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衰竭分型临床表现:70年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始末

      明灯熄灭：70年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始末四川在线-文摘周报       1966年6月，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在中国人眼里，上世纪6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在阿呆了22年的新华社记者王洪起，是中国常驻该国时间最长的新闻记者，经历了霍查、阿利雅和剧变后至今的各个阶段。在即将付梓的《“山鹰之国”亲历》一书中，他揭示了中阿两国之间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本文就选自其中部分内容。       打肿脸充胖子       中国政府1954年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则在1961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却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同志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时任驻阿大使耿飚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指责中国和“敌人”会谈1971年秋天，三条消息扰乱了地拉那的平静。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情。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
      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万言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主席说，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将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信中还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对“三个世界”理论的公开批判      霍查在他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随后，阿主要领导人对中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共搞机会主义，而且批判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邓小平叫停援阿       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
      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作为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据《凤凰周刊》王洪起/文）       
           70年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始末　我亲历中阿关系的特殊岁月明灯熄灭           新中国外交史上，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一度是一段极为特殊的关系。造成这种“特殊”的自然有当时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等多方面原因，但由于这段特殊关系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以至每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对此记忆犹深。新华社驻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前首席记者王洪起先生，曾先后在阿工作达20余年，亲身见证并亲历了中阿关系演变的前前后后，采访并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应本刊之约，写成专文，现在本刊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周总理请阿国客人品尝大寨饭       　　在与阿尔巴尼亚人打交道的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总理应当是最多的了。上世纪60年代，他曾三访地拉那，至于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的次数，数以十计，而接见人数，则数以百计。对中阿关系了如指掌的马利列说：“周总理尽管肩负重任，日理万机，仍然接见几乎每一个来访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谦虚、耐心地听取他们的讲话。他对我国的困难深感不安。”阿尔巴尼亚当时的困难主要是经济困难。由于苏联中断援助造成的严重后果，阿尔巴尼亚无法实现五年计划规定的目标。带着这些问题来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先是同中国专家小组一起工作。专家小组的任务是了解阿尔巴尼亚的形势和每个经济部门的具体要求。最终结论则由周恩来本人在专门会见中作出。
      　　周恩来建议说，阿尔巴尼亚不宜建设规模过大的项目，否则会加重国家经济的负担。阿尔巴尼亚的农田很少，应当节约用地。必须要建的行政大楼，要尽量少占地。在中国，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一些项目占用了良田。人们往往首先考虑的是，把工厂的行政大楼建在什么地方，并投入大量资金，而对生产本身却考虑得不多。我认为，阿尔巴尼亚不能再这样做了。不直接参加生产的行政人员，也要尽可能减少。
      　　总理在讲这些问题时，满怀关心和善意。看得出来，他仔细研究了我们提出的每项要求。不管讲到哪里，他总是面带微笑，并时常重复说：“当然，你们最了解自己的具体情况，不过再了解一下中国的发展水平也是好的。”他从不发脾气，而是耐心听取我国代表团的意见。当中方不能满足阿尔巴尼亚的全部要求时，他就说明：“中国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以后我们会有更大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你们的需要。”问题总是在全面的谅解中获得解决。
      　　当时，针对阿方在要求我国援助方面“狮子大开口”的情况，周总理还特意安排并亲自陪同来访的阿领导人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和“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沙石峪参观。
      　　1965年5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工矿部长蒂奥多西一行，由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来到大寨。为了招待好“欧洲反修前线”的阿尔巴尼亚贵宾，当地省市领导从太原专门组织厨师、服务员，提前带上原料、饮料、餐具、酒具来到大寨准备。不料，周总理一下飞机，就向山西省省长卫恒、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交代，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由太原拉来的东西，没有来得及卸车便撤走了。大寨人为客人准备的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科列加、蒂奥多西一行30余人和中央领导人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周总理以“大寨精神”为话题，介绍了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历程，以启发阿党应走“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道路。只见客人频频点头赞成。周总理还不断提示科列加多喝些小米稀饭，并几次讲到，我们过去长期和敌人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靠“小米加步枪”。“根据地人民养育了我们”，“艰苦奋斗不能丢”，“不能忘记人民”。科列加在亲眼目睹了大寨人改天换地的壮丽业绩后，禁不住兴奋地说：“这次我终于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创造了奇迹的大寨。”席间，他还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不住地称道“大寨精神好”，“大寨人好”，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定要学习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自己国家的宝贵经验”。
      　　其后，谢胡总理一行访华时，周总理又陪同他们乘直升机访问沙石峪，用“穷棒子精神”启发客人。随后又责成李富春副总理陪同客人到大庆参观，让他们感受“铁人精神”。我作为译员之一，参加了这两次接待，同样受到很大的教育。在哈尔滨的一次宴会上，周总理还同我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表现了长辈对年轻人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周总理种下谢胡所赠“中阿友谊树”
      　　今天，橄榄油作为人们极为推崇的时尚绿色食品，正在摆上中国市民的餐桌。可是，人们可曾知道，最早引进的橄榄树苗是阿尔巴尼亚前总理谢胡赠送的，而亲手种下第一株橄榄树的是周恩来总理。当时，人称橄榄树是“中阿友谊树”。
      　　196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等陪同下，结束了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3国友好访问后，第一次来到地中海北岸的阿尔巴尼亚，开始了为期9天的友好访问。在我驻阿使馆举行的1964年元旦晚会上，周总理问参加晚会的一位中国专家来阿做什么。这位专家简要地向周总理汇报来阿考察油橄榄培植、加工技术的情况。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并说油橄榄是个好树种，橄榄油是地中海沿岸人民的主要食用油，我们要引种……
      　　周总理在与阿党政领导人会见时，便谈到了油橄榄，时任阿政府总理的谢胡为回报中方长期对阿的大量无私援助，当即决定赠送周总理5个品种，共万余株油橄榄苗木，并派两名油橄榄专家护送树苗和指导种植。作为回赠，周总理指派中国植物专家护送中国的翠竹、茶花和盆景到阿尔巴尼亚，其中茶花和盆景安放在地拉那国宾馆“游击队宫”，供人观赏，而翠竹则种植在阿南部气候温暖的德尔维纳区，中国使馆的庭园里也栽种了一些，目前已经清秀挺拔。2005年，我驻马其顿使馆还把驻地拉那使馆的翠竹作为礼物送给马其顿总统茨尔文科夫斯基，移植在马首府斯科普里市的中心花园里。
      　　1964年3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口林场亲手栽下第一株油橄榄，翻开了我国大规模试验引种油橄榄的历史篇章。1966年，有6个引种点94株开花，22株结果，从此创下了油橄榄在中华大地上首次开花结果的历史。
      　　“文革”结束后，油橄榄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有关方面的调查，至2006年底，我国油橄榄的种植面积已扩展到约25万亩。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引种油橄榄的工作不仅已经顺利完成，而且取得了成功，周恩来总理的心愿得到了实现。
        　张宝玉－一个阿尔巴尼亚家喻户晓的名字       　　直到今天，在阿尔巴尼亚，一提到张宝玉，老百姓都会知道，他是中国专家，并指着地拉那东面的达依蒂山说，他是为修建地拉那电视塔牺牲的。
      　　那是1971年，援阿尔巴尼亚电视台专家组建设电视台过程中，为满足阿政府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播的要求，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国内安装工程前所未有的记录。这个电视台由地拉那中心台和设在达依蒂山上的发射台组成，工程艰巨，时间紧迫，从勘测设计、设备制造，到安装调试，只有一年半时间。而当设备材料运到时，离预定的竣工日期只有37天，专家组决定突击抢运设备器材，发射台建在海拔1612米高的山上，从山腰到山顶的600多米一段，只有一条坡度大的碎石路，而且正值雨季，汽车无法行驶。于是组织用人拉，有时60多人拉一辆车，昼夜不停地干，硬是在一星期内把重达80多吨的设备器材全部拉到山顶，紧接着进入紧张的安装调试。按常规，架设天线的连续作业时间一般不超过4个小时，而天线组的同志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5天便完成了全部架塔任务。天线组组长张宝玉同志，在施工最紧张的9月27日，由于过度疲劳，在指挥安装天线时，只顾着朝天上看，失足掉下山崖，不幸牺牲。临终时，他还一手紧握话筒，一手紧握指挥旗。他为受援国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劳。
      　　当张宝玉牺牲的消息传出后，阿尔巴尼亚百姓无不悲痛。阿人民议会主席团追认张宝玉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授予金质勋章。这在阿历史上，尚属首次。阿政府为张宝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数以万计的地拉那市民自发地排列在“民族烈士大街”两旁，为张宝玉送行。
      　　青山处处埋忠骨。如今，张宝玉的遗体安葬在地拉那西郊的沙拉公墓，在这里安葬的还有为援阿建设献出年轻生命的的另外两名中国专家。每年的农历“清明节”，我驻阿使馆人员都前去为他们扫墓，寄托对他们的哀思。
      　　张宝玉只是中国援阿专家中的一个。在那个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他们同阿尔巴尼亚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同甘共苦，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大批技术骨干（其中在中国培训的就有2000余名），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中阿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中国专家获得了阿尔巴尼亚政府颁发的奖章和荣誉称号。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我国政府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早在两国建交后的第五年，即1954年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则是在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援助达到了最高点。1978年，中阿关系恶化，我国被迫全部停止了对阿援助。
      　　上世纪50年代，我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撤退了全部在阿的专家，断绝了对阿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的全部贷款。在苏联的压力下，阿尔巴尼亚孤立无援，经济极端困难，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姓的口粮只够吃几天。当时，为结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并支援阿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阿出于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原因，第一个表示支持，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1968年春，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阿党坚决谴责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我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建设。
      　　1972年，我邀请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并采取了其他重要外交举措，阿表示反对和不满。在这一背景下，阿政府于1975年要求我在其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期间提供大约40亿外汇人民币的经援和军援。对阿的这一越来越多的要求，我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考虑，都是无法做到的，最后我只同意提供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经援贷款。阿在表示十分不满的同时，把阿中分歧公诸于众，公开反华，我对阿援助随之逐步收缩。直至1978年7月7日，我停止了对阿的全部经济和军事援助。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我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增加了阿的生产能力。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我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我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我还有两位同志牺牲了生命。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0.12元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我使馆突然分给我们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香烟是我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作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中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使馆便分给了我们。        　耿飚大使如是说
      　　时任我驻阿大使是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他是1969年5月16日赴阿上任的。临行前，周总理专门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派你去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过几天还要派黄镇去法国复任大使。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
      　　阿方对中方此举很敏感，认为这表明我国对阿的重视，因此对耿飚大使的到来给予破格接待。耿大使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席列希，并呈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没过一周，阿外长纳赛陪同大使专程去发罗拉，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短短几天中，霍查和阿其他领导人巴卢库、凯莱齐、纳赛等都先后设宴款待。他们讲话的调子甚高，对我国一片赞扬。阿方如此安排，是打破常规的。耿大使遵照中央方针，积极开展友好工作，推动两国团结合作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有一次，耿大使同分社同志谈话，希望我们在采访中多注意一下驻在国对我的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以及我国援阿物资的使用情况。他在一个内部场合说了以下意见。后来，他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这些意见。
      　　他说：“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
      　　耿大使强调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大使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耿大使很想把这些情况向国内反映，但又存在顾虑：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最后，他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责任感使然，还是向国内如实地作了反映。周总理转告他：毛主席看了他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阿尔巴尼亚鲜花依旧盛开      阿尔巴尼亚，一个中国人似曾相识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一段让中国人百感交集的记忆。40岁以上的中国人，在脑海中或多或少有着有关阿尔巴尼亚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走入《“山鹰之国”亲历》这本书。       作者王洪起从1967年起先后4次、22年在新华社地拉那分社工作，并兼任了多次中阿重要外事活动的翻译，可算得上是国内中阿关系发展的见证人，阿尔巴尼亚现代史的活字典。新华社原副社长高秋福在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洪起这部书稿是一部真正的亲历之作，是一本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才写出来的沉甸甸的作品。作者占有丰富的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对这些材料又经过长期的反刍与消化。他以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直面现实，秉笔直书。他真实地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阿尔巴尼亚这个巴尔干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故，并客观而审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变故的思考和看法。”
      书中着墨最多的自然是中阿关系。作者第一次前往地拉那的时候，“同志”是两国人们之间最亲切的称呼。阿尔巴尼亚朋友大谈中阿友好，毛主席也询问阿政府代表团“阿尔巴尼亚的花儿开不开”；周总理亲手种下了“中阿友谊树”，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援助，多位援阿专家还长眠在了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阿尔巴尼亚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奋战多年，与“非洲兄弟”一起把中国“抬”入了联合国。但即使在中阿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两国在外交战略、信仰观念方面仍存在分歧。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援阿物资的贪婪与挥霍导致了中阿关系裂痕的出现。作者亲耳聆听了耿飚对阿尔巴尼亚的批评，目睹了在中国大使馆新馆发现的窃听器，经历了中阿关系的最后破裂。
      中阿热恋时期，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留学生。他们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发展中阿关系的友好使者。国家剧变后，这些人虽然各奔东西，但他们的中国情结却不减当年，自愿成立了“阿中友好协会”，积极发展新成员。这些友好使者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代：一代出高翻，二代出高官，三代出记者，四代出老板。他们的人生经历折射出了中阿两国关系发展的缩影。许多留学生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周总理逝世时，他们自发地来到长安街头，泪眼汪汪守候在那里，等着送总理的灵车到八宝山；唐山发生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外国人都离开了，只有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全部留下来与首都军民抗震救灾共存亡；“四人帮”被粉碎后，留学生又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庆祝，迎接“第二次解放”。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作者的好朋友，至今还向他借阅《人民日报》。
      作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史，阿尔巴尼亚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它先后与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闹翻后，自称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际上，却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通常只能从远距离窥视阿尔巴尼亚，把它看做国际社会的孤儿、欧洲的孤岛、巴尔干的幽谷、亚得里亚海岸与世隔绝的碉堡王国，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度。美国的一位记者说：“阿尔巴尼亚自1945年到1985年这四十年间的历史就是一个对内不断屠杀，对外不断绝交的历史。”《“山鹰之国”亲历》对阿尔巴尼亚的12次内部大清洗都作了梳理，其中最后4次大清洗是作者在地拉那亲自感受的。书中还对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的“自杀”和霍查及其家人的沉浮叙述详细，读来令人感叹不已。
      阖卷深思，《“山鹰之国”亲历》是阿尔巴尼亚的鲜活现代史，是一部真正的亲历之作。它包含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历史，更有现实的指导和美好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