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好人被欺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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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黄自稳 2010年05月17日10:4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 
内容摘要：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工作特别是干部考核选拔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形势和主要任务的变化适时调整、丰富和完善党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逐渐形成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新形势下做好党的干部考核评价工作，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设计考核内容，规范考核程序，扩大考评民主，提高群众参与的有效性，不断创新考核方式方法，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切实为党选拔优秀干部把好第一关。
关键词：干部考核评价 机制科学发展观
干部考核评价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考核评价的结果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考核评价的导向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干部做事的方向、态度、方法，因此，做好干部考核工作对于我们党正确选拔使用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干部考核评价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考核评价的许多经验，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干部考核评价工作逐渐形成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体制机制。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党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将对我们党做好今后干部考评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一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执政党，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国家干部十分缺乏，形势和任务也对当时现有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适应新的变化和要求，首先确立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并迅速壮大了干部队伍，但由于干部的功能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干部中反映的问题也极为多而杂，加上国内外形势的瞬息万变，干部考察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为此，中共中央很快建立了干部考察鉴定制度。1949年11月4日，中央组织部颁布了《关于干部鉴定工作的规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干部鉴定工作，一年进行一次。目的在于经过鉴定使干部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提高自己，改进工作，同时也使党组织能够更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干部，以便有计划地培养和选拔干部。对干部的鉴定，坚持抗战时期的“才德标准”，并提出专业化的问题。“才”即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德”即政治品质，包括立场、观点、作风、掌握政策、遵守纪律、联系群众、学习态度等方面；专业化则是能否胜任所担任职务。干部鉴定方法主要采取自我检讨、群众讨论、领导负责审查三方面结合进行。文件规定，对干部的鉴定结果将尽可能地与选举劳模结合起来。干部鉴定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及时发现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推动了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还有利于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这一时期的干部考察鉴定工作主要结合当时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进行，因对“才德标准”把握的偏差，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向，如不少干部的鉴定内容一般化、概念化，主要问题交代不清、分寸不恰当等，因此，这些鉴定并不是完全准确。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清理运动和整党等，对新干部有了初步了解，并处理了一些最突出的干部问题。但是，由于党的任务十分繁重，干部调动频繁，出现了一些历史不清、来历不明的新干部，漏审了一些老干部，某些领导干部麻痹大意，忽视从政治上考察干部，干部队伍不纯、腐败问题等给党的正常工作带来不少麻烦。为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195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审查干部的目的做了明确阐述，即全面了解干部的政治面貌，清除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以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同时，又要多方面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才能，以便党有计划和正确地培养使用干部。干部审查工作从1954年底开始到1956年11月结束，经过审查，查清和处理了一批带“病”的干部，对了解整个干部队伍的状况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后来审查过程中出现了只注重“政治考察”而忽视“业务能力”的偏向，加上“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一些干部的错审，对经济建设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我们党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偏向，总体上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干部的考察鉴定审查制度是我们党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雏形，为后来考核评价干部提供了有益借鉴。尽管考核评价标准简单、内容不尽具体详细、方式方法不尽科学，但考察鉴定审查后的大部分干部基本上适应了国家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成为国家各方面建设的骨干或专家，为党选拔使用大批干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依据。
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明显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一些干部因为之前缺乏训练，甚至没有经过审查和教育，他们对新工作没有充足的准备，不能打开新的局面；一些干部因为提拔过快，很难积累起工作经验，造成工作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业务能力与其所承担的工作职责不相适应。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针，即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成员应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知识化、专业化。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同与会同志对建国八年来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讨论时指出：“政治家要懂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即又红又专标准。“红”强调政治立场，主要看是否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专”侧重技术水平，主要看能否善于钻研业务，掌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本领。1964年3月3日，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在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上又强调了干部考核选拔的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标准。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专门论述了选拔任用干部即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政治标准。同年，毛泽东针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预言，再次强调了这五条标准：（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公开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又红又专和五条政治标准成为党考核评价干部的原则与标准，这一时期考核评价干部还注重群众性，看一个干部的好坏，关键是看他能不能善于深入群众，团结群众，也即能否从很好地执行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工作路线。然而，由于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加上党的领导人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干部考评严重偏离“又红又专”，出现“红”强“专”弱，甚至不红不专，干部考核只注重家庭出身、资历，不能辩证地历史地考察干部，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识别和选拔干部。
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加强干部管理的七条措施，其中明确指出必须重新考察了解干部、使考察了解干部成为经常性的制度；并决定恢复干部鉴定制度。1964年中央组织部在《关于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对科技干部的考核内容:“在政治思想方面,考察了解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执行情况”,“在业务方面,考察了解他们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和工作中的贡献,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这些规定和制度为进一步做好干部考核评价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干部考核评价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总起来看，从1957年到“文革”前，党的干部考核评价工作探索的还算比较成功，但其中也出现了曲折。如在考核选拔干部时，一些地方论“资”排辈，不利于新干部的脱颖而出。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尖锐批评了这一现象，并对新干部的考核选拔标准作了论述。他认为“党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业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党必须在各个地方注意培养熟悉当地情况、同本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在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四清运动中，因为主观上对形势的误判，导致干部工作偏离正确的航向，伤害了很多干部，更严重的是，广大干部的思想被引向“左”的错误。
【1】 【2】 【3】
内容摘要：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工作特别是干部考核选拔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形势和主要任务的变化适时调整、丰富和完善党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逐渐形成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新形势下做好党的干部考核评价工作，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设计考核内容，规范考核程序，扩大考评民主，提高群众参与的有效性，不断创新考核方式方法，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切实为党选拔优秀干部把好第一关。
关键词：干部考核评价 机制科学发展观
干部考核评价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考核评价的结果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考核评价的导向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干部做事的方向、态度、方法，因此，做好干部考核工作对于我们党正确选拔使用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干部考核评价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考核评价的许多经验，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干部考核评价工作逐渐形成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体制机制。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党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将对我们党做好今后干部考评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一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执政党，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国家干部十分缺乏，形势和任务也对当时现有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适应新的变化和要求，首先确立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并迅速壮大了干部队伍，但由于干部的功能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干部中反映的问题也极为多而杂，加上国内外形势的瞬息万变，干部考察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为此，中共中央很快建立了干部考察鉴定制度。1949年11月4日，中央组织部颁布了《关于干部鉴定工作的规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干部鉴定工作，一年进行一次。目的在于经过鉴定使干部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提高自己，改进工作，同时也使党组织能够更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干部，以便有计划地培养和选拔干部。对干部的鉴定，坚持抗战时期的“才德标准”，并提出专业化的问题。“才”即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德”即政治品质，包括立场、观点、作风、掌握政策、遵守纪律、联系群众、学习态度等方面；专业化则是能否胜任所担任职务。干部鉴定方法主要采取自我检讨、群众讨论、领导负责审查三方面结合进行。文件规定，对干部的鉴定结果将尽可能地与选举劳模结合起来。干部鉴定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及时发现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推动了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还有利于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这一时期的干部考察鉴定工作主要结合当时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进行，因对“才德标准”把握的偏差，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向，如不少干部的鉴定内容一般化、概念化，主要问题交代不清、分寸不恰当等，因此，这些鉴定并不是完全准确。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清理运动和整党等，对新干部有了初步了解，并处理了一些最突出的干部问题。但是，由于党的任务十分繁重，干部调动频繁，出现了一些历史不清、来历不明的新干部，漏审了一些老干部，某些领导干部麻痹大意，忽视从政治上考察干部，干部队伍不纯、腐败问题等给党的正常工作带来不少麻烦。为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195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审查干部的目的做了明确阐述，即全面了解干部的政治面貌，清除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以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同时，又要多方面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才能，以便党有计划和正确地培养使用干部。干部审查工作从1954年底开始到1956年11月结束，经过审查，查清和处理了一批带“病”的干部，对了解整个干部队伍的状况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后来审查过程中出现了只注重“政治考察”而忽视“业务能力”的偏向，加上“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一些干部的错审，对经济建设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我们党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偏向，总体上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干部的考察鉴定审查制度是我们党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雏形，为后来考核评价干部提供了有益借鉴。尽管考核评价标准简单、内容不尽具体详细、方式方法不尽科学，但考察鉴定审查后的大部分干部基本上适应了国家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成为国家各方面建设的骨干或专家，为党选拔使用大批干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依据。
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明显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一些干部因为之前缺乏训练，甚至没有经过审查和教育，他们对新工作没有充足的准备，不能打开新的局面；一些干部因为提拔过快，很难积累起工作经验，造成工作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业务能力与其所承担的工作职责不相适应。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针，即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成员应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知识化、专业化。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同与会同志对建国八年来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讨论时指出：“政治家要懂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即又红又专标准。“红”强调政治立场，主要看是否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专”侧重技术水平，主要看能否善于钻研业务，掌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本领。1964年3月3日，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在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上又强调了干部考核选拔的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标准。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专门论述了选拔任用干部即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政治标准。同年，毛泽东针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预言，再次强调了这五条标准：（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公开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又红又专和五条政治标准成为党考核评价干部的原则与标准，这一时期考核评价干部还注重群众性，看一个干部的好坏，关键是看他能不能善于深入群众，团结群众，也即能否从很好地执行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工作路线。然而，由于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加上党的领导人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干部考评严重偏离“又红又专”，出现“红”强“专”弱，甚至不红不专，干部考核只注重家庭出身、资历，不能辩证地历史地考察干部，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识别和选拔干部。
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加强干部管理的七条措施，其中明确指出必须重新考察了解干部、使考察了解干部成为经常性的制度；并决定恢复干部鉴定制度。1964年中央组织部在《关于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对科技干部的考核内容:“在政治思想方面,考察了解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执行情况”,“在业务方面,考察了解他们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和工作中的贡献,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这些规定和制度为进一步做好干部考核评价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干部考核评价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总起来看，从1957年到“文革”前，党的干部考核评价工作探索的还算比较成功，但其中也出现了曲折。如在考核选拔干部时，一些地方论“资”排辈，不利于新干部的脱颖而出。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尖锐批评了这一现象，并对新干部的考核选拔标准作了论述。他认为“党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业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党必须在各个地方注意培养熟悉当地情况、同本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在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四清运动中，因为主观上对形势的误判，导致干部工作偏离正确的航向，伤害了很多干部，更严重的是，广大干部的思想被引向“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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