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小时候的聪慧:忠厚老实的华国锋是如何被江青“逼反”的？

  1980年12月12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第五次开庭审问江青，廖沫沙出庭作证

   最终，还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下定了决心，才有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有关中共历史的文章和书籍把叶剑英说成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一功臣，这大概有失偏颇。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时的党中央第一把手华国锋首肯，叶剑英虽有“讨贼”之心，但师出无名，更没有了当时只听华国锋话的汪东兴的配合，叶剑英要想一下子把“四人帮”都抓起来，连五成的胜算都没有，以叶剑英的谨慎，他是不会贸然行动的。

    时间拖下来，党内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很难讲江青等人就没有机会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加之军队也并不是叶剑英能够“一手遮天”的，已经投靠“四人帮”的军队高级干部的和准备投靠“四人帮”的军队干部也是大有人在，此种形势下，鹿死谁手，孰是难料。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待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应是第一功臣。

    然而，笔者要谈的是另一个历史真相：华国锋实在是让江青给“逼反”的。对于这一点，不知为何，鲜有历史专家提起。

    其实，在政治上异军突起的华国锋几乎完全是毛泽东一手精心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不言而喻，华国锋对毛泽东的忠诚和热爱也是无与伦比的。爱屋及乌，华国锋对江青一直也是尊敬的。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作为周恩来接班人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已经不可能接班了。2月3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在当时的确出人意料,因为排在华国锋前面的还有好几位副总理，有实力问鼎总理宝座的至少还有李先念、张春桥，但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从以后披露出来的史料来看，张春桥对毛泽东的决定颇有微辞，但江青并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对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一事，江青可能认为华国锋不是最佳人选，但也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江青和华国锋的裂痕出现在1976年4月的“天安盟事件”后。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4月5日)，北京广大群众在悼念周恩来的名义下，替邓小平鸣不平，公开反对江青等人，甚至喊出了针对毛泽东的口号：打倒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看了当天的有关简报，说道：“有没有政治后台？(指“天安盟事件”后台-笔者注)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这里，毛泽东把邓说成是“天安盟事件”的后台，而且间接地捎上了叶剑英，批评叶保护邓。有了毛泽东这样的话，张春桥立刻加以发挥，说邓是中国的纳吉。 4月7日，毛泽东又说：“放火、打人，性质变了，就此赶出政治局！”也就是说，要撤销邓的一切职务。

     同时，毛泽东又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史载，这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是，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谈到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判邓的“过河卒子”。

     江青的虚情假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实是想让华国锋替她说几句好话，但华国锋竟然没有搭她的茬。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泽东，这实际上已经表态，不反对江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要有毛泽东的指示。华国锋这样做完全是本性使然，中规中距，毛泽东没有提议的事，他是不会自己擅自作主去讨论的，更何况是要江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样的大事。无论如何，华国锋对江青是没有任何恶意的。但江青竟因此开始“记恨”上华国锋，在以后的许多事情上开始和华国锋做对。顺便说一句，汪东兴一直不喜欢江青，不知为何要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这十分蹊跷。以后，汪东兴是坚决维护华国锋的。

     “天安盟事件”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江青利用批判邓，开始对华国锋步步紧逼。华国锋对江青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

    先是在一九七六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江青要求在闭幕会上讲话。本来，江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职务，华国锋是可以拒绝江青到场讲话的，但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还是让给了江青。没想到江青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胡乱点名。不仅大骂万里(时任铁道部长)，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借批判“科学院汇报提纲”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跑。(1975年，邓等人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工作，华国锋在场，而且也插话支持了胡耀邦的一些提法。-笔者注)即使这样，华国锋仍然谦虚地表示接受江青的批评，说自己对邓也有个认识过程。不过，这时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忿忿不平，认为江青太过份了，明知道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确没有丝毫尊敬之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几天之后，华国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唐山视察，而且特别去了最危险的地带“开滦煤矿”。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分别去了其他地震灾区。江青不仅不去灾区，反而三番五次地个别找政治局委员打招呼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利用抓抗震救灾转移批邓的大方向。明摆着，江青在批评华国锋。这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反感，包括在文革中窜红的人，象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此时，姚文元掌握的宣传机器不把抗震救灾放在报道的第一位，反而连篇累牍地去批判邓，而且调门儿越来越高。对老百姓死活如此冷漠的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对比之下，华国锋的亲民作风使老百姓对华国锋有了极大的好感。不过，华国锋还是容忍了江青，甚至组织了一次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学习，专门学习毛泽东关于批邓的指示。调门甚高的江青反而没有去参加学习，俨然把自己放在了“太上皇”的位置。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华国锋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是对着他的。

    再不行动，自己很可能被“四人帮”当做邓第二给予打倒。华国锋最终和叶剑英走在了一起。10月6日晚，在汪东兴的配合下，一举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给抓了起来。说实话，江青万万没有想到华国锋会这样干。江青虽然野心勃勃，骄横跋扈，但她是想通过类似毛泽东“阳谋”的手法来取得权力，并没有想搞什么“政变”。可惜，她是志大才疏，与毛泽东相比，万点不及。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反而“逼反”了老实忠厚的华国锋。摘编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