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秘史txt下载 免费:言传身教:陆定一告戒子女"不要去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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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陆定一1996年5月9日去世,终年九十岁。中央授予他“伟大的”称号。是家乡江苏省三个被授予“伟大”称号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其他两人是瞿秋白同志和周恩来总理。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十三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久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挥之不去。现将我亲身经历和所闻的一些事写出来,以表对他的怀念和敬仰。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1978年12月1日出狱,被关押十三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十三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 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有些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年,前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允许,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被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二百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也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的政治理念。又是他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着笑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呀!”

  当前,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已达65%以上,解决全国就业人口的75%,其中乡镇企业吸纳了农村1/3以上的劳动力,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力排众议保故宫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城市的改造。

  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肆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大跃进”之后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改造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听取了不同意见的,故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本源”

  1943年8月,父亲在延安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14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10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

  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对“新闻”与“事实”及“政治”关系上的论述。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这就涉及立场、观点、修养、道德、目的等,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 是否为了所谓政治,为了政绩,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就能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混账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

1945年3月,父亲撰写《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6年1月,父亲就《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之际,又撰写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提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

  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与一些党风不正的“假大空”宣传和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腐败,提出惩治腐败需用“外力”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了生机,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如贪污腐败、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也随之在侵蚀着肌体。

  执政党的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对此问题十分关心。

  父亲对我讲: 这一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父亲又讲: 毛主席也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解决。当然,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那么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当然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是,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我们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此时“专政”的主要职能,应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当前党内采用“自律”的方法,父亲讲: 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所以,父亲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父亲认为:“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要学大禹(注: 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 围、堵)。”

  父亲说:“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个必要条件。”

  父亲在多次会议及与有关同志的交谈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

  1980年6月,为了能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向党中央呈书,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要给予“免责”权,列入宪法的保护中,使其受到法律的保障(注: 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晚年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十三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 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 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注: 摘自与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

  “我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 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

  一些报纸杂志,在转载陆定一的反思时这样评论:“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说的话!”“陆定一是一位善于反思敢于否定自己的共产党人。这样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一个‘由我负全责’!有些人一旦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就像套上了‘光环’,批评不得,一贯正确。看看陆定一的反思文章,才知为什么共产党是个战无不胜的党。”

  学识渊博,谦虚好学

  父亲是位知识分子,他一生中提出了不少政策和建议,这都与他的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他精通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熟悉四国外语,特别对俄语和英语尤为精通。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显现。1982年,父亲与工作人员到襄樊,看到“诸葛亮庙”中墙壁上的石刻《出师表》,他看完后指出其中某处错了一个字,某处又丢了一个字。当地管理人员感到十分惊讶,不相信,最后一查书,果然是刻错了。据党史文献记载,1986年,八十岁的父亲一次与领导同志在一起,大事谈完后,两人开始聊天。父亲对那位领导说: 《古文观止》我还能背诵。他不信,叫人拿来《古文观止》,从书中任选了一篇请他背,父亲果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于是,他惊讶地说: 《古文观止》到你这里就“观止”了。我自己也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要给弟弟陆健健买辆自行车,父母两个打赌谁输谁出钱。结果妈妈挑出的一篇古文,被父亲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结果妈妈输了。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语翻译的。记得斯特朗女士去中南海拜会陆定一,组织上专门选派了一位女翻译陪她来,父亲发现此翻译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就叫翻译到一旁喝茶,父亲与斯特朗直接用英语进行交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到洛阳玻璃厂,看到大块的平板玻璃在流水线上被大量破损,十分可惜,回京后他向该厂写去一信,提出“合理化建议”。经过他的演算,他建议在流水线上要缩小滚轴的间距,这样玻璃板在冷却变形时被相对抬高,就不会在传送中因撞击滚轴而破碎了。

  父亲的学识渊博,不仅来自他的功底深厚,也来自他的谦虚好学和不断进取。我国发展“两弹”(原子弹、氢弹),父亲不懂原子物理,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同志来给他讲课,一周一次,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院士赞叹地说:“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还如此学习,没见过。”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父亲主张: 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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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

  在父亲去世十周年前夕,我整理出来他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2008年夏,中央党校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和李君如副校长分别约见了我,对我的整理工作表示“感谢”,并说这(反思)是对我党总结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份宝贵财富”。

  取名“德德”,被诬“反党”

  我生于1942年,家里给我取名叫陆德德,想不到这个名字在“文革”中却成了父亲的反党罪行。

  1942年,是延安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国民党对延安进行封锁,停发了军饷,延安的军队在冬天穿的还是单衣。就在这样环境条件恶劣的时候,降生了我。因为是早产儿,我刚出生时的体重仅仅四点五磅,妈妈没有一滴奶水,我的体重很快又掉到三点六磅,对于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来说这意味着悬在了生死线上。那时延安只有一头奶牛,每天警卫员过河去取奶,所有中央领导同志,一家只能分到一瓶奶。朱老总得知我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陆家。因为延安的医院条件差,没有婴儿暖房,朱老总同时又把自己的暖水袋拿出来给我用。后来李井泉的夫人刚生完孩子就把我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给我喂奶的,还有一位“廖妈妈”。可以说,我是用“革命的奶水”哺育成活的。对于这些革命同志在困难时期的无私帮助,我父亲和家里人都很感动,为此给我取名为“德德”,一为纪念朱德,二是提醒自己今生要以德报德。直到1961年,我准备参军上大学,觉得“德德”这个名字太小孩子气,才提出要改名字。一次观看文艺演出的中场休息时,父亲向郭沫若提起:“我孩子马上就入大学了,但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适,请您给他改一改。”郭老就问一旁的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德德。”郭老晃着头想了想说:“就改叫陆德吧,少了一个字,但是意思没有变,多快好省!”

  但这个寄寓了美好的希望,意义丰富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成了陆定一反党的“罪状”之一。有人诬陷“陆定一给孩子起的名字‘德德’,一个是朱德的德,另一个就是彭德怀的德。彭德怀是反党的,说明陆定一很早就有反党之心。”父亲是这样反驳的:“这是形而上学的解释,第一,众所周知,陆德的‘德德’是为朱老总起的。第二,即使是为了纪念彭德怀,当时彭德怀是解放区的副总司令,后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彭德怀是我们自己的革命同志,毛主席当时不也亲笔题词‘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嘛!‘陆德德’这个名字是1942年起的,你们不能把庐山会议以后才发生的情况来定罪以前的事。”

  对子女言传身教,“不要去当官”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的直接交流机会并不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上班时间和主席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只是早上8点才起床,我们上学看不到他。当时他担任中宣部的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稿。人民日报每天凌晨两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和我交谈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里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其中“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变化”的理念,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父亲是一个学者,他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病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他在我上大学时就告诫我们:“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技术型的干部。

  我们都把父亲当作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父亲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父亲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党风是十分好的。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那时父亲的车只供父亲公务使用,子女是不许坐的,哪有“车接车送”的事,母亲上班和我们上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听说饿死了人,主动两年多不吃肉。中南海的首长们也纷纷主动减量,每天只供一两肉,同时父母的口粮也减至26斤和25斤,除此,再也没有其他供应。要知道,这些人若在古代就是“皇帝”和“重臣”啊,全国再有困难,也不可能会饿着他们。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们就是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一起共渡难关。虽然一些“左”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损失,但看出他们是要继续革命的,党风是廉政为民的。周恩来总理参加外事活动最多,一出去就要显得仪表堂堂,气势不凡,但他那套服装一直穿了十多年都不许换,里面的衬衣是打了补丁的,只是袖口和领口,为了外事需要而拆换成新的。这是父亲亲口对我讲的事。打倒“四人帮”,在改革开放后,父亲到各地视察,都会特别叮嘱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车开道”,不需要警卫员和官员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从来不去摆谱,不铺张。据父亲随身工作人员说: 就连出席正式场合穿的衣服,陆老直到去世也就那么一身。

  1984年,我要到外地河南工作,要离开父母的身边了。为此父亲专门题了一幅字给我,作为他对我工作的嘱咐。题词上写:

  “一切从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同工农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过则勿惮改(注: 有过失不要惧怕改正)”。

  这是他对我做人和做事的要求,也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我在外工作,做出些成绩,也遇到不少困难。对有些现象,我不理解,也很委屈,回京与父亲交流时甚至流了眼泪。父亲说:“要完成革命事业,就会付出代价。革命战争中是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也会付出代价的。你是党员,要有为事业不惜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有了这种准备,还怕什么困难和委屈!”随后,他又送我一幅字,上题: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对我的精神激励,也是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铮铮铁骨,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从不退却的一种信条。一生中,父亲就送我这两幅字,但每当我见到这两幅字时,就像父亲他老人家站在我面前。

  一生坎坷,无怨无悔;

  最后遗嘱,两宗心愿父亲190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父亲参加革命很早,但他参加革命的原因却和许多不一样。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参加革命,而陆定一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是为了实现救国理想,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了革命。他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还在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受先进思想影响,而矢志要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是随着所受思想的影响而前进的。他先加入国民党,追随“三民主义”,希望实现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理想。后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洗礼,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靠工业和技术是不能救国的,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旧社会,破除官僚、军阀,中国才能有光明前途,从而确定了他最终的革命志向。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两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打倒,特别是“文革”中,父亲母亲各被关押13年,二姨三姨四姨各被关押9年、6年、8年,外婆被逼死在狱中,我也被关6年,并打断了肋骨,三叔叔也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人老了总会觉得这十分悲慨,但父亲并不这么认为。他在《预立遗嘱》中写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是没有什么遗憾。古来志士仁人,老来都有‘悲慨’,我没有这种悲慨,因为我亲自参加的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统治,把中国扶到富强的道路上。哪里还有什么‘悲慨’可言。”“我怀念革命中牺牲的无数有名无名的烈士们,相信中国人民将会永远纪念他们……我已老迈,不能为革命和建设做更多的贡献。相信必定后继有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千年的事业……这个事业必定胜利。”

  父亲临终前讲:“参加革命几十年,几经生死,我无怨无悔!”

  1996年5月7日,父亲在弥留中,用尽气力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上学!

  ……要让人民讲话!”

  随后,他便陷入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话,是他最后的遗言。

  这是一个为党工作了七十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仍是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和要给予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安息吧!爸爸。您的两项遗愿,随着国家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终有一天会实现的。到时,我们再去您的墓前,向您焚香告慰!

  陆德简历

  陆定一之子。1942年6月生于延安。

  1949年9月—1955年6月就读小学

  1951年9月—1953年6月就读育英小学

  1955年9月—1961年6月就读师大一附中(初中、高中)

  1961年—1967年就读于哈军工、清华两所大学。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电子技术专业。1962年5月入党。1967—1973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关押6年(后平反)。1973—1985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1982年—兼职参加中国能源研究会工作(农村能源工作副秘书长)。1986年—1994年在河南工作。历任安阳市经委副主任、安阳市外经贸委主任、中原国际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原航空公司董事长。赴省政府工作后,同时兼任河南省外办副主任、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河南省口岸办主任三职工作。1994年4月—10月借调中央组织部干部调配局工作。1994年10月—2002年底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主任(局长)、金融机关党委委员。2003年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2004年9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会理事。2002年6月被国务院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6年2月被APEC授予“亚洲院士”。2008年3月被江苏省信息技术学院授予“终身教授”。2008年5月被北京大学授予“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2009年3月被江苏省政府聘为“江苏省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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