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

萧扬　整理（曾任张闻天秘书，《世界知识》杂志原主编）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在延安时的张闻天(左)和毛泽东(中)（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原题为“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和我参加了谈话。胡乔木拿出一页已写的稿子说，他的文章原已动手，因有眼疾，不方便写长文。另脚也有病，虽是一时之疾，但是在4月份内影响大，而《回忆张闻天》一书截稿在即，所以找我们来救急。他这次谈话的主要部分已经整理进《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并经他本人修改审定，先后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发表。没有整理进去的部分主要涉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关系，胡乔木说这些事情“比较难写”。现在时间过去了20多年，大家对于党史上事实材料的披露有了更多期待，也有了更高的鉴别力和承受力，我觉得可以按照当时的记录（主要是未曾发表的部分）整理此文了。记录曾请张培森、程中原两位复核。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

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一段有些事情比较难写。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他对冯文彬有过批评(注1)，对我们有帮助。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工作。就在这一年秋天，中央召集会，撤销了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务。毛主席批评他空、高、怯、弱、私(注2)，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他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张闻天在延安时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影响大，在国统区影响也大。一般人印象，以为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不讲待人接物之道，这篇文章澄清了误解，为共产党人改善了形象。但是文章在整风中却挨了批评，说没有阶级观点。康生批评最为激烈，毛主席也表示不赞成。其实那篇文章讲了人是分阶级的，讲了要同坏人作斗争。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是毛主席一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讲人，就是阶级烙印；一看到谁讲人，就反对。

这是当时对他批评的过火之处。

七大选举时讲了张闻天的作用，但是主要是讲王稼祥的作用。实际上张闻天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之下。因为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

对王稼祥，有一个时期毛主席请他来杨家岭住，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后来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王稼祥说的，毛主席就对他冷淡了。但是，毛主席后来还是比较信任王稼祥。在中联部后期，他们有分歧，王稼祥受了批评。王稼祥认为，对欧洲和平运动不能反对，提了一个折中建议，主张分开处理。他们联名写了信。毛主席很不满意。但是对王稼祥总是好一些，王稼祥解放也早一些。

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整风期间写了几篇文章集中批评张闻天，这些文章他也不准备发表。(注4)

张闻天(1900-1976)，又名洛甫，上海南汇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

1944年，毛主席要张闻天、陈伯达和我三人做他的政治秘书。(注5)我和张闻天同住在枣园。张闻天写了中国革命的大事记，像年表一样，很有价值，今天如能找到，就很好。(注6)其中记了不少外界很少流传的事。例如古田会议，主要是毛主席同陈毅的矛盾。毛主席说，红军要彻底胜利，一定要反对陈毅主义。如不反对陈毅主义，革命就要失败。陈毅比较随便，大而化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后来陈毅到上海，周恩来要陈毅坚决服从毛主席领导。陈毅回来，古田会议才得以召开。古田会议主要针对朱、陈二人。毛主席是少数，他认为无法合作，退出前委。后来陈毅去请他，他就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决议写了很严格的主张。

做政治秘书，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张闻天就写自己的笔记、回忆，很勤奋。当时他年轻，离所写事情发生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的事情清楚。本来毛主席要我们起草七大的报告，后来认为我们起草的不能用，所以从头到尾他自己写。

1950年，张闻天奉调北京，准备担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本来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时，党中央就曾准备派张闻天参加中国代表团，毛主席曾要我为此草拟新闻稿，特别交代在稿中要写明张闻天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后来中央因故改派了董必武。

张闻天后来接替王稼祥担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在任时，苏联同我们关系紧张，怀疑我们是第二个南斯拉夫，王稼祥回国时连欢送宴会都没有。张闻天去后，不久赫鲁晓夫上台，情况就不一样。他离开苏联时，苏联的欢送很热情。后来批张闻天时说，王稼祥在苏联受冷遇，你受欢迎。其实是张闻天在对苏联关系方面掌握得比较好。

1954年我去苏联治病，到过使馆几次。张闻天勤于调查研究，曾给国内电报，介绍苏联动态，中央比较重视。我劝他多写些电报，介绍苏联的领导方法。当时我感到国内领导经济不上轨道，苏联管理经济较有条理，希望他多写些电报，影响国内。但是后来他写的也不多，可能同中苏分歧有关。

张闻天领导使馆，内部工作有条理，很多人信服他，这些人都在。但是这一段写起来措词比较难，一些人同外交部的关系有些复杂。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时，中央曾经考虑是否需要张闻天继续留在外交部。周恩来认为张闻天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较认真仔细（例如他曾到我国各驻外使馆做过一次巡回视察，这种工作似乎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外交部领导人员都没有做过），主张把他留下。可见张闻天这一段的工作是得中央好评的。

毛泽东：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还有一次，毛主席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毛主席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毛主席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郁达夫：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庐山会议上，我同张闻天的意见比较接近。本来我在苏联时同他谈话，对国内形势的意见就比较接近。

我们那时办了一份32开的刊物，叫《中国青年》。1941年2月，我们在《中国青年》上登了张闻天早年发表过的小说《飘零的黄叶》。张闻天不赞成再登。我觉得可以发表，对他讲了我的考虑。那时绥米警备区刚刚收复，青年学生多，他们文化程度比较高，我认为发表《飘零的黄叶》会有作用。从张闻天那里我听说，当年小说发表后，郁达夫对他说，你这篇小说像一首诗，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是一篇较好的作家论。就对王尔德的评论而言，此后中国似乎没有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问世。张闻天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至今也没有新的译本代替。

注释：

注1 对冯文彬的批评，指1938年批评青训班逮捕人一事。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记述了这件事：

“同张闻天同志第一次发生工作上的接触，我记得是由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担任陕西安吴（属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时发生的一件事。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当时不在安吴，大概是因工作去西安了。班里有一个名叫陈珍雄的广东青年，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这时在青训班学员中宣传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被如今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廖季立同志告发。除陈珍雄以外，还有一两个跟他观点相同的人在共同活动。那时正当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以后不久，我和当时也在青训班担任负责工作的张琴秋等同志商量，决定先对陈珍雄进行批斗，然后把他和同他一道从事托派宣传的人逮捕起来，准备送延安处理。正在这时，冯文彬同志回来了，不久他就接到张闻天同志来的一份电报。大意说，青训班是办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原等地，红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为便于在西安、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和其他联络，在由三原到洛川等县城设联络站以外，还曾在泾阳县属的云阳镇设有留守处，在安吴堡也曾有伤员留驻，两处都在三原以西不远的地方），国民党正在想种种办法要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的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这个电报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自己也认识到确实太幼稚。结果是把陈珍雄等经过统一战线关系转送到长安县政府（那里的县长是党的一位同情分子），由长安县政府放了。”

注2 应是“狭、高、空、怯、私”。

注3 指张闻天的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之行。绥德是这次调查最先路过的地方，也是调查的最后一站。

注4 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文章”。胡乔木说，这组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当时没有准备发表，1965年5月修改时有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6月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注5 关于政治秘书，在最初载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回忆张闻天同志》文中，胡乔木是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要张闻天同志在身边担任政治研究工作”。此文后来收入《胡乔木文集》时，采用了“政治秘书”一语。

注6 这本大事记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被称为“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胡乔木说它是张闻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写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它连同张闻天长征途中的日记、1942年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报告和材料等等，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情况下烧掉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揭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辞职风波 张闻天已批准

核心提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毛泽东便提出：“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你不干，就不干吧！”张闻天见毛泽东又要撂挑子也急了。“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吁地走了。

本文摘自《巨星闪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日子》，作者：郭宏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长征，是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最大考验；长征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及其关系的最大考验。在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时刻，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最终把红军带出了泥泞的草地，把中国革命带出了低谷，引向了辉煌。

红军被迫踏上险途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译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受到左倾势力排挤的毛译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周恩来和朱德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但终因王明所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被大大削弱。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博古被选为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几天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苏二大”。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免去。

1934年6月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处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在一筹莫展中一度欲引咎自戕，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湘江惨败把红军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周恩来承担了实际的领导和指挥责任，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此时周恩来、朱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为了与博古、王明的“左倾”路线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当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和王稼祥被同时编在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

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雄心万丈的毛泽东正是在此时写下了那几句满怀豪情的诗句：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紧接着，在猴场会议上周恩来又起到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这次会议规定：“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做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此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检讨长征以来的指挥错误。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于是便有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已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遵义会议最权威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上，博古的报告对错误轻描淡写，事事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辩护。而周恩来则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做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首先向博古和李德发难，严厉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给红军带来的灾难。这个报告的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的。

随后，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为博古、李德的错误概括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这也是三年来唯一没有被打断，结束后没有遭受批评的一次。

关于遵义会议所做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打鼓新场风波

1935年3月4曰。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毛泽东出山后的第一仗是土城战斗，但由于情报有误，致使这一仗打得很不理想。当时部队官兵有些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博古则大说风凉话：“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土城之战后，红军回兵黔北，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开始回升，但随后发生的打鼓场风波，说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还很不稳固。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上讨论“打鼓新场战斗”。会上其他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由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毛泽东便提出：“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你不干，就不干吧！”张闻天见毛泽东又要撂挑子也急了。“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吁地走了。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讨论”，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建议，并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个新的“三人团”又形成了。

张国焘拥兵自重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斯诺议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10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采用“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逐渐为党内所共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为了商定会师后全军的行动计划，中央于20日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当时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论资历，他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下，而对当时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拥兵10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冒着瓢泼大雨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当时的张国焘可谓满面红光，气宇轩昂，警卫队伍也是威风凛凛，井然有序。反观他面前这些刚刚从巍巍雪山上走下来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头蓬乱长发，朱德满脸皱纹，周恩来胡子拉碴……

看到这种情形，张国焘骄傲写在脸上，就连李德也觉得，张国焘像主人一样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这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不快。

周恩来非常机智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马？”张国焘自得地说：“我们有10万。”周恩来说：“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到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止1万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双方就红军今后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博古和张国焘甚至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张国焘虽然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后来他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达成向中央要权的目的。

“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

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商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沙窝会议后，党中央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迅速北上，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红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朱德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暂时分别。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小心警惕。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以种种借口拖延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当时右路军过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区。他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陈昌浩身边的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关系重大，于9月9日立即设法将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为此，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以部队南下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借口，带领张闻天、博古离开前敌指挥部来到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与在那儿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三军秘密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

陈昌浩第二天才发现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已经北上，马上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骑兵去追赶，并请示前敌总指挥部是否对“逃跑”队伍实施攻击，徐向前果断地反对采取“打”的方式，认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采纳了徐向前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一场红军内部的流血冲突。

“哪有朱反对毛的？”

与此同时，身在左路军的朱德也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辞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戳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心里明白，倘若离队，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机会。

10月上旬，张国焘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后，公然另立“中央”，组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职务，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称：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毛泽东赞朱德“临大节而不辱”

张国焘在南下过程中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后来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及党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北上，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李德也站在欢迎队伍中间，他回忆说：“我是他们到达保安的见证人。看上去他们（张国焘部）的情绪相当低落，大多数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穿着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从表面的印象来判断，纪律显得并不涣散。参谋部和警卫部队的武器，简直让人不能再有过多的奢望了。”

与一年多以前的两河口会师相比，双方正好换了个位置。

毛泽东、张闻天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后来毛泽东盛赞这一时期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张国焘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

尽管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基本上还是真诚希望他能够认识错误，全力投入党的工作当中去。但可惜的是，张国焘并没有认真地反省，反而日益消沉，最终与党中央格格不入。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投靠国民党，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