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七十二变有声:纪亚光：抗战胜利之初的政治格局：美苏主导中国

　　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政局异常复杂，形成复杂微妙的“三国五方”政治格局：美苏居于主导地位、国民党政府居中、中国共产党居于被支配的底层。而中间势力的一时勃兴，则是这一政治格局的产物。  1945年，中国重庆，参与国共和谈的三方代表，美国驻华大使Patrick Hurley、蒋介石、毛泽东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中国的政局异常复杂，不仅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国内传统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并发展，而且新兴的中间势力迅速崛起，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不仅国内的政治格局趋向多元，而且以美苏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力量深度干预中国内政。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学术界多以“三国四方”概括言之。“三国四方”主要指美国、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参见文安立著，陈之宏、陈兼译《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西村成雄：《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张振江：《〈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期。）这样的概括，忽视了中间势力的存在，不足以全景展现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也难以充分阐明战后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笔者认为，应从“三国五方”的视野审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中间势力的兴起 　　中间势力勃兴，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中国政治的新特点。它的兴起，打破了既有的国共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并对中国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中间势力久已存在。胡绳认为，从1919年到1949年，在国共两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胡乔木也认为：“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转引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3页。）不过，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情下，中间势力长期处于政治的边缘状态。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在抗战胜利后。其表现，一是政党勃兴且趋向一体化；二是由地下斗争、发表政见到与国共协商国是；三是将自己放在独立于国共的政治地位，以“兼容美苏、调和国共”为职志。 　　抗战胜利后，在短短时间里，涌现出形形色色一百多个政党。（参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 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页。）这其中既有此前秘密活动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民主宪政党等，也有新成立的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为数众多的政党的涌现，标志着中间势力开始公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一个政党”以“超乎国共两党范围之外而独树一帜”的要求一度十分急切。这样的知识分子包括：“第一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正统派的自由思想学者，第二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种人是美国人。”他们认为，胡适是理想的政党领袖人选，因为胡适有足够的声望，而且“假如胡氏出而组织，声势必定浩大。有极大数目的自由思想分子，包括教授及学生，均将奔投新党的旗帜之下”。（《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储安平主编《观察》第1卷 第1期，第21～22页。）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于1946年7月归国，但他“甫抵国门，CC系即先来一个宣传攻势，宣称胡氏回国组党。这一拳，使胡氏猝不及防”（《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储安平主编《观察》第1卷 第1期，第22页。）。组织新大党的设想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夭折。虽然新大党组建未成，但反映了中间势力进一步整合的构想。 　　中间势力虽然未能在组织上统一，但作为一个整体，在抗战胜利之初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如在重庆谈判期间，中间势力认为：“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好坏的影响。”（《迫切的期待》，重庆《新民报》1945年8月29日。）因此，他们不仅关心谈判进展，而且努力对谈判施加影响。在中间势力的强烈要求下，国共双方随时将谈判情况向他们通报。1945年9月10日，周恩来设晚宴邀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张申府，并报告十余日来国共谈判情况。（参见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9月25日，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举行宴会，邀请周恩来、王若飞、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参加，国共双方在会上报告谈判情况。（参见《沈钧儒年谱》，第264页。）9月30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王云五、傅斯年等9人参加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邵力子、张群联名举行的宴会，商讨政治会议组织问题。（参见《沈钧儒年谱》，第264页。）中间势力对重庆谈判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不仅影响了谈判的进程与结果，而且促进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抗战胜利之初不利的政治局面。诚如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通报中所说：“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提议各党派参加谈判）。”（《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的互相理解与相互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推动力。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与国共代表共商国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重要一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共38名代表，其中国民党9人分别为蒋介石、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历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7人分别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5人分别为曾琦、陈启天、杨叔明、余家菊、常燕生，民主同盟9人分别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9人分别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占23人，比例超过60%，“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可以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本身即是中间势力的胜利。从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看，五项决议的形成，也基本上体现了中间势力的政治诉求。因此，政协会议后，罗隆基在美国“调停”特使马歇尔将军面前不无兴奋地吐露了内心的感想，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意味着“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转引自许纪霖：《无穷的困窘——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6页。）。 　　在此期间，中间势力还以“兼容美苏、调和国共”为职志，对自身的政治地位进行了理论思考。在对待国共问题上，中间势力首先强调独立性，即不偏于任何一方，力图通过打造强大的中间势力，调和国共两方，引导中国走“第三条道路”。对这条道路，张东荪在1946年一次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曾作了清晰扼要的表述。他说：“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再生》第118期，第3～4页。）在国内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在对外政治上，主张对美苏两强采取等距离外交，不与任何一方结盟。施复亮在《何谓中间派》一文中对此曾具体阐释：“中间派的对外政策，主要的应有四点：第一，支持联合国，确保世界和平；第二，对美苏二国采取同等亲善政策，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做美苏冲突的牺牲品；第三，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再起，一面积极扶助日本的民主势力，同样密切联合对日利害相同的国家；第四，同情并援助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中间势力相信：“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所以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民所拥护的政治路线。”（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1947年3月14日。） 　　二、美苏介入中国内政 　　以美苏为代表的国际力量介入中国内政，是抗战胜利之初中国政治的另一个突出特征。这一时期中国政坛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国共重庆谈判、马歇尔使华、政协会议的召开与五项协议的达成、整军协定等等，均有美苏的身影显现其中。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是美苏介入中国内政的标志。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秘密签订了《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条件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虽只字未提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它对中国政局走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雅尔塔协定是美国向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作出的一系列承诺其条件包括如下内容：“一、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一九○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一）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二）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三）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四）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参见《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1～232页。），直接目标是解决对日作战问题。但是，同战时的军事目标相比，美国对战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视。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战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对美友好的政府，作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地支持美国，并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曾对英国蒙巴顿将军说过，有5亿中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页。）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固然减轻了美国对日作战的压力，但同时也意味着苏联将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直接对美国实现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构成巨大威胁。特别是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长期合作的基础，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联盟是非常可能的，而这正是罗斯福所不愿看到的。早在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参加对日作战时，罗斯福就对东亚地区的远景表现出担忧。1944年11月10日，当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罗斯福谈到斯大林的远东作战计划时，罗斯福不安地表示：“如果俄国人进入北京，他们还会出去吗？”（Westad,Odd Arne.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strong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70.）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本身即带有限制苏联行动的深层考虑。《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承认：“雅尔塔协定及随之而来的中苏条约，虽出于军事必需而缔结，但事实上是对苏联在任何情况下所能采取的行动，加以限制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7～8页。） 　　从遏制苏联的战略角度出发，美国在国共关系方面越来越倾向于扶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罗斯福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政府或任何领导人能比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给予美国更多的支持与合作。显然，在他看来，若要实现美国战后远东目标，就必须支持蒋介石政权。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因为这将对美国不利，不但使美国失去广大市场和原料基地，还可能造成美苏在中国各支持一方的对峙局面。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基本上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对日渐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赫尔利相信，“一旦共产党确知苏联不支持他们，而且如果两党都签字承认他坚持写进他大部分建议草案中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原则，那么共产党是会屈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罗斯福采纳了赫尔利的建议，冀望于与苏联达成支持国民政府的一致意见，解决国共关系的难题。 　　当美国设计自己的战后远东秩序蓝图的时候，苏联也开始考虑它在该地区的未来规划。 　　对东亚地区，苏联的总体战略目标首先是彻底打败自己的老对手日本，并在战后安排中进一步削弱日本的力量，从根本上解除日本对苏联安全的长期威胁。其次，苏联从维护自身的安全出发，力图防止一个可能对苏联不利的战后中美联盟的出现，并致力于在中苏接壤地区建立一条缓冲带。因此，在苏联的对华政策中，它尤为注重对中国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领土的影响。在苏联看来，控制中国的上述地区，不仅可以由此形成疆域广阔的南部战略安全带，而且由于如上地区无可比拟的重要战略地位，势必极大地增强其在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东亚的战略优势，遏止日本重新崛起，并形成与美国一争高下的态势。在对待国共关系方面，苏联显然也以如上总体战略目标为框架来处理。苏联清楚，要想实现其在新疆、外蒙和东北的战略目标，美国的首肯是关键，但同时亦需要中国政府的同意。因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显得同样重要。在中苏政府间关系中，国共关系是苏联政府不能回避的难题。苏联相信，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国共间能够通过政治方式，订立协议使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蒋介石领导下的政府。对苏联来说，这样既可避免出现国共内战的局面，同时还因中国共产党人在政府内牵制，制约蒋介石政府与美国走得过近。 　　总之，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美苏双方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确定了如下基本框架：一是两国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冲突；二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地位，美国表示理解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所拥有的特殊利益。由此，形成了美苏介入中国内政的基本态势。 　　三、层次鲜明的政治格局 　　中间势力的勃兴、美苏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使得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政治格局在整体上呈现出“三国五方”相互影响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之初一系列政治事件表明，在“三国五方”政治格局中，有着鲜明的层次：美苏居于主导地位、国民党政府居中、中国共产党居于被支配的底层。而中间势力的一时勃兴，则是这一层次鲜明政治格局的产物。这一态势，成为战后中国政局发展变化的起点。 　　首先，美苏通过中苏谈判，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为标志，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和具体化，从而形成“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的美苏合作干预中国内政局面。 　　1945年6月30日至8月15日进行的中苏谈判，是雅尔塔协定的政治产物。雅尔塔协定为美苏英三国首脑秘密签订，协定签署之时，并无中国代表在场，事后也未及时通报中国。为使中国接受雅尔塔协定，并使其合法化和具体化，美国力促中苏进行谈判，缔结同盟条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透露：“美国觉得须提醒双方缔结该约的目的，是实行雅尔塔协定——不多也不少。”（《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8页。）在谈判过程中，中苏双方就外蒙问题、大连问题、旅顺问题、中东路问题、新疆问题、中共问题、战利品问题等进行了两个阶段共12次正式会谈，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将雅尔塔协定模糊的意向具体化、将美苏英三国首脑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的密谋合法化，为美苏合作干预中国内政打开了大门。 　　其次，在获得美苏支持其执政的承诺后，国民党政府采取种种手段迫使中国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 　　蒋介石一向认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将无所作为。这也是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主流观念。因此，在中苏谈判前商讨对苏谈判要点时，蒋介石明确要求苏联：“为希望中国之统一起见，对于今日犹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统一指挥，以利对日作战。”（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编印，第734～738页。）在中苏谈判过程中，中共问题始终为双方讨论的焦点内容。谈判期间，斯大林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587～588页。）斯大林关于中共问题的表态使蒋介石“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746页。）。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文件中，虽只字未提中共问题，但与中共问题相关的条款并不少见，如“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29～1330页。）；“为保证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间之联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中国军事代表团，驻于苏联军总司令部”；“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39页。）如上条款比较清楚地表达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隐含的内容：苏联无论在道义、军事还是经济上，均表示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共。换言之，中苏谈判及其成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终确立了这样的战后中国政治框架：美苏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以政治的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共冲突，最终建立由蒋介石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势力参加的多党政府。 　　对于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中国政府，美国也在方方面面予以支持。如在受降权问题上的态度和美国军用飞机与军舰协助国民党政府向华北、华中运输军队等。尽管雅尔塔协定后的国际形势不允许国民党以武力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在得到美国与苏联支持的承诺后，国民党可以抬高要价，逼中共就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以强硬的态度为这次谈判定下基调：“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具体而言：“（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15～816页。）  　　再次，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中国共产党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形势异常险恶。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后，中国共产党对局势的发展一度抱乐观的态度，认为“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4页。）。并以积极进取的态势力图“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不过，中国共产党很快发现，局势的发展并非如自己所料。8月14日，日本正式投降，美国随即帮助国民党政府向华北和华中地区运送军队。8月17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授权蒋介石为除东北外中国境内、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受降代表，并声明：“日军只能向各该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742页。）蒋介石依此证据，在部署中国战区受降工作时，将中共部队排除在外。在受降权问题上，美国公然支持蒋介石的态度给中国共产党实现夺取大城要道的战略带来巨大困难，使中国共产党初次感受到局势的复杂与微妙。随后，在重庆谈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直接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压力。当8月14日蒋介石首次向毛泽东发出谈判邀请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其“全系欺骗”，是“为内战做文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3页。）因此，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不过，在蒋介石于20日、23日接连发出邀请后，中共中央接到斯大林以苏联中央政府名义发来的电报，内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参见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两三天后，斯大林发来第二封电报，表示：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再三地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参见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第308页。）美苏在受降权及重庆谈判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实际上是其总体对华战略的具体表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之初的艰难处境。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0页。） 　　其四，中间势力的一时勃兴，是这一层次鲜明政治格局的产物。 　　抗战胜利之初中间势力的兴起，固然与其自身努力密切相关，但抗战胜利后中国错综复杂的政局，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国共对峙的局面，从政治现实层面为中间势力活跃于政坛拓展了空间；而美苏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的构想，使中间势力的政治地位急剧提升。《观察》杂志对此敏锐地指出：美国“一方面要扶持国民党，一方面又实在感觉国民党的扶不起来”，“国民党所表现的许多行为，实在使美国内心烦闷到了极点。美国方面也实在希望中国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来，来增强国家的生命，并巩固国家的‘安定之摆’”。（《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储安平主编《观察》第1卷 第1期，第22页。）事实也是如此。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明确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它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48～50页）。1947年1月，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失败，在即将离开中国之际发表声明：“据我看来，挽救时局要由政府中和少数党派中的自由主义者掌握领导权，这是一些杰出的人物，但现在还缺少足以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政治权力。我相信，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他们发挥有成效的作用，将会通过良好的政府导致全国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13页。）显然，基于美苏构建的战后中国政治新框架，中间势力成为战后中国政坛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在“三国五方”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呈现出层次鲜明、互动发展的“三国五方”政治格局。它以美苏合作为基点，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确定，实际上是大国政治的产物。同时应该看到，历史的演变往往不是沿着已经规定好的轨迹前行，而是依照客观现实的变化而发展。苏军进占东北和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主要在与东北毗邻的中国北方这一优势，为中国共产党寻求新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不仅为自己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从根本上动摇了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所确定的战后中国政治格局。与此同时，美苏基于避免内战的目的，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触动了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在国民党内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促使国民党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形成反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巨大声浪。不仅如此，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被视为不平等条约，受到了来自中国内部的强有力挑战，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确定的政治格局开始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