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评国学[三]----孔子

孔子, 毛泽东, 国学, 品评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以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目前，“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国学班”、“国学院”遍地开，“国学大师”满街走。于丹、易中天、李零等成为大众喜爱的“学术明星”，各种祭祖活动此起彼伏，“孔子学院”开到了非洲大陆……短短数年间，国学由书橱里的“古董”，一跃为人人开口即谈的“显学”。
　　在这场汹涌而至的“国学热”浪潮中，人们似乎淡忘了一个人，淡忘了他终生不移的“国学情结”，淡忘了他对国学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他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从《尚书》到《诗经》，从《论语》到《孟子》，他都熟读成诵。写作谈话他引经据典，字珠句玑。
　　他对上下五千年的国史了如指掌。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整整一十七遍；煌煌“二十四史”，被他翻破了。他的史论常常石破天惊，他的史识往往发人未发。有人填词评价他“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绝非虚言！
　　他是诗国盟主。从屈原到李白，从古体到近体，从唐诗到宋词，从豪放到婉约，名家名篇他讽咏成诵，挥洒自如。多少诗词歌赋让他如痴如醉，多少风流俊才让他瞩目萦怀！
　　他是文章妙手。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从贾谊策论到韩愈古文，他反复读诵，揣摩摹仿。兴之所至，他又荐之于他人，“奇文共赏析”。
　　他是自创一体的书法家，他又是撰写传统楹联的高手；他是“古典小说迷”，他又是“国剧”的鉴赏家；他既读破了万卷“有字之书”，又踏遍神州大地的名山大川，深入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寻常巷陌，读透了中国国情这部“无字之书”！……
　　他是谁？
　　他有一个震古烁今、传遍世界各个角落的名字——毛泽东。
　　尽管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尽管建设时期日理万机，但毛泽东争分夺秒所研读的国学典籍，用“汗牛充栋”来譬喻不为夸张。当今的某些以“国学大师”自居的人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如何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提出了明确主张：总结，整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古为今用，活学活用，是毛泽东品读国学经典、挖掘国学宝藏的一个最大的特征。这也是他超过那些皓首穷经，数黄论黑；坐谈立议，百不及一；起而行之，百无一能的“书蠹”们千万倍的地方。
　　毛泽东以他超凡的智慧赋予古老的国学以全新的灵魂。在他的笔下和口中，国学宝藏能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提供策略、政策的指导，能为开展思想教育、智慧启迪贡献独特的力量，更奇妙的是，能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呈现出中国色彩，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一生笔走风雷，写过许多气势雄宏足以传诵千古的文章。《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等，有10条左右来自《诗经》、《尚书》、《易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老子》、《庄子》、《国语》等。“毛选”中活用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的地方更是俯拾皆是。
　　在毛泽东妙笔点化下，古老的国学典籍中的成语、典故、诗词，甚至神话传说，立即变得熠熠生辉，焕发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给人以隽永的启迪，从而使他的文章光彩夺目，虎虎生威，让人百读不厌。
　　毛泽东在演讲、讲话和与人交谈时，常常上天下地，海阔天空，纵横古今，对于国学典籍中的故事、成语，他得心应口，随意驱驰。他能以古典小说中的一个精彩情节来说明一个深奥的革命道理，令听者拨云见日；他能从初见者的姓名中寻找到楚辞唐诗，让对方惊叹不已……听毛泽东演讲，和毛泽东交谈，在享受他独特的口才魅力的同时，使人深深受到思想的启迪，情操的陶冶，国学知识的教益。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试问，如果没有毛泽东对国学典籍的饱览，没有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沿革以及民族性格的了如指掌，他能对中国的实际现状洞若观火吗？这种结合能如此地完善无缺吗？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暮年毛泽东曾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我生着一张大中华的面孔。”青年毛泽东在一首诗中咏唱：“山川奇气曾钟此。”是的，毛泽东是中华山川奇气所钟的奇男子、伟丈夫，更是延绵五千年国学智慧之精华所哺育铸就的“风流人物”！
　　集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书法家、诗人于一身的毛泽东，博览古籍，精通经、史、子、集，是当之无愧的无冕的“国学大师”，他对国学的品评、批注和古为今用，是留给后代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整理和挖掘这笔精神宝藏，对于今日的“国学热”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对于国学的全面复兴和走向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章
　　毛泽东眼中的国学
　　毛泽东论国学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了个毛泽东”，公元1893年12月26日，是中国农历癸巳年的十一月十九，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
　　当年的韶山冲还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曾当过兵，识字不多，但由于精明能干，克勤克俭，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打官司中败诉，毛顺生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也可以帮他记账。所以，毛泽东8岁时就被送进了附近的私塾。
　　对于在私塾里的学习经历，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他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哲学问题时说：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①
　　早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时说：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此时，他认为在私塾里读国学经典对他的最大益处，是让他识字。
　　事实上，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远不只是起到识字的作用，这些书对幼年的毛泽东来说也许很枯燥，但由于熟读熟记，所以在以后用起来就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了。这显然有助于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古为今用”。
　　1911年，毛泽东“立志出乡关”，到湖南省的大都会长沙“见世面，经风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后，于1913年春，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在一师刻苦求学，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中国古典经籍，即在潜心研究“国学”。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当然，从毛泽东自身来说，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此时也便于进一步钻研。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说：
　　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毋暴弃。
　　青年毛泽东有明确的主张：只有“奇杰”才能救中国，而这种“奇杰”，必学通中、西，首先要通国学。
　　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吸引去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古老的国学，仍认为要“略通国学大要”。
1917年8月23日，在致老师兼挚友黎锦熙先生的一封长信中，毛泽东说：
　　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便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
　　显然，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西学”和“国学”是同等重要的，但国学应为基础。
　　其实，在毛泽东求学的那个时代，并非西方学说和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国学在经历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在清末民初，便有复兴之势，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
　　“国学”即“中国学术”，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的简称。“国学”之名，始见于清末。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此时毛泽东年方十四，还未走出韶山，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创办了《国粹学报》，在其二十七期，邓实发表了《国学精论》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刊印以后，一纸风行海内外，成为莘莘学子的必读之书。所以，国学又被称为“国故”、“国粹”、“国故学”，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汉学”。
　　在如此浓厚的研究国学的氛围中，毛泽东下定“略通国学大要”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国学的分类，有人按清朝的四库全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
　　清朝的学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则认为可以分三门：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备受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崇拜的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于此三门之外，又增加“经世”一门。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四分法。1915年9月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
　　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
　　虽然青年毛泽东主张“略通国学大要”，但他对国学中所包含的糟粕是有着清醒认识，并深恶痛绝的。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主张大力“推陷廓清”，这其实是当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主张对包括国学在内的旧思想、旧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地继承”的思想之端倪。
　　在经历一番艰难的“上下求索”之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犀利而深邃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所熟悉的国学。
　　一方面，毛泽东主张要继承以国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中国的历史遗产：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在著名政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以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批判地继承”是毛泽东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的原则和态度。正因为持此态度，使他能够古为今用，使古老的国学在他的“丹青妙手”上与时俱进，焕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智慧光芒和勃勃生机。
　　毛泽东治国学之法
　　毛泽东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首贵择书
　　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毛泽东在和萧子升的书信探讨中说：
　　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一个人毕其一生，恐怕也不能尽读四库全书。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
　　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其二，通其常识
　　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且主张：
　　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他将这种办法称之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
　　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
　　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
　　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而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
　　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
　　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
　　翻阅毛泽东读过的古籍，可以看到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其六，争分夺秒
　　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读书的机会。
　　毛泽东曾经与旧日的同窗老友萧三说：
　　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
　　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夜幕沉沉，工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已入睡，而毛泽东却在通宵工作之后，把读书作为一种休息，迟迟不肯入睡，有时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关灯。但是人一走，他往往又把灯打开，继续阅读。毛泽东吃饭，经常是要工作人员一催再催，饭端上来了，他放不下正在读的书籍，饭凉了，只得端下去重热，往返数次是常有的事。
　　为晚年毛泽东治过病的一位医生回忆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10几个小时，有时竟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
　　其七，点滴积累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
　　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毛泽东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否则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会一无所树。
　　其八，虚心好问
　　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日记中，就有20余处记载如“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和润之“久谈改造社会事”等等。
　　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他在致萧子升信中说：
　　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苟舍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槽如前，未可知也！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其九，读“无字书”
　　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
　　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个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
　　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
　　1946年初，毛泽东对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儿子毛岸英说：
　　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事实上，通过深入实地地考察和体验，读懂中国国情现状这部“无字天书”，是至关重要的“国学”，由于毛泽东对这门“国学”的造诣无人能及，所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
　　当然，上面所概括的九条治学途径，不但是毛泽东学习国学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学习西方科学，特别是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国学的最大特点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同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服务。毛泽东很鄙视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当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书生”。
　　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的问题时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①
　　此语很具有代表性，毛泽东反复阅读包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内的国学典籍，根本的着眼点就是“古为今用”。
　　早在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和对国学运用的得心应手。这篇文章涉及《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提到中国古代人物16位。
　　对国学的别出新意的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
　　通观《毛泽东选集》，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仅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有稍多几处，而对国学典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古典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
　　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共产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以上所举，足以领略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的独特魅力之一斑。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将分别专题做深入的探讨。
　　应当明确，如果没有毛泽东那样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挥洒自如、恰如其分地运用国学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在今日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
　　“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①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
　　对于每一位当今中国人而言，无论他多么时尚，也无论他甚至连一句经都没读过，但对“四书”、“五经”这些词儿，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据《礼?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就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先生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由于“四书五经”比较艰深，成年人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更别说刚入学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儿童启蒙用书——“蒙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据记载，毛泽东在初入私塾时，先读的就是这类“蒙学”教材。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传达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识字、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朱熹弟子）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其书举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的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奖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还有盛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代，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惯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加上注解约20多万字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中都可以找到。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中的“泥丸”出现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中，而“吴刚伐月中之桂”的神话典故，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对《增广贤文》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毛泽东的文章著述，或常出现于他的口头谈话中。
　　总之，毛泽东对“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读枯燥难懂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这六年，使他学会了阅读、写文章，给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今日中国，随着于丹教授《〈论语〉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纸风行，街头巷尾，男女老幼，大有“开口便谈《论语》”的势头。
　　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而《论语》是“四书”、“五经”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以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八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基础是非常深厚的了。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作品。因为这部核心的国学经典中，记录有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编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么，《论语》的编撰者到底是谁呢？历来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西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议者为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南宋理学家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弟子。
　　以上几种说法中，第四、五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著名学者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写”之说“很有道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论语》编撰者还是不具体确指为妥。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现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说：“《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少年毛泽东天资聪颖，记忆力和领悟力超群，所以这“六年孔夫子”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对《论语》的章句烂熟于胸。这从他青年时期对《论语》的信手拈来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作了不少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堂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如：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该篇中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该篇中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这里讲的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
　　毛泽东认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其原因在于学习、理解、体会的不够。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善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这些话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几句，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
　　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
　　《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无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败，不食”。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么对于在长沙致力于“新学”的毛泽东而言，就不会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如此准确恰切地引用《论语》中的章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以唯物辩证的犀利眼光分析《论语》，并且站在全新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论语》句典，为革命斗争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由于少年时期的耳闻目濡和朗读记诵，使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每事问”、“过则勿惮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是可忍，熟不可忍”、“百姓足，君熟与不足”，等等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即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而对其中迂腐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内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这里仅举其中四例，引导读者诸君体会一下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的高超艺术。
　　1.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与闻国政的方法，同时也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国民党左派对农民运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民运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对反动势力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六十多天的时间对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主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2.调查研究应发扬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有些留学过苏联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认为这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对中国实际知之甚少。
　　这种死守教条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失误，吃了不少亏。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同样存在上述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为了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
　　在这篇毛泽东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辟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在文中，毛泽东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该怎么办呢？
　　接着他回答道：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里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一语出自《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
　　即说孔子陪同鲁国国君入太庙祭祀周公，由于祭祀用的是四代礼乐。多不常见，孔子就每件事都要问一问，“调查研究”一番。这个典故勾画出孔子谦虚、谨慎的形象。毛泽东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引用这个典故，号召大家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中引用《论语》中的典故，表明了他对孔夫子“每事问”精神的赏识和推崇。正是时时处处“每事问”，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成为革命队伍中第一流的“中国通”。
　　3.奉劝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936年12月12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
　　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飞机一离开西安，蒋介石便翻了脸。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又囚禁了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申明的申明》。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
　　在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中，毛泽东说：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这段话中，直接引用《论语》的两处：
　　一处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言必行，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另一处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语出自《论语?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古代的大车用牛拉，小车用马拉。无论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用来架牲口的横木。横木两端和车辕上凿有小孔。用包有铁皮的木销钉插入圆孔，这样就将横木和车辕连接起来。大车的车销钉叫“輗”，小车的车销钉叫“軏”，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无法将牛和马套起来，车子自然不会前行。这样，孔子的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销钉一样，没有车销钉车子怎么会被牲口拉着行走呢？
　　毛泽东顺手拈来，恰切地引用《论语》中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晓以利害，督促蒋氏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全部抗日救亡条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否则，如果言而无信，失信于全国民众，那么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必将会将蒋介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因为在祸急寇深、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假抗日、真反共”者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必将被历史的大浪所淘汰！
　　4.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身为中共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出自《论语?颜渊篇》。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仁”的含义时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人际间矛盾激化。作为一般的道德范畴，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在政治上过份强调此语，则是放弃斗争的一种哲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来被仁人志士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但毛泽东却大笔一挥，将“勿”字改为“要”字，这一改之后，与孔夫子的愿意完全相反。可以说，千古奇人毛泽东又一次奇语惊人。但是，只要联系当时的国内形势，就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字之改，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这并不等于国内阶级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得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放弃斗争也就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对尚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显然是不适当的。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表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征，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则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阶段，不应当否认和忽视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说：“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即是说，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接着还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日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早已废除，更不存在政治上的压迫，已经完全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历史条件。所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
　　一部《论语》，大量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谈主张。可以说，《论语》就是一部“孔子语录”。要真正读懂《论语》，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泽东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说的。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二。
孔子出生于宋国贵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渊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地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的言行。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说起来是“爱人”。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来自上层。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孔子晚期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述而不著”，研究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有时相反。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像“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是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的。
　　1.早期崇信
　　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
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很崇拜。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仍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在该文中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①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②
　　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躬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③
　　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④
　　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也颇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毛泽东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论语?雍也篇》中记载了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也推崇备至，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受颜回的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曾设想，“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画粥”，办一所自修学校。在生活上，毛泽东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甚至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国学似乎占主导地位，因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然而从思想实质来讲，占主导地位的是民主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装束是长衫布鞋，一身“国装”，而非时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动的却非国学，而是西学。孔子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虽然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
　　2.中期“一分为二”
　　毛泽东对孔夫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
　　1918年8月，毛泽东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而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学说。从长沙到北京，毛泽东又一次开拓了视野，他自己说“思想起来越激进”。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题之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开始动摇。
　　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而今则到了一改旧观的时候了。在论到学会章程中“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毛泽东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不能自由,郁郁寡欢做二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反对的".
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的笔下再很难见到赞赏孔子的话了，也很少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已完全从青年毛泽东的视野抹去了。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赴京。次年4月，毛泽东在离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之行时说：
　　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前来瞻仰的。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关键的一年。但此时他明确主张：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在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②
　　这些话表明他是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的，预示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不言而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态度。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农民运动，批判忠孝主义，批判束缚农民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教条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主张。
　　1940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范的报告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①
　　当然，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对孔夫子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东西，他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②
　　明确肯定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当教员这一点，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说：
　　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作共产党了。③
　　毛泽东的这段话肯定孔夫子作教书先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
　　《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回忆说
　　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④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写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真理”。⑤
　　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讷、敏”二字，其实来自于《论语?里仁篇》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为爱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和欣赏吗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②
　　明确肯定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当教员这一点，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说：
　　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作共产党了。③
　　毛泽东的这段话肯定孔夫子作教书先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
　　《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回忆说：
　　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④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写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真理”。⑤
　　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讷、敏”二字，其实来自于《论语?里仁篇》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为爱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和欣赏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同建国前大体相同。
　　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不过，第二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着在谈到《诗经》时，他又称赞了孔子，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直接引入了《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跃进的豪情壮志。当然，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⑥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说到孔子。他说：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
　　这番谈话对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问题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酥、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在谈话中，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讲了孔子的经历，说明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当然在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的缺点，提出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
总之，在入党之后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孔子的，即对孔夫子一分为二，也就是毛泽东常主张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议的现实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论上的错误、过时的东西，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则又肯定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精华”，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
　　3.晚期全盘否定
　　晚年毛泽东的“左”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导致他错误地发动了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被毛泽东称为“政治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是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主题，此期间毛泽东对孔夫子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斗“走资派”、“夺权”上，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此后，虽然有的文章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成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而加以批判，但批孔并未成气候。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折戟沉沙”于异国荒漠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一伙竭力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急于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江青在一次“批孔”会上的讲话中大肆宣扬：1973年5月，她去看毛主席，见毛主席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主席说，我目的是为了批判用。毛主席还给她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崇孔，而且是反法的。
8月3日，毛泽东读了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后，批示“杨文颇好”。
　　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在“批孔”运动中广为流传。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一个材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搞的。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一伙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摘出涉及孔孟或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并与孔孟之道相对照。毛泽东意在通过这个材料，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根源、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全国立即出现了“批林批孔”的高潮。这场声誉浩大的“批孔”运动，被野心勃勃的江青所利用，她影射此时身患重症的周恩来为“现代大儒”，试图把批判的锋芒引向周恩来，但被毛泽东所制止。
　　“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并没有错。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但他没有具体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响阻碍现代中国的进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极影响，如欣赏个人崇拜、家长制，过分夸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并且，他只看到孔子对现代的消极一面，没有注意到孔子对现代中国也存在积极的一面。这显然也是一种片面性。
　　总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当然，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
　　《孟子》“民为贵”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六年私塾”生活中，对“四书”之一的《孟子》自然是熟读成诵的。
　　少年毛泽东一段“对对子”的佳话，就涉及到《孟子》里面的内容。
　　1903年的夏天，正在私塾读书的毛泽东，见户外天朗气清，趁塾师不在，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附近的池塘里游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