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乔是只小刺猬txt: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

一、青铜时代与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
    在人类历史上，几个主要的文明古国都先后经过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所谓青铜时代，就是指掌握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广泛制作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冶铸发达并广泛使用的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早期古代文明就是青铜文明。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起源很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数十个地点发现早期铜器或有关冶铜的遗物，属于中国考古学文化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阶段。时代最早的铜制品，是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的1件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年代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这里是一处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遗址。在甘肃东乡的林家村，出土了1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保存完整，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随后的龙山文化时代，有关遗物不断增多，出土地涵盖了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王湾文化、造律台类型、陶寺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西方的马厂文化、北方的河北龙山文化系统的分布区。
    据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不会晚于公元前2000年，结束于公元前5世纪，时间持续了1500年以上。这个阶段正好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在它的后期发明了冶铁技术，铁器最终替代青铜器而进入铁器时代。这个阶段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阶段，早期国家已经产生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进入了文明社会，不断创造出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在这个阶段，区域考古学文化间由陶器等其他材质的遗物所呈现的文化形态虽各异其趣，甚至截然不同，而由青铜器所展示的主流风格则大同小异，演进轨迹几度趋同，并随着秦、汉帝国的相继兴起而渐趋统一。
    二、中国青铜文化概况
    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一系列两周时期的重要发现，其中的文物大多散失国外，成为各博物馆的收藏极品。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有重点的甚至大规模工作的开展，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自1928以来，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正规发掘，发现商代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大型商王墓葬，出土了青铜器、甲骨等大量文化遗物，揭示出晚商青铜文化的辉煌风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青铜时期文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被揭示出来，人们对中国青铜文化的认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空前提高，千古之谜得以解开，新的发现在不断地改写以往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如对二里头遗址发掘和有关二里头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使过去仅停留在传说阶段的夏王朝和夏代青铜文化得以确认。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商代都城等许多商代重要发现和发掘，展示出非常完整的商文化序列，商代文明及其社会发展阶段也明晰起来。西周都城、列国封地以及很多地区的考古工作，不断向人们展示出周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周代文明极高的成就和水平。
    迄今的有关研究表明，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史前时期，文献记载的黄帝铸鼎、蚩尤作铜兵就是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走向青铜时代门槛的经典概括。到夏代，青铜制品不断增多，尤其是形制复杂的多类青铜容器相继出现，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青铜礼器组合，反映出夏王朝的国家制度已经成熟。商代早期，青铜文化全面繁荣，青铜铸造工艺相当成熟，青铜器类及其数量增多，以青铜器为核心的完备的礼器在商王朝统治阶层的生活中广泛使用，并随着商王朝势力的向外扩张而出现于王朝周边及更远地区，从而与周边青铜文化交互影响、不断发展。到商代晚期，中国青铜文化进入鼎盛阶段，出现了精美的青铜礼器、武器和工具等。继商而起的西周，承商代青铜文明之盛，创造出发达的西周礼乐文明。夏、商、西周文明各具特色，“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理想。春秋以降，伴随着列国纷争和兼并战争，青铜冶铸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人们对于比青铜更为优越的铁及其冶炼技术的认识日渐成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中国青铜文明升华到更高的文明阶段。
    三、中国青铜文化的传承与变革
研究表明，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长河中，各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频繁互动关系，这既有对先前文化的继承与变革，也有对同时期其他文化的吸收、借鉴等。文化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将中国青铜文化不断推向更高阶段。如在文化面貌方面，各文化的陶器群有明显差异，显示各文化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而那些反映等级制度的现象尤其是以铜、玉质等贵重材质的用器反映的观念正是文化间的传承关系的最好例证，这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夏、商、西周礼乐文化的演进中反映最为清晰。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容器种类增多，有鼎、爵、斝、盉，工具有刀、锛、凿、钻、锯等。玉器如圭、璋、戚、钺、琮、璜、戈、镯、柄形饰、多孔刀、斧、铲等。一件用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铜牌饰物，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大型铜镶玉制品，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从二里头文化来看，夏文化的礼器无疑在各类器物中处于中心位置。这些器物往往用青铜、玉等最珍贵材料制成，它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人们等级和身份的标志，被广泛用于祭祀、征伐、宴享、婚冠、丧葬等活动，即“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谓“礼”，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左传》隐公十一年），就是维护夏王朝的统治秩序。夏代礼制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礼制文化。
    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在墓室、随葬品等方面差别是明显的。尤其是一些墓中往往爵、盉礼器伴出，或以觚、爵、盉等礼器为基本组合，这正是后来的商、西周早期礼器的基本组合。
    商代早期，青铜器的种类明显增多，如炊食器中的鼎就有方鼎、圆鼎、扁足圆鼎多类。虽然与夏代一样，此时的青铜容器的器壁仍显单薄，但种类比夏代明显增多。其中如青铜方鼎，承夏代陶方鼎而来，但其高大沉重所展现的气势远非陶鼎可比。
    商代早期墓葬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在随葬贵重的青铜礼器中，觚、爵、斝等酒器经常同出，其中觚、爵的组合成为有商一代墓葬随葬礼器的固定形式，这与此前的二里头文化中礼器组合以觚、爵或觚、爵、盉为核心的情况既相区别，又有联系，说明商礼对夏礼有所继承并有创新。
    安阳殷墟的众多发现说明，晚商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代，青铜器的种类之多，远盛于以前。这时的主要器类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等。礼器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又以酒器最多，有觚、爵、斝、角、觯、尊、卣、觥、壶、罍、瓿、盉等；炊食器有鼎、鬲、甗、簋、勺以及盘、禁等，乐器有铙、鼓、钲、铃等；兵器有戈、矛、钺、矢镞等；工具有刀、斧、锛、凿、针、锥等。
    王陵区大墓和妇好墓出土的精美文物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如著名的后母戊鼎，重达875千克，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一件最重的青铜器。又如1004号墓出土的鹿方鼎和牛方鼎等，也是王国重器。妇好墓是位于宫殿区的一座中型墓，此人见于殷墟卜辞，为商王武丁的妃子。其墓上建有享堂，墓内殉葬16个奴仆。墓中有大量随葬品，计有铜、玉石、骨、象牙、陶、蚌等各类物品。其中青铜三联甗、觚、爵、斝、盉、奇兽形的觥、鸮尊、方尊、偶方彝等是造型雄奇、装饰华丽的重器。随葬的玉质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多类玉器也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大量晚商文化遗存显示，承早商而来的重酒的礼制仍然为贵族们所推崇，以觚、爵为核心的酒器是晚商礼器的核心，觚、爵的数目还成为区分贵族等级的标志。这个阶段还有一个新的特点，与以前相比，晚商时期首都的平民墓葬随葬礼器比例大增，这类墓葬中大多随葬以觚、爵为核心的陶礼器，甚至有的仅随葬陶觚、爵，或外加鬲、簋、豆之类的陶器。这些情况与夏、早商阶段的平民墓葬随葬情况有了很大不同。可见，在晚商时期，礼器所代表的商礼也是都城平民阶层所尊崇的规范，商代礼制及其规范在都城大为普及，这与西周礼制及其规范严格限于贵族阶层的情况有较大区别。相比之下，在都城以外的其他地区，平民墓葬仍然经常随葬炊食器物，那些贵族墓中流行的酒器很少，说明商礼在各地的推进是有差别的。
    与晚商相比，自西周早期开始，青铜器中酒器明显减少，墓葬所见随葬品多为炊食、水器等类，这些与商代明显不同。同时，西周人殉现象远不如晚商盛行，即使有殉人，数量也少，所见又以殷商贵族遗民墓葬普遍，这恐怕不是因为西周在商代之后、社会有了进步所能完全解释的，最有可能是商族等东方等族流行的人殉、人牲之俗并不为周人认同所致，这也是西周礼制的特点之一。
    纵观夏、商、西周考古发现所见，夏、商、西周礼制，在宫室、祭祀、车马、器用等诸多方面，商礼承自夏礼，商礼与周礼也有传承和变革，但又各具特点，这些特点在后代的文献如《礼记》等书中多有反映。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有关考古发现也为全面研究夏、商、周礼制的传承、演进提供了重要实证。
    中国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其中大量的艺术珍品，是中华民族艺术的典范，也是人类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世界上各民族间的文化千差万别，其根本的差异并非地域、语言或者体质方面的区别，而是其内在精神的不同。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与民族本身同步孕育形成的，也与民族本身一起传承、发展，生生不息。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不过是其民族精神的演绎。中华民族内聚自强的精神五千年绵延不断，中华文明为什么有着比其他文明更长久的内在动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透过对包括古代青铜时代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的解读。现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当惊羡于一件件精美的青铜时代的文物时，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仅就现在的认识水平，我们对中国青铜文化内涵的解读可能还远远不够，期待着今后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