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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述：我知道恩来是不同意我和江青结婚的

2011年11月04日 14:19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丁晓平

        核心提示：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2007年4月25日08版，作者：丁晓平，原题：《家世·家书·家风——毛泽东的亲情世界》

        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毛泽东和江青

        “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从贺子珍出走苏联后当了近一年单身汉的毛泽东，与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结了婚。也就在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战斗机的轰炸。于是民间就有了这句名言，而毛泽东的家也连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婚后，这个叫蓝苹的女人改名江青。三十年后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家喻户晓。

        蓝苹是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来到延安的。来到延安后，蓝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央随即对她进行了审查。随后她于十一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这里遇到了当年她母亲在诸城帮佣的张家的二少爷，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他乡遇故知，蓝苹似乎找到了一个“靠山”。

        这年的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剧队和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联袂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蓝苹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出人员。蓝苹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四十五岁的中共高级领袖毛泽东和刚刚来延安才一年的二十四岁的蓝苹结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但这件事情并不简单。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处理也十分慎重，还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

        对此，毛泽东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和他的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话时，曾讲述过当年中共中央高层是如何处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说：“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十二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内容如下：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七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从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他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而且确实按照“约法三章”中所规定的，江青没有“参政”，也没有怎么“出头露面”。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而那个“约法三章”实际上对江青已经渐渐地淡出了政治的视线，没有什么效力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奔赴苏联访问。就在这个时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应该说这个要求很正常，毛泽东同意了，但却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数百件。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一是“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并且规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须征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廖鲁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最后，毛泽东又补充一句：“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江青按毛泽东的要求，征得刘少奇的同意和廖鲁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区”，而且确实没有给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带来什么“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二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林克在自己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分析说：“江青在政治上善于察言观色，投毛泽东所好。她利用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发展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问题比较严重。江青不断提供假情况，所以毛泽东强调注意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江青利用了这个时机，大抓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