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结业怎么提升学历:三祭鲁迅

《呐喊》探源(三祭鲁迅之一)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它出版于1923年8月，到1930年1月已重印了13次，即平均连续7年每年都印了两次，足见当时社会反响之巨；它塑造的狂人、孔乙己、华老栓、九斤老太、闰土等角色，都成为后世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典型，阿Q更是成了某种思想标本，为民国以来的几乎所有中国思想者所关注、端详、剖析、拆解。而鲁迅先生自己，对本书也非常看重，他于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写道：“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对自己的作品作如此正式的正面评价，在鲁迅是极其罕见的，由此可见它在作者心中的份量。
　　　　
　　　　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以前，鲁迅几乎默默无闻，除了少数同事、同乡，知道有一位“教育部佥事周树人”者，寥寥无几。为什么这一声“呐喊”能一鸣惊人，从此屹立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呢？
　　　　
　　　　在《呐喊》辑集出版时，鲁迅先生为之专门写了一段“自序”，叙述了自己“求学——立志——失望——消沉——起而战斗”的一段人生。它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而我偏苦于不能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那首先是关于世态炎凉的回忆，是对人间凉薄痛定思痛的追思；接着是对自己的求学之路的回顾，叙述自己选择文学作为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理想的由来，然后是对回潮的黑暗的深深的忧思：“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这是一道激昂上升后跌入低谷的精神曲线，是一帧极度绚烂后沉向深寂的灵魂画卷，也是一段坎坷跌宕的复杂人生：深味了弱者的痛苦，敏感于人间的不平，奋发着寻求疗治并升华为救国救民的理想，却撞上了严峻的现实，不得不于沉默中重新打量人间世相。从1898年（入读“江南水师学堂”）到1909年（离开日本）的这一段时间里，青年周树人求新学、立壮志、谒名师、结秘党，奋分踔厉，奔走呼号，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踏实笃行，挥洒出一段璀灿激越、意气风发的早年时光。然而，复杂的社会，诡谲的生活，让他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当他因具体的行动分歧而与早年的同志分手、回到家乡沉潜渡日时，经历了短暂的革命洗礼的中国社会，迅速回归黑暗， “三民主义”、“五权分立”的理想“民国”，已然成了军阀轮庄的赌场：短命皇帝、贿选总统、复辟辫帅、土匪总理，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中华民国”的失望，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对新衙门的厌恶，给他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阴影，其心境逐渐转入悲苦激愤，在四顾茫然中郁郁难伸，过着隐忍无奈、“抉心自噬”的艰难日子。激情洋溢的追求和跌入低谷后的痛苦相辅相成，极度异化的现实与无法屈从的艰难冰火交攻，冷凝成深味着孤寂而又“不能全忘”的“梦”，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形成巨大的张力，撕裂着思想的深渊，成为其灵魂的底色。
　　　　
　　　　这种沉郁复杂的底色，不仅源于丰富的人生经历，更有渊博的学识为根基。从收入《鲁迅全集》的最早的四篇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我们会吃惊地发现，26岁的青年周树人就尝试了一次对人类文明主要成果的全景式的鸟瞰。这四篇文章最初发表的时间，依次是1907年12月、1908年6月、1908年8月和1908年2月（鲁迅先生自署的写作时间，则全部是1907年），它们所论述的内容，分别是概述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滥觞到十九世纪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总其大成的生物进化论（《人之历史》），介绍上讫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500）下至赫歇尔（1792-1871）的西方科学发展简史（《科学史教篇》），横跨中国上古传说到十九世纪末欧洲思想大师学说的中西文化比较和差异分析（《文化偏至论》），以及对数十名东西方一流文学艺术家的散点扫描（《摩罗诗力说》）。它们气势磅礴，笔意飞扬，虽不如中后期鲁迅的笔墨老辣，但其时间跨度之大、学科覆盖之广，令人叹为观止，也足以想见作者的青年时代于治学求知方面所下的功夫。
　　　　
　　　　而在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的同时，他尽管有隐忍、有消沉，尽管在表面上与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公务员并无殊异，但他绝非在平庸混世。查鲁迅日记中每年末例行的“书帐”，我得出两个统计：在1912～1917这五年间，鲁迅有帐可查的购书约950种，近4000册，囊括经史子集、佛教经典、古籍拓片、稗官野史、笔记小品，几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载体一网打尽；买这些书共耗银洋约1580元，占他自留收入的五分之一强（当时鲁迅每月约收入220元，要“寄二弟和三弟家用百元”），由此可窥见鲁迅之于“钞古碑”、“回到古代去”，实在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实际上仍在孜孜矻矻地研究着。而据《鲁迅著译年表》所载，鲁迅先生在这一段时间的校、译著作就有11种（篇）——这可是一个“上班族”“业余爱好”的成果啊！对这些文化典籍的潜心研究，也许确实与他早年投身的事业相去甚远，但仍然是精神世界的砥砺和扩充——作为一个学习者、研究者的鲁迅，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奋发精进，由此积淀而成的深厚文化底蕴，为他后来发出的“呐喊”，孕育了雄浑充盈的底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段“麻醉灵魂、沉入国民中”的日子里，身为中央政府处级干部的周树人先生，却绝不认同当时的风气，他不仅不能乖巧地“与时俱进”，反而怀着“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这样的愤世嫉俗，还参与了要求废止袁世凯政府《教育纲要》的“过激行为”，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 “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的真义所在吧？我不由得想起西方那句有名的格言：“三十岁以后还在激烈，你这人可能没头脑；三十岁以前不曾激烈过，你这人肯定没心肝！”——如果没有那一系列“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招来的风吹雨打和磨砺淬炼，任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不可能成就沉郁深刻、执着犀利的鲁迅；如果没有在看似“麻醉”的守常渡日中不能忘情于早年梦想的执着，就不可能随时惦记着“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否则，那些不知被多少泰斗巨匠审视过的传统文化，怎么就偏偏让鲁迅“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了呢？
　　　　
　　　　正是这样的追求和执着、隐忍和深思，这种早年的灿烂胸襟、青年的壮怀激烈、遇挫时的不苟流俗、锲而不舍，才成就了这样的鲁迅，才孕育了这样的“呐喊”。
　　　　
　　　　我们还可以再扫描一下鲁迅成长的那个时代。在1892-1911年的“前辛亥革命”时期，“甲午惨败”举国震动，康有为“公车上书”轰动朝野，“八国联军”攻中国首都如探囊取物，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广为流传，陈天华难酬蹈海，章太炎慷慨赴狱，“鉴湖女俠”传为美谈，“革命军中马前卒”有口皆碑，汪精卫的“被逮口占”脍炙人口——这是一个国难频仍、群情激愤的时代，也是一个舆论鼎沸、义举飚至的时代。与此同时，上讫容闳启动留学热潮、严复译介西方思想、蔡元培、吴稚晖、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在《苏报》、《民报》和《新民丛报》就国家前途的激烈争论，下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邵飘萍主笔的《京报》、林白水创办的《新社会日报》——社会思潮是如此地风起云涌而又源远流长。鲁迅生在这样的时代，既接受了先行风气的沐浴，又承受着前仆后继的激荡，一面感觉到令人窒息的“寂寞和悲哀”，一面也眼见了“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之能在 “寂寞”、“悲哀”中沉思、深恸以至终于发为“呐喊”，也是时代进步的洪流在出现巨大落差时，跌宕而出的一声特别凄厉的长啸吧？
　　　　
　　　　不知这话是否拉得太远了？我想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近代史：从莎士比亚、弥尔顿到“长期国会”和“光荣革命”之于洛克、狄更斯；从伏尔泰、卢梭和“启蒙运动”到“雅各宾恐怖”和“百日帝国”之于雨果、欧文；从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批先驱者和“十二月党人”、1905年革命之于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时代风云的酝酿和狂飙突进，与人文巨匠的诞生之间，不正是有着这种精神、血脉的蕴涵和联系吗？
　　　　
　　　　从鲁迅逝世到现在，70年过去了，我们这块土地上又上演了多少大起大落的悲喜剧啊。但是，在后来的这些历史跌宕、社会转型的关口，可曾有人发出过鲁迅这样一鸣惊人、在历史长河中久久回响的“呐喊”吗？这当然有社会的原因。但作为知识分子自己，是不是也该反躬自问一下：我们吸纳了多少时代的风云？积淀了多少文明的养料？在社会的江湖上摔打过几次？在历史的迷宫里摸索了几天？心中有多深的梦想？对人间有多少悲悯？在迎难而上或抓住机遇之际,在向社会亮相、作大声疾呼之前，我们测试过自己的胸襟、检查过自己的底气吗？
　　
　　　　　　　　　　　　　　　　　　　　　　　　　　　　　　　　2008-03-20再改
　　
　　
　　《野草》远眺（三祭鲁迅之二)
　　
　　编定于1927年的《野草》，是鲁迅一生的一个分水岭：此前是激越的奔流，此后是深沉的汪洋。这片苍茫的野草漫生在激流和汪洋的连接处，既是鲁迅早年生活的总结，也是晚年鲁迅定型的基调。
　　　　
　　　　先从生活轨迹来看。《野草》前的鲁迅，自结束其学生生涯以后，就一直没有安分过：他对时代还存热望，对世道还想匡济，为此不惜东奔西走、辗转于途。从1909年归国到1927年，始而省城，继而故乡，忽奔山会，又赴南京；随国民政府北上，因生活风波南下；在厦门居不数月，忽而又投广州，旋即迁居沪上，18年间，蓬转萍飘。这其间，他做教师，任督学，充吏员，兼教授，编杂志，上条陈，办画展，发演讲，闹学潮，打官司—— 一个文化人能做的一切，他几乎全尝试过了。虽然他在《呐喊自序》里说自己“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观其行迹，却仍是个典型的刺儿头，迹近如今所谓的“愤青”。但《野草》编出之后，鲁迅在上海一住近10年，再也没有挪窝，哪怕其间又遭遇了围剿、攻击、辱骂、恐吓，射向他的明枪暗箭仍然一刻也没停止过，甚至还有过国民党特务要暗杀他的传言，他一概报以藐视，凛然不动。而10年之间，除了坚定地捏紧他的“金不换”，再也没有尝试其他的行动：尊为“左联”领导，他不热心日常事务；因生活之需和书店打交道，他尽量托付友人；对共产党的苏区心存向往，却谢绝了陈賡和瞿秋白的邀请，并不赴访——种种迹象表明，他“定下来了”，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他认定了，不再尝试别的可能性了。
　　　　
　　　　再从著述风格来看。《野草》之前，那个忽而效法章太炎的古奥晦涩、忽而演练白话运动的通俗晓畅的周树人，既有“戛剑生”的狂放，又有“令飞”、“迅行”的恣肆；既有以谐谑出深刻的《阿Q正传》和《风波》，又在《伤逝》、《祝福》中以深情诉凄凉；送“热风”一片古道热肠，鞭《论衡》不惜剑拔弩张，还可以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那样地娓娓道来，间或来一点《补天》、《奔月》那样的神秘乖张。而自《野草》编定以后，从《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开始，直到他逝世前的《且介亭杂文》，虽然仍不乏种种嘻笑怒骂，但沉郁犀利尖锐老辣的风格一以贯之；即便是被编入《故事新编》的《非攻》（1934）和《起死》（1935）这样的小说，也与早年的《补天》、《奔月》风格迥异，截然不同。这时候的鲁迅，“匕首和投枪”已然打造成型，不仅屡试不爽，而且显然偏爱有加，甚至情有独钟，再也不愿更换别样的武器。
　　　　
　　　　由此，我将《野草》视为鲁迅人生转折的里程碑。
　　　　
　　　　我将《野草》看得如此之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是诗。那些直抒胸臆的诗句，是灵魂最真诚的吁吐，是个人情怀最无保留的展现，对于一个不再谋求俗世事功，已经放下种种权谋机心的思想家来说，“文如其人”的集中表现，实在莫过于“诗言志”了。通观《野草》全篇，除了那一首意在讽刺的《我的失恋》以外，沉郁悲愤的心境和紧张焦灼的挚情，浸透了每一篇章；那种深味伤痛而刚毅自持的凛然，坦陈绝望却绝不苟且的苍凉，以及向无边的黑暗以命相搏的决心，不正是晚年鲁迅最突出的特点么？
　　　　
　　　　在开篇的《题辞》中，作者以“野草”和“地火”两个意象为寄托，以“天地有如此静穆”为背景，让孤独的“我”孑立其间，一面露布着深沉的忧愤，一面寄望于纤弱的生命，却终不能释怀于无可逃避的“朽腐”和“空虚”。所以，他刚刚肯定了野草的“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的顽强的活力，却立刻转入“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的痛切的陈词——如此艰难滋生的生命，终于无改于“静穆”和“空虚”，还有什么样的壮行能得生存、会有意义？这种悲情与热望的交织和冲突，不仅使这篇序诗充满了焦虑和紧张，令读者生揪心的疼痛，还把这样的痛切和悲凉，箭也似地贯穿了全部《野草》，直至那最后的“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这样的混沌，这样的阴沉，而且这样的离奇变幻”的《一觉》。作为集子的结尾篇章，那其中“拼命生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的沙漠中的草木，也是短暂的闪现希望，旋即结束于“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的无尽感谓中……
　　　　
　　　　紧接《题辞》之后的《秋夜》，让枯树、冷月、寒星、暗夜构成一幅阴森的图画，让寂寞中麻木到对自己的发笑都失去知觉的自我，静听恶鸟那鬼魂夜游般的怪叫，呆看小虫撞火而亡的悲壮。那天空“奇怪而高”，那星星“眨着冷眼”，月亮“窘得发白”，在冷漠寂寥的这一切之中，“我”却注意着那些“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的“苍翠精致的英雄们”——那竭力佯装而终难达至的冷漠，愈发凸显了抛撒不下、难以忘怀的执着。
　　　　
　　　　然后是虚实互换的《影的告别》，把由衷的倾吐冷置在一旁：“你”是徒具躯壳的皮相，“影”反而有执拗不苟的灵魂。“影”的“告别”，诉说着与黑暗的决绝和对光明的向往，而“你”的慨叹，却认证了黑暗的深重和光明的无望；那有灵魂的影子在一咏三叹，严肃、凝重而又无奈、怅惘，“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即将失去影子的“你”，还能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做点什么呢？
　　　
　　　　　那本该是晶莹剔透、轻盈纯洁的《雪》，在作者眼里却是“孤独的雪”、“死掉的雨”，面对“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悲凉的灵魂发不出美的礼赞，却不由自主地去注视“无边的旷野”和“凉冽的天宇”，好容易看到了它“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但那更广远的背景，却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
　　　
　　　　　雪是如此，火又如何呢？那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所以枯焦”；它激扬着作者去想“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但却接近不得，刚刚拾起，“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还不曾体验到温暖，就“烧穿了我的衣裳”，使惊慌失措的“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那是曾经鲜活而活力不再的生命？抑或是曾经生动而已然冻僵的思想？徒然烧尽，未免可惜；欲加捡拾，却又危险异常——正如那一度向往风云际会的壮志，亦如那曾经风起云涌的思潮？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敢向火取暖，谁又能不老老实实地龟缩在“天上冻云弥漫”、“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的“冰谷”中呢？令人两难的“死火”，留下的是矛盾、困惑和痛苦，烧灼的是陷入绝地之中的沉重的迷茫。
　　　
　　　　　好不容易，我们能看到一篇《好的故事》，迷离恍惚中进入了一个 “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 的美景，花树鸡狗云天游鱼，开始“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它们各各流光溢彩，生意盎然，而且互相辉映，就在我们几乎要为之陶醉的时候，作者却蓦地将它打破，揭穿它的缥缈和恍惚，指出它其实从未实在过——云锦“皱蹙”，水波“陡立”，“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捏也捏不住，不得不重返于“昏暗的灯光”、“昏沉的夜”，原来，那只不过是一个空寂无依的梦，以“好”的短暂，复陷我们于实实在在的黑夜，将好不容易唤醒的温煦，仍按捺进深深的痛惜之中……
　　　　
　　　　在人生的转折处，鲁迅的心境是如此地沉痛复沉痛、悲凉复悲凉，是枯立于广漠旷野“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的《复仇》；是“四面都是敌意”，“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的惨遭暴虐的耶酥；是独自一人“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只有“夜色跟在他后面”的《过客》；是“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却“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的《这样的战士》；是认认真真开窗除秽却换来“聪明人”的冷眼和“奴才”的叛卖的“傻子”。 他不会因孤独而放弃，不屑于为求共鸣而修改。他假托了沉没与黑暗中的“影子”，借它的“告别”倾诉着灵魂的剖白；他设定了困顿倔强的“过客”的角色，让他与已在老去和将要长成的人类对话，表达了自己迎着暗夜投身于无望的征途、强忍疲惫和伤痛而不选择休息的决心；他检索出曾经生动过的思想文化的“死火”，面对烧尽的惋惜和冰冻的死灭这两难的选择，流露出不甘沉寂又把握不住奋勇的前景的惆怅；他让“墓碣文”作为死尸的自述，发出直面人世的喝问，以不敢反顾的逃遁，反衬出无以作答的艰难；他希望成为“这样的战士”，即使敌我两茫也要举起投枪，毫不畏惧地迎向其实空无一物的“各式好花样”；他以脚踏实地的“傻子”自励，不惮于聪明人的嘲笑和奴才们的背叛，要把那秽气扑鼻的破屋砸开一扇窗……在弥漫于全集的沉郁苦闷悲愤怅惘中，这一组自况的形象有如续战的宣言，宣布着人到中年的鲁迅仍要“既不安乐，也不死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决不向各式仇敌“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即使面对“淡淡的血痕”，即使迎向“渺茫的悲苦”，他终将是一个战斗者！
　　　
　　　　　——激情澎湃的生命，在经过了这样一片《野草》的迂挡阻遏之后，汇入的将是怎样的汪洋，难道还需要探测吗？对晚年鲁迅的理解，难道还需要有更多的解说吗？
　　　　
　　　　然而，理解先贤固然需要设身处地，但评价其价值却是另外一回事。在我看来，安居沪上后的鲁迅，沉郁固沉郁矣，却似乎缺少了北平时代的热切；老辣固老辣矣，却显然收敛了成名之初的锋芒。他认定了苏俄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历史却证明这是一场误会；他更加地爱憎分明决不苟免，但他对敌我的划分却似乎太偏重人之品性，甚至有感情用事的迹象；他发出许多犀利的匕首和投枪，寒光闪烁，而其锋芒所向却多有失误；他一如既往地鞭挞黑暗，而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和揭露，却并未超过以前的深度……如果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标准来期待，晚年鲁迅的思想和言行有很多瑕疵和缺憾，似乎说明他自定的基调有一些问题。那么，这片从美学价值上看近乎登峰造极的《野草》，是不是暗藏着一些有待发掘的思想的泥沼？那些喷薄而出的沉郁和悲凉，是不是也为鲁迅的晚年投下了太多的阴影呢？我愿以此疑问就教于识者。
　　　
　　　　　我明白，站在今天来审视前人的遗产，我们务必心存虔敬；在领会先哲的思想的同时，必须体察前辈的处境和情怀-——否则我们就极可能因一孔之见而沾沾自喜，把已经由时代普及的人类文明新成果，当成自己凌驾前贤的独门法器，从而由自矜和苛刻走向浮浅和轻薄。但是，我们也切不可让敬畏之心压抑我们认知的激情和探究的精神，更不能在今天的认识深度和前贤的历史丰碑之间犯削足适履的错误。伟人在前方高耸入云，是为了让我们能借助他们的高度作更深远的前瞻；《野草》美不胜收，却并不就是思考辨析的禁地。要是看到我们只会由着审美快感而陷身泥沼却不自知，鲁迅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痛心疾首的。
　　
　　　　鲁迅先生，您说是吗？
　　　　
　　　　　　　　　　　　　　　　　　　　　　　　　　　　　　　　　2008-03-21再改
　　　　
　　
　　冷眼悲情睿见深
　　——三祭鲁迅之（三）
　　
　　鲁迅不是完人，遭人诟病颇多，尤其是他的偏激和尖刻，更是生前就树敌无数，死后仍授人以柄。他早年遇过庸医，就以偏概全，把整个中医一棍子打死，贬薄得恍若巫术；为女师大学潮怒骂杨荫榆校长，竟挖苦到一个女教徒的婚姻状况；他和新月社有隙，就把罗隆基等人因批判国民党而遭受的打压，比为“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因成见而苛责胡适，不仅对胡适忍辱负重的艰难努力视而不见，还屡加冷嘲热讽；在临死前写下的遗嘱中，他流露出对人世的深深怨愤，令初读者寒彻骨髓……读鲁迅先生与同时代人物的论战文字，常觉得那双明察秋毫的睿眼中，冷凝着太多的猜疑和无情，固然洞穿了许多鬼影，却也盯伤了许多好人，正如林语堂所说：“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被鲁迅先生骂为“奴隶总管”的徐懋庸，送先生的挽联却是“仰公吊公，我唯问心；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如今读来，仍能觉出那难言的哀伤和隐痛，令人扼腕而叹……
　　　
　　　　　但是，如果你能沿着鲁迅先生的心迹，去了解他的一生，就不难体察酿成那双凛冽冷眼的无尽悲情——正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难，淬炼出那罕见的冷峻；是无数次明枪暗箭的中伤和猝不及防的攻击，使他“不惮于用最坏的想法，去揣度中国人”。在鲁迅成名之后，他的各个集子中的题序（跋）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但有一种悲愤之情一以贯之——
　　
　　　　　　“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1922年：《呐喊?自序》）
　　　　　　　“我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1925年：《华盖集?题记》）
　　　　　　“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它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1926年：《坟?题记》）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1927年：《野草?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1928年：《而已集?题辞》）
　　　　　　“有几个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补满，以留彼国官厅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但题目上却改了几个字，那是，以留此国的我或别人的神经衰弱的痕迹的了。”（1929年：《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1931年：《<野草>英文译本序》）
　　　　　　　“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咬紧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1932年：《两地书?序言》）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见者不察，以为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于是就必欲置你画者的死命了。”（1933年：《伪自由书?前记》）
　　　　　“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戴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1934年：《准风月谈?后记》）
　　　　　　“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太大了。”（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题序文字，多为作者情怀的夫子自道；而在鲁迅先生有文集面世后的几乎每一年间，都在吁吐着抑郁和悲凉，表达着对人世凉薄、社会黑暗、人间鬼魅的激愤，有无限苍茫的感慨和按捺不住的愤慨，其创巨痛深，可想而知。查鲁迅先生这14年间的生活轨迹，则同志误解、兄弟失和、上司欺压、权贵迫害、同事猜忌、文坛围攻、同道冷箭、身后谗言……不一而足，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这样的人生际遇，会给他怎样的感受呢？何况他还有少年失怙、家道中落投下的心理阴影，思想资源的积累也偏好于激愤、孤独的一路（如对屈原、嵇康的情有独钟，对克尔凯廓尔、尼采的长期浸淫），使之对痛苦特别敏感，对危险特别警惕——如果我们不苛责先贤，而能作设身处地的体谅，就知道那些题序文字中的阴郁和激愤，实在是他对环境的真实感受使然。
　　　
　　　　　而正是这样的悲情和冷眼，使鲁迅的目光无比犀利，对社会弊端及其思想根源的洞察力，远远超过同时代人。他不象李大钊似的热情洋溢，不象陈独秀那样一往无前，没有梁漱溟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也没有胡适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笃定精神。在设计蓝图、匡救时弊、积极建构、踏实推行等方面，鲁迅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志士仁人中，的确稍显逊色。但他也没犯下李大钊那种用理想主义揣度政治斗争的错误，不至于象陈独秀那样需要刀光血海的教训才能从现实中猛醒；也没有如梁漱溟那般的不自量力，要想给毛泽东一类政治强人去当“王者师”；更不至于如胡适们那样与虎谋皮，以“好人政府”肇始，却以自取其辱告终。在参悟世事、透视黑暗、洞察人心、确诊病源方面，他的深刻和睿智实在惊人，是上述诸人远远不及的，这也是我们至今无法绕过鲁迅的主要原因。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认为：“鲁迅一生始终爱憎分明，毫不含混，思想中有那种既极其清醒又分外深沉的个性特征。”林毓生说鲁迅“外观上他疏远，淡漠，内心则悲愤，沉郁；但他却有一种诚挚的关怀和道德的热情，这使他能以巨大的雄辩力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极度痛苦”，使其意识的主要特点是“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对鲁迅情怀的这种体认，或许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的冷峻和偏激作更深入的理解？
　　　
　　　　　善于感受和发现问题，是思考者的重要特质，非如此无法持续展开他的思考，而且难以承受探索之路上的种种挫折，这一点，在自然科学和人文领域是一样的。我们从来不会因科学工作者对种种问题锲而不舍，就责备他们不向大自然感恩、不注意思想感情的平衡，为什么就不能用类似的标准体谅人文思想者呢？科学家们的发明创造，归根结底来自对自然界与人类欲望的矛盾，他正是对这类问题盯得紧、想得深、丢不开，才有研究的持续动力，在这一点上，人文思想者是与之相通的。所不同的是，科学家在面对自然界的各种问题时，一般不会掺入感情因素，追究问题的兴趣也不至于伤及他人；而思想家面对的问题，常常是人类生活中的困厄和灾难，它们不可避免地要触动感情，这种感情的强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者对问题的敏锐和执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悲观的、敏锐的、冷眼看待世间万象的人文学者，比乐观的、中庸的、极力照顾人际平衡的人文学者，更接近思想的圣殿。偏执的深刻比从容的冲和更能孕育探索所必需的激情。国民宽容的国度养育了更多的思想家，或许奥秘就在这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思想的领域同样如此，这不仅是指肉体的磨难，也包括、甚至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精神的坎坷与重负。所以罗素说：“真正深刻的人类思想，都是产生于悲观主义。”如果因这样的偏执往往伤害着研究对象的思想感情，就对研究者责之以苛，以为避免那样的诟病是一个思想者的必需，也许就会在自以为持平稳当之时，却与思想的探索离得越来越远。若以性格的冲淡平和、处事的周到平衡而论，周氏三兄弟中无疑是建人排首、作人次之、树人较差，但他们各自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呢？
　　　
　　　　　鲁迅先生的一生，固然有本文开头所列的种种缺憾，但如果没有了这样的缺憾，鲁迅还能成其为鲁迅吗？
　　
　　 2008-03-22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