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9999.com白小姐玄机:真实的五四，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 Qzone日志

按：帖子的标题，有标题党的嫌疑，起标题，是一件烦恼的事。历史无法还原和复制，真实，也只是试图接近。文中所提“五四”，是就广义而言，也即围绕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前后几年发生的运动。

五四时期，军阀与学生的博弈

（一）关于五四的话语叙述

提起五四，对于接受传统教育和宣传的年轻一代来说，会条件反射似地回答，这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好比太平天国是“反帝反封建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爱国壮举”；又或者五四就是思想文化运动，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好像完全是一个文人游戏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自然也是熟悉的，但也仅止于光秃秃的一个词汇而已。
对于五四的回忆，台湾和大陆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运动中出现的学生暴力，多不以为然，比如台湾学者毛子水回忆：“我当时听见许多人乱打一个人，心里颇为不平，以为这种行为不是大学生所应有的，但我也没有力量阻止，所以只得大叫呼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离开打人的地方，叫不到人，我便独自回校了。”而大陆方面的回忆，多不约而同地称赞学生的暴力，在他们看来暴力只有不够的问题，没有什么过火，因此，“谁先跳进曹家，打开大门，谁先动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大家竞争的目标，也成了总说纷纭的一个罗生门。”张鸣在其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写道。
在大陆，五四还是一个青年节，在这期间照例要搞些活动，庆祝一下，后来干脆变成五一长假一部分，领导人还是会到学校意思一下。“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轻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张鸣如此感慨。
去年五四90周年，原本以为会热闹一番，但事实上是多少显得冷清，出来的作品除了叶曙明的《重返五四现场》等几本外，几乎没有像样的。“五四现在跟大众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大了，而且当局也不太想特意强调它的意义，因为毕竟是个学生运动，会引起社会很多联想。”张鸣接受采访时说，五四虽然不那么热闹了，但还是有些东西隐藏在后面，“有些人认为五四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的先河，导入中国进入不断革命的时代。中国传统丧失这么厉害，儒家也没有了，传统文化也没有了，是不是五四反掉的？同时，有些在捍卫五四”。
争议并没有消失，并且还会继续。在张鸣有一个野心，希望通过这本作品，澄清一些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历史，展现一个比较立体化，相对比较真实的五四与军阀。
那么，到底有哪些史实是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忽略呢？一个相对比较真实的五四与军阀，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二）个人自由遭遇“爱国”运动

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宣扬人权，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怎么从家庭中跑出来，怎么逃婚，怎么抗拒父母的严命，像鲁迅先《子君》里讲的，他们在走，他们在学“玩偶世家的娜拉”，英雄主义很流行。
但是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的个人自由不见了，每个人都把自己跟自己的民族放在一起，而且为了所谓‘爱国’就可以无限制地限制个人的自由。凡是不抵制日货的，他们就视为汉奸；凡是卖日货的，那更是大汉奸，把他们抓起来，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
运动需要悲情制造。比如参加游行的北大预科生郭钦光，原患有肺结核，在运动期间疾病发作去世，而这被传为是警察殴伤致死，各地群情激奋，开追悼会，媒体也推波助澜。为维持运动的持续高涨，“不断造出一些人来，赋予他意义，大家作为哀兵在做这个事情”，另一方面，“你不镇压我，我要刺激你镇压我，我被你伤了，都会成为特别高昂的悲情”。
张鸣认为，不要把五四看作洁白无瑕的学生们做的事情，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童话。同时，没有新文化运动后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只要当时人们认为国要完了，中国到了危险时刻，学生自会上来。个性与自由在五四运动被轻易瓦解”。他进一步反思：
“像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今天还是会有的。我们到底在这样的时候，要不要坚持个人自由，要不要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权利跟民族、国家多少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比如反过来说，可能任何国家都会暂时的放弃个人自由。其实有的时候没有这回事，是提前渲染出来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会这样。而且不仅仅自己放弃自由，还会去侵犯别人的权利，以爱国的名义去侵犯。我觉得好多历史都在重演，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爱，我们怎么爱国？我们很难想象不爱自己生命、不爱别人生命、空泛地爱一个抽象的国家。这样的爱国主义是很可怕的。”

（三）火烧赵家楼中的“卖国贼”

巴黎和会，国人寄予重望，没想到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1919年5月4日，在跟外国人请愿没有找到主儿，又受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兵一肚子气，恰好，一些激进分子事先有准备，去往赵家楼曹宅。找不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一顿痛打，甚至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后经诊断，全身各处挫伤兼脑震荡。
当时身为北大讲师的梁漱溟发文表示异议：“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
学生被捕，章宗祥躺在床上动不了，托他的夫人保学生出来。张鸣认为，曹汝霖、章宗详、陆宗舆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势，在当时的情景下，实在是逃无可逃。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还是安分守己的。不仅安分守己，后来还有很多很好的表现。抗战时期，他们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出来担任伪职。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说法，我亲日，但是不卖国，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曹汝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了一些好事，帮人挡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捞出来。
“这几个人很清廉，不贪污。这已经不容易了，不贪污就是清官，很难得。”“这三个人无论人品还是操守，还是各方面，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并不是主观的卖国贼，也不是客观的卖国贼，在当时的情景之下还尽他们所能为中国争取了一点东西。”《炎黄春秋》主编吴思说道。

       （四）为什么军警不愿意或不敢对学生动手？

对于学生被捕，张鸣指出，不是因为“爱国游行”，而是放火打人。学生的被捕，激起全国的连锁反应。有学生甚至有意闹得激烈些，希望军警逮捕或严惩自己，以把事情闹大，引起关注。但军警及其手下，不愿意或不敢对学生动手，为什么？
梁文道在读了张鸣的书后，讲述了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第一，强烈的集体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如果学生打着这个旗号出来，你谁敢对他动手呢？第二，对学生动手本身是很反动的，当时包括军阀，尤其北洋集团里面并不乏新式教育的人，哪怕是段祺瑞，他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议会、代议政治，有议阁、民选，绝对要好过过去的君主统治。这种相信民主，相信进步，是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整个国家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大家都相信这套的时候，如果有人对学生动手，对民主力量动手，对爱国力量动手的话，那么你就完蛋了，等于你自决于人民了。
概而言之，当时北洋政府不敢对学生动粗，“碍于体制，也碍于学生运动中高调的爱国主义，加上中国人对于学生闹事的优容传统。”吴佩孚等军阀，不但未逮捕学生，相反，对学生运动抱有好感乃至声援。对此，张鸣评价：这些军阀“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他们个人的思想基础是传统的，但在民族主义方面，却很容易跟五四青年走到一起，尤其是在跟皖系发生利益的激烈冲突之际，对‘卖国政府’的义愤，很容易使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在爱国的旗帜下汇成一条河流。”

（五）军阀时期是一个见证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期

机缘巧合，我向张鸣问了两个问题。其一，李泽厚先生说“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当时实际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当时如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对此，您怎么评价？

张鸣：如果走君主立宪的路会比较缓和，相对来说效果要好得多，但是我们走不了。告别革命，我们说辛亥革命最好别发生，道理上是可以这么讲，但是在当时是不可能发生的。清朝当政者办的事情太糟了，按那个糟糕没法继续下去，君主立宪制必须君主好一点，君主逐渐地放权，君主不放权叫什么君主？当政者要笼权，所以革命党才有机会，这个时候发生革命没有办法，清朝到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马上立宪，马上放权，但是那已经晚了，革命已经发生了，再搞这个没有用了。不是说革命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历史没有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没有按道理说应该这么走的，从来没有这么走过。等于我们计划经济设计一个路线，历史从来不会按你人设计出来的走，它很多地方都是不得已的，没办法。

其二，陈志让先生认为北洋军阀割据，使中国近现代化的工作延迟了几十年；但也有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如评价“中国的军阀时期不是一个没有任何收获的战争时期，而是一个见证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期。没有这些重大变革，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统一和近代化都将是不可能的。”（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此，您怎么看待？

张鸣：我觉得他说得挺对的，其实打仗没多长时间，平时都是在过日子。而且北洋时代是中国文化很灿烂的时期，出了很多人才，教育、文化、艺术都很杰作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能拿出手的人物还是教育，成为大师的都是那些人。并不是黑暗的时期，它其实很宽松，没有文字狱，媒体又很开放，所以那时候出了很多好的媒体，媒体好牛，整个个人价值又得到一定的尊重，个人自由也相对好，整个民主资产阶级企业家发展得很好。实际上中国企业家到今年为止，最好的企业家就是二十年代这些企业家是最好的，最棒的，最有担当的，而且做得企业管理也好，都是很有体会，很有想法的，一点不落后于现在。
我们现在所想到的，他们以前都想到的，整体的企业家也好，教育家也好，学者也好，文学艺术、戏剧、电影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都出现了很多人才，甚至法律。但是，我们后来把这些抹掉了，认为什么都不是，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后来说很多问题，那时候的思考对现在都很有启迪的，我们现在无论各个方面人才，无论中学西学都没有超越那个时候，差得很远，还是很惭愧。
现在别人比较尊重你，认为你还是比较有学问的，如果我这样的人放在民国去，真是什么都不是，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我们实际上没有继承民国好的东西，没有把民国时期文化发展结合过来，反而把它当做一种负面的报道，文化给扫荡，什么都没有，等我们想起开始捡，到现在也没完全捡起来，各种环节都没有，都还没有超过人家。历史学方面，现在还没有站出一个人能超越当时像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可以比肩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一个，其它学科也如此。
为什么说后来季羡林怎么样，他在当时不算什么，也是民国式教育，季羡林后面是大师了，就是这个问题嘛。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恰恰在文化方面赶不上那个时候，别老说人家那个时候怎么样，那时候国家是很弱，受欺负，但是这是历史积累下来的，我们一直被西方列强侵略，这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