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精读赵文源:被华国锋欣赏 对成方圆愧疚 “和绅”王刚的自白

这是我的自传，毫无疑问。

我已经年过六十，比共和国年龄还大半岁多。自然地，我的感悟都跟时代紧密相连，但是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的“岁月感悟”跟当时的一般人、大部分不同，我人生经历里贯穿的某种情感疏远和“另类”，是以前未曾吐露过的——习惯于口齿伶俐说别人的人，终于也要来一场“自供”。

演和珅也是为人民服务

我演和珅，还是和珅演我？这是一个问题。

我演和珅，这话好理解。

所谓“和珅演我”，说白了，就是“和大人”在公众心理中的异化，造成了某种古怪的“效应”。其文化效果，是主创人员难以驾驭的。

前些年，我参加过一个访谈节目，主题是剖析我演得最多的历史人物——和珅。在场有不少小朋友，当主持人问小朋友们：“大家是想做和大人呢，还是想做‘刘罗锅’？”出乎我意料的是，现在的孩子早已不像我童年时那么“傻”，不会有以往那种鲜明的是非观念，而是齐声大呼：“我们要做和大人！”

童言无忌，孩子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和大人那么逗，又有钱，家里房子大，漂亮姐姐多，还整天能陪着皇帝玩儿，多美的事儿！

说起来，大伙可能觉得挺逗的，《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大火以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郑重其事地通过“一级组织”（通过中央电视台还是通过谁，忘了）找到了我。

我拿起电话，对方热情洋溢地说：“王刚同志你好啊！找您真不容易呀……”

我忙客气地应承：“不敢当不敢当，您好，请问您是？”

对方介绍说：“我们是高检的。”

我没听明白：“唔，高检……是谁？”

他忙说全称：“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嘴里“咝啦”一声，心想：没事吧？我就犯了错误也不至于惊动高检吧？

我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我们想聘你做反职务犯罪宣传顾问，聘书即刻送到。”

我哭笑不得：“你们不会是找错人了吧？我可是演和珅的。一个演贪官的，反职务犯罪让我当宣传顾问？……合适吗？”

那边的回答挺干脆：“王刚同志，正因为你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你对贪官的心理变化一定非常了解，对于这种人的症结，你能说出一二三来。”

让我感到特别难忘的是：曾经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两次邀我到西城区他家中做客。万没想到当年的华主席也是我的戏迷。

华老特别有意思，开口便用他那醇厚的山西口音对我说：“王刚同志，你演的那个和珅，演得实在是好嘞……”

听我讲述演和珅的趣事和社会效应，华老时而开怀大乐，时而陷入思索。我记得华老有一次插话，评点了一句：“你演和珅，也是为人民服务。”

戏弄“怪人”李保田

一开始，我去《宰相刘罗锅》剧组，首先感到的是，从导演到剧组的每个演员，脑门上都写着“他行吗”三个字。

李保田开始怎么想，我不得而知。

那天，在北影院里，我正向人打听剧组办公室在哪儿，一位从头到脚一身黑的人刚好骑车从我身边擦过，头也不回地搭了一声：“二楼。”

说罢，刹车，支车，上楼，仍旧头也没回。但我认出来，他就是李保田，很冷淡的样子。

后来我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豆腐干小文里对这段邂逅有一个追记——

过些天，熟了，我问他：“那天，你不知是我？”

他答：“知道。”

“那为何不说两句话？”

“看你长得像南方人，怕聊不到一块儿。”

“差矣，在下与你（刘墉）同乡，祖上恰在乾隆年间由山东闯的关东啊。”

保田跟我玩“矜持”，我就来个一头热，愣跟他攀个老乡。过了这个坎，彼此就混熟了，开起玩笑来没边没沿了。

拍戏，看似有趣，其实烦得很，大部分时间是干耗。身着官服、马褂，拖着长辫子，敢去哪儿啊？只有在现场找乐儿了。那日在北海静心斋，我瞅准他（李保田）钻进了一座假山，大约一泡尿的工夫还没露头儿，我便大嚷：“出来，快出来！”惹得周围男男女女朝我手指的方向望。他出来了，一副尴尬模样。我仍不依不饶：“没说你，里边儿还一个呢！”众大笑。他先一愣，继而涨红了脸道：“我在里边儿整理一下戏装。”这话我信，中戏的教授嘛，为人师表，怎会行那苟且之事？在我，大约是因戏中“和中堂”总被“刘大人”戏弄，便在戏外找碴儿报复吧。

我们仨总是无厘头

我们仨，自然是指张国立、张铁林、王刚三个人的组合。

三个人中，我年龄最大，比张国立大七岁，比张铁林大九岁。

私底下怎么称呼？我称呼他们是国立、铁林，有时候起点腻就“立立”，但一直就是铁林。国立跟铁林跟我，有时候是“老哥”“哥哥”，有时候无厘头，来一声“刚刚”“小刚子”，我也怡然受之。总之，关系已经随便到说什么都无所谓的程度了。

平时大家互相开玩笑难免挤兑人，多半是我跟国立来挤兑铁林。

张铁林有个特别“伟大”的毛病，说他伟大是因为他几乎永远不改，明明知道也改不了，谁都知道，上下左右都知道，就是永远迟到。我懒得数落他，因为我不担当什么责任，我只是偶然半开玩笑替他“提示台词”——

“这回不会又是塞车了吧？”

见他脸上有点挂不住，我忙找补：“你就这样就这样吧，挺好。万一哪天你正点到了，我反而觉得不适应——再有，有你垫底儿，我就是晚一点，这心里也踏实。你就这样，你可千万别早来。”
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啊，他第一个来，自我感觉特别好，在那儿翘首以待等我们俩呢。我和国立懒洋洋先后来了，我们俩毫无愧色，也没有对他的“焕然一新”表示“惊喜”。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不是拍戏，这是张铁林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他的素描集，反正是一本书，让我们两个给捧场，他第一个到的。

我“夸”他：“难得你今儿第一个来。”他翻了翻眼，也不好怎么的。

终于有一次，张铁林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再挤兑我，我跑英国大使馆去。你们拿着板砖，我在使馆里，你在使馆外，隔着栅栏门你还真就进不来。”

对成方圆的惭愧与感恩

1978年5月4日，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我们结婚了。（编者注：这是王刚的第一次婚姻，对象是他在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同事。）

这段婚姻维系了13年。

后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和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

在1998年，我们携手排演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说到圆子（圈中好友都这样叫她），我挺佩服她，她真的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女人。

与圆子共同出演《音乐之声》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鲜花，然后两个人抱着鲜花钻进车里。

往家开的时候，我记得成方圆说了一句非常发自内心的话：“天天这样多好啊。”

可是，和圆子在一起的日子，我“纵酒使性”也到了一个高发期。

我的“酒史”，是从知青点——特别是26年部队生涯中延续下来的。有美好，也有负面的插曲。

例如，我曾经在一个下雪天，在山海关某宾馆，把一个白天跟我斗酒的香港商人从被窝里拽起来：“起来接着喝！”搞得对方的下属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

我这个德行，给了周边人，给我的家庭，给我妹妹王静，给了圆子不少的困扰。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为什么事有点生气，便跟圆子拌起嘴来。她开着车，到三元立交桥上时，我竟要拉车门跳下去……几番折腾终于到了家，一进大院却又不进楼门，还高呼：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让圆子伤心的话来。

由于种种因素，两个人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真的，在这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年前某日要飞上海，正候机呢，忽然接到东北挚友吴学刚电话，劈头盖脸就数落我：“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啦，前嫂子刚从你面前走过，你咋理都不理呢？！”啊？我急忙站起四顾，没她呀？我回头又问：“学刚，我一直在低头看报纸，真没看见啊。”吴学刚说：“人家说你装没看见，刚才给我打电话，老气愤啦！”——天地良心，可我真没看见啊！

我是过来人，对感情也算有些经验及教训。我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经过理性的考虑和长期的试验后发现在一起并不快乐，或者两个人一直不在一个“频道”上——请记住这个重要的前提，分手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摘自《王刚自传：我本顽痴》江苏文艺出版社4月版，特此感谢博集天卷的支持，本刊编辑曹飞跃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