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夔捉怪译文:揭秘:周世宗柴荣为何重用毫无背景的赵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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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周世宗柴荣为何重用毫无背景的赵匡胤?

2011年11月05日 10:2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党人碑

核心提示:令人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殿前军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改革,竟然是由新近擢升为殿前散员都虞候的“火箭式干部”——赵匡胤主持的,这就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了!

赵匡胤画像 资料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党人碑供稿

唐末五代是一个军阀主义(Militarism)大兴的时代,从中央到地方,无数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军阀,自觉不自觉地攫取更多的权利,滋长更大的野心。

对于“军阀”这个词汇,我们不陌生。上个世纪的中华民国历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渊菽。老军阀有直皖奉,新军阀有蒋冯阎桂,这是大点儿的,还有各省各地的中小军阀,最典型的是四川军阀。一省之内,竟有军队290余团,130万人,但却是军阀割据、防区林立、互不相属、形同郡国的局面。除了,一双手都数不过来的的“大军阀”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小军阀。这些军阀们的作为,给自己做了最好的诠释:军阀即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以军队控制政权,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但是,如果从政治制度学的角度而言,这个定义虽然正确,却只是一种表象。从本质而言,军阀只是一种依仗兵权,而在某种政治体系中行使权力的政治角色。由此推论,军阀主义就是依靠武力之强弱,而决定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政治体系。套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谁拳头大听谁的!”

陈独秀曾经有一句话,来评价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之乱源:“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这话放到唐末五代,一样是真理。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的时代,城市里无业的游民,乡村中破产的农民,为了一口饭吃,为了一条生路,只有铤而走险。不单穷人如此,有钱有势的人也朝不保夕。后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暴兵、土匪和饥民袭击的对象。甚至,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两脚羊”,充作其他人胃中的一顿美餐。于是,当兵,或者组织军事集团,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男人们最好的选择。丛林法则也在这一时期,体现得最为酣畅淋漓。要么搏杀出生存空间,要么被人吃掉,几乎很难有第三个选择了。即便是王朝秩序陆续恢复之后,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也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当兵,虽然具有战死沙场的巨大风险,但对于挣扎在赤贫状态之中的阶层来说,与其饿死,不如冒险。为了生存,当兵是一项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需要什么特殊手艺。而且,贫困不仅是吸引人们当兵的一种动力,它也是使农民继续留在军队里的重要因素。因为,当兵不仅能够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时还能存点零花钱,甚至还存有一线升迁的希望,而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无数男人投军入伍,无数豪强拉帮结派。经过一次次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国人也适应了军阀时代的生存法则。不管愿意不愿意,军阀和军阀集团,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军阀主义横行的时代!

从上到下,从皇帝到节度使,从到将军到士兵,在统治体系的每一层面上,都布满了军阀,他们统统皆是军阀,不过程度和大小有所区别罢了。

皇帝,是军营皇帝。只要你兵强马壮,便可以靠着长刀大枪,实现帝业之梦;手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是皇帝最好的“储君”。他们随时都可以把皇帝搞掉,取而代之;将军们,则是节度使的继任者。在军事集团内部,他们相较而言,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群众而高高在上。前者往往跟基层士兵打成一片,也更容易调动士兵们的积极性。只要机会适合,他们就可以攻杀节度使,而成为新的一方诸侯;至于士兵,他们没有什么主义,甚至不是服兵役。而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地道的冒险性职业。实际上,这是用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其预期的后果全凭运气,极不确定。从“风险--收益”的简单换算定律而言,当兵卖命,所预付的高昂代价,必须以大大超过其日常收益所获的实惠,才能得到补偿。“卖命”的收益,远比“卖命”的渠道更有意义。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其实为谁卖命都不重要。跟谁干不是干呢?所以,“当兵吃粮”是一笔投机性极大的暴利生意,是一项地地道道的“流氓职业”。上面的军官们,要想获得基层士兵的支持,必须给予他们优厚的报酬,或者容忍他们肆意抢掠、烧杀奸淫,甚至是乱施暴力的自娱自乐。不然,你就无法控制这支军队。

罗马史学家发明了一个词——“barracksemperors”,姑且也译之为“军营皇帝”。也有人称为“军人皇帝”。顾名思义,皇帝或是军人出身,或由不同地区的军团、军队拥上王位。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通过暴力或武力夺取政权的军队将领,有些人是从普通士兵升迁为将领的。

这也是一个军阀时代特殊的产物,似乎古今中外的军阀时代都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军队利用其权力,经常收取金钱,以提供支持作为回报。统治者们就通过这种依靠军事后盾的方式登上了宝座,同样,一旦这种支持被撤回,他们就只好垮台。罗马皇帝的即位,先是近卫军同意,然后全军代表同意,最后给元老院写信要求皇帝的一系列头衔,元老院批准。不走这样的程序,不可能做稳,当然有了这些也很多被军队抛弃。五代的皇帝,跟罗马皇帝的处境一样尴尬。只有禁军和地方藩镇的一直支持,才能保证皇位的巩固。反之,帝位有虞,性命可忧。

失去约束的军队,热衷于参与帝位更替,每一次帝位更替都会使军队得到钱财,装满腰包,对军饷、奖赏的渴望超过了对敌人作战的热情。利欲熏心的军人蜕变为不逞之徒,作为政治工具的军队,把介入、参与国家政治简约为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追求。

为了让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开心,也就是要取得他们的支持。皇帝可谓尽心戮力,殚精竭虑。但是,皇帝们犒劳的哪点军饷,根本不能满足已经雇佣军化的军阀们的贪婪。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与其卖命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因为,跟谁干,不都是干?拼死来拿一笔钱,不如保命去拿多笔钱!

对于国家和君主而言,这样的军队几乎毫无作用。因为,他们只看重自己的私利,而毫无信仰和纪律可言,并且时刻怀有异心和野心。在内部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怯懦如鸡。在大小军阀们的计算程序中,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能保证使他们走上战场之后,愿意为国家、人民和君主牺牲生命。同样,军阀化的大将,对于统治秩序和王朝稳固,也毫无益处。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就不能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实现更大的欲望。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甚至取而代之,就是违反君主的意志和王朝秩序,去压迫他人。反之,如果这些家伙是无能的,他们往往会把君主暴露于强敌之前,任其毁灭。好在新的主子面前,贡献一份大礼物。

整个五代历史中,卖主求荣与谋朝篡位,几乎就是军阀政治的硬币之两面,非此即彼。而且,只要条件变化,它们还会相互转换。卖主求荣者一旦大权在握,并且具备了左右局面的能力,就会产生将组织据为己有的冲动,最终演变为谋朝篡位;而谋朝篡位者则在不具备左右局面的能力时,便会无视王朝的安危存亡,只图一己私利的满足,最终演变成为卖主求荣。换而言之,在对国家的基本责任感和使命感沦丧之下,狭隘利己主义的冲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庸人会成为卖主求荣者,而能人则会成为谋朝篡位者。

对于这些危害,周世宗都亲眼见证、亲身经历过,又怎能不了然于胸呢?

军队是政权的支柱,也是国家安定的保证。稳定了军队就等于稳定了国家,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周世宗深谙其中的道理,对军队非常重视。高平之战后回师东京,周世宗并不满足于高平诛将和禁军将领大换血带来的成果。从七月开始,周世宗就开始盘算着军制改革的问题,他要对禁军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实现对军队的垂直控制。同时,削弱地方藩镇势力。

可是,如何发起军制改革,从哪里入手,怎么改革,用什么人主持改革?怎样才能最低限度的减少阻力……这些都是几个月来,困扰周世宗思绪的具体问题。

显德元年(西历954年)十月十八日,开封城郊校场内,旌旗招展、刀枪耀目。侍卫亲军马步军、殿前军系统在京的驻屯大军列阵森严,等待着后周君臣文武的检阅。

周世宗戎服佩剑,在一队身穿重铠,手持豹尾枪的殿前司班直护卫下,器宇轩昂地登上讲武台。只见,台上令旗挥动,校场内顿时杀声震天、刀枪铿锵。数万将士,按照马步弓弩等兵种,依次演练行军、布阵、攻防等军事技术。特别是高平归来的殿前军,不但士气高昂,在操演中,枪阵如密林,刀疾似霹雳,马鸣风萧萧,锋镝穿长空,处处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尚武精神。

校阅完毕,周世宗随之召开会议,与文武重臣集议军制改革事宜。皇帝依然是那种雷厉风行的态度,说话很少客套,永远是直奔主题。

“大家知道,多少年来,禁军的将士中,年轻力壮的和老迈年高的相互掺杂,几乎是一半对一半。父子、兄弟同在军中吃粮当兵,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固然有袍泽恩谊的好处,可是也滋长了宽大无边的人情主义!结果,英勇善战的,不能脱颖而出;懦弱畏战的,不能加以淘汰。整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十分堪忧了。今年春上,朕率军在高平,与刘崇和蕃军打了个遭遇战。当时,军中便有不少不听号令、临阵不前和畏战退缩的事件发生。要不是朕亲自率领殿前诸班顶上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今天跟大家评点积弊了!”

说到这里,高平之战的英雄们,也纷纷站起来,从当事人的角度,讲述高平诛将事件的来龙去脉,痛斥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的罪行,以及军中积弊的种种危害。

一说到军中积弊,文武重臣们也开始激动起来,纷纷联系所见所闻的五代以来朝中、军中旧事加以陈述。

看到这个小高潮,周世宗不禁捻髯微笑,看来今天的“战术”奏效了!他轻轻咳嗽了一声,继续讲下去:“大家也知道,一名士兵所占用的军费,一百户农人辛辛苦苦干一年交上来的赋税也未必能满足。而且,兵在精不在众,怎么能浪费民脂民膏,来养活那么多不堪使用的酒囊饭袋呢?!所以,准备在京内外的诸军中,进行逐一点选。精锐的,编入在京禁军;怯懦的,给资遣散。经过这样的优胜劣汰,不但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上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都会大幅减少。”

周世宗这样一说,基调也就彻底定下来了。

文武重臣也都纷纷表态:“若不是陛下天纵睿谋,怎么能有此等英武决断呢?安史之乱后,军阀得志便猖狂。选拔将士,很少有看其是否英勇雄杰的。多半是七大姑子八大姨一起来,在亲朋故旧的小圈子里面提拔重用。长此以往,怯懦的不能奋起,反而依仗着关系平步青云。这样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舆论造足了,下一步就是要动真格的了。

怎么让“窝里横”的军队,变成一支能征惯战、统一天下的劲旅呢?周世宗认为,一要选练,二要整编。

所谓选练,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对禁军本身,优胜劣汰;其二是从藩镇军队中选拔那些身材魁梧者送入禁军,而淘汰禁军中老弱者,达到加强禁军,削弱藩镇军队的目的。

所谓整编,就是在选练的基础上,加强殿前军建设,扩充这支专辖于皇帝的禁军力量。后周殿前军,成立于太祖时代,其前身是各朝的近卫班直。太祖本就是前朝禁军统帅,对军权之弊自然非常了解。所以,后周开国之初,就正式建立了殿前军,整合近卫部队,使之与侍卫亲军并峙,以取分而治之之势。但此前的殿前军力量还比较薄弱,主要功能还仅仅是担任皇家宿卫。至此,周世宗有鉴于高平之战中诸军战斗力的表现,遂决心整编殿前军,将控鹤、散员、散指挥使、铁骑、内殿直等军均划归殿前军统辖。而这其中,有些原隶殿前军,有些不隶殿前军,至此则一并隶属于殿前军了,遂称之为殿前诸班,又称殿前亲军。至此,殿前军所辖军队的数量,上升到三万人左右。

在整编殿前军的基础上,侍卫亲军也进行了选练,老弱病残也被退伍处理。从史料来看,所淘汰的士兵数目当不在少数,侍卫亲军的人数可能下降到六万人左右,与殿前军兵力之比缩小到2:1,但战斗力则比原来有所提高。

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军队大改革中,一颗政治新星正冉冉升起,他就是赵匡胤

令人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殿前军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改革,竟然是由新近擢升为殿前散员都虞候的“火箭式干部”——赵匡胤主持的,这就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了!要知道,我们未来的宋太祖,虽然此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却还只是一个刺史衔的殿前军二级军事主官,其上还有殿前军的长官、都指挥使张永德,副帅、都虞候李继勋。特别是前者,既是殿前军节度使衔的主将,又是周世宗的妹夫,高平之战战功显赫而圣眷正隆。

为什么,周世宗舍张永德,而独独要用赵匡胤呢?

的确,赵匡胤忠贞英勇,还有潜邸旧臣,这层特殊关系,是当今圣上着意提拔重用的心腹爱将之一。在高平之战,又表现出特殊的指挥和作战才能,而得到张永德的保荐,受到周世宗的关注而破格提拔。

可是,要知道,在军队——这个重军阶、讲规矩的团体中,层层节制、按部就班是其传统。但是,周世宗就是要打破这个传统,要别开生面地创造一种新的规矩,这就是破格用人!

赵匡胤出身禁军将门,高平战前,又长期担任基层军官和军士,对于军队中下层面的熟悉程度,又岂是张永德这样的亲贵可比?虽然,张永德并不是纨绔子弟,而且具有相当的军政才能。但是,从其履历来看,这位太祖皇爷的乘龙快婿,明显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后周开国之初,其初任职务便是刺史衔的内殿直小底四班都知。次年,升任团练使衔的殿前都虞候,成为禁军的高级军官,殿前司的第二号人物。不久,又晋为防御使衔的殿前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的最高长官。而选练工作,大量接触的都是一般士兵和基层军官。同这些人打交道的能力,张永德就明显不如赵匡胤了。人尽其用,这也许是周世宗用赵匡胤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更何况,赵匡胤是张永德极力举荐的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张永德这条线上的干部。而前者在殿前军中,跟新近提拔的许多中下级军官也能打成一片,私人感情甚好。用赵匡胤,张永德和殿前军各级官佐都不会有太大意见。这样,选练工作的阻力也会大大削弱。

此外,用赵匡胤,而不是张永德,也让全军将士,都能看到一种唯才是举、破格用人的新希望。你看,皇帝用人,不是私心作祟,搞七大姑子八大姨天地一家亲的小圈子,而是五湖四海用干部,谁有才干就提拔谁、重用谁!

古往今来,人们常说,千里马难觅。殊不知,不给万马以奔腾的空间,如何能识别哪匹马跑得最快?而这就需要用人者,有用人的雅量和气魄。要懂得“资历未必等于能力,老人未必就是能人”的道理,在用人上跳出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陈腐观念,大胆破格起用有才干的年轻人。要知道,让年轻人失去了使用的“黄金期”,是一种战略上的巨大损失。

周世宗也的确没看走眼赵匡胤,正是因为后者不辞辛劳,深入部队基层单位,极为严格而近乎严酷地选拔任用基层军官、军士,淘汰不堪使用的废卒老兵,拣选精壮士卒充实禁军,使得“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加之,与大整编相配套的一系列退伍制度、军法制度的陆续完善,后周军队的战斗力空前提升。从而,为此后一系列的南征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影响,甚至可以拓展到北宋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