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2011年9月12日   07：07－新论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杨洁勉/潘光/吴心伯/夏立平/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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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在1.3万字的阐述中，白皮书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富强的现代化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追求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等国内外关心、讨论，乃至质疑的问题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如何“读懂”这些回答？本报邀请本市多位专家从和平发展理念提出的历史和时代背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和平发展之间的关系、怎样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等角度，对于和平发展的目标、路径、内涵等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阐释。特此刊登，以飨读者。

扩大共同价值观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杨洁勉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加固延伸，和平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正在逐步完善。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与深化和平发展问题，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首先，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汇成时代的潮流。但如何正确认识当前时代的特征和把握世界潮流趋势，依然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其次，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各种挑战更加突出。国际社会正对300多年以来的国际体系进行首次和平革新，其成功与否将影响今后人类历史的进程。第三，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历史起点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还需要在理论、机制和实践上创新。最后，人类社会虽然已经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却仍无法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可谓应运而生，呼应了时代的需求，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丰富了国际社会的思想公共产品。

    今天，我们深入讨论和平发展问题既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有深刻的长远意义。就国内而言，我们需要在和平发展问题上凝聚共识和统筹内外两个大局，这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就国际而言，世界各国需要在和平发展问题上扩展共识和破解历史课题。当前，世界问题成堆，各种意见和主张众说纷纭。但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在增强，扩大共同价值观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尽管改变主要文明体系和各自国家既有的主流价值观目前还很难做到，但在人类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新挑战面前，培育和扩大共同价值观，做到“存量共处，增量共塑”还是大有可为的。

    国际社会正面临三项重大历史课题：

    第一，在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和探索有效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持续30多年发展后，正面临经济、社会和文化矛盾叠加所带来的各种挑战，需要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有序深化改革。国内国际实践表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只有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才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只有根据国情从实际出发，才能探索到国家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合作是方向”，只有国际社会开展全方位合作，才能在新世纪走出兼顾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共赢之路。

    第二，超越“国强必霸”的历史偏见和实现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一些西方国家根据自身经验和心态解读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破坏国际力量的平衡，将带来战争和动乱的威胁。事实恰好相反，中国秉承优秀文化和对外交往传统，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指引下，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当前，中国通过共同协商与合作的方式，不仅在“二十国集团”中地位提升、在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改组及区域合作进步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还进一步推动着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可见，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正成为国际体系转型和革新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为这一进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第三，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一世界主要威胁。应对诸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能源资源安全、防扩散和防疫救灾等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中世界各国的力量和智慧。和平发展理念启迪着人们的应对思路，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依据。

    形势在发展，理论在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和平发展理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中国国内发展战略思想的组成部分，也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方针政策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作为对内外两个大局互动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它还是和谐世界理念的具体体现和补充，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具有引领作用，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应对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挑战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和平发展理念具有强烈的中国印记，但它又显然属于全世界。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中国和平发展是新兴经济体崛起组成部分

潘光

    30多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一直是全球和平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发展的组成部分，是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

    上世纪后期，东亚出现了以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上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9%左右，并由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随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也紧追不舍，上世纪80年代东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8%。上世纪70年代末,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1981年—198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1%，是当时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进入90年代，东亚地区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0%甚至13%，成为引领亚洲高速发展的火车头，而周边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也成为中国发展的坚实依托。

    进入21世纪，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不可逆转的趋势迅猛推进，这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话语权上。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年均增长幅度仅为2.52%，而发展中国家则为6.36%，大大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中国的增长幅度更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与其它新兴经济体互相促进。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扩散到全球后，新兴经济体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仅仅过了一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就开始引领全球复苏。从全球整体来看，经济复苏于2009年第二季度始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很快扩展到其它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在巴西的引领下，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复苏随后也呈现出强劲的势头。美国的复苏虽始于2009年第四季度，但始终徘徊不定，欧洲一些国家则深陷主权债务和财政赤字危机。总体来看，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复苏直到2011年中仍摇摆不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复苏及后续增长的引擎作用得到普遍认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宣称，2000年，31个发达成员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60%，但到2030年将萎缩至43%；到了那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GDP的全球占比将达到60%；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发达国家软硬实力下降，新兴力量综合实力上升，国际格局向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相应地，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内的份额正在增加，发言权逐渐增强。

    中国的迅速发展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发展的组成部分，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引领作用。当然，在崛起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其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会产生矛盾和竞争。但中国与其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始终是主流：在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共同推动制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方案，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客观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等。首届“金砖国家”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强调，世界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可预测的和更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后的金融和经济结构应该采取更为民主和透明的执行决策过程等。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虽处于不同的地理、文明区域，却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也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具有特色的丰富经验，因此，它们的互补互鉴必然会散发出绚丽的光芒。（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研究员）

中国智慧引领和平发展道路

吴心伯

    近代以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和平发展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它不仅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过程，更需要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不断思考与总结。在此过程中，基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体现东方社会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中国智慧必将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中国智慧向来重视对时代潮流的把握，通过分析天下大势，找到制定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基本依据。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让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加深。这意味着，一国的发展可以通过平等有序、互利互惠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不需要再走挑战国际秩序或挑战别国的老路。同时，由于各国不断加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因此和平、合作、发展成为一国对外战略的立足点。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积极谋求和平、合作、发展，自然地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谋求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但采取手段的不同可能导致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等不同的结果。首先，中国智慧主张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利益是相互交融的，因此不应以零和思维看待国家间的关系，而要以合作双赢的方式追求国家利益的实现。唯其如此，国家间才会进入良性互动，从而在根本上确保一国利益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中国智慧强调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在利益共同体时代，各国不应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而应注重齐心协力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第三，中国强调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国家间的互信，合作才有可能。

    分歧和争端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如何解决分歧和争端是对一国政治智慧的考验。中国智慧主张以对话、协商、谈判而非对抗的方式处理分歧，以和平而非使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我们自古就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略运筹的最高境界。即便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不可避免，但也必须是有限的、适度的，为的是推动最终以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中国智慧还主张对问题的解决要顺其自然，时机不成熟时可搁置争议，等条件成熟后再做处理。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时，善于搁置争议，刻意有效避免矛盾的激化。此外，中国智慧主张以包容的方式解决分歧。解决矛盾的上策不是追求完胜，而是找到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点，这就需要有妥协和包容的心态，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

    中国能否在国力不断上升的同时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西方现实主义的逻辑认为，随着一国力量的上升，它的利益欲望不断膨胀，其政策行为就表现得越来越具有扩张性、侵略性。然而，中国智慧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首先，中国宣誓永不称霸，因为在我们看来，一旦成为霸主，就容易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同时，为维持霸主地位又要背上过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包袱。“高处不胜寒”，谋霸之举实乃不智。其次，中国不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中国珍惜自己摸索出的发展道路，但同时认为一国的发展路径必须符合自身国情，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西方社会那种传教士般的使命感，一定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扩展到全球。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第三，中国一向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原则，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强国弱国，“众生皆平等”。与强权政治以势压人、以力压人的做法不同，中国文化注重以情动人，对小国、弱国要给予特别的尊重。

    总之，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态势千差万别，所奉行的内外政策也各异其趣。影响一国发展战略和对外交往策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历史和文化传统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子之一。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看似罕有先例，然而在中国智慧的引领下，这一选择实属必然。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国防现代化与和平发展并不矛盾

夏立平

    中国的现代化是全面的，不仅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包括国防现代化。因此，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动因，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欺侮和威胁，希望现在和今后能有强大国防来长期保卫自己的生活劳动。冷战结束以前，国家安全主要指军事安全。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跨国安全问题的增多，科技安全、环境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但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仍非常重要。保持军事安全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实现国防现代化。同时，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可以增强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等的能力。

    中国国防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所指出的：“推进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合理的国家安全需求，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要保证。”为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中国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实现国防现代化是保持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的有效手段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升，客观上也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国防的主要任务。中国的国防政策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加强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队质量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中国的国防政策是制定中国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之一。因此，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绝不会把军事手段用于对外侵略和扩张。同时，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与对话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解决海上领土和主权争端。

    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世界各国希望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实现国防现代化，是贯彻落实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的必由之路。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派出舰艇编队前往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执行护航和反海盗任务，受到国际社会好评。可见，中国拥有某些远程投送能力，不仅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保证海上航道安全，而且有利于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

    由于中国“块头大”、发展快，在成为国际体系中迅速上升的大国时尚未完全解决与邻国的领土和海上权益争端，因此一些国家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军事能力的提升。在此情况下，中国国防现代化有必要遵循“有理、有利、有度”的原则。有理就是继续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时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并增加中国战略意图和军事能力的透明度，使世界各国能够理解中国国防现代化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因素。有利就是实现国防和经济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避免与其他国家陷入“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有度就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适度，要根据中国的经济量力而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有限，中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发展必须与此相适应。一句话，中国国防现代化必须使侵略者和分裂分子感到害怕，而又不会使邻国和中小国家担心。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转方式”是和平发展的内生力量

权衡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 “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这 “六个发展”科学地概括了中国发展的内外因素、相互关系及其重要意义，这就是，一方面世界的和平稳定为中国快速发展和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又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全人类的进步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及其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内外部原因和条件，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近30年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这样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深化，使中国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竞争力。同时，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也使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通过学习国外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发展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正是紧紧围绕 “和平”与 “发展”的当今世界主题，紧紧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期，通过改革和开放，在释放制度创新带来的巨大效率的同时，充分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发展红利。因此，中国倍感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为中国提供的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也一定会倍加珍惜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过去30年，中国在获得自身巨大发展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面向未来，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也必然会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但中国在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积累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等。这些问题使中国经济发展正在面临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问题，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正在经受挑战。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欧元危机以及美债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目前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在内外双重的影响和制约下，中国从自身发展与世界经济复苏的要求出发，审时度势，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这本身也是和平发展的内生力量。在这样的战略构想下，中国未来的发展就需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创新和改革，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和谐社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培养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的动力和源泉等。因此，中国要通过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解决自身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和科学发展，就更加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中国坚持并实现科学发展，不仅对于中国自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意义。毫无疑问，科学发展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态度、信心，也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和国际责任。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就是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注重发展的科技含量和技术创新与进步，这正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从这一点说，中国的科学发展本身就是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探索新的动力和源泉，体现了全球经济创新发展的理念。

    面对过去，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深知机遇难得。面向未来，中国也正在通过转型发展、科学发展，努力解决好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新的增长模式和科学的发展方式，继续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