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立山 核电:古希腊的科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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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69【原文出处】云南社会科学【原刊地名】昆明【原刊期号】199504【原刊页号】44-50【分 类 号】B2【分 类 名】自然辩证法【 作  者 】炎冰/宋子良/陈福松【复印期号】199510【 标  题 】论古希腊的科学传统【 正  文 】反思传统是文化研究的基点。从科学传统的角度诠释与求解希腊科学自身蕴含的悖论,将有助于说明希腊文明产生的机制及其对近代科学的双重影响,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全面把握东西方文化的总体关联与本质差异。一、希腊科学的内在矛盾与双重影响众所周知,古希腊人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这不仅表现在希腊人探索的领域之宽泛,认识的程度之深远,研究的视角之殊异为其他民族所匮缺,其中有许多思想成了后世科学的滥觞。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古希腊那里”。[1]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希腊人创下的那种崇尚理性,讲究精确。外向进取和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几乎成了后来以及当今科学共同体仍然恪守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自觉。[2]例如,希腊人对世界本原的猜测不仅成为哲学思辩的始端,而且成了科学研究的前奏,从而为后世科学对物质结构的探索开辟了道路;希腊人对数和逻辑的重视与规定不仅为代数学,几何学和逻辑学发展开了先河,而且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即强调科学理性精神,寻求自然事物的数量规律,建立相应的结构模型,甚至为求得必要的数据及其精确性而从事科学实验;希腊人将“神”经过创造性转换使之自然化,世欲化,从而锤炼出一种既严谨有序又超然自由的探索精神;希腊人对智慧与理性的高扬,也成了近代以后所有正直的科学家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与价值认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现代自然科学正是古希腊科学思想的深化与提纯,古希腊科学精神的承袭与高扬,古希腊科学方法的接力与综合。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种事实: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文艺复兴运动有不解之缘,而文艺复兴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弘扬和复兴希腊文化。但事实上,近代自然科学在其产生过程中,往往用了很大气力去清洗古希腊科学思想中许多污垢,甚至完全推翻已有的论断以获新生。这显然是矛盾的,但又是现实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思想一度被宗教教会所篡改与利用。从而使得象亚里士多德、盖仑、托勒密等科学家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上帝供人顶礼膜拜,由此扼杀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哲学理性的发展。但是我们也无法回避上述外部因素之外的希腊科学思想本身的内在因素之先天不足部分所产的消极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希腊科学思想自身蕴含的矛盾特征,历来都是史学家的理论兴奋点,同时也是至今未果的一大难题。罗素就曾感叹过,“在全部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古希腊文明的兴起了”。[3]这里罗素不仅对于“最使人感到惊异”的古希腊文明本身的永恒魅力给予了莫大的敬意,而且指出了研究希腊科学文明发生机制上的难点。事实上更加“难于解说”的是希腊文明在其发生与进化过程中为什么会给近代科学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作者以为,古希腊的科学本身蕴含的内在矛盾是一种客观事实,希腊文明的魅力并非希腊先哲们已经得出的研究结论和科学成果,而在于希腊人创立的科学传统。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传统”比劳丹所说的“科学研究传统”具有更为广泛的语意。劳丹认为,“科学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4]在劳丹看来,科学研究传统是一组有关某个研究领域的实体或过程的信念,一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准则,即关于怎样对这些领域进行研究,怎样检验理论,怎样收集资料等等的准则。每个研究传统都由若干特殊理论组成,并为它们所说明和辩护。因此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是从可操作与实用角度,就科学进步过程来界定内容包括科学信念与背景理论在内的科学研究传统的。我们所说的科学传统不仅包括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传统问题,而且是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就科学活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科学信念、研究视角、思维定势、价值判据和科学精神等文化心态来予以体现的。其中还包括特定地域内特定经济活动方式下所形成的民族气质等内容。因此,我们把科学传统界定为:特定区域内、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主体从事科学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并不断积累下来和遗传下去的一种文化心态,它是科学主体在科学信念、科学方法、科学观念及其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美感追求等方面的综合反映与有机构成。古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活动背景、物质生产方式、民主制度、哲学思维形式、宗教信仰心理以及颂扬理性智慧、讴歌平等自由、重视个体竞争的社会文化氛围,同希腊人当时活动范围的局限性,认识水平的肤浅性和认知能力的弱小性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制约,使得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内在地蕴含了各种矛盾与对立。正是这种矛盾互悖导致了古希腊科学思想本身具有两面性,从而对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具有双重影响。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对古希腊科学传统进行选择与扬弃过程中不断前进的。二、古希腊科学传统形成的文化生态思格斯曾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列宁也曾说过:“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经济关系以及跟随在经济关系后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6]科学传统虽然主要来源于科学主体的科学实践活动。同时,作为特定的区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民族中的科学主体的一种文化心态,又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希腊科学传统的形成也是如此。它脱离不了古希腊人当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以及民族心态四者交融互动而构成的作为整体综合形式表征出来的文化生态环境。而这一点,又可以通过与东方古代民族的比较更好地显示出来。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印度相比,古希腊科学技术产生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自它产生之日起,就以一种非同凡响的态势现身于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各文明古国的科技发展之路。我们知道,无论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恒河流域的古印度还是后来居上的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中国,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对于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都非常有利。因而农业作为人类文明早期的表现形式其产生的必然性就不足为奇了。它不仅对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与早期文明人的认知水平低下和劳动实践的直接性、简单性非常吻合。这些地区尽管也有一定形式的商品贸易与交换穿插其中,但农业仍然是根本的中轴性的经济形式。正是农业的中心地位和优先发展及其引起在生产工具、农业技术包括相应的手工业等方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间接地影响到数学、天文学、物理学、陶瓷制造、建筑技艺、水利灌溉、冶金矿业等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从而逐步构成了以大河为基地,以农业为本位,以实践经验总结、革新实用技术为手段服务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闭合环流式的科学技术系统。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以牺牲个性自由为前提的大一统的宗法家长制,以及重视安稳,不愿冒进、谋求中庸、崇拜权势、依附自然的文化心态。这种科学技术系统的产生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是一种必然,并也显示了它在那个时代应有的生命力。它注意实际经验的描述和集成,强调实际应用,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物质产品,这既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也同当时人的认识水平相一致。但是以农业生产为轴心的经济形式其发展潜力是十分有限的,农业生产的可塑性、延展性和内在活力也极其有限。因此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进一步提升,这种科技系统要进一步谋求发展便会由于自然经济的那种天然的封闭性与保守性而显得步履维艰,欲进无力了。恰恰相反,希腊半鸟境内山峦重叠,海陆交错,土地贫嵴,可耕地很少,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但是希腊半岛的海岸曲折多弯,绵绵悠长,它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尼亚海,海中岛屿棋布,海上交通十分便利。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为希腊人开辟了一条靠以海上贸易为主导,辅之以部分经济作物栽培和手工业产品制造而生存和发展的活路。加之希腊各城邦散撤而存,各占一隅,彼此独立,历史上从未形成过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更助长了发展自由贸易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于是以海洋为基地,以交换为本位,以探究未知、建构理论为手段,服务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开放进取式的科学技术系统逐渐形成了。这种科技系统一方面可以不断地以自己的探索成果为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中天然地蕴含着的若干激进因素,如积极开拓市场,强调自由竞争,追求赢利财富,强化民主法制建设等也驱动着人们无休无止,永不满足地去探求自然的奥秘,探索宇宙的本质,从而使自然科学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和延伸。此外,便利的海上交通和希腊人那种候鸟式的频繁移民与海盗式的拚死征战,也使得他们可以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并加以重组和扬弃,为我所用。正是三者的这种互动使得希腊科技乃至整个希腊文化都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然,这样的文化生态背景必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们对宇宙人生充满激情,对外部自然感到惊讶新奇,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认识的智慧,喜欢刨根问底,步步紧逼,穷究自然的奥秘与底蕴,反思人生的真谛与价值,直面世间的纷争与不平。他们力主动感,反对静观;力主思辨,反对经验;力主整体,反对笼统;力主开拓,反对因守;力主独立,反对依附……所有这些都可以从他们的科学技术成果中窥见一斑。例如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深究,对宇宙结构模型的建构,对数学定理的归纳,对逻辑分析的偏爱,对物理定律的总结和各种物理现象内在本质的探寻等等显示了他们科学研究中的标新立异与大家风度。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制度和民族个性心理等文化生态背景之下,经由科学主体在长期反复的科学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化、固定化进而抽象上升为某种本体论与方法论准则以及科学信念、科学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由此演变成为一种深深扎根于科学主体内心深处的文化心态,贯穿并指导着他们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过程。三、古希腊科学传统的具体表现1.神人一体与神人有别并存。神人一体与神人有别是古希腊人研究自然规律时所具有的一种世界观和基本出发点,也是其科学信念的集中表现。我们知道,在古代自然科学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宗教神话、巫术迷信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神的伟大和人的渺小是古代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心态。当人们对某些自然规律无法解释时乞灵于超自然的上帝或将末知世界统统托庇于上帝加以膜拜和信仰,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而一些古文明国度的科学思想中掺混有大量的迷信和信仰成分便不足为怪了。希腊人是信奉神的。但是希腊人心目中的神都有其特殊性。他们在学习东方科学技术过程中,也接受了他们的原始宗教和对神的崇拜,将神移到了希腊。但是神在希腊定居以后却已脱毛三变。我们知道,优美动人的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事实上都是人的影象或带有某种寓意,它们是希腊人的思想、情感与生活的临摹与复写。希腊诸神本质上已不似古埃及人心目中的那种君临于人之上,专与人类作对的怪物,他们之间也有力量的较衡,情爱的缠绵,正义的呼唤;善恶的纷争与原欲的勃发。帕卡斯、阿芙洛蒂、该亚、普罗米修斯是希腊人最亲切可爱的神灵。神的人性化、人情性和人味化表现了神与人的分离与融合。在希腊人看来,神也是一种人,一种自然。因而古希腊自然科学中的有关神的思索与玄构只不过是用某种借喻去赞美自然的力量博大奥秘无穷,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就是神的代名词,而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同了。人们研究自然不仅可能而且也现实多了。神人一体作为希腊人研究自然的一种出发点和科学信仰,它给人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永不止步的追逐。因为认识自然就是认识神,对自然的崇拜就是对神的崇拜。所以,科学无禁区,希腊人什么都可以研究,什么都可以怀疑,什么都可以探窥。上到苍穹的运行,下到大地的构成,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百无禁忌,都可拿来研究一番。甚至可以解剖人体,探讨情欲,希腊的医学成就可以与中国医学并驾齐驱,相映交辉。西医中的重解剖、重切割、重个别器官分析的特点正是古希腊人首先开创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的诸神对于早期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起了一种激越和驱动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科学著作中谈到了某种上帝或神的概念就片面地斥之为僧侣主义或唯心主义。但在神人一体的同时,神人有别又始终形影不离。神的崇高形象与伟大力量似乎永远左右着人的大脑和一双手,使人无法摆脱它的缠绕和束缚。特别是当希腊人对某些自然现象还不可能搞清缘由,辨认曲直,对一些外部的异己力量无法克服的时候,为谋求某种感情慰藉,宗教那种镇痛功能也就潜移默化地渗进人们的肌体与凡灵之中了。信仰导致迷信,迷信窒息科学。这样,神的有害力量与腐蚀作用便起来限制起希腊人的科学步伐了。所以当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期,各种迷信成分也在逐渐积累大量充斥其中。这不仅淹没了希腊人的科学智慧,而且为后来的宗教教会直加以利用,成了科学发展的异己力量和社会肌体的痈疽。2.崇尚知识与高扬智慧互通。崇尚知识与高扬智慧是希腊人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时的一种内在的动力源泉。在希腊人看来,除黄金、权力以外,知识也是一种财富,是人之为人的重要表征。他们常常以无知为耻辱,以聪明为光荣。上到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下到普通公民、工匠艺人,无不如此。我们从希腊思想家留下的浩繁典籍来看,到处可见有关真理、知识、经验、技艺、智慧、博学、聪明、贤人、智者、愚蠢、无知等一类概念和称谓。阿拉克萨戈拉说:“在体力和敏捷上我们比野兽差,可是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记忆、智慧、技术”。[7]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它“能使我们识别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8]泰勒斯曾写过一首诗告诫人们,“多说话并不表示有才智,去找出一件唯一智慧的东西吧,这样你就会箝住许多饶舌汉的嘴”。[9]赫拉克利特则主张“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10]德谟克利特指出,“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11]至于巴门尼德对真理追求的过程的那番生动形象的文学描述,就更令人亢奋激越了[12]。因此,在希腊人的眼中,知识的有无,多少、深浅是衡量其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准,是安身立命、跻身社会、谋取权益的基本条件和敲门之砖。设有知识的人则无异于动物。要获得知识除向别人学习,向外族人学习以外,就是自己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思考与探索。于是,希腊人在继承和学习了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技术以后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自己亲自探索起自然的奥秘以获新识了。崇尚知识的结果助长了希腊人积极进取、不满现状,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的民族性格的形成。而这种精神上的向外驰鹜,以穷自然之至理,探宇宙之幽微,是自然科学不断深化与前进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希腊人更偏爱智慧。在他们看来,智慧是高于一般知识的东西,人具有经验知识和技能,只属于一般的“小人”和工匠,而要真正成为“大人”或哲人则还要具有智慧。所谓智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就是关于事物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因此“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官感的人更为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更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更应是高的智慧”,“谁能更擅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听从他”。[13]因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成了人的终极追求与最高价值。希腊人的这种高扬智慧的传统,一方面役使人们不断地在认识自然过程中多问几个为什么,似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味,从而使古希腊自然科学中散发着浓郁的哲学气息与理性醇香。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那就是对具体的技术、技艺的谟视和冷谈,特别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过于崇拜智慧必然带来另一个极端——荒缪的玄想与杜撰!象“以太”、“对地”和日后出现的“燃素”、“热素”等等,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受到了这种玄想影响。3.穷根究底与整体概观同在。穷根穷底与整体概观是希腊人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原则。稔知希腊思想的人都知道,希腊人的那种对自然事物进行穷根究底,反复诘难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仰慕。从泰勒斯直到亚里斯多德都是如此。在今天看来,万物的始基是水也好,气也好,无定形也好,火也好,数也好,理念也好,原子也好,“四根”也好,这些结论都不足道,但是希腊人的这种穷根究底的科学传统恰恰为日后的自然科学关于物质结构的认识开了先河,至今科学家还在为“夸克幽禁”而倍感烦恼和苦苦张罗着。与此同时,希腊人还乐于对世间万物作整体性的概括与观察,他们试图将自然现象的各个部分所表现出的某种性能集结起来,以透悉和把握个中的某种必然联系,洞察与窥探某种内在规律。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希腊人那里…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14]这种对世界作整体概观的科学襟怀与哲学气魄是其它各文明古国中很少有过的,反映到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便对各种自然规律的洞见、整体联系的顿悟,其方法论意义是不待言的。甚至以后西欧的多数科学家总是习惯于以自己的广博见长。各样版本的《自然史》(实则为《博物学》)之类的著作层出不穷。所以恩格斯说,“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15]但另一方面,由于整体概观的同时必然带来在细节方面的疏忽与无知,因而这一传统以后又为中世纪科学界进行玄虚与空谈和漫无边际的“神游”以及部分哲学家蔑视经验,鄙薄技艺、拒斥科学所利用,甚至到19世纪,还有人以哲学原则代替科学结论,以哲学抨击科学,由此不同程度地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消极影响。4.数量精确与思辩猜测合流。数量精确与思辩猜测是希腊人的那种“穷根究底,整体概观”思维方式和方法原则的逻辑必然。也是希腊科学传统的又一表现形式。对数的精确研究不能算是希腊人的首创,其他文明古国对此也很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两河流城和古埃及人都曾编制过各种数学表,能解多种方程(包括指数方程)。对圆周率数值和三角形、圆柱体、锥体的面积等都有精细的研究。古印度和古中国的数学成就更是斐然。但是希腊人关于数量的研究是独具风格的。首先,他们认为,数量关系是自然界事物的一种必然联系,凡物莫不有数,毕达哥拉斯派还将数视为万物的本原与始基,甚至将其推广到人生价值和社会道德领域。其次,他们认为要研究自然事物,获得真知,就必须找出它们之间的具体的精确数量关系。第三,各数量现象之间不是偶然的毫无联系的,它们也有内在规律,对这些规律的归纳与总结正是希腊人的兴趣之一。我们知道,这种讲求数量、谋求精确、渴求公理的科学传统不仅产生了“勾股定理”、《几何原本》、“杠杆原理”、“浮力定理”,而且给人们以思维的条理性、表述的清晰性、体系的严谨性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致于西欧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深受这种传统的触发和牵连。以往人们常将科学实验视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标志,岂不知科学实验在本质上正是为了谋求数量的精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与高扬智慧整体概观相对应,希腊人一方面重视数量的精确与准确,同时为了迎合某种体系或“原因”探究的需要或囿于对某种事物的无知,他们也常常使用那种惯于想象的头脑,进行各种离奇的思辩与猜测,诚然,这些猜测中不无某些天才的成份,诸如阿克西德关于“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的原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16]恩培多克勒关于“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思想,菲洛芬斯的“中心火学说”,阿利斯塔克的“日心说”等等。但也有象毕达哥拉斯为证明“十”最完美便杜撰出“对地”,亚里士多德为了说明天体总是正圆形并沿正圆轨道匀速运行臆造出“天球层模型”和“原动天”的存在等等。这些思想不仅为托勒密的“地心说”直接继承,为中世纪教会论证上帝的存在找到“科学”依据,而且它享有的绝对权威地位统治了西欧天文学一千余年以致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还保留了很多这种杜撰的成分,即使在开普勒发现行星三定律以后,还有好多天文学家不愿正视这种事实,到牛顿建构经典力学大厦时也还紧紧抱着上帝的第一推动力不放。这足见其消极成分的后遗症了。5.逻辑分析与经验描述联姻。注意逻辑的严谨、抽象的分析与希腊人追求数量精确、崇尚理性智慧也是紧密相联的。一般认为,希腊人的最大科学成果就是创立了演绎推理的科学方法。他们坚信宇宙是“有理”的,并认定自然事物的种种细节可以从某些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出发,凭借逻辑而先后无矛盾地推演出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当是这种方法的集中反映。应当说,这种脱毛望盘,去皮见骨的逻辑解剖方法在当时对于希腊摆脱宗教迷信的干扰具有积极作用,而且这一传统为近代牛顿、笛卡尔、斯宾诺莎所仿效,就连20世纪的罗素和爱因斯坦等也为之迷恋和陶醉。爱因斯坦本人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严格的逻辑推理是古希腊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事实上近代自然科学的好多成果无一不是这种传统能动继承的结果。但是,在希腊人那里,对经验描述也是十分注意的。以往学界在古希腊的研究上往往对此持否定态度,以为希腊人重理性而忽视经验并以为经验与理性,与逻辑的分析是对立的。其实不然。象亚里士多德本人就十分重视经验,他曾指出:“实际是人类由经验得到的知识与技术……在业务上看,似乎经验并不低于技术,甚至于有经验的人较之有知识而无经验的人更能成功。”他还以医师治病作过形象说明,进而认为“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涵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常是治不好病。”[17]他本人的好多学术著作就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再结合自己的研究而写成的。如《动物志》、《论植物》、《解剖学》、即使象他的《物理学》这样一部貌似理论性很强的著作实际上也是前人各种经验的总结。重视经验的积累与整理,欣赏经验知识的实用性,不仅为希腊人留下了许多技术性作品(如:建筑、冶金、造船),为他们的理论建构和抽象思维提供了大量资料。同时,这也符合各文明古国早期科学发展的共性。因而,我们不能脱离那个时代背景,人为拔高古希腊,仿佛他们是某种“星外来客”,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只能说,在希腊人那里重视理性抽象的程度相应地要比其它民族要高一些而已。因而,也正由于希腊人的这种无法摆脱的原始胎记,使后世科学在发展中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所遗下的结论,甄别所有的是非曲直,在继承希腊传统同时,反击希腊传统。象对亚氏的《物理学》的批判就是最好的说明。综上所述,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的要求,移民扩张的影响和民主氛围的铸就、哲学睿智的互动,使希腊走过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文明古国的科学之路。正是在这种科学之路和上述社会氛围的交互影响之下,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希腊科学传统,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能力的局限,希腊科学传统中内在矛盾十分突出,从而给后世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主体的活动心理产生了双重影响。因此,在古希腊科学思想和民族文化发掘与评价中,不能因为其中有某些超时代的天才创见就盲目地人为拔高古希腊。同时,也不能因为它的时代局限和思想污垢,尤其是被后来中世纪的教会进行过精神污染与本末倒置便虚无地加以拒斥。要知道,希腊人是矛盾的,希腊人的科学思想是矛盾的,希腊人所创立的科学传统更是矛盾的!正是这种充满矛盾的科学传统使希腊的科学思想具有永恒的魅力。注释:[1][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2]炎冰,《论科学精神》、《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页。[4]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81页。[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6]《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7][10][11][1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页,第25页,第52页,第30—31页。[8][13][1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4月版,第1页,第3—4页,第2页。[9][1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页,第10页。(作者单位:炎冰,扬州大学农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宋子良,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福松,扬州大学农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责任编辑:樊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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