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派白化光环主cp:王大骐:杜导正——“两头真”的春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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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骐:杜导正——“两头真”的春秋(2)

发布时间:2011-11-04 13:03 作者:王大骐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056次


  杜导正开始被批斗、挂黑牌、关牛棚,遭受辱骂和殴打。他算了算,他经受过的正式批斗会有54次。经过这些批斗,他对“继续革命”这些新玩意儿开始接受: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杜导正被调到《南方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72年,李先念在工业领域中纠正极左的倾向,杜导正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支持他,再次遭到批判。有人说,为什么老杜你总是对反左感兴趣?“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自觉地反左,不过是看不惯太离谱的东西。”


  摇摆的改革


  杜导正从书房找出一本书画影集,上面有一幅他写的字:“我的问题是陈伯达、江青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这几句话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6年被逐出中南海后,自杀前跟朱德秘书说的。


  杜导正相信田家英的话,1980年,他看着它成为现实。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杜导正和好友李庄坐在观众席的第四排。在他的记忆中,江青在现场很疯狂,跳了起来。“两边是两个女警察,摁不住他,最后过来两个男警察,没有摁她,只是往身上一点,她立马瘫倒。”


  现在回过头看,杜导正觉得“四人帮”的瘫倒,是用“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文革’还要发动群众整人,粉碎‘四人帮’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就把人干掉,不必经过代表大会什么的同意,这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


  “文革”结束后,杜导正被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1978年,在解放军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紧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杜导正看到这篇文章,很兴奋,在征求新华社领导穆青、李普的同意之后,决定全文转发。总社给各个分社发电报,让他们请各省委书记逐一表态。


  1979年6月,杜导正路过湖北省,到赤壁公社采访“包产到户”的情况,写了七百余字的短新闻——《农民都夸三中全会政策好》,在1979年全国好新闻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杜导正认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才摸索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才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之路。”


  1982年,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被任命为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这是他地方官生涯的起点。此后,他陆续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直到2007年回到北京,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之一。习近平在正定县任职时,曾经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杜导正是其中之一。2001年,《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的时候,习仲勋曾给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


  同样是在1982年,杜导正从新华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他的老朋友鲁谆是副总编辑——鲁谆如今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成员,《炎黄春秋》每期杂志的编前讨论,他都会参加——鲁谆说,“他那个时候抓新闻,抓典型报道,张华、蒋筑英、华山抢险这些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道,都是他组织做的。再一个,他在报社的管理方面是走在前头的。比如说‘文革’期间的报纸新闻,记者是不署名的,也没有内部稿费,拿固定工资。他到了以后大力提倡这些,在机制改革上,调动了记者、编辑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多写稿、拼好稿。”


  中央当时有两大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有些稿子《人民日报》不太方便刊登,就通过《光明日报》发表。鲁谆觉得80年代前期的中国思想界是活跃的,社会强调的是解放思想。


  我给杜导正带去过几期《南方人物周刊》,其中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李泽厚。杜导正看到后说:“他跟我们是同一拨人”——当初我采访李泽厚时,李也说自己很认同《炎黄春秋》这拨人对于中国的改革思路。


  李泽厚是中国80年代最著名的学者,他的美学、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他的文字如同邓丽君的歌曲一般,对80年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启蒙作用。到了90年代,李泽厚指出,发展中的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应侧重的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这与杜导正所说的“碎步前进”相似。民主宪政无法一蹴而就,“告别革命,走改良道路”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共识。


  然而,在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邓丽君的歌曲被认为是荼毒人心的靡靡之音。打击范围更大的“反自由化”运动中,李泽厚成为了重要的批判对象 。


  杜导正在80年代也还不能接受一些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新事物。“那时候,我爸很讨厌我穿高跟鞋,每次穿高跟鞋回家时,都得先把鞋脱了,偷偷装到包里,然后才进屋。我放邓丽君的歌听,他也不喜欢。”杜导正的小女儿杜明明说。


  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杜导正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外人看来,这是杜导正担任过的最重要的职位、是他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他却不为之感到自豪。“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的大政治背景是‘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政治目的是保守的、左的。”杜导正说,“我上来后,一个任务就是赶快搞新闻法。这么个泱泱大国,没有新闻法行吗?”


  在鲁谆的印象里,杜导正“直爽,重情义”。“他胆子一贯很大,退下来之后更大。”他觉得,杜导正在位的时候有所顾虑,“也不完全是为了保住职位,也是保全大局。他讲得比较多的是:换位思考。他做过新闻出版署署长嘛,谁在那个位子上也会是很难的。”


  1989年6月,杜导正被免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与此同时,他决定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炎黄春秋》的春秋


  9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年头,许多人开始转向“文化”。


  1990年,一些中共高层老同志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打算办一本历史杂志。萧克亲自点名,让杜导正担任社长。这本杂志在1991年7月创刊,取名《炎黄春秋》。


  在1990年认识杜导正时,徐庆全是首都师范大学教吐鲁番学的老师,但他最感兴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1991年,杜导正主持创办《炎黄春秋》,“恰好他一个老战友是我们学校的,叫宋文茂,他就让宋来找我,说让这孩子给咱们写稿”,因此成为《炎黄春秋》的作者。


  1991年的圣诞节,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了下来。几个月之后,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仍然是一列火车,成为这个国家的隐喻。每个人都像不知所措的乘客:中国往何处去?这次秘密旅行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沉寂的冰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对此提法表示认可。


  邓小平的南巡令杜导正感到振奋。他对徐庆全说:“咱们《炎黄春秋》要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苦点就苦点吧,过来先干吧。”彼时《炎黄春秋》初创不久,没钱,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是80块,“我在学校一个月还拿115块呢。”但徐庆全考虑之后,还是离开了学校,正式成为《炎黄春秋》的一员。


  吴思是在1997年加入的《炎黄春秋》。“我大学一毕业就分到《农民日报》,上司是徐孔。他退休以后,跟杜老一起办《炎黄春秋》。那时候我在家写书,写得正带劲,哪也不想去。他说过来帮帮忙,我就瞎答应了,答应了也没去。一个月之后,徐孔又来电话了,说你架子不小啊,叫你来你还不来。他训了我一通,我第二天就去报到了。”报到时,吴思第一次见到了杜导正——完全不是“双枪李向阳”的形象啊。不久后,吴思的那本书也写出来了,起名《潜规则》——这个他生造的词汇如今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他希望“重新解释历史”,这也是《炎黄春秋》想要做的。


  到《炎黄春秋》工作之后,徐庆全发现,杜导正对于邓小平的支持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甚至于他给自己的小女儿选女婿的标准,就是看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看法。“《炎黄春秋》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一直是坚定站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边,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从创刊到现在没有动摇过。这跟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杜导正的思路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他开始冷静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中国实际上是跛足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没有同步。


  他提出一个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形象化比喻:扭秧歌,“退三步进两步,退两步进一步。”


  同时,《炎黄春秋》创刊20年,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


  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刊登了一首纪念胡耀邦的白话诗和一幅照片。从此之后,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媒体上不再是一个绝对不能提及的敏感词。


  2005年11月,《炎黄春秋》发表了以《我们心中的耀邦》为题的一组文章,作者是14位老同志: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在随后的12月号上,继续刊载了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这是老同志们发表文章最集中的一次。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这篇文章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观念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整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


  这些年中,杜导正个人发表的一些署名文章也很受瞩目。比如《民主也不能不急》和《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20年来,大大小小的风波不断。杜导正现在仍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殊为不易。在《炎黄春秋》20周年大会上,他说到所经历的历次风波时,情绪仍然有些激动。


  回归新民主主义?


  2008年春节后不久,薄一波的儿女和朋友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了薄一波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作为山西定襄县蒋村的老乡,杜导正受到了邀请。杜导正在会上发表讲话,将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概括成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应该回到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他还记得,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那时候根据地搞得不错。我们的政权大体上是三三制,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经济上是个体经济,承认个人私有。根据地虽然穷,但很活跃。”


  在星期三的编辑部会议上,《炎黄春秋》的成员讨论了最近由张木生的新书而引发的新民主主义话题。


  张木生的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刘少奇之子刘源给张木生的书作了序,他写道:“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吴思被邀请参加新书发布会,他对张木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吴思觉得,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明确人民至上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各种政治制度之中。他引用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党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如毛泽东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走出历代兴亡循环 。”


  在与张木生进行辩论之后,吴思跟杜导正说了这件事情。杜导正的答复是:“政策是好的,这是共识。这个理论是发展的,可以有新的解释,你认为怎么才能说好,就拿出你的解释来。”这话让吴思受到启发。“我再跟张木生他们讨论起这个问题时,就提出建议,我说新民主主义适应新的时代也应该有个升级版,以前是1.0版,可以在2.0版中拿出一个更让人信服的对未来的主张。”


  《炎黄春秋》杂志社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杨继绳、徐庆全等人就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


  批评者认为,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这是吴思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话题只是杜导正这些退下来的老人们思考的话题之一,他们在用余热不断地思考和发言。这批被称为“两头真”的老人,参加革命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指引,追求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建国之后,越走越左,绕了一个大弯路;改革开放后,又转过来接着走向“新民主主义”口号所要求的中国。


  “他们是在发光,我们年轻人要借他们的热,他们发光我们才有温暖。没有他们,我们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会有断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拨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们的痛切反思给后人的警示作用会很大。”徐庆全说。


  今年的《炎黄春秋》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批“两头真”老人的故事。“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一个事业,多少人把命投了进去。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把天下弄成这个样子,‘大跃进’大饥荒死了3000万人,‘文革’中每个人都受到侵犯,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当把这一切都看明白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吴思说。


  看这篇文章的打印稿时,吴思正在地铁里,车厢穿过幽暗的隧道,与风擦出呼呼的声响,想起这些老人的一生,他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涌。他将稿子举高,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两头真”的老人,都已经垂垂老矣,陆续去世。谈及此处,吴思非常感慨:“我们原来觉得自己挺有力量的,根深叶茂,现在一个个老先生走了,感觉秋天到了,树叶飘零。”


  “现在我们不是秋天的叶子,而是冬天的叶子了。”杜导正说,“我的日记里写到了这些离去的老人:任仲夷、周惠、朱厚泽、李普、欧远方、谢韬、杜星垣 ……,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不少钢笔画,画我被死神包围了。”


  杜导正也担心,老人都走了之后,中年人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心怀乐观之想。他相信中华民族是有自我成长能力的民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什么东西会永恒不变。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来源日期:2011年11月4日 | 责任编辑:黄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