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景门到北郊机场:茅盾文学奖被社会公众普遍“遗弃”

茅盾文学奖今昔谈

――严重危机中的茅盾文学奖

肖　鹰

肖鹰按：本文系韩国《platform》约稿，韩文版由韩国金仙映博士翻译，并刊载于30号《platform》11月-12号。

自1981年设立，1982年首届评奖以来，茅盾文学奖举办了八届评奖。“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2011年03月01日，中国作家网）无疑，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奖项，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学活动中，对“主流文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文学导向”作用。同时，茅盾文学奖评选引导了中国广大读者对当代小说的阅读，20世纪末期的文学读者，都有对自己特别赞赏和推崇的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深刻记忆。我本人特别推崇古华的《芙蓉镇》（1982，第一届）和宗璞的《东藏记》（2005，第六届），并且认为张炜的《九月寓言》（1992）没有获奖，是茅盾文学奖的重大失误。

然而，在今日中国，不仅普通公众，即使是文人学者，已经非常漠视茅盾文学奖了。作为一个美学和艺术批评的专业学者，我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曾经持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1998－2000年，我在北京大学跟随著名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进行了课题为《当代文学中的哲学问题》的博士后研究。但是，2008年举办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引起的社会关注微乎其微，我直至2009年未因为在反对某些中国批评家的“当代中国文学高度论”而做文献研究，才知道前一年举办的茅盾文学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非文学界的读者不再关注茅盾文学奖，而且大多数具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身份的作家，也公开表示，“茅盾文学奖是圈内自娱自乐的游戏”，“与自己的写作无关”。由此可见，当今“茅盾文学奖”的封闭和狭隘――它实际已经演化成了一个极端“小圈子化”的“国家文学大奖”。

茅盾文学奖的“小圈子化”和沦入社会漠视，一般评论将之归结为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文学边缘化”表现。然而，这只是茅盾文学奖主办者中国作协官方和相关人士的一个借口。茅盾文学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式微，有三个基本原因：

其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此前活跃的新锐作家群体，如张炜、莫言、王安忆、贾平凹等人，并没有接替更年长一辈的重要作家，成为跨越20－21世纪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虽然都在“坚持写作”，但“坚持”的是他们前期文学创作的“惯性”而不是“创新”。他们无论在社会透视力和文学表现力上，都日趋于自我重复和“雕虫小技”。这就是说，茅盾文学奖已经没有必要的优秀作家作品作为评选条件。

其二，在20世纪向21世纪转入以来，中国文学活动是非常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这非常集中表现在文学批评放弃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批评的独立性和个性。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不仅是高度圈子化的，而且实际上形成了围绕着中国作协的一个具有“商业帮会”属性的“主流批评家集团”。然而，正是这个“主流批评家集团”在最近两三届的茅盾奖评选中，成为评委会的主体。他们的“评选”不可避免地形成获奖作品的“看人不看作品”的“定向生成”。这就是说，茅盾文学奖缺少公正、权威的批评家群体作评委支持。

其三，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体制、评选宗旨和评选规则，仍然沿袭着20世纪初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路线。比如，每四年举办一届评奖，参评作品限制在评奖当年前四年内闻世作品；每届颁奖作品五部。这样的评奖规则，显然是不符合文学生产和接受规律的。更重要的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宗旨及其指导思想已经完全不适应了。从第七届、第八届两届评选的获奖作品来看，中国作协主办茅盾文学奖，采取的是办法是：以“政治正确”的底线保守姿态，在架空评选宗旨和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在盲目迎合游行文学趣味的“无本无法”状态中主持评选。这就是说，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体制和宗旨僵化，已经失去有效评选的机制。

今年8月举行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充分暴露了它的根本困境。根据评委会设置的评奖程序，本届评选要完成如下程序和工作：今年五月中旬，自评委会公布评委名单和参评作品名单，至8月20日评奖揭晓，在大约95天的时间，61个评委进行要对178参评作品的审读、研讨和评选，并在其中最后20天的集中评奖中，经过6次5轮实名公开投票，终选出5部获奖作品。媒体报道评选工作情况证明，这样的评奖设计只能使评选工作在多数参评作品都不能得到评委阅读的情况下敷衍了事。用中国1958年“大跃进”的语言来说，中国作协在主办评奖中虚假浮夸的作法是放了一颗“中外文学评奖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评奖卫星”。显然，这个“好大喜公”的评奖设计，并不是真正为了提升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公正，而是为了如流行的“明星选秀”节目一样，追求新闻娱乐效应。

这次茅奖评选还有更严重的弊端：在本届总计五部获奖作品中，有三部作品明显属于违反本届评奖的纪律规定：《你在高原》，作者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先生是该书的总策划和出版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代表中国作协承担茅奖评选的领导工作。有确切消息证明，绝大多数评委均没有阅读这部长达450万字10卷本的长篇小说，但是它却本届获奖作品的最高得票（得58票，61个评委）作品。另外两部获奖作品《推拿》和《一句顶一万句》属于《人民文学》杂志社原发作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是《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不仅没有按规定回避评委工作，而且担任本届评委会副主任，在历经公开投票评选中均给这两部作品投票，严重违反了“评奖纪律”的“回避规定”。

这三部作品都直接关系到中国作协的高层领导，它们违纪参评和获奖，无疑使茅盾文学奖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遭受到致命的打击。有公开评论将这届茅奖评选比喻为“球臭不算，还赌球行贿吹黑哨”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这的确揭示了两者之间内在的共性――虽然足球与文学相距太远。评委会某负责人也向媒体宣称：“（本届）评奖是复杂多变的，就像一场足球赛，充满刺激和偶然性，谁也不能完全控制，事先能做的只是制定规则。”这是与批评者的比喻暗合了。

然而，当今茅盾文学奖虽然被社会公众普遍“遗弃”，但却在作为以中国作协系统为核心的“政绩工程”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重要意义”。中国作协本身是中国国家体制中的一级行政（部级）机构。在中国作协操作下，茅盾文学奖被赋予了“国家文化权力”，而获得这个奖励，不仅使获奖者本人将得到重要的政治待遇，而且也将为他（她）所在的单位和政府领导增加重大的“政治成绩”。在第八届评奖揭晓以后，许多媒体都程度不同地披露和批评了茅盾文学奖“严重政绩工程化”的现象。在8月23日，作为两个最重要的中国官方报纸之一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专题文章《文艺评奖：怎么才能不"变味"? 》，文章的主旨就是批评中国官员的“文化政绩观作怪”，对茅盾文学奖等重大评奖造成了恶劣影响（“变味”）。

作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还可能在中国恢复它的社会荣誉吗？无疑，在目前的评奖体制下，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认为，茅盾文学奖必须一场根本性的改革才可以得到拯救。这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第一，它必须确立以推崇文学的理想主义为评奖宗旨，它评选和嘉奖的应当是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它应推行提升而不是迎合国民的文学素养的评奖政策；第二，它应学习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具有国际权威信的文学奖的评审制度和规则，评奖程序和规则的设置要以尊重文学评选的客观规律为原则，根本改变为“文学政绩工程”服务的评奖体制；第三，建立科学、公正的评委遴选机制，评委会的建构，既要杜绝“小圈子化“，又要反对“大民主化”；在评委会的建构中，权威性与公正性，缺一不可。概括言之，茅盾文学奖新生的希望在于切实赋予它文学的理想性和评选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