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戴氏教育复读:凤眼观城：百年城市化风云B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100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历史，也迈开了中国城市化的步伐。 回溯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未来。回首辛亥百年，中国城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变，每一次城变，城市都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新的面孔。如今，面对着一座又一座崛起的“国际大都市”，人们发现，被钢筋水泥占领的中国城市，如被克隆拷贝，集体失了自己的魂！作为城市的主人，我们有理由对前进中的中国城市化提出质疑，有权利对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网友评论]

“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南京>>伤城依旧 何去何从？

国民党从南京狼狈逃窜到台湾，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南京人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失落，南京人最大的失落感首先来自上海势不可挡的神奇般的崛起。100年前，在上海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时候，南京就是世界上有名的大都市。100年后的今天，南京去许多地方都需要到上海转乘，南京的历史地位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尽管还怀抱着南京军区这块大牌子，整个华东六省的军事还归南京管辖，但在和平年代，哪还有虎踞龙盘的豪气，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毫无疑问已旁落于上海。 [详细]

武汉>>复兴路漫漫 褪色的“大武汉”

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中，没有哪一座城市会像武汉这样，对自己的复兴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辛亥革命百年庆典之于武汉，正像奥运之于北京，世博之于上海，是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契机。武汉正是借助这一契机表达重新崛起的急切之情，它可重构大武汉在中国的主流记忆和复兴梦想。面对“褪色的武汉”，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25年来，武汉当地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媒体，就一直对武汉滑落展开讨论，并大声呼吁要复兴武汉。1999年，在国务院批复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武汉被定位为“中部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但随着武汉周边城市的崛起，中部龙头城市之争，让武汉陷入争议的漩涡。[详细]

上海>>一座被“玻璃雨”困住的城市

2011年8月7日，原本预计将正面袭击上海的今年第九号台风“梅花”拐了一个弯，申城没有迎来预报中的16级大风。然而就在两天后，在无雨无大风的情况下，南京西路静安协和城的2号楼落下30余块玻璃，致使一名路过的骑车人受伤，这已经是这个楼盘今年的第三场玻璃雨。自2010年7月以来，一年间，上海已发生八起玻璃幕墙爆裂事故，其中的两起事发于建成不到两年的新建筑，所幸这八起事故都未造成致死事件。26年前，当第一座使用玻璃幕墙结构的上海联谊大厦矗立于黄浦江畔之时，当时写字楼的白领们认为玻璃幕墙象征着现代、高档和体面，现在却避之不及。[详细]

郑州>>性格分裂 “古”字诀下的两难

一方面，郑州早年一直以“车轮上的城市”示人，大有因交通、区位立城之意，给人的印象是“历史渊源不深，血统尚属年轻”一类。近年又主打商贸旗帜，城市性格中的商贸（最起码是“主观商贸类”）味道历久留痕；另一方面，大古都的桂冠突然扣顶，其力度和分量显然不仅仅是某某遗址所能及。如何捏合这些性格元素确实考验城市施政者们的智慧，弄不好会闹出个“城市性格模糊甚至是性格分裂”的尴尬。[详细] 

传统城市消失的N种理由

“没有方向地怒吼着，中国城市，挥舞着欲望的旗帜，狰狞地倾斜着向上生长。” ——海默《中国城市批判》

直面中国城市化：谁在拿中国城市“开涮”？

从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就是直辖市和各省省会。2003年至2004年，“大规划”曾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市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纷纷上马。最新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中国得到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183个准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地级市’，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不客气地批评。[详细]

强拆有理：“造城”比“建城”更积极

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但另一个数字却也预告着城市化的步伐似乎已“时不我待”：到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说明城市化“成效显著”？还是会成为中国城市难以承受之重？当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捆绑到一起后，与地方财政收入和政绩挂钩的城市发展就充满了商业的喧嚣和自我膨胀。“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只能说这显然不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在中国，这条道路快要走进死胡同了，未来能否寻到出路也无法得知。”[详细]

千城一面：想说爱你不容易

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规模的建设使各地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到高耸林立的写字楼，现代化的“面子”装点了城市。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城市各具特色的原有风貌逐渐消退，“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而“千城一面”所造成的缺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显现。一味地简单模仿，只能导致城市建设的雷同、刻板与僵化，无异于走进城市建设的死胡同。“千城一面”无疑是现今中国的城建、城改之悲。[详细]

文明尖叫：哪座城市值得我们歌唱？

中国社科院著名城市研究专家倪鹏飞博士说：“当城市成功时，国家也就成功了。”对中国而言，中国能否在未来世界取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看中国是否建立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建设中，有一个见惯不怪的现象，那就是一届政府一套方案，一届政府一堆“政绩工程”。许多中、小城市修建的马路比大城市的马路还宽，修建的广场可以容纳的人数比该城市的总人口还多。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许多城市都在爆发着短视的、透支子孙资源的、杀鸡取卵的野蛮开发冲动，继而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换来昙花一现的繁荣。[详细]

组图:消失的城市 城变的历史

合肥跃居最大城市：巢湖消失比想象快

北京将大修城市总体规划凸显京津冀一体化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美国建筑学家沙里宁

民国强拆风潮:冯玉祥称这不是“中华官国”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划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请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冯玉祥对民众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详细]

住房权入宪：风云变换 至今还在路上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五五宪草”和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国大制宪阶段，都曾有住房保障入宪的提议，但在1947年元旦正式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却未能落实为具体条文，有学者提出该宪法包涵“住者有其屋”条款，但这一主张未能成为通说，该宪法中的生存权条款也未对住房权保障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民国宪法史上，住房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1949年以后，多部中国宪法均从财产权的角度对住房予以特别保护，但在2004年被删去。从住房对人性尊严的重要、其所具有的人格财产和生存财产的特性来看，宪法上对住房权予以特别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详细]

前世今生：民国的拆城建街与当今的旧城改造

在近代历史上，有一个中华民国十年黄金时间的说法，即1927年至1937年，亦即国民政府完成大一统后至抗战开始前这十年，这个黄金十年体现在贵县经济发展上尤其显眼，据当时广西省政府统计，在全省78个县中，贵县为仅处于梧邕桂之后排名第四，排在柳郁宜融之前。民国时代，是古代中国与当时世界相鞣合的时代，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许多建筑风格也能体现出这一时代特征。应该说民国官方的拆城建街的布局继续奠定了贵港这座历史古城自元明清时代旧城核心区的大概范围，同时开始向城墙外围扩展。这个布局从清民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详细]

新中国城建六十年：城市迈进“画圈时代”

在相继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国家战略后，中国城市化进入画圈时代。 “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大跃进’，这是一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 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点强调了“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转向借力于城市化自身的内生动力。于是，全国各地的城（都）市带、经济圈等概念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圈不再强调行政区概念，主要是经济概念和文化概念。[详细]

民国反动黑暗政府时期最牛“钉子户”

城建往事：民国时期的强拆

现代化从城市规划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