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乘龙之同人小说:嫖妓与爱国

嫖妓与爱国

文/乐云

　　民国时期，冯玉祥先生曾经提到过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这位先生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在大街上大嚷道：“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眼泪汪汪地告诉别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李六庚先生是一名爱国者，眼看青年们沉迷于秦楼楚馆，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痛心疾首，决心唤醒那些青年，其方式是否有效暂不去说，单是那份爱国的赤子之心便令人感动。

　　中国的士人自古有流连青楼的传统，个中原因颇多，但主要是因为事业不得志而消磨时光，以美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正所谓“唤起红巾翠袖，揾英泪”，英雄在失意官场，远离政治的边缘化过程中，希望寻觅到内心残存的尊严与勇敢。有些无奈，但在明珠普遍暗投的时代，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真正有抱负的英雄不会沉沦下僚，当国家危亡之时，只要国家召唤，他们会抛弃个人的荣辱怨恨，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南宋词人辛弃疾，曾被朝廷放逐18年，忍辱偷生，流连青楼，然而一旦国家召唤，依然在古稀之年扛枪上战场。正如列宁所说的：“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人们累积起来的对祖国的感情”，当国家处在异族侵略的危机关头，每一个公民，无论是否流连青楼，一样拥用爱国的义务。

　　不过，将嫖妓与爱国联系起来则是近代以来某些中国人的偏好，因为在他们看来，嫖敌人（包括汉奸与侵略者）之女人是一种“大义凛然”的爱国行为，尽管只是嫖妓，但其行为值得彪柄史册，光耀千秋。我们且看下面两个现成的例子：

　　一个是针对汉奸的例子：《鹿鼎记》第27回，众英雄在槐树坪开“杀鬼（吴三桂）大会”，其中有人提议道：“将陈园园掳来，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韦小宝一听，大为赞成，叫道：“这家妓院，须得开在扬州。”一名豪士笑道：“小兄弟，这主意要得。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韦小宝正待要说“自然要去”，一瞥眼见到阿珂满脸怒色，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

　　一个是针对洋人的例子：曾经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主人公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多年，饱尝洋人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成为大款，马上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叫喊“我爱你”……

　　虽然都打着“嫖妓爱国”的幌子，但其心态迥然不同。前者主要针对汉奸，而中国人对汉奸的仇恨比任何民族都来得强烈，恨不得食其肉扒其皮而后快。这或许与中华民族牢固的民族观念有关，任何有损民族利益的行为，都必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一观念对维护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延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既然汉奸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手段就可以无所不用之极，对汉奸本人的惩罚尚且不够，非要让他戴众人的绿帽子方才解恨，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让一个男人戴绿帽子，尤其是戴众人的绿帽子是对其最大的人身攻击和侮辱。

　　后者则针对洋人，其矛盾的心态则较对汉奸单一的恨复杂得多。香港作家刘绍铭归纳说：“一块钱买来一次‘我爱你’的呼唤，听来仿佛是阿Q精神胜利的现代版。中国男人风月不忘报国，历史包袱之沉重，可见一斑。”确实，近代以来，中国人屡受洋人欺辱，内心的自卑感与日递增。不过，这种自卑感容易转化为两种心态：一种是由此萌生的仇洋心理，另一种则是疯狂的崇洋媚外心理。从仇洋心理来说，嫖洋妓可以爱国的名义获得某种报复的快感，一次普通的嫖妓行为上升为一次爱国运动，既享受到身体的快感，又获得心理的满足，多么惬意！从媚外心理来说，中国人面对洋人时，拥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这种心理发展的恶果便是认为自己不如他们，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由此产生一种趋同心理，认为在适当的时候不妨做一下“假洋鬼子”，像某些人抽烟必抽万宝路喝酒必喝XO一样，嫖洋妓更让他们体验到与洋人平起平生的滋味。而一旦这种心理发展到极致，便容易导致虐待他人的阴暗心理，通过虐待他人换来心理的满足与成功的喜悦。《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还算是比较“文明”的一个。

　　通过对这两则事例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类“嫖妓爱国”事件的共同之处：一，它是中国传统疾恶如仇心理在风月之事上的延伸。疾恶如仇与善恶相报观念在对大家眼里共同的“坏人”身上体现得极其充分，既然是坏人，便恨不得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二，它反映出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贞操观念的极端重视。在男权社会，一个男人最大的屈辱有两件事：一件是被阉割，失去作为男人的权利，因而我们会明白司马迁受宫刑之后自认是“奇耻大辱”；另一件是自己被戴上绿帽子，成为众人讥笑的话柄。中国古代，皇帝惩罚有罪的大臣，便会将他的妻女卖入妓院为娼，这比对他人身的侮辱来得更为残忍。从这个意义来说，韦小宝和众豪杰之所以要将陈圆圆卖入妓院，便是因为他们痛恨吴三桂，而这一手段较之其他手段，对吴三桂的打击更为有效。

　　三，“嫖妓爱国”与历史屈辱和自卑心理息息相关。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让中国人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卑与仇恨心理并存。这两种心理，针对不同的对象而存在。如王起明之所以嫖洋妓，便是因为他长期在美国受压抑的自卑心理作祟，这里不涉及仇恨心理；据说有些到日本经商的中国人，喜欢到东京的红灯区找日本小姐，则是源自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历史所累积的仇恨心理作怪。这种仇恨的心理发展到极致，容易睚眦必报，心理畸形化发展。

　　四，“嫖妓爱国”其实折射出一部分人喜欢推卸责任，为任何事找借口的心态。这一心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总喜欢游离于事件之外作一个“闲看门前花开花落”的旁观者。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过错，他们会马上找借口来推卸责任。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不分轩轾。美国学者孙隆基说：“中国人缔造的‘现实’系统，往往是一种幻觉，而且是一种‘万能的幻觉’。人明明有欲望，却希冀由别人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这一方则尽量设立‘不在现场’的证据。”（《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确实，即便他们有意愿，也要为自己设立“不在现场”的证据，即便他们做过什么不道德、不光彩的事，他们也会尽力去粉饰弥补。毕竟，嫖妓是一件不值得炫耀的行为，而一旦披上了爱国主义的外衣，则不但使自己的行为获得了合法性，而且可以上升为一次殉道式的精神之旅，心理上获得极大的满足与宣泄。

　　由此可见，将嫖妓与爱国联系起来，实在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嫖妓不算罪过，但也不光彩，更谈不上爱国。前一段时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令一些国人气愤填膺，叫嚷着要去日本“嫖”回来，“为国争光”，则不但是无聊，而且是可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