侄儿毛远新有过一次关于读书学习的谈话。
当毛远新谈到已看完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并正在看李斯的《论统一书》和《韩非子》时，毛泽东说：这些书你都应该看，只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5遍。你说的《韩非子》我年轻时就看过几遍，其中的《说难》、《孤愤》、《五蠹》都能背得下来。这个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家。后来，李斯作了秦始皇的宰相，怕韩非夺权，就在公元前233年把他杀了。所以韩非感叹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讲的这个“气力”，其实就是“权力”。韩非为什么被李斯杀了，就是因为李斯的权力比他大。“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2）
毛泽东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批注道：韩非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
《韩非子》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吸引着年轻时的毛泽东就看过几遍？正如毛泽东所说，韩非子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春秋末期到战国，思想界百家蜂起，韩非子之前如管仲、商鞅、申不害、吴起、慎到等人的政治主张和执政方针最接近法家，但他们都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以法立国治国的系统理论，因此只能算是法理学者。韩非子从荀子霸道思想以及礼治理论出发，吸收前代法理学者的思想与实践的精华，而建立起了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韩非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进步的历史观。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大禹时期取火已比较容易，如果谁钻木取火，一定会被人耻笑；在商汤时代已经建筑一定规模的城市，如果谁再用挖沟来守卫自己的家园，则一定被人耻笑。“是以圣人不务循古，不法当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对于“取法先王”的理论进行坚决的驳斥。
其二，提出明确的法治主张。
韩非认为以法治国是最可靠的。儒家的人治思想太脆弱，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制度保障。韩非认为人治远不如法治，在《用人》篇中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道理说得简明透彻。
其三，君主要执掌大权，要有绝对权威并严格赏罚制度。
《韩非子·二柄》中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这样，根据历史的发展而改变政治制度，不必尊法先王，建立完整的法治制度，君主紧紧掌握权势，掌握“二柄”，即赏罚大权，那么天下就可以稳稳掌握在手中了。因此，韩非的法家思想被概括为“法”、“术”、“势”的有机结合，是系统完整的治国理论。
《韩非子》中有两个非常着名的典故，一个是“自相矛盾”，一个是“讳疾忌医”，毛泽东在谈话和文章中都活用过。
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毛泽东说：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①
“自相矛盾”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难势》。原文是：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大意是说：有个卖矛又卖盾的人，称赞他盾的坚固：“任何锋利的东西都不能攻破它。”一会儿又称赞他的矛说：“我矛的锋利，对任何坚固的东西没有不能攻破的。”有人应声问道：“用你的矛攻你的盾，结果怎么样？”那个卖矛和盾的人不能回答了。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3）
这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寓言故事。韩非子在这里仅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可笑的人物，他那说话、做事前后抵触，被人问得哑口无言的形象，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我们现在所用的“矛盾”一词，还有在嘲笑那些说话、做事前后不一致时使用的“自相矛盾”一语，都来源于这个故事。
毛泽东使用这个典故，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反动派发言人那种蠢猪似的###反人民叫嚣的混乱戳穿了，从而，把他们卖国求荣、“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民族败类的丑恶面貌，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写道：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②
“讳疾忌医”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喻老》。原文是：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矣。”居五日，桓公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大意是说：扁鹊谒见蔡桓侯，站了好一会儿，扁鹊对桓侯说：“您有病在皮肤，不赶快医治恐怕会加重。”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退了出去，桓侯说：“医生总喜欢治没有病的人来当做功绩。”待了十天，扁鹊又来朝见，说：“您的病在肌肉和皮肤，不赶快医治会更加严重。”桓侯没有应答。扁鹊退了出去，桓侯又不高兴。待了十天，扁鹊再来朝见，说：“您的病在肠胃，不赶快医治会更加严重的。”桓侯又没有应答。扁鹊退了出去，桓侯又不高兴。待了十天，扁鹊又来朝见，望见桓侯转身就走。桓侯特地派人去问他走的原因。扁鹊说：“病在皮肤，药水和药熨的力量就能达到；病在筋肉和皮肤之间，石针的力量可以达到；病在肠胃，火剂汤的力量可以达到；病在骨髓，即使是掌人生死的神也不能把它怎么样！现在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我因此不再自请为他治病啊！”五天以后，桓侯的病发作，派人去寻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桓侯也就一命呜呼了。
这个故事，生动地表明扁鹊用望气色、听声音的方法，诊断出蔡桓侯有病，三次劝他赶快治疗。可是，愚蠢的蔡桓侯却一再不肯承认自己有病，不接受治疗；由于不听扁鹊的劝告，最后终于因为病情加重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死去。此后，人们就把这叫做“讳疾忌医”，用它来比喻掩饰错误、缺点，又不肯接受别人的劝告和批评，不愿改正的行为。
毛泽东在文章中引用“讳疾忌医”这个为中国人民所习用的典故，对它赋予了新的意义，用以一方面告诫犯错误的同志，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求大家采取欢迎和帮助的态度，对待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4）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运用过“名副其实”和“循名责实”等出自《韩非子》的成语典故。
“名副其实”一语出于《韩非子·功名》：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异使。
“名副其实”一语从“名实相持而成”演化而来，指名称或声名和它的实际相符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①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中华民国”只有有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才是声名和实际相符的“中华民国”。
“循名责实”一语出于《韩非子·定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办也。意思是：以“术”治国，应当基于一个人能力之大小，授以官职，依照其职权地位向其索取、检查与其职称相称的实际效果，而选拔考察能执掌生死权柄的人。这些都是作为君王应当负起责任的事。
“循名责实”，指按照名称去追求实际内容，使“名”与“实”相符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了此语：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②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中华民国应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却只有中华民国之名，没有中华民国之实。我们应该因名去求实，努力实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毛泽东与《墨子》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毛泽东系统地对墨子的思想发表看法，源于陈伯达的文章《墨子的哲学思想》。
《墨子的哲学思想》，是陈伯达响应毛泽东1938年10月提出的“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所写的诸子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样，他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发表前的稿子，后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解放》杂志上。
该文共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的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该文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政治上，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中华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
哲学理论上，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子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毛泽东读了陈伯达的文章后很高兴，对他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5）
毛泽东“写在另纸”的意见，全文如下：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①
毛泽东认为陈伯达的“一大功劳”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6）
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是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②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③
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后来，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目，不知是何故。
《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学派确实是在儒家学派影响下产生的，墨子的老师应当就是孔子弟子或门人。但墨子是代表最下层老百姓利益的学者，是当时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地地道道代表大众利益的思想家。
与儒家和道家不同，墨家学派行侠仗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战争，以天下为己任，并能身体力行、不辞辛苦地去进行实践。这是墨家精神风貌的一个方面。
墨家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可以与儒家学派平分秋色。如二者都主张积极入世，都提倡和平，反对战争，都主张尽伦理责任。儒家主张对于他人的爱有远近亲疏之别（因为这种爱建立在当时宗法制的社会现实之上，又符合人性的最基本要求，故有深远的影响），提倡礼乐和三年之丧；墨家则主张兼爱，即对一切人平等地爱，反对礼乐，提倡节用节葬。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艺。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着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着，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毛泽东对《墨子》一书显然是下工夫读过一番的，所以对陈伯达的文章能提出中肯而独到的看法。毛泽东对墨子其人也一向推崇。
毛泽东与《列子》
有一则寓言叫“愚公移山”，这则寓言随着毛泽东“老三篇”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7）
这则寓言出自《列子》。原文是这样的：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毛泽东无疑读过《列子》这本书，对其内容是十分熟悉的。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着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
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文中有许多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流传甚广。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对革命事业应抱有必胜信念。如
1945年，中国的历史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详细讲述“愚公移山”，以之阐明我党实行民主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借此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引述这一寓言时，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解释中，发挥了它的积极因素，补充了不足之处，改造了消极成分，特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内容。他把愚公精神从人们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阶级斗争的领域。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8）
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人及其家人挖山不止——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娥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这则寓言故事的非常巧妙又非常成功的理解和引申。
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不时谈论上帝。他特别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即使到晚年，也是这样。
毛泽东的文章中，还活用过《列子》中的“千变万化”、“杞人忧天”这两个成语典故。
“千变万化”出于《列子·汤问》。西周时，有一次，远方给周穆王献来一位能工巧匠，名叫偃师。穆王问他有什么本领，偃师回答说，他已经造出了一些东西，想请大王先看一看。穆王让他改日再来。第二天，偃师拜见穆王，并把他所造的能歌善舞的假人一起带了来，穆王很惊奇地看着这些能歌善舞的假人。于是，这些假人在偃师的操纵下开始了活动。他们合乎旋律地唱歌，有节奏地跳舞，真是“千变万化，惟意所适”。“千变万化”用来形容事物或现象的变化多端，不可捉摸。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①毛泽东在这里用“千变万化”形容神话故事的丰富多彩和它们纷繁复杂的变化。
“杞人忧天”典出《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即杞国有一个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无寄身之地，竟愁得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 唐代李白《梁甫吟》中运用了这一典故，有“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的诗句。意思是，唐玄宗看不见他的一片赤诚之心，使他在政治上遭到排挤，但他还像杞国人怕天塌下来一样，关心着国事。后人用“杞人忧天”比喻那种不必要的或无根据的忧虑和担心。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②毛泽东借用“杞人忧天”一语说明，群众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的。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担心天下大乱，就像“杞人忧天”一样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品国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9）
毛泽东与《淮南子》
博览古籍的毛泽东显然是读过属于“诸子百家”的“杂家”的《淮南子》的。因为《毛泽东选集》中，“急风暴雨”、“削足适履”、“谨小慎微”等成语就出自《淮南子》。
《淮南子》是诸子百家中杂家的代表作。那么，什么是“杂家”呢？有系统、有宗旨、成专门学术的，可称之为“家”。所谓“杂家”，就是杂采诸家之言而成。《汉书·艺文志》着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汉书·淮南王安传》云：“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现存的《淮南子》即内书二十一篇，其他均已佚去。高诱为之注，他以为此书原名《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这部书是在中国统一的时候着的，但淮南王刘安及其左右，以为各家都有所长，不可专宗一家。因之此书兼有各家之长，而以道家思想为主。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写道：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①
“急风暴雨”一语又写作“疾风暴雨”，引自《淮南子·兵略训》。原文是：何谓隐之天？大寒甚暑，疾风暴雨，大雾冥晦，因此而为变者也。意思是：怎样才是隐蔽的天气呢？非常寒冷、特别炎热，急促的风和暴烈的雨，大雾茫茫、阴霾昏暗，利用这些天候去机动灵活地发起攻击。
这里讲的是古代用兵作战的计谋，实际上是一种战术原则。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它的实用价值。其中“疾风暴雨”一语，本来是指自然界急促而暴烈的风雨，后来却常常被用来比喻阶级斗争或激烈的战斗。毛泽东用“急风暴雨”，是论述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之猛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再一次引用了“急风暴雨”一语，用它来形容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威武壮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②
“削足适履”一语，引自《淮南子·说林训》。原文是：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欲学治人，急所用也。解门以为薪，塞井以为臼，人之从事或时相似。水火相憎，■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 意思是：人们不想学骑龙，可是都想学骑马；不想学治鬼，可是都想学治人，这是为了急用啊！砍烂门板拿来做烧火的柴，填塞水井拿来做舂米的臼，人们办事，有时也采用这种类似的笨办法。小鼎锅装水受火，可以使五味调合；骨肉间互相亲爱，说坏话的人去离间他们，就会使父子之间互相危害。为贪养生之物而伤害生命，犹如把足削去一块来适合穿鞋子，把脑袋削去一些来便于戴帽子一样。《淮南子》里的这段话表露了刘安等人用他们的观点来阐述的一些哲理。这些东西，因为历史局限，在今天看来，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是，他们创造的“削足适履”一语，却是一句很有生命力的语言，人们常常用它来比喻那种不合理的迁就或勉强凑合的行为。毛泽东使用“削足适履”一语，在于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特别是批判他们在研究战争规律时，不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只知机械地搬用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或者外国的东西，不知道“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毛泽东特别强调：“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这是他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后，创造出的全新的研究和学习战争规律的方法。干革命，干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这里，毛泽东给人们有两点启示：一是，不论学习别人的什么经验，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出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决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一定要碰壁，要犯错误；二是，干战争要掌握规律，干其他革命工作也要掌握规律。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写道：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谨小慎微”一语，原作“敬小慎微”，《淮南子·人间训》中说“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形容对细微的事物也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即待人处世非常审慎。此语更早可追溯到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缁衣》。原文是：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於言而慎於行。”孔夫子的话大意是说，做官的要用好话去开导手下的人，教手下人行为谨慎一些。所以，说话必须考虑它的后果，行为必须考察它有无败坏。这样，民众也就会说话谨慎，行为检点了。
孔子在这里讲的是一些“为官治民”的办法，它们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被信奉。其中“谨於言而慎於行”一语，还被发展为成语而被人们广泛遵循。毛泽东使用“谨小慎微”一语，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赋予了它贬义，用以批评那种只注重琐事、不顾大局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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