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承兑汇票贴现公司:轰轰烈烈的少年铁血军和国民抗日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尽陷日本人之手，但一些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仁人志士却自发组织起来，与不可与世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由苗可秀、赵侗领导的“少年铁血军”，就是这样一只纵横驰骋于辽南三角地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功郧武装。“卢沟桥事变”后，赵侗又在北平一带组织了“国民抗日军”，同样战绩彪炳甚名扬海外！

　　与抗战期间的其它抗日队伍相比，少年铁血军和国民抗日军真的显得比较“非典”！

　　一、队伍的组织者乃有党之人，但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X产X党

　　很可能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参与过抗战的队伍，要么是都争先自称自己是“抗日战争中真正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和共X产X党组织的，要么就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甚至是一些土匪强豪。然而，“少年铁血军”和“国民抗日军”却是例外。

　　少年铁血军的缔造者是苗可秀，1906年生于辽宁省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家境清贫的苗可秀，聪明好学，1926年进入东北大学文学系预科，1928年升入本科。读书期间，苗可秀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但他既未加入国民党，也未加入共X产X党，而是加入了1923年成立了法国巴黎、1926年在上海召开一大、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三巨头”领导、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牺牲于东北抗日战场的青年党人超过七百人，淞沪抗战中任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旅长的翁照垣也是青年党员，其下的“义勇军铁血团”全为青年党员组成，详情请点击《抗战中做过重要贡献的其它政党(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界成立了“东北大学抗日救国会”，并组织了“东北学四军”，苗可秀任学生军大队长。次年（1932年）2月，苗可秀受救国会委托，到邓铁梅部队中了解情况。 　　

　　在此，得先讲一下下邓铁梅和他的东北民众自卫军。

　　邓铁梅，1892年生于生于辽宁省本溪磨石峪邓家村，满族，“九一八”以前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邓铁梅气愤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 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决心组织群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得到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和好友云海清离开锦州，经沈阳回到凤城县。经过数日积极的串联，聚集了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在凤城县小汤沟(现岫岩县境内)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邓被推选为司令。自卫军成立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两千多人，并积极活跃在辽东半岛的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1年11月22日，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布署，民众自卫军战士400余人在邓铁梅的亲自指挥下，全歼了凤城日伪军守敌，捣毁了伪县公署、公安局，并冲进监狱，救出了百余名爱国志士和其他受难同胞，缴获了步枪400余支、机枪三挺、迫击炮二门和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凤城大捷使民众自卫军的军威大震，入伍者络绎不绝，自卫军的队伍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苗可秀将邓部的情况汇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之后，救国会不入即任命邓铁梅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不久，苗可秀也正式参加邓部，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成为邓铁梅的得力助手。

　　1932年春，义勇军频繁出击，先后收缴了庄河、大孤山伪维持会武器，智取卡巴岭三义庙警察所，紧接着又连续挫败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部队总人数达一万五千多人，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的一支劲旅，活跃于辽东半岛的安东(今丹东)、夙城、岫岩、庄河等县境内的几百里宽阔地域，成为辽东著名抗战区。

　　在苗可秀的主持下，义勇军在抗区内制定了财政、税收、粮食政策，设置了医院、被服厂、印刷厂、税捐局等机构，并提出了“不投敌，不妥协，抗战到底！不扰民，不贪财，不调戏妇女，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等口号，受到抗区群众的拥护，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敌人见进剿不成，便采取诱降手法，邓铁梅则将计就计，虚与周旋，最后将日伪当局的所谓谈判代表--日本参事官反田俊章等六人诱至夙城县刁窝堡，由苗可秀等人轻手他枪决。日伪当局恼羞成怒，遂调集日伪军一万多人，对抗区发动了大围剿，由于义勇军缺乏战斗经验，一开始便采取了处处设防、分头迎击对策，致分散了兵力，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损失严重，只剩下一千多人。紧接着，日伪军又连续发动数次大讨伐，邓铁梅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为避敌之大力摧毁，实现其“复兴东北，再造中国”的宏图夙愿，苗可秀对义勇军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力图创建一支“更坚固有力，足以持久的秘密团体”支持公开的义勇军。

　　1934年2月苗可秀、赵侗等将义勇军劲斗团改为少年铁血团，抗日同盟会改为同心会，别动队自成体系组成少年铁血军，从而形成少年团、同心会、铁血军三位一体的新的抗日组织。

　　少年铁血团是秘密的政治组织，其宗旨是：用黑铁赤血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复兴东北，再造中国，力求中国国家社会的独立与平等。

　　少年铁血军是少年团在军事上的组织，是公开的武装，其口号是“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指伪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

　　同心会系秘密结社式组织，其目的在于扩大和巩固抗日阵线。

　　这三位一体的抗日组织从体系上来看，也是高度集中的。苗可秀为铁血团总裁、铁血军总司令、同心会会长。

　　在苗可秀的带领下，少年铁血军在辽南三角地区纵横驰骋，先后取得了猞猁沟、汤沟等战役的胜利。苗可秀不仅擅长带兵打仗，杀敌救国，而且注重宣传群众，巩固抗日战线。这位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在抗日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一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辽南义勇军杰出领导人。

　　1934年5月，身患重病邓铁梅秘密来到夙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不料为特务侦知被捕去，并立即被解往奉天(今沈阳)。面对日伪高级以高官厚禄诱降，邓铁梅严词拒绝，并挥笔疾书“五尺身驱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以表明誓死决心。在敌人法庭上，邓铁梅慷慨陈词，历数日本侵略者侵华罪行，并开始绝食。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被杀害在奉天伪陆军监狱，时年43岁。1935年8月1日，中 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

　　邓铁梅牺牲后，苗可秀痛定思痛，决意支撑三角抗区的抗日局面。他先处决了出卖邓铁梅的叛徒，后又对外公开了少年铁血军的番号。

　　1935年1月，苗可秀率部在赊里沟地方将日伪军150余名缴械，敌人中有白俄、朝鲜、日本、中国四种国籍。3月，苗可秀率部在沟汤地方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当晚将一部敌人包围，杀声震天地，火光透云霄，此役日军伤亡150名（内有西泽少佐，长岗指导官等四名），焚毁战马200余匹，得获敌人机枪两架，马枪60余支，子弹10000余发。

　　但形势越来越紧张，到后来白天活动都有困难，只能在夜里活动。1935年6月12日夜，他率少年铁血军由凤城向岫岩转移，经过羊角沟时被3000日伪军重重包围。激战中，苗可秀臀部受伤，由王琦背负冲出战场，秘密转移到凤城二道河农家养伤。不料为敌人侦知，于21日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敌人以高官利诱，苗可秀不为所动；严刑拷打，亦不屈服，只反复叨念一句话：“只求速死。”敌人见其志不可夺，便决定将其处死。当时有一个叫前山的日本人，年龄较大，对他十分敬佩，请其最后题字留念。他当即书写“正义千秋”四个字留给前山，并写“誓扫匈奴不顾身”诗一首，以明其志。

　　“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圣手……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则是苗可秀就义前在狱中写给好友的临终赠言。

　　7月25日，日寇用一辆马车把苗可秀押到被他枪毙的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等六人所谓“建国六勇士”纪念碑前（今凤城市第二中学原校门外处），强迫苗可秀跪下读祭词。苗可秀昂首挺立，坚决不跪，慷慨陈词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日寇惊恐万状，急忙将苗可秀押往凤城镇郊的南山脚下行刑。一路上，他号召群众不当亡国奴，团结起来救国，他坚贞不屈的精神使路两旁的群众无不为之钦佩，民众不顾危险向他敬酒，挥泪告别。敌人把苗可秀绑在一棵松树上，一个日本鬼子走到他的跟前说：“你如果答应投降，还可以保证你不死。”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然后高声吟道：“尔农（注：苗可秀的号）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日本鬼子劝降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急忙发给友田俊章等六名家属每人一支枪，并命令他们开枪。随后，日本鬼子点火焚烧了年仅29岁的苗可秀的遗体就地掩埋。

　　1946年，凤城县政府把火车站站前街命名为“苗可秀街”。1957年，在苗可秀就义的地方为邓铁梅和苗可秀树立了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碧血留天地，英风贯古今，千秋存正气，大节见精神。”　

　　在苗可秀为国捐躯后，铁血军面临日军漫山遍野，食粮断绝，弹药空虚，诸将士相顾失色的局势。另一位少年英豪赵侗振臂大呼：“我们如今唯有战斗，唯有牺牲，以血肉之躯，前赴后继，抗战到底！”语言极其悲壮，官兵皆为之泪下。当日，铁血军在岫岩南双庙沟召开紧急会议，推选赵侗继任为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通过这次会议，三角抗区分散活动的抗日军再次组织起来，军威振奋，士气旺盛。

　　赵侗1912年生于辽宁岫岩县哨子河乡三道虎岭，满族，19岁入沈阳第二工科学校，后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1932年与苗可秀一起加入邓铁梅的义勇军，1934年协协助苗创立“少年铁血军”，在苗殉难后继任总司令。

　　1936年1月25日，中国第一敌后政府——“辽南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赵侗被公推为政府总裁，兼任铁血军总司令。东边道抗日名将王凤阁为副总司令兼职第五陆军指挥。梁锡福、孙寿山、朱海山、黄锡山为各路军总指挥。以上部队加之铁血军本部，共计拥有11个方面军，12000名战士。同时，与朝鲜革命军联合组织中朝抗日同盟军，开创了两个被占领国联合抗战之先例。少年铁血军于艰难之时再度掀起抗日高潮：

　　1935年12月28日，赵侗率部在凤城西岔路岭埋伏，激战两小时，将日伪六辆运输汽车阻截，保护汽车的白俄与日本人共24人全部击毙，获轻机关枪两架，手步枪20余支，子弹5万发。1936年1月初，赵侗、白君实率部趁雪夜在老鸟老鸟窝一带埋伏，突袭日伪军500名，日军伤亡川田大尉以下50余名，伪军警伤亡30余名。同月，赵侗率部在大王庙与日伪军800名激战一日。同月末，赵侗率部在尖山沟与敌人500众激战一小时。2月，第四路军指挥曹国士率部在门楼沟时与日伪军300名激战半日。2月，赵侗率部在白家河沿与日伪军3000余众激战一日。4月，第二路指挥赵庆吉仅率领卫队40余人，在凤岫交界之四方砬子，被敌人800众包围，激战半日后乘夜成功突围。5月，第一路军指挥阎生堂率部在高丽桥子突袭驻防日伪军700余名，获大量枪械弹药。6月，第一路军之第四大队长王春山率领部队100余名，将驻防凤西大堡日伪军30余名包围并全部消灭，获获大量枪械弹药。

　　1936年春，日军因急于进兵关内，所以更为急切扫清占领区抗日武装，不仅增派大批日伪军全面围剿，而且开始实行残酷的并村、封锁、清查、株连等三光政策。由于铁血军在战斗中损失太大而又得不到补充，赵侗不得不入关寻找救国会谋求给养，由白承润代理司令，领导部队以游击方式，避实攻虚，继续与日军抗争。

　　少年铁血军自1934年时组建起，三年多时间内，转战辽南20余县，历经大小300余战，杀敌4000余，俘日伪军警2000余名，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关枪10余架、子弹数100000发、轻重机关枪50余架、迫击炮郑弹筒10个等诸多军用品，保存民枪5000余只。

　　当日寇燃起卢沟桥烽火后不久，赵侗在北平重新组织的“华抗日国民军”虽然只有24名下属，但还是于1937年7月22日在昌平县白羊城打响了华北民众抗日第一枪。只可惜，在起义第三天的清晨，便被伪保安队所包围。激战的结果，是抗日军被伪军打死13名。只不过，仅过了一天，他们的队伍就变成了七十余人。同时，他们大规模搜罗平郊正规军遗失的枪弹，以充实武装，并得到了杜月笙、史笙赓、沈鸿烈、马占山、张学良等人的热心捐助和东北救亡总会的援助与领导。其母赵洪文国也是位巾帼英雄，全力支持儿子的抗日事业，毁家纾难，四处购买军火，做抗日宣传。

　　不久，这支以学生为主的抗日武装，竟然建立了夜袭得胜门外的“第二模范监狱”的伟绩。

　　1937年8月22日夜，他们先打发一个小孩，惊喊着:“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接着就来了冒充的日本军官和翻译，他们在门外和管狱的声称是日本司令部派来调中国政治犯的。管狱士兵一听是日本司令部来的人，哪敢不开大门呢？这时埋伏的大队人马便涌进了监狱，先把看守士兵缴械，然后打开所有的牢门。赵侗宣布:“我们的队伍是人民抗日队伍，现在我们已经和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了！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要和日本强盗拼命！愿意抗日的可以跟我们走！”在狱的587名囚犯全部释放，其中约300人自愿参加他们的队伍。

　　9月5日，队伍已迅速壮大到1000多人的国民抗日军在三星庄村召开全军军人大会，新任命了军政委员和各级领导人，正式确定了部队的名称以及标志。从此，“学生军”、“红蓝箍”在平郊群众中遐迩驰名，开始与日寇正面作战。

　　9月8日的黑山扈战役，是国民抗日军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使日军连续受挫，死伤累累，飞机被击落，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之首创；侵略气焰首遭沉重打击，北平敌伪《益世报》连续两次从反面报道了黑山扈次战斗。国民抗日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消息，也迅速传到国外。10月初的妙峰山战役，国民抗日军与日寇一个旅团的兵力，10余辆坦克和10余架飞机周旋，日军伤亡惨重，国民抗日军安全突围，而且队伍离开妙峰山时，发展到1500余人。

　　至此，国民抗日军声威大震，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于1937年10月26和1938年1月31日，两次以大量篇幅报导了国民抗日军的成立，奇袭德城门外第二监狱以及黑山扈大捷的消息，指出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焦若愚、林一民、戴昊、谭伯、胡旭、李望东、曹裕民、黄秋平、邹富夫等此时前来参加国民抗日军。正因为如此，赵侗被称为“中国抗日学生军领袖”、“满族第一抗日将领”、“当代兵飞”。

　　1937年9月，赵老太太南下，在武汉大决战的非常时期，发表了《对于目前局势的几点意见》，坚定抗战信心，鼓舞国民抗战热情，同时身体力行，率领东北青年和两个女儿去河南太行山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筹划在黄河北岸成立游击队，计划与赵侗率领的河北国民抗日军和东北少年铁血军联合，形成贯穿南北的敌后游击战线。在东北宣抚使陈调元将军鼎力支持下，成立了光复军太行山北区总指挥部，响应者上万之众，各部抗日武装纷纷归编。

　　在与日寇不断展开殊死激战的同时，赵侗生前还撰写了《东北义勇军》、《抗战七年的经验教训》、《反内战宣言》等著作，影响颇大，蜚声中外。

　　与苗可秀一样，赵侗属“有党之人”，但既非国民党，也非共X产X党。只不过，一般人以为赵侗与苗可秀一样同属青年党员，但《杨成武回忆录》中却有这样的记述:“高鹏同志和赵侗相处多年了，对赵侗深为了解。高鹏同志说，赵侗是国社党党员……”

　　说明：国社党的根源最早可追溯到清未，前身为1912年梁启超整合三个小党而成的“进步党”，1932年张东荪、张君劢等将其组合为由“国家社会党”，信奉“国家社会主义”。1941年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与青年党一起退出民盟。1946年与同属梁启超系统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民社党），1949年与青年党一起赴台，与青年党同为台湾早期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政党。　

　　事实上，比苗可秀、赵侗的身份更为“非典”的，是赵侗将军之死！

　　1938年底，赵侗领导的国民抗日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但他不久却去了南京。次年率部返回晋察冀战场时，在河北新富、灵寿两县交界的陈庄突遭伏击（晋察冀部队），包括赵侗及其妹妹赵理智在内的两百人全部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