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名家装饰上海官网:[推荐][下] 为你科普一下孔子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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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礼乐制度的分部介绍，这种介绍实际并不怎么科学，很容易让人忽略礼乐制度的核心部分：仁，因此我把仁和天命论放在最前面两章来阐述。

礼乐射御书数在政治中的作用虽各不同，但是作为政治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仁治，这是礼乐制度的目标。制度虽然是美好的，但是没人贯彻也白搭，那么周时的执政者到底如何贯彻这些制度呢？怎么才能将仁与礼乐制度结合起来呢？

下面让我们走进周代，看看那个时代的执政者都要做些什么工作，是不是每天只是鞠躬行礼奏乐歌舞享乐，只懂得剥削人民。下面先讲天子所要做的一些日常工作。

礼乐制度再好，也不是鞠个躬，奏奏乐就能把国家治理好了的，制度总是需要人去推动的。

天子也好，诸侯和大夫也好，都有大量的日常工作要做，人们可以从执政者的日常工作来了解礼乐制度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了解执政者如何对待民众，所谓的仁到底是不是欺骗劳动人民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着天子在每个季节要做的工作。《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政秦国时集中手下门客编写的一本书。吕不韦在没发迹之前是战国时的一个商人，偶然的因素结识了当时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庶出的儿子，在众兄弟之中，人非出类，才非拔萃，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别人注意的地方。

秦国派他去赵国做人质，却又屡次攻打赵国，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生怕他活在世上的日子太长。如果当时秦国真有人这么想，异人一定会感到开心，这起码能说明在秦国还有人惦记着他，真实的情况是秦国压根就忘记了在赵国还有这么一位做人质的亲人。

异人在赵国的处境相当凄惨，凄惨到秦国攻打赵国时，赵国都想不起有他这个人质存在，想不起用他来威胁一下秦国。无论是对秦国还是对赵国，他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用价值，如果不是遇到吕不韦，他也许就像大多数被历史湮没的芸芸众生一样，连名字也不会留下。没有任何特异之处的异人却被吕不韦相中了，视为奇货。

命运在霎时间开始转变。异人经过吕不韦包装推出之后，得到了秦国太子安国君的青睐，被立为嫡嗣。安国君的父亲秦昭襄王死了，他在秦昭襄王死后继位成为了秦孝文王，异人想当然地就成为了秦国的太子。

吕不韦说异人奇货可居，不知道古人是不是搞错了，如果“奇”写成“期”就更形象了。期货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才会变成奇货。异人的父亲做秦王不到一年就死了，异人变成了秦庄襄王。对吕不韦来讲，期货终于变成了奇货。

成为了秦王的异人封吕不韦为丞相、文信侯，食邑十万户，吕不韦的投机大获成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经纪人兼投资商。

事业催人，还有更大的功业在等待着吕不韦。异人做了三年的秦王就死了，太子嬴政继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即位时只有13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统治秦国的重担落在了吕不韦身上。

从经商到治国，中间隔山隔水，为了实现从商人到丞相的跨越，他让门客采集古今治国方略供他浏览参考，恶补自己施政能力不足的缺陷。

这种篇章积累多了，他又让人加以有目的的删改、扩充，进行了系统的整理，遂成为后来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亦称《吕览》，写来就是给吕不韦看的。

因为吕不韦没有从政的修养，所以《吕氏春秋》的诸多篇章都很浅显易懂，且多佐以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阐明理之所在，这种方式非常对吕不韦的胃口。

从秦庄襄王死后，到秦王嬴政长大亲政这八九年的时间里，吕不韦在门客的帮助下使秦国继续平稳发展，稳居诸国之冠，足以证明吕不韦成功地实现了从商人向丞相的转型，已经颇具治理才干。

史书中留下吕不韦施政方面的事迹不多，但从各国诸侯在他被黜之后纷纷派遣使者相邀来看，说明了吕不韦在政事方面的能力为当世所认可。

如果吕不韦没有点真本事谁会傻到聘请一位被秦国废弃的丞相回来供着。《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一生中最大的功业，他手下门客众多，所学各异，他利用自己的优势使他们将所学积于一书，让我们可以窥见当时诸家之简略，实是功德无量。

《吕氏春秋》分六论、八览、十二季。十二纪对应于每年的十二个月，在每篇的开首篇记录了周王在该月应该做的事情和应该特别注意的事情，是周王每个月的具体工作计划表，称为《月令》将《月令》写在每章之首，足见吕不韦对它的重视，吕不韦从前人的治国经验中吸取了多少营养，只有天知道了。

《月令》是周王每个月的工作计划安排，通过《月令》所载的工作计划，我们可以了解周王一年之内要做的工作。以开春第一个月为例：“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风从东来，气候开始变暖，冰雪融化，蛰伏的虫儿开始活动，鱼开始游动，水獭开始出来捕鱼，大雁开始从南往北飞。这几句描述了该月的气候情况。在农业社会里，气候往往与该做的工作有关。

天子在该月要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迎春。

头立春三天，太史向天子报告：某一天是立春，立春在德属木。

于是，天子从这一天起开始斋戒，在立春那一天，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

迎春要祭祀的神灵是句芒，句芒是木神，是上天安排的在这个月负责值班的大神。

周王通过祭祀的方式为大家向神灵祈福，希望天气与节令相符，风调雨顺，保佑有个丰年。

如果天气与节气不符，古人不认为是天气异常，往往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检查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缺德的事情，惹恼了神灵。所以每当碰上意外的灾变想地震、泥石流之类的，天子与诸侯都特别紧张，赶紧忙着检讨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缺德事，摆下祭品，向上帝请罪。

君子求诸己，不管发生了任何问题，执政者首先要查寻自己的原因。《汤誓》记载商汤的话“余一人有罪，无罪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也是这种思想的反应。迷信也不都是有害的，除掉迷信的因素之外，迎春的这种仪式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祭祀向所有的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新的一年开始了，让大家准备好自己的工作，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来历即在于此。

祭祀除了本身有的贿赂神灵的含义之外，还可以培养人们对事物敬畏的情绪，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

“敬”是一个与礼乐制度非常相关的字，孔子经常对弟子们提到它，敬在礼乐制度中不只是对人恭敬的意思。很难从现代字典里找到一个字来与之相对，勉强的说，就是对待工作、对待生活要认真，慎重，要有敬畏之心等这一类的意思。

祭祀完毕之后，回到朝里要赏赐公卿大夫，然后发布政令，让全体百姓受益，具体措施据考证包括：俭省徭役，向有困难的农户提供借贷等举措。

籍田之礼也是这个月非常重要的祭祀仪式。负责观察气象的太史根据气候选择适合开耕的日子，并提前九天通知负责农业的官员稷。稷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长，在农业社会里属于非常重要的官职，稷接到太史的通知之后再通知天子。

天子接到稷的通知后，派司徒通知所有的官员和黎民百姓，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开耕前五天，乐师向天子报告风的情况，有当令的和风吹来的时候，天子和百官去斋宫斋戒三天，王在斋戒的时候要沐浴，饮醴酒。

到了正式的日子，天子要饮醴酒，郁人进香酒，牺人进甜酒，天子以酒灌地行礼，然后与百官庶民一起饮醴酒。

到了籍田，有专门的人负责安排籍礼的仪式，太史负责引导，王在后面毕恭毕敬地跟着。王拿起农具，耕一下，百官耕三下，剩下的由庶民耕完。

稷与太师负责检查监督王与百官的耕作，司徒与太师负责监督检查庶民的耕作。耕作完毕，陈设宴席，王享用猪牛羊三牲具备的祭品，百官都依次品尝，庶民最后进食。

农业是立国之本，籍田之礼是周王昭告天下，号召人们要重视农耕，并以此作为农业生产的总动员，使所有的人不敢掉以轻心。

以农业为本的思想根植在农官的职责里，战国之时发展而成农家。迎春与籍田典礼仅仅是天子这个月月初的两项工作而已。接下来，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1、亲自布置农业工作，并根据不同土地的不同土情，安排种不同的作物。

2、将各家土地的分界线标定好，免得以后起纠纷。

3、命令乐正组织人习练乐舞。

4、命令祭祀山林川泽之神。

5、祭祀的时候不能用母畜，该月不能伐木，不能猎取小动物、飞鸟，不能伤害幼虫（周人用来做酱的一种虫子）不能伤害怀孕的母兽，不能拾取鸟卵。

6、不能大聚民力，不能修建城郭。

7、派人巡视，发现没有掩埋的尸骨代为掩埋。

8、这个月不能主动发起战争，如果迫不得已需要战争，只能是防御性质的。

祭祀不用母畜是为了牲畜的繁殖，不伐木，不猎取小动物不拾取鸟卵，不伤害怀孕的母兽等举措则是最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与措施，这种生态保护的措施在《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里讲得更为详尽，前已述。

《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与《吕氏春秋》中关于“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的记载相吻合，且更具体，是最早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政策。尤其难得的是周人实施这种政策非常明确的目的，与现在我们生态保护的目的几乎一直：蕃庶物也（让天下万物得到繁殖）。

礼乐制度非常注意处理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每年的粮荒季节有专人负责赈灾，要求负责刑狱的官员量刑宽平，特别申明负责税收的官员不要欺压百姓，免得为天子取怨，否则严惩不贷等等。

《月令》本身是一副天子行政图，天子及百官各司其职，各官根据自己的职责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这就是三千多年前礼乐制度中的一部分内容。

提起礼乐制度来，许多人想到的都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想到奴隶主阶级的暴虐，想到尊卑的等级，谁能想到其所有的许多放到现今仍可傲视于世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呢？

所以，作为后人夸谈礼仪之邦的时候，不能只炫耀恭敬有礼、迎来送往的礼节，这些只是这套制度流传后世余下的残渣，那些误长了奢靡之风的礼仪不是这套制度的精髓。只是请请客、送送礼，混个官场可以，怎么能管理国家？

对于周时的许多工作来说，时节就是计数器，官员是触发器，而周王则是中央处理器。

礼乐制度会将很多本不是很复杂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像祭祀中那些罗里罗嗦的仪式，听着就让人头痛，但最终一切却又被规整地井井有条，个人做个人的工作，分工非常明确。

这套制度的设立者所破费的心思，于此可见一斑。令人惊奇的是，在月令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月开始下霜了，天子命令负责的官员说：“寒流要来了，人们都受不了了，让大家都进屋吧。”对老百姓相当地体贴入微。

现在介绍儒家、研究礼乐制度的人很少介绍其中一些人性化的制度，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第一个原因是专制造成的，在专制的社会体制下，统治者凭借权力压榨民众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对平民人性是一种浪费。

牧场主起早贪黑地照顾他的牛羊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无论牛羊死活与否都能生活得很好，谁还愿意操心操力地成天徘回于牛羊的臊气之中呢？

为了讨权力欢心，以儒家学说干进的人们不得不放弃这些制度，但仁是礼乐制度的核心，这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放弃的，通过儒家的改造，仁变成了裹在帝王身上的外衣。

被欺侮压榨得越狠的人越需要一点希望来鼓励自己生活下去，仁就是专制制度下人们活下去的希望，它就这样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欺骗，成为挂在驴嘴前面的一条胡萝卜。

那个帝王胆敢抛弃它，总会很快倒霉，实施它又非常痛苦，这使得后世的帝王们尽管把仁字抬举得很高，却很少用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它，这也就是鲁迅说得中国的历史就是仁义吃人的历史的由来。

第二个原因是新中国的建立之后，根据政治的需要，将以往的社会形态全部解读成权力与平民的对抗，穷人与富人的对抗。

以《论语》的诠释为例，文革中有一个版本对《卫灵公篇》做如下导读：

孔老二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是一个吃饱了饭就想搞复辟的奴隶主阶级的乏走狗。他认为，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最根本的是要按周礼办事。卫灵公问怎么列阵，没有问怎样复礼，他认为没有抓住根本。

孔老二装出一副只讲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的样子，似乎不愿谈军队作战等方面暴力的事情，其实对于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造反，他是竭力主张用反革命暴力镇压的。

那个时代，对《论语》的这种歪曲模式，可以作为一个公式，套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古代制度中优秀的部分自是涂抹掩盖尚来不及，谁还敢老实地去研究介绍它呢。

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放粮赈灾，农忙的时节将那些罪行较轻的犯人释放回家，免得耽误生产，一家人跟着挨饿，雨季的时候组织人兴修水利，这些当然都是非常仁德的事情，但周人认为周王还有不用财贿而广施仁德于天下的办法。

周定王时候，单襄公出使宋国，在途经陈国的时候，看到陈国的路上荒草丛生，几乎没法行走，谷物堆在野外没人管，打谷场没有整修，河上没有该架的桥梁，过往的使者到了馆驿也无人过问。

一打听才知道，陈国国君正在聚集人众给夏姬修筑台观，自己则带着宠臣在夏姬家里寻欢作乐。——夏姬是大夫的妻子，不是国君的老婆。

陈国的这一切表明，陈侯没有很好的履行作为一个国君的职责，他背离了当时的制度，如果王室的势力还在，可据此出兵讨伐陈国，但现在王室已经衰微。

单襄公回来向定王汇报说陈侯将有大麻烦，他说：根据制度，一个国家的道路两旁应该种上树作为标识，司空（负责建设的官员）要经常出来巡视，路上的野草要及时清除，农忙时节有专门的官员督促农功，执政者不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征用民力以不妨碍农功为原则，雨季之后要赶紧修路，河流干枯了赶紧修造桥梁，秋天到了要储藏谷物，霜降来了要准备冬衣，天气冷了得赶紧修整城郭宫室，这样从上到下职责分明，国事家事井然有序，老百姓才会富裕安逸。这就是先王不施用财贿也能施德于天下的办法。

现在陈国国君带领属官到夏氏家里淫乱，国事全部荒废了，怎么能长久呢？后陈灵公果然被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杀死。

单襄公阐述的理念是礼乐治国的理想境界，广施仁德并不是要送给老百姓多少钱财，执政者的钱财也是取自于民的，合理的取是应该的，是需要，只要执政者能尽好自己的本分，不扰民，为老百姓创造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就是莫大的功德。

履行职责，忠于职守，仅此足矣。督导农功是执政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经常出现在周王的工作日志里，他会按照时节让专人敲着木铎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这使人想起电影里的打更人敲着梆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样子。

按照现在的理解，农民愿意种地就种，不愿意种地就不种，只要把公田的活做好，有你拿的一份儿就好了，何必管那么多呢？当时的生产力非常低下，常人家里是没有多少积蓄的，所以才会有周王在三月要开仓放粮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偷懒，误了农时就会一年没饭吃，只要是没饭吃，——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人们都会起来作乱，这是必然的，只要有人作乱，大家就都没好日子过。“仓廪实而知礼节”不是乱讲的。

从这种督导上可以看出周朝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

礼乐制度按照周王室→诸侯国→大夫→士→平民由上到下将整个社会构建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团体里，执政者劳心，庶民们劳力，个人依照分工不同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处于上位的人担负管理的职责，处于下位的人担负供养的职责，整个社会就像一架运行平稳的机器，仁就是它的润滑油，处在上位的人要时刻照顾到处在下位人的利益。这是礼乐制度为人们勾画出的美好蓝图。

王有畿，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相互之间就是规模等级和享受的礼义的差别。

礼乐制度的等级并不是执政者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而设，而是代表着与等级相对等的一种社会义务，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承诺。

平民依据所处土地的不同而各有归附，为了让人们能安心地在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作，避免移民他乡的风潮，执政者们必须做出一些承诺，以保障平民的利益。这是在执政之初缓解矛盾，打消疑虑，取得对方信任最好的办法。

有了承诺，还需能兑现才成。否则，就变成了欺骗。

古时的人们似乎比现在的人们要聪明得多，对这种口头的承诺并怎么不买账，你说仁就仁了？凭什么相信你？

所以历史上就有了类似“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这样的记载。对于执政者许下的诺言，大家要到神社去向神灵禀明，由他老人家监督实施，并且要用文字记录下来，藏之于盟府，留作后验。盟誓是古代的一种政治契约，是周时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事情。

一般情况每一次土地归属（比如土地的分封赐予）的变动或者政治（新权执政如阳虎之类）的变动都会伴随着一次盟誓，通过盟誓来确保利益分配原则，以安抚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阳虎与国人的盟约是这种积习的常例，使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几百年前的平民们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

上述是以每年第一个月为例介绍一下周天子的一些主要日常工作。让大家看一下王室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的。下面讲一下诸侯、大夫的主要日常工作，看他们是如何管理国家，如何在执政过程中观察仁的。

（提问）dfy123 ：周代是不是现在说的农奴制度或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如果是，那么这个制度就不是过去教科书教育我们的那样，农奴主高高在上，而农奴则苦不堪言了！

       狼心苍苍  回答：不是的，周代是合法拥有奴隶的社会，奴隶的地位很低，但是绝对不是教科书说得那么惨。讲两个小例子：

一个好像是赵文子的时候，他带队去跟齐国人作战，在战前发表动员令，就说过这样的话：大夫如果立了功，可以增封天地，庶民立了功，可以做官，奴隶立了功，可以解除隶籍。也就是说那个社会人们的身份不是特定不变的，虽然奴隶的地位很低，但不是一成不变的。

还有一个故事我记得比较含糊了，晋国栾氏作乱，栾氏手下有个大力士督戎，很让人头痛。结果范宣子这边有个奴隶，叫斐豹，出来对范宣子说：我去杀了他，你免我的奴隶籍。范宣子一听，当即对天起誓：你杀了督戎，我就让国君少了你的丹契，请太阳作证。

你自己想下，一个奴隶可以跟执政的卿大夫谈条件，这样的社会是书上说的那种情况吗？

关于这个社会的性质我还要谈，最后给出几个故事，也给大家看看那个社会人和人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我想看一个社会的好坏，还是看人和人的关系吧。

如果一个社会见死不救，人人自危，再怎么吹牛也好不哪里去。

dfy123 ：周代是不是现在说的农奴制度或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如果是，那么这个制度就不是过去教科书教育我们的那样，农奴主高高在上，而农奴则苦不堪言了！
五阶段论是典型的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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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开了眼，天哪，他们竟然这样糊弄我们！

  狼心苍苍  回答：不要生气，我小的时候被蒙蔽得比你厉害，后来我读书的时候，总觉得不对劲。

我第一次看到孔子的时候大约六七岁，村子里贴了孔子的大字报，我当时认不几个字，当时那个大字报的好处是有画，跟小人书一样，我自己看图画加上听旁边的人议论，还有大孩子帮着读，总算搞懂了一些东西，但是也稀里糊涂，一直很久以后，我对孔子都没有好印象，而且，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是那种头带瓜皮帽，身穿马褂，咯吱窝里夹着算盘，手里打着文明棍的恶霸地主的形象。估计小时候是把故事看串了。

后来，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既然孔子这么坏，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都相信他，愿意跟着他学习？甚至一些国君都向他请教？后世也奉他当楷模？一个人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个人，也可以在某个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他不能再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

韩非子、庄子都不同意孔子的主张，但是在他们的文章里丝毫没有对孔子的不尊重。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读书人都不认为他多坏，而就从49年开始，人们忽然将他踩在了脚下？历史是最值得玩味的。

    西周时，周王直属统管的土地有洛邑与镐京，称王畿。

镐京即丰邑（位置大约在今长安市长安区西北），原属崇国的土地，文王为了图谋殷商，于临死前一年将都城由岐山迁到丰邑，从此丰邑在西周时期就变成了镐京。后周幽王无道，镐京被申侯联合犬戎攻破，周围的土地多被犬戎侵占。

周平王继位之后，面对周遭的犬戎民族感觉不到安全，于是，王室在秦襄公的护送下东迁，定都洛邑，在郑国和晋国的辅助下重新立国，史称东周。

东周时镐京虽名义上还属于王室，但实际上王室已经失去了掌控镐京的能力。为答谢秦人扶助王室的功勋，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与之盟誓：戎狄无道，夺我丰、岐之地，如果秦能驱逐戎狄，丰与岐的土地都隶属于秦。

秦襄公在护送平王东迁之前的级别是大夫，秦国从秦襄公开始才成为诸侯。因为周平王的承诺，秦国开始致力于驱逐戎狄的工作，拿回了那些在名义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成为了王室在西方的屏藩之国。

周王室东迁之后虽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以镐京为中心一直到岐山的大片土地，势力大大衰弱，直属的领地只有洛邑一方，比一个大一点的诸侯国还不如。

一个没有势力的老大就不是老大，黑社会定理有时候也适用于国家之间。

东迁之后的王室在诸侯国君们眼里已是落地的凤凰，它的地位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之所以还存着着，时不时地发挥一点作用，是因为还没有出现一个能替代它的绝对权威。

封建制是一个被用烂了的名词，中国历史上真正符合封建制定义的朝代只有周代，周王名义上拥有所有的土地，将它们按规则分封给亲族、功臣或者功臣的子弟，被分封的诸侯拥有领地上所有资源及各种收益。诸侯根据需要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需要定期向王室纳贡，有出兵协助王室攻伐的义务等。

诸侯国的国君们对自己领地有完全独立的使用权，只要他别做出危害王室或者侵害别国利益的事情。就像王室将土地分封给各诸侯一样，国君也须将自己的土地分给自己的亲族和功臣，除去分封掉的土地才是国君自己的。那些受到分封的卿大夫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拥有独立的权力，这种权力的独立性就像诸侯国的国君之于王室，他们享有自己土地上的收益，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但需要向国君纳币，协助国家保卫国家，治理国家等等。

周王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针对王畿内自己的领地，西周时要管理镐京与洛邑，东周时只能管理洛邑。

那么，国君与大夫的日常工作又是什么？以上所述礼乐制度之仁、之天命论、之为天子制定的工作计划，落到国君与大夫身上，有什么不同？

在每年的冬天，周王会举行一个仪式，把第二年的年历颁发给各诸侯国的国君，这个仪式叫做颁朔。颁朔既显示了天子的权力，也表明当时历法的权威在王室，王室的太史是历法专家。

天子将历书颁发给诸侯的时候，也等于将一年的日常工作计划发给了诸侯。

诸侯将天子颁发的历书供奉在祖庙，每个月的初一，用一只活羊祭庙，然后请出历书，查看本月应该做的工作，回到朝廷去安排本月的活计。诸侯国的国君们的日常工作与周王的日常工作其实并没有多少不同。

所以，当天子在为自己领地上的工作操劳着的时候，诸侯也在自己的领地上为同样的事情奔波着。

大夫在处理好自己领地上的事务的同时，还需要协助国君（或者天子）做好国家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诸侯国的国君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他要定期地亲自或者派人去王室朝觐。

其次，他要经常地与其他诸侯国的国君保持联系，通过结盟的方式来确保国家的安全。以《左传》记载的第一位鲁国国君鲁隐公在公元前722年继位第一年的工作为例：三月，与邾国国君在蔑地相会，目的是与想与邾国结成友好联邦；因为隐公的父亲鲁惠公晚年的时候和宋国不合，曾在黄地打败宋国，隐公继位之后要求和宋国讲和。于是，九月在宿地与宋国结盟，两国开始友好。

再以杀死哥哥鲁隐公之后继位的鲁桓公第一年（公元前711年）的外交工作为例：该年春天，桓公继位，与郑国修复关系；郑国请求重新祭祀周公，完成祊田的交换，桓公同意了；四月，鲁桓公与郑庄公在越地结盟；该年冬天，郑庄公前来拜谢结盟。

由此可以看出，除去日常的工作之外，外交在春秋时期成了当时国君与大夫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如果王室仍然保持它在全盛时期的权威的话，诸侯国之间是不需要这么频繁的外交的，如果哪个国君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只须向王室投诉即可，对于外来的侵犯，王室会统一调度军队予以还击，对于内部的纠纷王室会按制度处理。这就是“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的涵义。

当然，这只是理想状况。

王室衰落之后，虽然权力还没有丧失殆尽，却已经担负不起协调整个王国的重任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诸侯国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得不频繁地进行外交，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的主要成就是安抚各诸侯国，抑制了戎狄的扩张与侵扰，率领各诸侯国尊崇王室，其实他承担的本是王室的工作。

因为王室在当时还有些影响力，所以他只能借王室的名义来号召。

行人在周时是指负责外交事务的人，也就是现在说的使者，这些人总是要在各方之间走来奔去，行人的称谓可谓非常的形象。

在安定的环境下，行人的工作主要是定期的拜访和朝见，加深彼此的友好关系，在遇到麻烦的时节单凭行人的一张嘴有时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

公元前633年，齐孝公率兵攻打鲁国，齐孝公的军队还没进入鲁境，鲁国派来劳军的使者已经到了，齐孝公和鲁国使者展喜展开了如下的对话：

齐孝公：你们鲁国人现在害怕了吗？

展喜：一般老百姓是有些担心，但是执政的君子们一点也不担心。

齐孝公（估计被展喜的话气笑了）：现在鲁国穷得那家伙，房子像挂的罄，嘛玩意没有，地里连青草都不长，你们依仗什么不害怕？

展喜：依仗先王之命！当年齐国太公和鲁国周公辅佐王室有大功，成王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伤害”。现在这盟约还藏在盟府里头呢；到齐桓公时期，齐国出面解决诸侯的困难，调解他们的不合，这是继承发扬太公辅佐周室的职责；到了您这儿，诸侯们都眼巴巴地盼望着，心里想：他一定会继续桓公的事业吧？我们因此不敢聚众防守，大家都说：他哪里会继位九年就背弃先王的遗命，废弃自己的职责？真这样做，他怎么面对先王？我们相信您一定不会这样做的。

听完这番话，齐孝公撤兵回国了。要说盟约这种事还真奇怪，管用的时候翻出几百年前的盟约就能救急，不管用的时候今天定完盟约明天就能翻脸。

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追到会稽山，眼见就要被灭国的时候，勾践接受文种和范蠡的建议，卑躬屈膝，做了吴国的奴婢国。 

伍子胥从历史留下的教训，从地利，从经济，从各个角度分析放弃灭掉越国的危害，夫差没有听从。
      夫差不是笨蛋，伍子胥讲的道理他都懂，他要享受的是一种猫捉耗子的快乐。对他来讲，吞掉越国也就是张口之间的事情，只要他想。这就像身强力壮的人为了炫耀自己的体质，有病硬抗着一个道理。
    有病总抗着也不是办法。当夫差想有志于中原的时候，开始担心勾践了，被人背后下刀子的滋味儿不好受。 所以，他决定在去中原施展之前先灭掉越国。 越国早已做好了抵御的准备。
      但吴国太强大了，现在直接跟它对敌显然还不是时候，所以勾践决定继续采纳文种的建议，把以前对夫差耍过的把戏再耍一遍。 恭维的话语就像鸦片，会让人产生幻觉。使者卑微的态度和肉麻的吹捧又一次让夫差有了飘飘然的感觉，他再次决定放过那只可怜的老鼠，——就让它卑微地活着吧。
      对于伍子胥的聒噪，夫差早已经不耐烦，他决定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解决掉这个成天在他耳根边上絮叨的人，他送给了伍子胥一把剑，让他自杀了。
      当志得意满的夫差带着他的劲卒来到齐、晋这些中原强国面前示威的时候，勾践开始动手了。吴、越之间的这场战争耗费了三年多的时间，如果当时不听文种的建议，直接跟夫差对抗，勾践的胜算很小。三年之后的吴国就像一支射到头的箭，走到了多年前勾践境地的夫差决定向勾践学习，派人向勾践求饶，请求从事以前勾践从事过的事业，但是勾践没有给他机会。
      甜言蜜语是一剂毒药，当你为做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而忐忑不安的时候，那些对你千依百顺的人是你最危险的敌人。
      如果伍子胥还活着，如果夫差当初听了伍子胥的话，一切就不会这样。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它们往往定格于英雄们的一念之间。

   历史虽然没有如果，研究历史却需要如果。如果当初伍子胥从礼义的角度去劝说夫差会如何？

周夷王时，纪国国君向周夷王说了齐哀公的坏话，周夷王把哀公抓来放锅里煮了，在过了若干代之后，到齐襄公的时候，齐国终于以此为借口把纪国灭了。《春秋谷梁传》对此持赞许的态度，因为按照惯例，过去诸侯会盟首先要重申先君之间的友好关系，齐国和纪国的国君见面怎么讲？总不能说，当年亏了俺们先君出主意把你们先君给炖了吧？这样的仇恨世世代代都不能泯休，称为不共戴天之仇，成语不共戴天就是取义于此。

吴国和越国是世仇，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就死在勾践手里，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从礼义的角度讲，不到掐死一方是不能罢休的，否则就是不孝。由此看，吴国到底属蛮夷之国，距礼义之邦还有一段距离。

按照通常的规则，达成合约之后要盟誓才能生效，摆下丰盛的祭品，把大家信奉的神灵请出来作为盟约的见证，盟约是双方对彼此的承诺，如果有哪一方胆敢违背盟约，我们已经把带来的好东西都给您炖了，就请神灵您老人家看着办吧。

勾践派人与夫差求和，目的就是欺骗，所以当夫差同意勾践提出的条件之后，使者却不肯按照常规举行盟誓仪式。神虽然经常犯迷糊，可万一自己背誓的时候，他不犯迷糊了咋办？就这一点来讲，勾践是韦小宝的祖宗。

盟誓除了摆上祭品请神享用，自己的唇边还要涂上鲜血，这就是传说中的歃血为盟。以今天的眼光看，盟誓应是一种外交手段，是国家之间的协约，周时的盟誓却不仅限于诸侯国之间，王室与诸侯国、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大夫、大夫之间、执政者与平民之间都会盟誓。

一句话：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盟约。

盟誓这种方式也影响到了常人的生活，子路怀疑孔子见南子的动机不纯，和南子之间有些暧昧，孔子为此赌咒发誓：真有那样的事情，天打五雷轰！

在后人的描述里，圣人总是那么端庄得体，威而不怒，竟然被子路逼得没辙，这故事很值得玩味。

盟约是解决纠纷最常见的手段，查看春秋时期的历史会发现各诸侯国的国君们在频繁地聚会，这边刚订完盟约，会盟完毕，那边就开打，打完之后再来订立盟约，形同孩童过家家。

当盟誓不管用了，就交换人质。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权力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平王担心庄公权太重，尾大不掉，想分一部分权力给西虢公。庄公知道之后，愤愤不平，去质问平王，平王不肯承认，为此周、郑之间达成协议，互相派儿子到对方做人质。

平王死了之后，王室还是想把权力交给虢公，惹恼了郑庄公。神没有降罚于王室，郑庄公就自己动手，代天行事。

四月麦熟时节，郑庄公让人割了王室属地的麦子，秋天谷子熟了的时候，郑庄公又让人割了王室的谷子。

当时人们对这件事的评价认为，郑庄公以下挟上，违背了礼法，而平王存心欺诈，也是不对的，这等盟约虽有人质也形同虚设。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在当时正统的思想里，盟约的双方不能一味强调自己的利益，还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要互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盟约的公平，盟约公平了人们才会去信守它，盟约的订立要以礼乐制度为准绳。

否则的话，盟约的毁弃只是时机问题。

外交依据的是礼乐制度，凭靠的是对利益关系的把握。

楚公子围去郑国迎亲，想借迎亲的机会带兵入城，欺负郑国，子产看破对方的企图，派使者劝阻，请求在城外举行迎亲仪式，结果楚人开始赤裸裸地威胁：

伯州犁（楚）：承蒙贵国国君赐敝国大夫围婚姻，围陈设神位，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敝国已故的庄王和共王才来到贵国。如果在野外成亲，这就是把贵国国君的恩赐丢到野草里去了，围回去之后还有什么脸面立于诸卿之列呢？围欺骗了我们的先王，还能回到楚国去吗？

伯州犁依据礼仪，有礼有节，郑人的回击也相当出色，子羽（郑）：如果说小国有什么罪过的话，那就是它希望依靠大国来保护自己而不加以防备。小国想依靠大国来安定自己，谁知道大国总是包藏祸心来图谋它。如果小国受到危害，别的诸侯国就会开始来提放大国，这样贵国国君的命令还会通行于诸侯之间吗？谁还会相信你们呢？我们担心的是贵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些，我们的城邑就是贵国的馆驿，哪里敢爱惜自己的宗庙呢？

郑人一边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一边委婉地点破对方的用意，并将不利于对方的后果提出来让对方考虑，明明是担心自己被劫掠，却似乎处处在为对方考虑。

决定时局发展的是实力和利益，楚人知道郑国有了准备，又没法放下脸面，只好折中，要求不带兵器入城迎亲，郑国又化解了一次危难。

小国与大国相交，要态度谦和，做到有理、有礼、有节才可以。记得看郎咸平教授的节目，他讲到美国欲以低价倾销轮胎扰乱美国轮胎市场为由制裁中国，中国派代表团赴美配合调查。调查过程中，面对美方质疑，中方代表愤而说道：你们制裁吧，你们制裁我们就让你们没有便宜轮胎用。

这位代表的话，貌似大义凛然，很有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劲头，然而这慷慨激昂地一句话，让事情终无可回旋的余地，美国总统拿到中方答辩，随即签署了轮胎特保案，对中国轮胎业实施惩罚性关税制裁生效。

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卖国。

《论语》中有句话叫做“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用在外交上再也合适不过了，春秋时期小国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依仗外交手段而左右逢源得以生存，稍有不慎，便有亡国之祸。

外交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孔子认为最优秀的士应该做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周时对士大夫的培养，礼乐射御书数都应该精通的，要有上马能战斗，下马能生产的本领，虽然如此，因为每个人天赋、偏好的不同，会使一些人有一些特别的才能，像郑国的子羽就特别擅长外交。

外交在春秋之后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成为百家争鸣中一枝猩红的玫瑰，格外惹人注目，它的名字叫纵横，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

通过之上所述，可以为礼乐制度描绘出周时人们工作的一幅连环图画：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周王与诸侯们开始准备一年的工作，籍田之礼是不可少的，它既表现了农业在当时的地位，又能通过这个典礼让所有的人紧张起来，新的一年的工作开始了。

周王也好，诸侯也好，开始根据礼乐制度的规定来展开自己的工作，比如督促农耕，丈量土地，划分田界，根据土情安排不同的土地种植不同的作物。

当然这些事情不全是君王们亲自做，有专门的官员根据自己的职责来安排，所有人的职责都是规定好了的，比如负责水产的官员，他自己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

周王会在每一年的年末举行一个仪式，将第二年的年历颁发给诸侯，这个仪式成为颁朔。

诸侯将周王颁发的年历供奉在祖庙，诸侯每个月月初都要到祖庙里举行告朔仪式。

这个典礼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这个月该做什么，哪些是属于自己的工作，哪些工作在什么时间需要跟谁沟通，工作如何合作。

官员之间的工作配合，就像周王举行籍礼举行一样，太史先查土情，将结果报告后稷，后稷在报告给王，然后乐官（周的乐官多是盲人）感知风的情况，并报告王，王与百官开始斋戒，所有的人员再根据自己的职责准备籍礼需要的东西。

告朔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既可以让人预备下一个月的工作，又可以检讨上个月的工作情况。

随着时间的开展，周王除了协调各官的工作外，自己还要视察监狱，查看有没有人受冤枉，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要抓紧安排人给老百姓发放救济粮。

春夏秋冬，每个月有每个月的工作。

等农忙结束了，雨季来临的时候，司空就需要找人清理路上的杂草，在路边栽上树，或者修补城墙，修桥，等一些必要的建设工作都由他来负责。

地里的活都忙得差不多，人们有了一些空闲的时候，就开始组织田猎，或者有些小的工程需要做就调集民役。

田猎能解决人们生活中缺少肉食品的问题，也能防止一些食草兽祸害作物，又可以通过田猎训练人们的战斗技能，提高国防力量。

每个季度的农闲季节都会组织田猎，与后来帝王们没事的时候打围娱乐不同的是，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孔子说“以不教民战，谓之杀”，说得就是君王们要按时组织训练老百姓，否则到了战场上等于让他们送死。

秋季结束到冬天这段日子空闲的时间比较长，将组织大规模的田猎活动。

活动开始之前要到宗庙举行祭祀仪式，活动结束的时候也要回到宗庙举行仪式，向先祖们献上猎物，然后在举行宴饮活动。

整个活动与遇到战争出征一样，田猎是本身也是一种军训，属于半生产半军事的性质。

礼乐制度特别规定，农忙的时候不能搞大的工程建设，生产力水平太低，农业生产耽误不起。

祭祀当然是少不了的，它既能让所有的人对工作有一份敬畏之心，又能祈求神灵保佑，供奉祖先。

周朝的执政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事神和事人。

事神是祭祖与祭天，事人就是要安排好日常的管理工作，保证好农业生产，让治下的人们能过上安慰的生活。

采集民意与寻访贤人自然是少不了的，采集民意可以了解老百姓的心思，弥补施政的缺陷，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寻访贤人就是找寻有能力的人来一起治理国家。

这些工作似乎随时都可以进行。

 讲到这里，需要对前面所讲的内容作一个大体的总结。如果诸位还记得的话，咱们是从仁的起源开始探讨的。
    仁是怎么来的？它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它？
    我相信只有搞懂这些，才会明白古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仁。
    当然，仁在春秋时期除了政治上的含义之外，还有个人修养的指向，甚至更广阔，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懂它在周代政治里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
    仁与天命论实际是分不开的，天命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仁。
    而礼乐制度是什么？是实现仁的保障措施，仁这么好，能给所有人带来利益，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它呢？那就是礼乐制度的作用了。
    所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就是仁。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理清仁和礼的关系。
    接着咱们从周人如何管理国家来看了到底人们是如何用制度来实现仁的。
    那么下面咱们研究什么？
    礼乐制度这套制度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是下面着重探讨的内容。

下面谈一下礼乐制度的性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希望关心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的雅典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当时也许不算得怎么轰动，但对后世的影响却非常大。那一年，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

雅典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来自雅典社会各阶层的500名陪审员组成了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这个法庭以投票的方式定格了苏格拉底的生命。

本来苏格拉底可以不死的，雅典人的目的也并不是让他死，他们只是想要他放弃自己的学说和主张，让他认罪。苏格拉底接过了毒酒，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用这种行为告诉人们，自己的主张没有错，人们应该承认并坚持它。

苏格拉底的死暴露出了早期民主政治一个致命的弱点：暴民政治。

如果参与表决的众人当中，素质不是很高的人占了大多数，那么由民主表决得到的结论就是这素质不高的一部分人的意见，而它很可能是错误的。

这就像让土匪组成陪审团，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让所有的富人都合理合法地变成无产阶级中光荣的一员一样。

毫无疑问，苏克拉底即是暴民政治的牺牲品，这位古希腊最伟大的哲人。

苏格拉底的死触动了许多人，其中一位是他的学生，名字叫柏拉图。鉴于民主政治存在的弱点，他设想了另外一种政治形式：贤人政治。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最有能力的哲学家道德也最高尚，他们智慧、正义、善良，懂得如何管理国家，肩负领导国家之责。

其次为武士阶层，他们对国家负有较次要的责任，在国家遇到危难时负有保卫国家之职。理想国中最末一个等级是平民阶级，他们需要被引导，被照顾。

柏拉图的这种政治构思与礼乐制度极为相像。

在礼乐制度为人们描绘出的蓝图里，以天子、国君为首的贤人集团充分考虑到社会各方的利益，严格按照礼乐制度管理国家，他们自觉遵守当时的法律与道德，不但是社会的领导者，还是社会的表率者。

在这群人的领导下的社会是所有人的梦想，生活在这个社会中非常有安全感，他们流连于这片美好的土地，不愿再到别处寻求自己的生活，远方的人也都闻风而至，纷纷前来归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版图也不断向外推移。

理想国里平民阶级的状况就像周代的农民，周王要经常地派人下去劝勉他们，在农作的时候，告诫大家不要嫌累，不要呆在家里偷懒，万一失了农时，耽误了生产，遭殃的是自己，不但要派人劝，还要派人监督（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

在礼乐制度的理念里，贤人会充分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正好对应了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人。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政治，它距离现实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

礼乐制度却不同，在柏拉图构思出理想国之前，它已经运行了几百年，与理想国相比，它必须解决几个现实的问题。在贤人政治里，决定国家命运的是贤人的水平。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他可以为他勾画好的社会量身定做政治家，社会需要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他就有什么样的能力，社会需要他具备什么样的道德，他就可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

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想让他厉害的时候，拎着一根金箍棒就可以打得一干天神东躲西藏的，不想让他厉害的时候，太上老君骑的一只青牛就可以让他忙得腿抽筋儿。

礼乐制度是一套在现实中运行着的制度，它没有幻想的余地，必须面对现实。在现实里，贤人也是人，他们也要吃饭喝水，也喜欢住舒适的屋子，也有基本的生理需求，也喜欢漂亮的女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亲人需要照顾，还有家族责任需要承担。

执政的君子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都是有六情七欲的普通人。要求君子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显然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如何平衡执政者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是让人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这是礼乐制度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礼乐制度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解决了这个让人头痛的难题，这就是等级制度。

人们将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的职责，配备不同的个人待遇。等级既标识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又标识了他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每一个等级对应不同的能力和道德要求，等级越高，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道德要求也越高，你需要付出的也须越多，当然，你获得的回报也越丰厚。

《论语》中经常提到一些对人们的高标准道德要求，如果通晓礼乐制度就会明白，其实这种高标准的要求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只是针对执政者的君子或者想成为执政者的准君子们的。这些道德要求就是构成贤人的条件之一。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执政者，你想获得富贵，就需要用这些道德来约束自己，你想得到的越多，对自己的约束也须越严。用高尚的道德来约束自己是比较痛苦的，但对比起那些与之相对应的待遇来讲，这种约束还是值得的。

所以，跟随孔子学习礼乐制度努力想成为执政君子的人非常多。相反地，礼乐制度对普通人的要求则很低。

孔子曾经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小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只要别违法，对他们基本上没什么要求。

礼乐制度就这样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待遇差别，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大家做一个符合礼乐制度要求的合格贤人。

如果你是一个平民，你就只能靠种地做工来养活自己，而且还要缴纳赋税，提供徭役。这种生活的好处是不操心，只要出力就可以，因为按照礼乐制度，地里适合种什么，怎么种，都有人帮你安排。

坏处是生活得比较艰难，碰上个旱涝天气，饥一顿饱一顿的，没有准招儿。

如果你不满意这种生活，想过得好一点，就要学习，具备一定的能力，去做士。士分三等，最末一等比一般老百姓过得能略微好点。

如果还不满意，那你就要继续努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最好的可以熬成大夫，获得封地。

总之，你要想过得比别人好，就必须做得比别人更多，比别人更多地贡献这个社会。

同样地，如果你已经成为大夫，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也不表示你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可以歇歇了，而是还要不断地付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既然你需要人们不断地缴纳赋税来供养你，你就需要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服务。你提供的服务，为社会所作的一切被称为德，你做得好，积的就是善德，做得不好，积的就是恶德。

善德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的地位会继续上升，恶德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可能会被人们抛弃，失去你原本拥有的一切。为善还是为恶，究竟该怎样做，个人的社会位置在哪里，完全操纵在你自己的手里。

古人用富贵来称呼不同等级之间的待遇差别。

富是有财，贵是尊贵，是被尊重。贵族不但意味着优裕的生活，还意味着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承担。

今天的某些富人会骑马，会打高尔夫球，可以兴建自己的会馆，他们可以学会贵族的种种生活方式，像贵族一样地享受着，但是他们仍然不是贵族，因为他们骨子里缺少了作为富人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

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是富而不贵。在古人眼里看来，追求富贵是一件非常令人值得自豪的事情，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仔细想想，这种想法其实也没有什么错，你的地位越高，说明你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对别人越有用。

孔子就曾赤裸裸地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夫吾以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执鞭夫就是拿着鞭子的人，至于执鞭夫究竟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专家们的意见也不一样，有的说是赶车的，有的说是负责市场管理的。无论是做什么的都没有关系，总之从孔子讲话的语气来看，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地位肯定不很高。

孔子这样说让后世的人很有些理解不了，一个大圣人一点也不知道避讳，毫不知耻地公然宣扬追求富贵，甚至连想当执鞭夫这等话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圣人穷疯了不成？

许多人都想不通。不过圣人既然这样说了，一定有圣人的道理。

所以经过苦思冥想，有人终于想明白了，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圣人未尝有意于求富也，岂问其可不可哉？为此语者，特以明其决不可求尔。

原来孔子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夫吾亦为之”的意思就是告诉人们做执鞭夫是求不得富贵的。如果有人喜欢自虐，有事没事地愿意过苦巴巴地日子，谁也不拦着，但没必要拿圣人来垫背。

孔子的这句话其实表明了自己对待富贵的一种态度，就是要取之有道。

在《论语》的另一章里，记载了孔子关于富贵的另外一句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

既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圣人也是人，自然也是孔子的所欲。富贵是美好的，追求富贵是应当的，但是要取之有道。

什么是取之有道？就是要尊照礼乐制度行事，不要背弃了仁的理念。

贤人有能力有道德有理想，贤人治国的好处自不待言，但是贤人从哪里来呢？这是礼乐制度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这事如果放到现在就简单了，把大家手里的文凭收集起来，交到国君手里，国君一看，说:就选张三吧，张三这厮的文凭最硬，是真正克莱登大学的毕业证书,证书印刷的质量也好。

过去没有文凭，国君寻贤，就比较啰嗦，他要到处打听，打听哪里有品学兼优的人才，录了来用。

贤人与普通人相比，总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像诸葛亮，不但自己亲自种地，而且没事的时候喜欢吟诵《梁父吟》，与周围纯粹靠种地为生的人表现就不大一样，久而久之，就成了当地的传说，越传越远，被刘备知道了。

当然，自己种地，喜欢吟一下《梁父吟》这种事情许多人都能做到，世上经常有故弄风雅假作风流的人。所以光会种地吟诵诗歌还不成，还得有真本事，否则你就是吟《梁父吟》吟得嘴上起了泡也没人理你。

诸葛亮让刘备真正叹服的不是地种得好，《梁父吟》吟得有板有眼，而是在隆中聊天展现出来的才学。

贤人政治理念是古人心中的共识，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国家在贤人的领导下才会走向繁荣强大，个人利益才会得到最大保障。

这是你好我也好的事情。

推举贤人出来做官，治理国家，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所以古人举起贤来大有六亲不认的架势。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寻贤、任贤主要还是要靠大家，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积极地为国家寻求人才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气。

晋文公做了诸侯盟主，惩办那些在流亡过程中对他不够友好的诸侯，惩办的措施非常有力度，削减封地，分给别的诸侯。作为晋联盟主要成员的鲁国，资格老，是正宗的王室嫡系，当然应该有一份，臧文仲代表鲁国去晋国参加分赃大会。

臧文仲走到半路，在重邑的驿馆里歇息的时候，分管驿馆的官员对他说：你不该歇在这儿，应该赶紧赶路。现在晋国刚做了盟主，可能会看重那些对它格外尊敬的诸侯，未必会像原来一样按照国家的爵次来分配领地。如果你去得早，显得鲁国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并且鲁国本来在诸侯国中的班爵就高，这样一来，分回来的土地一定会多。

臧文仲认为他说得非常有道理，就紧赶慢赶地第一个赶到了晋国，果然在众诸侯中独占鳌头，分得的土地最多。

臧文仲回去对国君报告了这件事情，说：这次之所以分了这么多土地回来，全凭重邑馆人的一句话，一句话扩大了国家的疆土，应该予以奖赏。

于是国君赐予重邑馆人大夫的爵位。赐予重邑馆人爵位不但是因为他为国家扩大了疆土，更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这种洞察力的。

只要有能力，就会不断对国家有贡献。

晋国的臼季奉命出使，在路上遇到了冀缺。冀缺是郤芮的儿子，郤芮是晋惠公的师傅，就是之前讲过陪同晋惠公接受王室颁命，执礼不恭的两位大夫中的一位，晋惠公死后，郤芮图谋作乱，想害死晋文公，被等待在黄河边的秦穆公杀了，家族被废黜，儿子成了平民，以种地为生。

臼季遇到冀缺的时候，他正在地里锄草，妻子来给他送饭，夫妻之间非常客气，相敬如宾。臼季上前一问，知道是郤芮的儿子，于是把他带回了国都，举荐给了晋文公。

晋文公说：他父亲有罪，能成吗？

臼季说：国家寻求贤才，不要管他前辈的罪恶。舜处死了鲧，任用了鲧的儿子禹，齐桓公任用管仲，那是害他的仇人，这些您都知道的。

晋文公问：你怎么知道他贤良？臼季说：我看他们在田间耕作的时候，都不忘礼仪。恭敬是德的载体，做事的时候守德有礼，还有什么做不成的？

于是，晋文公召见了冀缺，交谈之后认为臼季说得有道理，就让冀缺做了下军大夫。

重邑馆人和冀缺在不经意间撞了大运，首先是因为他们自身具备的能力，其次是当时社会的管理机制就是如此。

东汉梁鸿的故事跟冀缺的故事差不多，两口子在家里也是相敬如宾，吃饭的时候妻子跪在地上，将盛饭的盘子端着举起来，正好到自己的眉毛这儿，后世称举案齐眉。不过梁鸿这人的运气不好，生在汉代。

汉代没有臼季和晋文公，他自然也就没有冀缺的幸运。

梁鸿曾经到过京城，到了京城之后，看见皇室宫阙巍峨，与乡下百姓艰辛的日子反差太大，忍不住就做了一首诗，后人称其为《五噫歌》。

歌为：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意思是帝王的宫殿巍峨，老百姓生活得却很苦）

如果这首《五噫歌》放在周代，让文王武王这样的君王知道了，肯定非常高兴，《五噫歌》不但会被官家收录，而且还要下令禁止修建豪华住宅，劳苦百姓。

可惜，梁鸿生在了汉代。汉章帝知道了这首五噫歌之后，不仅没有夸赞梁鸿的《五噫歌》做得好，“五句成诗，五句同韵，五韵同字，五个噫字非常有感染力，古今罕见”，反而认为这家伙在讽刺自己，派人去追杀他。

一样的人和事却不一样的遭遇，造成这一切的是制度的差别。

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属于贤人政治范畴，到了汉朝，特别汉武帝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走向了专制。

晋国的祁奚请求辞去军尉一职，晋悼公问他：谁能代替你呢？祁奚说：我的儿子祁午可以，他仁慈，守礼，能约束自己，遇到大事镇定自若。

晋悼公任用祁午做了军尉，一直到他悼公的儿子晋平公死，军队没有出现过乱令的情况。

晋平公做了国君，南阳地区缺少长官，问祁奚派谁去合适，祁奚说解狐可以。晋平公任用解狐做了南阳令，政绩卓著，国人称善。

祁午是祁奚的儿子，解狐是祁奚杀父的仇人，国君问及的时候，祁奚量才而举，在今天的人眼里看来这自是高风亮节，其实于古人而言不过是一平常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贤人政治的风韵本来就是如此，谁有能力就推荐谁，这是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认可的准则。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嘱咐他把那儿的壁垒拆掉，那些壁垒是荀寅和范吉射作乱时攻打晋阳建造的。

尹铎到晋阳之后，认为壁垒的存在可以让赵简子知道教训，时刻保持警惕，所以不但没有拆毁壁垒，反而将它加高了，作为名胜古迹保留了起来。

赵简子去晋阳视察，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坚持要先杀了尹铎我再入城。

邮无正对他说：人都好逸恶劳，尹铎曾经说过，想到安逸人们就高兴，想到危难就会戒惧，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修高了壁垒，来作为您执政的镜子，时刻告诫你不要忘了祸患，以此来鼓励你安定赵氏宗族，这样做的人你都能处罚，大家谁还肯跟着你呢？

赵简子听了非常惭愧，按照消除一场同等规模的祸乱的功勋标准奖赏了尹铎。尹铎带着奖赏去感谢邮无正，邮无正说，我进谏不是为了你，是因为我的职责，我现在该怎么恨你还是怎么恨你。

原来给尹铎求情的这位老兄有着解不开的仇恨。

这些举贤的故事是贤人政治留下的遗迹，是研究春秋之前贤人政治的证据。

读到这些历史故事，许多人会叹息，感到今人不如古人厚道。

任人唯贤，外举不避仇的用人方式确实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但任人唯亲，“内举不避亲”的优良传统总算还在，不但在而且却被我们大大地加以了发扬。

所以，每当得到执政者们将自己年轻有为的子女安排在领导岗位的消息，人们都该手舞足蹈，颌首而赞：此乃古风也。

国君可以寻找选拔贤能的人辅佐自己，但国君如果自己不贤能怎么办？这是礼乐制度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像周幽王一样，贪图享受，好大喜功，拒绝贤能，专门喜欢与那些巴结奉承自己的人在一起，出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

这确实是让人非常担心的问题。最担心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君自己。

按照古人的想法，人死了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变成了鬼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也需要吃喝，而且这些食品的唯一来源就是后人供奉的的祭品。为了不让自己变成饿鬼，他们必须选择一个好的继承人，使自己的家业不至衰落，使自己常受祭祀。

礼乐制度采用的是嫡长子继位制，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继承人是在他一出生时就定好了的。今天有许多人在批评这种继承制度，但在古代这却是大家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

长子跟随父亲的时间最长，得到的训练最多，为国家的贡献也最大，如果非要从众多的子嗣中选择一个的话，通常长子是最合适不过的。

嫡则代表了长子母亲的势力，能成为正妻的一般情况下都不是普通人。

据《左传》记载，卫庄公的正妻是“齐东宫得臣之妹”，名字叫庄姜。

齐，指齐国，东宫得臣是说卫庄公这位妻子的娘家哥哥是齐国的东宫太子，名字叫得臣。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庄姜的儿子做了卫国的国君，而舅舅则是齐国的国君，这是一股什么劲头？许多人在批评这种继承制度的不合理性，却看不到这种继承制度的政治用意，选贵实际是在为国家选择强有力的外部联盟。

既然继承人选择的余地不大，剩下来的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必须想办法让他变成一个贤人！

这是当时一个比较常用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

楚庄王就是这么做的。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他找到了大夫士亹，请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不知道是不是士亹认为太子的资质不太好，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开始时百般推脱。实在推脱不掉，他就去请教申叔时。

申叔时给他出主意：

第一，要用春秋教育太子。

申叔时说的春秋不是孔子作的春秋，而是指历史，是古人对历史的一种统称。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可以让太子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应该如何惩恶扬善。这实际上就是借古人治国的经验教训教育太子。

第二，将家谱告诉太子。

如果说春秋是各国历史集成的话，家谱就是楚庄王一家的历史。

从自家的历史中找出那些人做得好，为家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导致楚国才有了今天，那些人做得不好，导致自己的下场很悲惨。

用这些案例告诉太子，有德行的人才会声名显扬，活着的时候会得到人们的尊敬，死了之后，会被供奉在祖庙里，长久地得到祭祀；昏庸无能的人将被废黜。好的例子、坏的例子都讲给他听，后果他也懂，该怎么做，让他自己掂量着办。

第三，教给他诗。

用诗来教育他，《诗经》中有许多篇章歌颂了一些成功君王的故事，让他立志向历史上这些有所作为的人学习。

此外，太子还要学习礼，让他懂得上下尊卑的规则；学习乐，用音乐来纯洁自己的心灵；学习法令，知道百官各自的职责；要学习语，语是古代的格言（也有人说是类似《国语》这种体裁的故事）；学习古志，古志与春秋相比主要指时间更久远之前的历史记载，大约指《尚书》一类的内容；学习先人的训典。先人的训典是楚的先人留下的指示，告诉后辈应该如何使自己的家族发展壮大。

如果这样教导，还达不到要求的话，就采取各种措施，让贤良的人一起来引导劝谏他。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对太子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的道德熏蒸，让道德渗入到他的血液里，争取让他身体流出的汗液里面都散发着道德的气味儿。

如果这样还不成的话，这样的太子简直是没救了，那你就别管他了，将来有一天太子继了位，你就赶紧申请退休，跟他划清界限，省得有事没事地总感到愧疚。

从申叔时提供的太子教育方案中，人们可以约略知道，古代的君王们虽然风光，但是遭的罪也不是一般人受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要想长保富贵，想让别人拥戴你，就必须付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德者，得也，在得之前，必先予。

在国君还没有成为国君之前就开始对他进行全面的身心改造，力求保证将他打造成一个贤人还只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接下来还有第二种保障措施。

齐景公时候，连着下了十七天大雨，齐国发生了水灾，齐景公却仍在夜以继日地饮酒，对灾情不管不问。晏婴连着三次请求景公赈灾，景公都没有答应.

齐景公不但不肯赈灾，而且还派人到各地巡视，专门招揽能歌善舞的人。

晏婴知道之后，将自己家的粮食用器具盛好，放在路边，分给灾民，然后步行去见齐景公，对齐景公说：

雨一连下了十七天，每个乡都有几十户人家的房屋受损，每个里（齐的一种行政单位，比乡小）都有几户人家在挨饿，年老体弱的百姓寒冷的时候没有短衣御寒，饥饿的时候没有糟糠充饥，哭告无门。作为国君你不知道体恤，日夜饮酒作乐，还到处寻找能歌善舞之人。你的马吃的是府库的粮食，你的猎狗吃的是牛羊肉，你的妻妾肉食充足。你对待犬马妻妾是不是太好了？对待老百姓是不是太残忍了？乡里的百姓有苦无处诉，就会厌恶他们的君王。我跟随着百官（这是一委婉的说法，宴婴是国相，是百官之长），却使老百姓饥饿穷困哭诉无门，让国君沉湎酒色抛弃国家的根本（指老百姓）而不知体恤，我的罪过大了。

说完，晏婴拜了两拜，请求辞职，然后转身就走。宴婴的话讲得比较委婉，如果用现在的语言解读这段话，是这样的：老百姓都泡在水里了，你还有心思看艳舞，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你的家人却天天吃燕窝鱼翅，这么个弄法迟早激起民变，老子可不能陪你送死，你自己玩吧。

齐景公一看晏婴真急了，宴婴在前面跑，他就在后面追。

晏婴的个子不高，但因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很好，跑起来贼快，齐景公竟然没有追上，只好驾着马车在后面赶。

车子经过晏婴家的时候，齐景公看到晏婴把粮食全部分给了灾民，盛粮食的器具堆在路边，追得就更起劲了。追上晏婴之后，齐景公跟在晏婴后面赔罪说：

我有罪，确实也不值得你辅助，但是你就不顾惜国家与百姓吗？希望先生不要舍弃我，我要拿出齐国所有的粮食财务，分发给百姓，至于如何分配，你看着办。

说完，齐景公跪在了路边拜请。这事如果放在专制年代，就这一跪能把宴婴吓尿了裤子，在春秋时期不算个事。

晏婴回到都城，命令专职官员巡查灾情，家里没粮的发粮，没有柴的发柴，房屋损坏的支给钱财，限期三天将百姓中受灾需要补足的情况统计上来，违期按令治罪。

齐景公回到宫内，撤了酒宴，减少肉食，三天之后统计结果报了上来，受灾户数一万七千家，须发粮食九十七万钟，柴薪一万三千车，救济金三千金。

齐景公就是孔子在《论语》里讲的那位养了四千匹马，死的时候老百姓记不起他有什么好处的齐国国君。

不好的国君都这样，那好的得好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一个诸侯国由国君、大夫和平民三个阶层组成。

平民是整个社会的供养者，他们负责生产建设，按照制度的规定缴纳税赋，提供劳役，他们依据所在的土地分别归属于国君或者大夫。

一个国家所有的领土不是属于国君就是属于大夫。对诸侯国来讲，大夫就是其中的小封君，其在诸侯国的地位类似于诸侯对天子的地位。

家和国在古代有专指，直属大夫管辖的区域称家，直属诸侯管辖的区域称国，诸侯国对外呈现为大夫的家与诸侯的国构成的联邦体制。

一个诸侯国的核心是国君和大夫，如果国君和大夫都比较贤德，老百姓的日子就过得相对安稳，国家的凝聚力就强，别的国家就不敢随便欺负。

相对于平民而言，国君和大夫确实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他们都依靠封地上的赋税过日子，他们是国家安定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一起管理国家，一起对平民示好，一起抵抗入侵，一起分享国家安定祥和带来的好处。

平民作为个人力量是弱小的，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力量却不容忽视，所以早期的政治非常重视平民的利益。

所以，促使国君不得不谨慎奉职的，除掉大夫之外还有平民百姓。这一部分人稳定了，国家就稳定，如果这部分跑光了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快完了。使他们富足安定，是执政者的目。

孟子说“唯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指作为平民只有有了一定的家业才会在一个地方安下心来，否则随时都可能移民到别的国家，或者成为国家动乱的因素。

这就是宴婴看到齐景公只顾歌舞不顾百姓急眼的原因，如果齐国出了问题，倒霉的不只是齐景公，所有的大夫都要跟着受连累,包括宴婴和他的家族。

有些人总认为周代是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里，国君和大夫穿一条腿裤子，一个鼻孔眼出气，都属于剥削阶级，都是人民群众的死对头。这自然是一种偏见。

从历史记载来看，大夫更多地是跟老百姓一个鼻孔眼出气，随时监督国君的所作所为是否违背了制度，是否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大夫是礼乐社会中介于平民和国君之间的一股制衡的力量，他的职责就是协助国君治理国家，纠正国君的偏失。

由于国君和大夫在利益方面的共性，所以他们做起这件工作来特别有干劲，事无巨细，只要国君违反了制度，就有人出来管。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想到棠地去看捕鱼的。鲁隐公去棠地看捕鱼的目的不是为了视察渔业工作，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消遣。

一个国君，竟然把到离国都一个很远的地方（棠地在现在山东省鱼台县的东北，距离国都大约100公里的样子，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已经算是很远的距离了）去看捕鱼当成一种娱乐活动，可见执政者生活是多么的单调乏味。但是就这么一件在今天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事情，却遭到了大夫臧僖伯的批评，他劝谏鲁隐公的话记录在《左传》里，大意是：

国君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凡是物品不够用于军事与祭祀的，材料不是用来做礼器和兵器的，国君就不必亲自去办理；鸟兽的肉不够资格摆放在宗庙的祭器上的，鸟兽的毛皮不能用在礼器兵器上的，国君不去自己猎取，这是先人定下的制度。收获山川河流湖泊的出产，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张罗，有专业的人去做，不是国君该做的事情。

鲁隐公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只好说：我要去巡视边境。鲁隐公到了棠地，让人陈列出捕鱼的器具，美美地观赏了一回，很过了一把娱乐的瘾。

过瘾的代价就是史官毫不客气地将这件事情当做一件违背礼法的事情记录了下来。

公元前671年，齐国举行祭祀社神的活动，鲁庄公想去看看热闹。

祭祀社神的活动每年有两次，一次在春天，目的是求福，祈求保佑五谷丰登，另一次在秋天，献上本年新收获的果实，感谢神灵的保佑。

这种祭祀活动是每个诸侯国都必须搞的，是各国政治中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鲁庄公之所以想专门去齐国观看齐国的社祭，不是他喜欢崇洋媚外，而是齐国的社祭在那个时代确实非常吸引人，已经从庄严隆重的祭神仪式开始向民间娱乐转化，规模大，参与的人多，大约已经具备了类似庙会的那种性质了。

当然，根据礼乐制度，鲁庄公的这种做法是违法政策的，所以曹刿开始出来劝谏：您不能去，您这种做法是不合礼法的。按照制度，天子祭祀上帝，诸侯参与助祭，并接受天子的政令，诸侯祭祀先祖，大夫参与襄助并接受诸侯的命令，没听说诸侯之间的祭祀可以互相观摩的。

不知道鲁庄公用的什么措施应对曹刿的劝谏，反正他最后还是去了齐国。

鲁隐公去观看渔人捕鱼，鲁庄公去齐国观看社祭，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在当时却是一种违法行为，虽然这种违法行为不会马上带来严重的后果，却突破了礼乐制度的限制。

在春秋期间，发生了许多突破礼乐制度限定的事件，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有人出来劝阻，有些被劝止了，有些则发生了。

里革嫌鲁宣公用小网捕鱼，破坏了生态平衡，将鲁宣公下到水里的渔网全部剪坏，鲁宣公不断没有怪罪，反而将剪坏的渔网收藏起来，用以时时地告诫自己。

知悼子死了，还没安葬，晋平公却与近臣一起喝酒听乐，杜蒉谏阻，晋平公不但接受了杜蒉的批评，还嘱咐人们在自己死了之后，也不要丢弃杜蒉用以劝谏的那只酒杯。

这些越礼的事情发生与否，不但取决于制度的约束，还取决于君主对这些事情的认识，即取决于君主们的道德修养与政治认知能力。

君主的道德修养越高，政治能力越强，越能接受礼乐制度的约束。当时的国君那么多，总有些觉悟不够高的人混迹在里面。如果遇到觉悟不高的国君怎么办？就像晋灵公一样，不但不听劝，还要设法害死对方。为此，礼乐制度特别做了一条规定，叫做“刑不上大夫”。

很久以来，人们都把刑不上大夫当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搞特权的罪证来批判，这是因为不了解历史的缘故，在过去诸侯犯罪都有针对的惩罚措施，何况大夫。

刑不上大夫的真实含义是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如果大夫的意见和国君的意见相冲突的时候，国君不能以任何借口给大夫穿小鞋。

这条法令积极的意义就像今天中国人大代表和欧美的议员享受的一种特权，目的不过是让大夫勇于参加国家管理，敢于参加国家管理，张开口大声说话。

这条法令的存在保证了大夫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协助国君治理好国家。事实证明，最初的时候，无论是天子、国君还是士大夫对于这样的条款都非常接受。不过从西周到春秋，这条法令一度执行得不是很好。

在公元前655年，齐桓公举行葵丘之会的时候，特别地重申了“刑不上大夫”这一制度，并将它写进了与诸侯的盟约里，又一次地要求诸侯们切实做到这一点，要从法律上确保大夫们参政议政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大大地提高了大夫挑衅权力时的安全系数。

正是有了这一条保障措施，大夫们在纠正国君措施的时候，胆子大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莒国的太子仆杀了自己的老爹，带着重宝投奔鲁宣公。这让鲁宣公非常感动：这个人对我太好了，为了我竟然连自己的老爹都不爱，杀了他还带着国家的重宝来献给我。

感动之余，他让仆人带着一封公文去找季文子，公文上说：夫莒太子不惮以吾故杀其君，而以其宝来。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无逆命矣。

其实这鲁宣公糊涂，莒国的这位太子之所以杀死自己的老爹与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只是因为老爹不喜欢他了，准备废掉他另立别的儿子做太子，太子感到不忿，一怒之下对老爹下了死手。

正巧里革遇见了这位仆人，拿过公文来一看，马上动手，篡改了公文：夫莒太子杀其君而以其宝来，不识穷固又求自迩。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无逆命矣。

经里革这么一改，仆的命运马上发生了逆转，从即将得到封地变成了立马被流放。

什么是命运？命运就是你在什么地点遇见什么人。

第二天，负责的官员把将莒国太子流放的事情对鲁宣公一回报，鲁宣公都懵了，马上让人把里革抓来，恶狠狠地说：你知道违抗国君的命令是什么下场吗？

里革说：岂止是听说过！我还听说，破坏法令的人是贼，替贼遮掩的人是藏（窝主），偷窃财宝的人是宄（注：宄的意思是内盗），享用内盗偷来的财宝的人就是奸。让国君成为藏、奸的人是不能留的。我违抗了君命，甘愿受死。

鲁宣公听了里革的话，只好认错：是我太贪了，不是你的问题。

宋国的华督杀了宋殇公，担心诸侯们联合讨伐，就拿出宋国的藏宝来向诸侯们行贿，鲁桓公得到的是一只郜大鼎（注：鼎在过去是国家的重器，象征着政权，这只郜大鼎应该是郜国初封时由周王授予的，如果上面有铭文，可能记载着封国的理由。春秋时期郜国被宋灭掉，这只鼎就转到了宋国）。

臧哀伯为此找鲁桓公的麻烦：做君主的要严格约束，以身作则，给百官做出榜样，就是这样还担心做不好，所以才制定了各种礼仪来作为规范。你现在把宋国送来的郜鼎安放在太庙里，是打算让百官都跟着华督的样子学吗？

这哪里是进谏？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威胁。鲁宣公听了，只好装听不见。

刑既然不能上大夫，老子捂住耳朵总成吧？

像这种大胆直白的劝谏，在汉之后是很难见到的。

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留下的史料看，那时候的人们向上级提起意见来简直是畅所欲言到了不像话的地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形势，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共同利益的促使当然是第一位的，刑不上大夫的保障作用也不容小觑。

对太子进行重点教育也好，让大夫放胆监督也好，目的都是为了让国君不要逃出贤人的圈子，让政治不要脱离贤人政治的轨道。

礼乐制度是一套贤人性质的政治制度，抽掉起具体的为了现实而设立的各种制度，其制度模型与理想国非常相像。
上述介绍了为了确保其贤人之贤，这套制度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礼乐制度中蕴含的民主，相信这是许多人不曾看到也不曾想到的，有许多专家在介绍时说这是原始公社民主的残留。
至于是与否，它究竟如何，请看我简单给诸位剖析一下。当然，由于史料的残缺，太详尽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历史，从其中找寻这方面破碎的残片自己拼凑。

公元前505年，吴国国君阖闾在伍子胥与孙武的帮助下攻克了楚国的国都。

楚国本来是南方的大国，周围的许多小国都归附于它，自败给吴国之后，势力大减。从吴国的阖闾击败楚国开始，到他的儿子夫差击败越国为止，吴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原来的中原强国从齐国到晋国，没有敢跟他正面冲突的。

春秋历史进入了吴国时代。

公元前494年，吴国派使者招陈国国君前去会盟。陈国本来是楚国的同盟国，楚国现在已经变成病了猫，吴国派人来的目的很明确，要求陈国入伙，如果拒绝入伙，吴军将马上压境。

这种情况跟黑社会老大火拼差不多，原来的老大被干挺了，新崛起的老大让大家亮明态度。对陈国来讲，该何去何从，鸡蛋要不要碰石头，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只有单解的一元一次方程式。

陈怀公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个问题相当有研究头。

楚国是当时老牌的超级大国，吴国是新兴的强龙，万一吴国有一天衰落了，而楚国在将来的某一天又从病猫变回成猛虎，咋办？那时，陈国的处境将会十分尴尬。

最要命的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最尴尬的还不是陈国，而是陈怀公自己：如果国人翻脸不认人，将自己抛出去当替罪羊，那可咋整？

在关键时刻把国君抛出去顶缸的例子在春秋时期屡见不鲜。

陈怀公并不是省油的灯，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他见多了。

于是，他将国人召集起来，将陈国目前的处境告诉他们，再将皮球交给大家：大夫同意跟随楚国结盟的站右边，同意跟随吴国结盟的站左边；普通老百姓有田地的，同意继续跟楚结盟站了田的右边，同意跟吴国结盟的站田的左边；没有田地的跟自己的宗族站一起。

如果我的概念没有混乱的话，人们现在管陈怀公采用的这种表决方式叫公投，这是我见到中国历史上记载详尽的最早的一次全民公决。

陈怀公就用这种方式解决了自己的难题。能这样干的人当然不会没有主见，他只是不想代人做主之后再被人出卖。

选择对了人人有份，选择错了让我一人背黑锅，门儿也没有。

今天的人会认为做国君做到陈怀公这个份儿上也算窝囊到家了，但春秋时期像他这样窝囊的君主不止他一个。

公元前642年，邢人与狄人联合入侵卫国，卫文公感到工作压力太大，准备撂挑子。他将国人召集起来，宣布不干了，说：你们看谁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就让谁来吧，我愿意给他做跟班。

国人也不是傻子：好吃好喝地养着你的时候，你咋不说不干了？现在有了麻烦你想起来缩头了，不行！

想提前退休都不行，无奈之下他只好咬紧牙关继续挺下去。

纪国国君向周天子说齐哀公的坏话，害得齐哀公被周天子抓去煮了，为子孙办了件缺德事，之后的齐国有事没事就拿这件事情做引子挤兑纪国，总想灭了纪国而后快。

纪国求爷爷告奶奶，鲁国、郑国都曾经在中间为它们说合，但是齐人就是不买账：敢情煮的不是你们家祖宗！

最后逼得纪国的国君实在没有办法，将位子让给自己的弟弟，跑路了。

儒家总鼓吹什么禅让，如果责任太重，风险大，担负不起，你不让等死么？当好处远大于责任的时候，谁见过禅让长什么样子？

公元前483年，吴国成了诸侯中的老大，召集诸侯会盟，卫国去的晚了，吴国的伯嚭认为卫国的这种做法太不给面子，准备扣留卫出公。

多亏了子贡在场，替卫出公求情，说：他来之前一定是在征求众人的意见，大家有的同意跟吴国结盟，有的不同意跟吴国结盟，因为意见不好统一，所以来晚了。 

伯嚭听了之后，转怒为喜：尽管有人反对与吴国会盟，卫侯还是排除各种干扰来了，太给面儿了。于是，就把卫出公给放了。

齐孝公带兵攻打鲁国，展喜前去犒师，齐孝公问：鲁国害怕了吗？

展喜说：小人有些担心，君子都不害怕。

韩原之战，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晋国吕甥前去交涉，秦穆公问：现在晋国内部和睦吗？ 

吕甥说：不和睦，小人总想着在与秦国交战中死去的父兄，提议联合齐楚来找秦国报仇，而君子则知道惠公做错了，都主张继续侍奉秦国。

展喜和吕甥口里的小人指的就是普通民众，无论是伯嚭、齐孝公还是秦穆公，之所以相信子贡、展喜与吕甥的话，自然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个样子，跟谁结盟与是否进行一场战争这一类的事情都必须先征得民众的同意，毫不稀奇。

这种例子在春秋之前的历史记载中随处可拾，所有的这些故事都说明了一件事情：礼乐制度不仅是贤人制度，还含有浓重的民主成分。

搞全民公决，在战争和结盟这些重大的事情上征求民众的意见并不是要经常做的事情，战争、结盟这种事情毕竟不是天天都有的。

执政者需要经常做的是了解民意，看看老百姓对于执政者有什么意见。

在最初的时候，执政者为了了解民意，通常在人们的必经之处，比如交通要道，竖一根大木头。

人们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对什么事情有什么不满，就可以刻在这根木头上，这根木头被称为谤木。谤木后来变成了君王宫殿门前的一种装饰，名字改叫华表，天安门的前面竖着好几根。

设立谤木，有专门收集民众意见的地方，这还算是被动的方式，更主动一点的方式是派人下去征集老百姓的意见。这种广采民意的方式，捎带着收集上来很多民歌，积累起来成了诗经中《国风》的一部分。

收集民歌的用意是观风，所谓观风就是了解民间的风俗人情，通过民歌的收集，了解老百姓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以便于改进。

收集民歌了解民情这种事情大约在春秋时期就不做了。

在施政过程中，随时吸取老百姓的意见，在重大事件上必须尊重民意行事，所有的这一切说明，在春秋之前的时期，国君、大夫、平民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执政者的利益取决于老百姓对执政者的态度。

所以，礼乐制度才会用各种方式来保障老百姓的利益，并积极地让他们参与到政治中来。

贤人政治，执政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民主的方式，民众可以参与到政治中来，这一切说明了什么？礼乐制度确实有它特异的地方。使什么使得当时的人们选择仁，选择了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生命，就像生物一样，有生命的东西就需要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礼乐制度也不例外，适合它生存的环境是什么？

下面讨论礼乐制度赖以生存的环境。

按照柏拉图的构想，国家的规模最好在1000人到5400人之间，不知道他根据什么提出了5400人如此具体的数字概念，也许是依据国家所需的各级基层组织人员的数量推算出来的吧。

这样的规模既与希腊当时的社会状况相符合，又充分考虑了哲人的能力。

哲人也是人，不是神仙，几千人规模的国家事务简单，领导起来比较松心。

由于规模不大，所有的政治事务比较透明，对于权力有一定的约束力，可以防止权力自私本性带来的弊端。

柏拉图在设计他的理想国的时候，一定没有考虑过国家规模小还有这种实质性的作用，在他的设想里，贤人是绝对公平公正的。

无独有偶，中国早期的国家规模也都不大。在上古时代，据说在中国已经开拓出的不大的版图上面，活跃着一万个左右的国家，号称万邦。

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在莽莽苍苍的大地上，随便走去，不是碰到一群野兽，就是碰到一个国家。

古时的邦其实是今天所说的部落，与现在国家的概念还有一定的差异，没有固定的疆域，只有大致的活动范围，跟动物世界里动物群落盘踞的生活区域差不多。每个部落的规模都很小，以当时的地理范围容纳这样多的部落来推测，每个部落大约从数十人到一二千人的样子。

有人曾怀疑一些传说中的国家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没有可信的文字纪录，这种怀疑听起来相当有道理。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不断地证实了人们曾经怀疑是否存在的一些国家曾经确实存在过。而且，其活动范围都不大。考古发现为这些传说找到了一些佐证。

传说中的万邦虽然未必真的上万，其数量也一定不小。

到了殷商末年，周武王向纣王示威，在孟津会师不期而至的诸侯就有八百个，这八百诸侯大多分布在河南西部到陕西一带。

谁能想到，在河南与陕西之间并不算很大的区域里，竟然曾经存在过这么多的国家！

牧野之战是周和商的最后一次决战。

在这次决战中，周人出动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而已。这就是周和它八百个同盟国所能带出来的全部人马，而周人是其中最大的一支，占了其中很大的份额。如果去掉周人，平均算下来（八百诸侯未必准确，即便按照100诸侯来估算），每个国家能出征的人数也不过一两百人而已。考虑到实际上各国规模不均等，大小不一，有的国家能派出的战士也不过几十人而已。

照此看来，所谓诸侯，有的干脆就是一个村长。到了周时，国家的规模比它之前的时代增大了许多。不过，以现在的眼光看，许多国家仍然狭小的可怜，其规模大概跟一个乡镇差不多。如果按照管辖的人数来算，现在许多乡镇领导，在过去都能算得上一方大的诸侯。

在殷商时代若干个世纪之后，许多希腊城邦的规模也是如此，人口不超过一千人的城邦不在少数。

人类社会在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时期，国家规模小，数量多，这是由原始部落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必然过程。

在这不大的土地面积上，生存着这么多不相统属的国家，相互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生存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家族为了让自己能生存繁衍下去，必须让最有本领的人来做统领，带领自己战天斗地。

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因为国家规模小，人口少，所以危机感就强，说不准从什么地方窜出一帮人用一顿饭的时间就可以把自己干挺。在这种情况下，国君对国民的依赖就重，促使他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内部的其他人捆绑在了一起，大家一兴俱兴，一衰俱衰，为了获得大家的支持，在任何事情的处理上都不得不先考虑民众的利益，征求国民的意见。

这是一个国君与国民彼此依赖，互惠互利的发展过程。残酷地竞争造就了礼乐制度，外患可让人奋进，不敢松懈，促使国家内部的团结。

一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还将有外部威胁当做一件好事，甚至不主张全部将外部的敌人全部打趴下，认为那样将会使国内的执政者放松警惕，耽于享乐。

这就是国无外患衡亡理论的来由。

晋献公攻打骊戎之前占卜的时候，苏认为晋国将会亡国，郭偃则认为不会，因为晋国外部还有秦、楚、齐这等大国在时刻威胁着它。

夏、商、西周的灭亡则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君王已经是天下的老大，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他们，他们有放纵自己的条件。

其实，这正是最大的威胁，也是最可怕的威胁。

西方有句谚语，叫做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有了威胁，人们才不敢放纵自己，才会时刻谨慎、戒惧，保持住贤人本色。

所以，礼乐制度在中国产生、生存、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国家的规模小，人口少，数量多。

礼乐制度能够存在发展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大夫与国君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具有独立的经济军事力量。

因为大夫与国君有着共同的利益，才会积极监督国君的一举一动，时刻规劝他遵从礼乐制度的约束。

而大夫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是能抑制国君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公羊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率领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战争持续了很久，楚人带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楚庄王决定派司马子反登上一座土山，侦查一下宋国都城里的情况，然后根据侦查的结果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正巧，宋国的华元也登上了这座土山。在此相遇的两个人没有拔剑相向，而是聊起了天。

先是子反问华元：城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华元说：糟糕透了，粮食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把孩子互相交换过来煮着吃，拿人骨头当柴火烧。

子反说：确实挺糟糕的。我曾经听说被围在城里的人把马槽里填满草料，将马嘴里塞上木头（防止马吃草料），让城外的使者只看到那些肥壮的马，表示城内的储备还很丰厚。你为什么要把实情告诉我呢？

华元说：我也听说过，君子看见别人的苦难会怜悯，小人看到别人的苦难会幸灾乐祸。你是君子，所以我只有告诉你实情。

子反说：好，你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粮食也只能维持七天了，如果七天还攻打不下宋国，我们就撤兵。

子反去见庄王，把宋国的情况告诉了庄王。

楚庄王：宋国的情况确实太可怜了。这正是咱们的机会，我一定要打下宋国的都城再回国。

子反：我已经把咱们的情况告诉了宋人。

楚庄王：我让你去侦察，你怎么反倒泄了咱们的底？

子反：以一个小小的宋国，还有不欺诈别人的臣子，何况我们堂堂大楚呢？

楚庄王：那我也要打下宋国再回去。

子反：您自己在这里吧，我可要回去了。

楚庄王：你回去了，我自己在这里算怎么回事情？要不我也走吧。

子反威胁楚庄王要离开宋国，让楚庄王自己留下攻打宋国，何以楚庄王就怕了呢？因为子反要回到楚国，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还要带走自己的军队，而且他这一走还会影响到别的军队，影响到军心，这仗肯定是没法打了。

春秋之前国家的军队是由国君的军队和大夫的军队组成的联军，二者既有统一的指挥，又有各自的权力。子反是楚国的大夫，又是楚国的司马，相当于联军的副统帅。

《左传》对这件事的记载与《公羊传》稍有出入：因为宋国担心楚国的长期围困，所以在一天夜里，华元到楚营用剑逼住了子反，二人签订了剑下之盟。子反将自己与华元盟誓的事情告诉了楚庄王，楚庄王只好撤兵。

楚庄王围宋的事情发生之后的43年，孔子出生，《公羊传》的记载似乎是传自孔子，比较理想化；与之相比，《左传》的记载似乎更写实一些，但这并没法证明《公羊传》的记载就是假的。

关于这件故事当时可能流传着几个版本，《公羊传》与《左传》各取其一而已。

尽管关于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但这些版本都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子反在当时抛下楚王回国在当时人们眼里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发生在当时是完全可能的，人们都不以为奇。

从这个故事里，人们可以看到大夫在当时政治中起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影响局势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公元前722年，郑国内乱，共叔段的儿子逃到了卫国，卫国替他兴兵伐郑，郑庄公请求邾国派兵协助，邾国国君与鲁国的公子豫关系很好，私下请求他向鲁隐公求情，让鲁国一起帮忙。

公子豫找鲁隐公请求出兵，鲁隐公不同意，于是公子豫就带自己的军队去了。

国君要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所以拒绝了公子豫的请求。没有办法的公子豫只好带着自己的军队单独去为朋友两肋插刀。

一个是可以抛下国君自己溜号，一个是可以带领自己的军队私自行动，这说明了当时大夫保持着相当独立的权力。《左传》中记载的与此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历史故事表明了两件事情：

1、大夫在当时有独立的军事与政治的权力。

2、国君的军队与大夫相比虽然规模大一些，但规模的差别并不如何悬殊。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夫才有可能对国君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与国君一起左右时局。因为大夫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在与国君讲话的时候分量就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一句空话。

礼乐制度赖以存在的第三个基本条件是国家没有常规军队。

春秋包括它之前的时期，无论王室还是诸侯国都没有常规军队，军队是战时按照事先训练好的模式临时组建的，武器也是现场发放。而组成军队除了国君与大夫之外，就是国人。

周厉王被国人拎着棍子追着跑的时候，他非常希望大夫们能组织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实际上他也这么做了，他派人请求大夫们在关键时刻拉自己一把。

大夫们可能也真想协助，也可能早就厌恶了他，想看他笑话，但无论是那一种情况，大夫们的答复听起来都非常合情合理：我们如果要组织一支军队来保卫你，就要给你身后这些人发放武器，这些就是咱们战时的战士。难道你能指望他们拿着棒子的时候追着你打，拿起刀枪来倒会来保护你么？

听了大夫们的答复，周厉王知道彻底没指望了，只好逃去了彘地。

春秋之前中国的情况跟古希腊的情况完全一致，军队都是国家有战事时由国民临时组建而成，执政者没有自己专属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自是有更多的发言权，而执政者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民众的意见，只有如此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1、国家小，外敌林立，生存威胁大。

2、国君与大夫的利益基本一致，而又有独立的经济军事权力。

3、国家没有常规军队。

这就是礼乐制度赖以生存的三个基本条件，有了这三个基本条件，国君不得不考虑大夫与国民的利益，倾听大家的呼声，让自己做个贤人。

只有如此，执政者才不得不努力约束自己，遵守礼乐制度，甘心实行仁政，以保持自己的高支持率。

了解了礼乐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之后，礼乐崩坏的原因也就很容易找到了。

礼乐制度的性质给大家解读到这里，从仁、天命论、到知道的介绍再到天子诸侯大夫执政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为什么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礼乐制度的性质，它到底想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下面为大家介绍礼乐制度崩坏的原因。

礼乐制度既是贤人政治，又具有那么高的民主成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也非常高，为什么它就崩坏了呢？原因是什么？下面给出我的分析与答案。

贤人政治发展到大约文王及周初时代发展到了顶峰，在理论上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制度也开始规范起来。

周人在岐山的崛起，不但缘于找到了一条征服人心的办法，还在于周人将这征服人心的办法不断推广。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首先，周通过仁政这种怀柔政策征服了民心，大大地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有了与商纣争夺天下的本。接着，找准时机，一举击溃了以商为轴心的商纣国家集团。随后，周将整个天下切割成许多很小的方块，分别分封给自己的亲族和一些有能力的人，让他们用同样的理念管理这些地方，实现同一个梦想，与自己一起发展。

这一部分人到了自己的领地之后，并不是像某些人说得那样，利用武力镇压当地人民，将他们变为自己的奴隶，而是继续采用周的政治理念与管理模式，发扬仁的精神，利用怀柔政策来争取当地人心甘情愿地归附，被当地人所接纳，成了当地人领袖与护卫者。

武王封纣王的儿子做了殷商旧地的诸侯，周公的儿子伯禽在鲁国的都城里保留了当地人祭祀的场所，都是上述观点很好地作证。

到了西周末年，新封的郑国与商遗民相处，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确保彼此的利益，以求共同发展。随着周王室将诸侯国封在各地，各地又以诸侯国为中心，进行下一级的分封，从王室到诸侯国再到大夫，贤人政治的理念迅速普及，新来的殖民者与原住民很快结为一体，继续向外扩张。

这种方式与肯德基在全球开连锁店的方式有些类似，周人负责向外输送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保障加盟者的利益,并从所有的加盟者中抽取一定的利润作为回报。贤人政治由此得以迅速普及，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政治模式。也有人将周人从岐山向外扩张描述为殖民扩张。

就算是殖民扩张，周人的成功首先是文化扩张的成功，而不是武力扩张的成功，它的成功说明了一件事：礼乐制度在当时深得民心。随着仁政理念的推广，周的各个诸侯国的势力不断增强，在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逐渐占了优势，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增加了，即便保持原有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国君与大夫的收入也会随之成正比增加，如果考虑到生产技术发展的因素，整个国家的收入实际远高于人口增加的比率。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就像一个身单力薄的人忽然变得身强力壮，人人侧目一样，相对经常受到异民族侵扰的以前，各国的境况好了很多，对外不必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异族异国的威胁，对内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不必过以前紧巴巴地那种日子。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生活的奢华，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尤其是从从苦难中走来的人们，他们的后人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往往比较差，不愿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克己。而礼乐制度偏偏是针对贤人治国设立的制度，它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执政者是贤人的基础上的，对人的要求非常高，许多制度现在看来简直像为清教徒设立的，只有工作的权力，绝少享受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后世的执政者努力突破礼乐制度的束缚就变成了一种必然。当他们试图突破制度束缚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这套制度对于他们的违法行为除了劝谏之外，竟然没有任何有力地制约措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夫们哪里去了？民众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约权力的各种机制失效？国君无道，正是大夫们发挥作用的时候。

实际上，在权力试图突破制度限制的过程中，大夫们也一直在利用自己的能力阻止这种突围。

据统计，在整个春秋时期三四百年的时间里，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位之多。用流血来解决冲突远不是政治的本意。会发生这种流血事件，礼乐制度的设计者也早有预料，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礼乐制度的设计者早就做了防备，在刑不上大夫之外，为这套制度又打上了一个补丁，它做了如下规定：

1、大夫城邑的规模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2、卿所拥有城池的数量不能超过100个，大夫不得超过60个。

刑不上大夫保障的是大夫参政的权力，上述的规定保障的是国君的地位。这一措施可以保证在一个诸侯国里，国君的势力足以制服任何一位大夫，而大夫们的总体势力，又可与国君相匹敌。礼乐制度用这种方法，保证了国家内部各方力量的平衡。

有了这样的规定，既可以避免大夫因自己的势力大过国君而起异心，也能避免二者因为意见不同而发生冲突，出现流血事件。似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接下来却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国君一意孤行，执意不听劝谏，而大夫又认为这种行为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出现这种情况时，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令人头痛。制度总不该为了一方的利益去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即便是拉偏架也要有个分寸，礼乐制度既然是圣人制定，当然不会出现这样明显的漏洞。对于礼乐制度的设计者们来讲，似乎就没有能难得倒他们的事情。

为此，这些圣人们又想出了一招，为礼乐制度打上了另外一个补丁：

大夫对同一件事情可以向国君进谏三次，三次之后，国君仍然一意孤行，如果大夫认为国君的这种做法会危及到自己，可以去别的国家发展。大夫离开本国去了别国之后，大夫的封地将被保留三年。

如果过了三年，还不肯回来，国君才能将土地收回。而且，据孟子说，国君在知道大夫要去那个国家之前，应该先去做下铺垫，介绍一下这位大夫的美德，为他在异国的发展铺平道路。

这就像国外企业的员工，为企业发展尽了很多力，在他要离开这个公司去别的公司发展的时候，老板会给他写一封推荐信，将他各种的优秀品质进行总结，供新东家参考一个样。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完美无瑕。

但是，这种完美设计的背后，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本来大夫由于与国君有着一致的利益，才肯互相制约，冒着各种危险，甚至不惜翻脸来拉着国君一起维护礼乐制度。

现在，忽然在大夫身后开了一个后门，这样在国君无道，不肯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大夫可以随时跑路。也就是说，在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大夫衡量一下，如果对自己来讲，跑路比放任国君的行为更为有利，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跑路。

这太可怕了，简直是为国君放纵自己开了一个口子。虽然这个口子并不大，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它最终将导致礼乐制度的毁灭。

按照制度规定，大夫如果感觉国君的行为将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意见又不可能被接受的时候，就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去别国发展。

到了别的国家，他依然可以得到封地，依然会被重用，只要有能力，到哪里都受欢迎。

阳虎是鲁国季氏的家臣，非常有能力。他在鲁国的时候，篡了季氏的家政，季氏家的事情，季氏自己说了不算，得由阳虎说了算。

许多人都认为像阳虎这种人的人品一定非常差，简直就是社会渣滓，孟子曾经形容过阳虎与孔子相见的情形：耸着肩，满脸堆笑，一副谄媚的嘴脸，由于紧张的原因，脸上都是汗，看着都让人替他难受。

孟子说的故事是由孔子的弟子们传下来的，它也许是真的吧，但可能加进去了后人的理解与想象。

因为从《论语》的记载来看，阳虎和孔子的这次相见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的，张口就说：来！予与尔言。

接着就是毫不留情面地质问：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完全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有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们看到阳虎为人的另一面。阳虎被驱赶出鲁国的时候，他让人把自己带走的一张宝弓送回了鲁国。

人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一件事情来定评一个人。

如果仔细研究阳虎，会发现阳虎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会有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人，之所以他在自己的那个时代口碑很差，这是贤人政治对人的要求太高所致。

阳虎被驱逐出鲁国之后，来到了齐国，依然受欢迎，在齐国被驱逐之后，阳虎又去了晋国，成了赵简子的家臣，还是过得非常风光。

而那些选择弑君的人，下场却大多并不怎么好，像齐国的崔抒、陈国的夏徵舒、晋国的里克、赵穿，最终的结局并不比他们杀掉的君主好些。

弑君毕竟不是一件儿戏，不可能杀掉就拉倒，身后还有大摊子事情需要料理，如何向别的大夫交代？如何另立新君？以后的利益如何平衡？

而且大凡选择弑君的人，都属于比较冲动的类型，考虑事情都比较理想化，很少考虑到弑君之后面临的困境，这是弑君者结局大都不大好的另一个原因。

弑君的下场人们都见过，跑路的好处人们也都懂得，如果是你，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你会怎样选择？这种选择似乎不难做出。

正因为如此，春秋时期在国君与大夫发生意见冲突的时候，跑路成了人们的第一选择。

赵盾跑过，因为没有跑出国境还背上了弑君的罪名，宴婴跑过，被齐景公给跪了回来，子产也跑过，被大夫们给追了回来（使子产跑路的也是大夫们，当时大家的意见不统一）。

甚至齐国的田成子在杀掉齐简公之前，首先想到也是跑路。

田成子杀了齐简公的宠臣阚止，齐简公想杀掉田成子，被人劝住了。

田成子通过打听得知齐简公余怒不息，大有不弄死自己不肯罢休的态势。

为此，他准备跑路，跑路之前还说了几句风凉话：老子辛辛苦苦地伺候你，你还这毛病那毛病的，哪里少了老爷伺候了？从哪里得不得封地？

像田成子这种人是热饽饽，走到哪里都吃香，自然不愁得不到富贵，但是他留在齐国的族人却就不答应了：你老兄得罪完国君跑了，我们咋办？

所以他的兄弟子行（一说是侄子）对他说：你是陈氏家族的宗主，你如果走了，陈氏就完了。请列祖列宗为证，你如果敢走，我就宰了你，

就这样，田成子在自己兄弟刀剑的逼迫下，走上了弑君之路。

田成子、赵盾属于弑君之列的，子产和宴婴则是因为对方接受了自己的条件情愿改邪归正做个好人又跑回来的。所以，这四个人虽然都曾有过跑路的打算，但最终都没有跑成。也有许多跑成了的例子。

晋献公想攻打虢国，而攻打虢国必须先要经过虞国。为此，晋献公送给了虞国国君一份厚礼，要求从虞国借道攻打虢国。

虞国与虢国都是小国，在与大国的竞争中结成兄弟联盟，才有对抗的本钱，对此虞国的大夫舟之侨与宫之奇都有预见。在晋国灭虢前六年，虢国的国君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脸上长白毛、手长得像老虎爪子的神人手里拿着钺站在西边的屋檐下，虢君非常害怕，想跑。

神人对他说：不要跑，让晋人进入你的国门。

虢君醒来之后，召来史官圆梦。史官说，你这个梦不大好，如果按照您梦中的情况来推断，这个神是西方之神蓐收，他是主管刑杀的神，上天的命令都是由神来完成的。

史官说这番话的意思，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是迷信，其实这是礼乐制度对政治的一种解读方式：蓐收是主管刑杀的神，现在来到虞国，说明虞君的政治违背了天意，背弃了民众，所以上帝将假借晋国的手予以惩戒。如果想躲避掉这场灾祸，国君必须加强自己的修养，检讨自己的行为，按民意行政，以期获得国民的拥戴，这是避免灾祸发生最好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

如果国君肯按照史官说的话去做，对于虢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虢君当然知道史官这番话的含义，但他不想按照史官的话去做，放纵自己总比约束自己让人来得痛快。

所以，他采取了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直接把史官囚禁了起来，让大家都来祝贺他做了个好梦。这种行为我们似曾相遇，与把上访者关起来有些相像。

虢国国君的这种行为又一次地阐释了西方的那一句著名的谚语：上帝想让谁灭亡，一定会先让他疯狂。

对此，舟之侨分析道：国君奢侈，民众都痛恨他，国家将要亡了，上天派天神来警示他，他却反而认为自己的梦很吉祥。自作孽，不可活，这大概就是天意吧。民众痛恨他的作为，他又执迷不悟，一旦大国来讨伐，老百姓不听他的，国外的诸侯们都跟他疏远了，谁还会来帮助他呢？国家怎么会不亡呢？

于是，舟之侨带领他的家族去了晋国。

在虢国被灭的当年，虞国的大夫宫之奇也向他的国君进谏，试图阻止国君借路给晋国攻打虢国，虞国国君也没有听从。宫之奇是与国君一起长大的朋友，虞国有名的贤人，晋国打虞国主意的时候，曾经非常担心这个人。

宫之奇劝谏完国君，该进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对他而言，剩下的选择就很简单了：

1、想办法另立一位君主。

2、留下来，陪着国君一起倒霉。

3、跑路。

面对三种选择，宫之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种。他回家对儿子说：虞国快要亡了，如果我们不赶紧走，就会一起跟着遭殃。宫之奇带着家人离开虞国之后的第三个月，晋国军队在灭掉虢国回返途径虞国的时候，捎带着把虞国灭了。

礼乐制度制定了种种举措，并不是让大夫关键时刻撂挑子，而是要缓冲国君和大夫之间的矛盾，让大夫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国君一起同心合力地治理国家。但这种制度搞到最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局面：因为大夫们都有退路，当国君无道，国家遇到危险的时候，但凡有点预见性的人全部跑路了。

在国家需要人出力的时候，大夫却跑了，眼睁睁地看着国君亡了国，这算哪门子的贤人？即便不跑路，大家一看国君不正干，有的就归隐了，你爱咋地咋地，不管你还不行吗？大夫们的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在实质上起到了放纵权力的作用。

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有许多人骂舟之侨和宫之奇不忠。古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非常肯定舟之侨和宫之奇的行为，认为像舟之侨和宫之奇这种人属于智者，智者总是懂得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既不违背礼法，又使自己不受到伤害。

孔子曾经感叹道：智者不惑。在古人眼里，国家是国君的，他自己都不肯好好干，谁能拿他怎么样呢？大家当然也非常讲忠，但这忠不是忠于国君，而是忠于自己的位置，忠于自己的职责，如果职责尽到了还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替自己打算。

这是礼乐制度作为等级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反过来，古人倒是非常反感那种别人有国不肯好好治理的时候，他自己却要觅死觅活地做法。

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明明不是你的祖宗，你偏偏要凑热闹来祭祀，这就是谄媚。

明明不是他的国家，他却偏拿自己不当外人，这就相当于别人破产了，他却要拿着绳子上吊一样，不是矫情地有些过火，就是脑子不大灵光。

卫懿公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卫懿公喜欢鹤，他的鹤都比照着官员的品级，上等的是大夫，此一些的是士，出去游玩也都带着鹤，让鹤坐在车前面，号称“鹤将军”。

卫懿公九年（公元前660年），卫国遭到了翟人的侵略，卫懿公准备发兵抵抗，大夫们却拒绝合作：让鹤将军去抵挡翟人吧。

大夫们不肯合作，卫懿公又向国人发放武器，国人也拒绝上前线，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卫懿公让仙鹤去跟翟人对垒，啄死这帮侵略者。

无奈的卫懿公只好带着自己少数的亲信上了前线，战果就不用说了，直一个站着出去，躺着回来。

在国君无道的时候，礼乐制度实际上是在鼓励众人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通过这种方式来为执政者敲一记警钟。对于执政者来说，贤大夫的离开就是一种信号，促使他们反省，警惕。而大规模的移民潮的出现，将会使国君惊慌失措。

正是看到了这种被动反抗的厉害之处，制度的设计者们才不担心关键时刻大夫们撂挑子，这正好可以促使国君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安下心来好好干活。

这套制度的设计者们什么都想到了，却没有想到另一种情况的出现。

周厉王无道，导致王室的衰弱，为了避开戎狄国家的骚扰，只好东迁，丧失了以镐京为中心的大片土地。王室的衰落使各诸侯国失去了约束。

本来各诸侯立国君都要经过周王的批准，更不要说判定那个国家有罪，该讨伐那个国家了。

现在这些手续都可以省略了，只有看谁不顺眼，上去就可以直接PK，想打谁就打谁，再不需要向王室报告了。这就是“天下有道，征讨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征讨自诸侯出”的由来。

没有了王室的约束，天下乱成了一锅粥，各诸侯国厮打成了一团，不是今天你和我合起伙来打他，就是他和别人合起伙来打你。

乱的结果，许多小的国家不断被兼并，齐国向东扩展，一直发展到了海边，成了东方的老大；楚国分别向南向北扩展，成了南方的大国；秦国则接管了王室在西方的领土，成了西方的大国；晋国在王室的眼皮子地下，不管是异姓国还是同姓国，只要能吃的都吃，发展成了西北地区的大国。

与之前的形势相比，国家的数量锐减，国家的规模也庞大了许多。

在过去，一家人不愿在一个国家待了，一天之间可以穿越好几个国家。现在，连着跑几天都跑不出一个国家去。

国家的规模大了，没有了朝夕灭亡的危险，国君对危险的感知开始变得迟钝起来。就像当年的“坦塔尼克”号游轮一样，它的庞大使人们把它当成了永不沉没的陆地。国家越来越大，危险越离越远，没有了朝发夕至的敌人的威胁，也就没有了那种芒刺在背的紧迫感，国君也因此缺少了约束自己的外在动力。

伴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展，人口和土地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

齐国初建，姜太公被封在营丘，营丘的位置在昌乐县东南大约五十里左右的地方。鲁国是周公的封地，位于曲阜，今天的人们看这两个地方算不上远，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

但在当初，从营丘到曲阜却要走好多好多天，在古人眼里，那是一段多么遥远的距离啊，用八个字形容这种距离，就是跑瘦了腿，磨破了脚。

开始时的齐国和鲁国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国界，对比于人口，土地多得使人们想不到要搞一次圈地运动。相信在很早之前，有许多国君都为土地多人口少而发愁。

清早起来，巡视着一望无际的荒地感叹，什么时候人多得能将所有的荒地都开垦出来多好啊。所以，除了鼓励生育之外，他们更愿意招募移民，只要从别处迁来一户人家就送一百亩土地，毫不含糊。

与鼓励生育相比，招募移民来得更为快捷，土地有的是，闲着也是闲着。他当然更愿意向有能力的人发放土地，让他加盟进自己的团队，与自己一起发展。这与现在的政府提供优厚的条件招商引资的做法差不多。

但是，有一天他们却发现，原来鲁国和齐国距离并不远，就像游戏里的拓荒者，面对茫茫无边的土地，向前跑着的时候，竟然惊奇地发现从土地的那一边也跑来了一个人。这种状况适合所有的诸侯国，从此之后，国家之间有了边界冲突，人们之间有了土地纠纷。

从周初到春秋人口大大地增加，土地面积却没法按照同等比例增加，人们开始感觉到除了人是宝贵的资源以外，土地也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国君没有办法再像原来一样，找到一个贤人给他一块土地，让他来加盟自己，协助自己一起发展了。如果一直这样干下去，大夫越来越多，国君的土地迟早被分光。

不但如此，从别处迁来一户人家就给一百亩地的政策也很难兑现了，因为能开垦的土地都开垦的差不多了。都是靠土地吃饭，不走还有地可种，走了却未必能得到土地。这种情况导致人们迁徙的动力锐减。

由于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人力资源已经不那么紧张，国君对平民的依赖也变轻了。

第一，人民迁徙的动力减小。第二，人民迁徙对执政者的威胁减小。

这两种状况的出现，使得在政治紊乱，国人移民时，执政者感觉不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危险，通过移民使执政者警惕的机制也就失去了效用。

所有这些情况同时在所有的国家里出现。

这就意味着对于一位平民来讲，当你对这个国家不满意的时候，到了另一个国家却未必更好。这是一件令人非常苦恼的事情。为这件事苦恼的不只有平民百姓，还有国君们。

梁惠王就曾非常郁闷地问孟子：我对国家可谓是尽心尽力了，河内（注：古地名）发生了水灾，我就把老百姓迁到河东，并且向灾区输送粮食，如果河东发了灾我也这样做。看看周围几个国家的国君，没有一个肯像我这样用心的。可是，他们国家的人口不见减少，我的人民也不见增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对于梁惠王来讲，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国家大，人口多，生活相对安逸，再让他像先辈一样战战兢兢地执政，显然是不可能的。

梁惠王施行仁政的故事就像一个养尊处优的膏粱子弟去爬山，他自己认为已经使出了十二分的力气，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实际却没走几步路。

梁惠王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对老百姓来讲，魏国的情况也许比本国的情况好一些，但好的程度还不足以让他们背井离乡地去投奔。

过去，国君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礼乐制度的约束，是因为外部威胁的存在，使他们不得不依赖大夫平民一起来应付恶劣的生存环境。

现在国君对平民的依赖开始变轻，国君们不再像以前一样重视老百姓的利益，他们只想享受礼乐制度承诺给他们的待遇，却不想履行礼乐制度赋予给他们的义务。

而礼乐制度为了防止国君和大夫发生武装冲突而做的种种努力，使得大夫们在君权一步步突破礼乐制度限定的时候，又一步步地退让。

国君无道，大夫走了。

在国家很多的时候，老百姓选择有很多选择的余地，这个国家不好，可以去那个国家，现在随着国家间的兼并，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少，老百姓选择的余地变小了，而且天下乌鸦一般黑，各国的政治情况都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平民还有最后一条路可走：他们可以像他们的先辈当年用棍棒赶走周厉王一样，赶走不肯善待他们的国君。

但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使赶走一位国君变得越来越困难。

周厉王之所以很容易地被赶走，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常规军队。

不是他不想有一支专属于自己的军队，而是在那个时候养一支军队实在是太过奢侈的事情。

大约在春秋末期，大一些的诸侯国的国君们开始有自己的军队了，这表明了两件事情，一、与以前相比，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二、国君有了足够的财富来养活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有了自己军队的国君，可以更加无视加在自己身上的各种限制，更加无视大夫的权力与民众的利益。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内部曾经有权力组织军队的大夫，则基本丧失了组织军队的权力，即便可以组织自己的军队，其数量与国君相比，也少得可怜。

史载：“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信陵君是当时魏国除魏王之外势力最强大的公卿，他所能组织起的军队（包括他平时供奉的食客在内）不过百乘左右的样子，这个数字如果放在几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当然不算小数，我们还应该记得，郗至想攻打齐国，晋景公派给他七百辆战车，他嫌不够，要求追加，追加的结果就是加了一百辆。

一百辆战车放在战国时期就很不起眼了。当时魏王驻扎在边境上的军队有多少呢？十万之众！在这种情况下，用棍棒赶走一位君王基本成了一种幻想。

这个历史故事反映了随着兼并，国君的势力越来越大，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弱的事实。

大夫的势力逐渐衰微，逐渐失去了独立组织军队的权力，使得本来就因为礼乐制度定下的种种限制而无法在政治中尽情发挥自己作用的大夫，基本丧失了礼乐制度赋予他们在政治中的各项权力。

没有了大夫在中间的制衡，国君又有了自己的军队，国民的力量也变得微不足道起来，形成了战国时期国君一家独大的政治格局。权力就这样具备了不断放纵自己的基础。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无论迁徙到哪里，都是一样，再也没有供他们可选择的乐土。就像我们小时候听个的那个故事。

有个乞丐到地主家讨吃的，手下人叫他滚。

地主说，何必这样呢，给他吃的，反正他拉屎也要拉到咱们地里。

年龄小一点的人可能有些搞不懂，拉屎拉到地主的地里跟给他一口吃的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早时候，种庄稼没有化肥，大粪虽脏，却是种庄稼离不了的宝贝，是绿色食品时代的人工化肥，俗语说“大粪是个宝，庄稼离不了”，就是这个意思。

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的乞丐，决定报复地主。他报复的法子比较奇特，既不杀人也不放火，而是发誓不把屎拉到这个地主的地里。

为此他拼命地跑，直跑到肚子实在不肯配合，自己感觉跑得也差不多的时候，才决定方便一下。在庄稼地里痛快完了的乞丐决定找人验证一下自己跑步的成果，人们告诉他：再往前跑一里地，就出这个地主的地界了。

对于这个乞丐来说，总算还有一点指望，只要肚子争气，实现他的梦想总是可能的，但在大一统的社会里，人们的希望在哪里？跑到哪里才不是君权管辖的范围？

国家变大了，国君有了自己专属的常规军队，小国寡民时代的危险已经变成了传说。到此为止，礼乐制度存在所依赖的三个外在条件到此为止全部消失了，这标志着对于权力的约束只剩下自我道德约束一条路了。

在没有外在的强有力约束的时候，权力总是会走向腐化与堕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历史上称这种权力不断放纵自己，突破制度限制的现象为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时代的到来其实是一种必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礼乐崩坏的过程就是执政者不肯再按照礼乐制度的要求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放纵自己的私欲，不断地践踏礼乐制度的过程，是贤人政治从中国消亡、民主从中国消失的过程。

礼乐崩坏的过程在中国持续了大约有五六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

礼崩乐坏之后，人们开始鼓吹民本，中国的民本思想实际是民主思想腐烂变质剩下的残渣。

综上所述，在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一直都比较恶劣，执政者只有努力服务于大众，才能获得大众的拥戴，自己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这就使得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对权力的抑制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凭靠权力的自敛，靠自我道德约束来抑制权力的放纵，这使得礼乐制度以及依附于它之上的礼乐文化与生俱来地缺少一种抑制权力的因子。

而人们为了避免相互之间因为利益而冲突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又加剧了这种情势，使得制度中原本设计好的抗击权力的堤坝，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权力有了放纵自己的资本，开始放纵自己需要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却自行坍塌了。

没有有效地从外部制约权力的强力措施，只能靠执政者的自我道德约束来完成对权力的监控，这种情况从封建社会一直到专制社会基本没要改变过。

所不同的是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因为外部环境的原因，为了自身的生存，权力不得不收敛自己。

当社会条件越来越优越，权力不必约束自己也不会给自己立马带来致命伤害的时候，中国仍然没有进化出可以抵御权力放纵的制度，对权力的抑制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早期全部凭靠权力者自己道德修养的水平上。

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好坏全部都寄托在执政者的道德上。这就应了韩非子的那句话：待圣人而治，是谓不治。中国近2000年的专制历史，是韩非子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接下来的问题是，礼乐制度是贤人政治，又有浓重的民主成分，既然它这么美好，为什么在礼崩乐坏之后，中国反倒走向专制了，而不是像同样是封建制的英国一样，在君权不断膨胀的时候，选择一条民主宪政的道路？

两千几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形势大约与一千年前的英国差不多，都是封建社会，但是应该在国君与贵族利益的不断冲突中，走向了民主宪政的道路，整个社会的人都受益，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这条道路？

在距今九百多年前的英国，英王下面有贵族，上面臣属于法国的国王，是法王的臣子，英国的贵族、英王、法王都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平民根据所在的土地分别依附于贵族或者英王。

这与中国春秋时期的情况很有些类似。如果做一个类比，英国的贵族就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大夫，英王则相当于诸侯国的国君，法王则相当于周王。

公元前1087年，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去世。

死前，他将王位传给了二儿子罗普斯，将诺曼底交给大儿子罗伯特，对于最小的儿子亨利，则只给了他5000英镑。

5000英镑在当年当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但与两位兄长相比则显得寒酸了一些。野心勃勃的三兄弟在威廉死后开始了激烈的争斗。

公元前1100年，英王罗普斯在一次狩猎中意外中箭身亡，罗伯特和亨利都赶着回英国继承王位，但是弟弟亨利抢先了一步。本来对父亲分配家产方案就不满意的罗伯特自是更加不能善罢甘休。

简单地说吧，在亨利与罗伯特的争斗中，罗伯特失败了，连原来的诺曼底都被亨利抢走了。战争停止了，英国又恢复了平静。

亨利有一个儿子，名字也叫威廉，他是亨利的希望，未来的英国国王。

不幸的是，这位未来的国王在还未成为国王之前，却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而亡。不得已的亨利只好将已远嫁德国的女儿马蒂尔达接了回来，让他继承王位。

玛蒂尔达的丈夫死了，她又嫁给了安茹伯爵，安茹伯爵的领地就在诺曼底旁边。玛蒂尔达和安茹伯爵一起生了个儿子，名字也叫亨利，亨利后来成了英国的国王，为了区分，人们称他亨利二世。

英王是法王的臣子，按照规定，每年他都要向法国国王进一次贡。

这一年，年轻的英王亨利二世为朝见法王路易七世来到了巴黎。

就在这一次巴黎之行中，亨利见到了法国国王的王妃埃莉诺，两个人一见钟情。埃莉诺早就厌倦了对她漠不关心的老路易，因此与路易七世离了婚。

亨利和埃莉诺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时期，不惹起一场战争，也会弄出个弑君事件来。所幸的是它发生在法国。从亨利和埃莉诺的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理解一下礼乐制度为什么特别重视男女之防了。

嫁给亨利的埃莉诺将自己法国南部的领土送给了亨利。这样，亨利二世拥有的领土就包括：英国、诺曼底、安茹、法国南部的土地等几部分，这些土地加到一起，已经超过了法王的领土。

英王虽然臣属于法王，却有比法王更多的土地。这种情况引起了法王的不安。势力才是硬道理，在这一点上，欧洲人、中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并无多大的区别。

恰好，这时的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英王亨利二世的几个子嗣中，有两个死得很早，在还活着的儿子当中，他偏爱小儿子约翰。于是，他把领土中肥沃富饶美丽的法国南部给了自己的小儿子。

财帛动人心，普通人家分家产还常常兄弟反目彼此打得头破血流，何况国王那么大的家业呢？

为了家产分配的事情，老亨利的另一个儿子理查对老亨利非常不满，开始勾结法王来攻打自己的父亲。被迫逃到山里的亨利二世苦苦等待他心爱的儿子约翰来解救他，但是他等来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约翰站在了查理一边。

这样，在中国经常上演的惨剧，在英国也上演了，理查和约翰先后背叛了自己的父亲。

1189年，背叛了自己父亲的理查成为了英国国王，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狮心王理查一世。

此时在法国执政的是腓力二世。与理查合作，他本来就心术不正，有自己的盘算，试图借英王父子相残之机，收回英王在法国的领土。

理查勾结法王攻打自己的父亲是为了获得土地与王位，却不想出卖自己的利益。

如果他这边赶走了自己的父亲，那边又把获得的土地出卖给法王，与当时安于现状又有多少分别？

因此，理查登上王位后与曾经跟他合作过的、窥视英国土地的法王菲力二世进行了持久的战争。

理查死后，继承人有两位：约翰和他的侄子约瑟。

能在关键时刻出卖疼爱自己父亲的人自然不会是什么好鸟，阴险的约翰囚禁了约瑟，顺利地登上了王位。

忽然间没有了约瑟的消息，许多人认为约翰是害死了约瑟之后才取得了王位。

约翰是亨利二世最宠爱的儿子，他的哥哥就是因为父亲偏爱他才与父亲翻了脸，最后他却背叛了自己的父亲。

因此，英国人都瞧不起他，而他又不具备理查一世那种冒险精神与勇气，所以他的臣子与国民都不怎么尊敬和信任他，他在英国人中的威信很低。

在约翰继位之后，法王决定利用约翰在继位上存在的问题，继续完成收回英王在法国的领土这一大愿。

为此，他派人召英王约翰到法国参加一个听证会，了解有关约瑟的事情。

心中有鬼的约翰拒绝到法国参加听证会，腓力二世就此宣布英王为罪人，开始用武力攻取他在法国的领土。到1206年，英王在法国南部的土地丧失殆尽。

约翰在国民中的地位降到了冰点，而英国本土的苏格兰又开始趁机叛乱。

陷入了绝境的约翰，为了重新赢得国民的尊重和信任，决定反击，夺回被法王占领的土地，没想到却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众叛亲离的约翰决定自己独自出征法国。

一个失去民心的国王，带领着一支不很瞧得起自己的军队，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

当战败的约翰回到英国的时候，有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在等待着他。

1215年的6月10日，英格兰贵族齐聚伦敦，挟持了约翰，约翰被迫同意了贵族提出的一项法案；6月15日，约翰在法案上加盖了皇室的印章；6月19日，贵族们重申继续效忠英王，当然，这种效忠是在英王遵守自己签署的法案前提下。

这项法案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英国大宪章的第一个版本。

大宪章限制了英王的权力，使他不能随意收税，并保障了平民应有的权力，按照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按照大宪章第六十一条规定，有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否定国王命令的权力，如果国王或者国王的家臣侵犯了平民的利益而又不肯改正，则二十五名贵族可以用各种方法（包括动用武力夺取国王的土地财产，占领国王的城堡等）向国王施加压力，促使其改正自己的错误。

大宪章是今天民主政治的基石，它的诞生，大大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国王自然不肯甘心失去已有的权力。在约翰之后数百年间的英国，将约翰与贵族之间的故事重复上演了很多次。每当国王想放纵自己的时候，都遭到了大宪章的约束。

为了解脱束缚，当君权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会想办法取消贵族的权力，而当国君势力处于低谷时，他又会再向贵族妥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经起伏。最终，贵族与平民终于抓住国君势力处于低谷的时机，彻底没收了他的权力，使他成为了单纯的精神领袖。

从此，英国进入了民主宪政时期。纵观英国历史，贵族在和国王不断冲突中所争得的权力固然有许多，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1、国王不可以随意征税。

2、国王不能随意侵害平民的权力。

3、保障贵族参政的权力。

4、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必须跟普通人一样遵守国家的法令，不得利用特权侵害他人的利益。

而这一些在礼乐制度中都似曾相识，不妨再复习一下：1、平民每年要交的税额大约在10%左右。2、无论周王还是国君，必须注重刑狱的公平。3、用刑不上大夫这样的措施保障大夫的参政权力。4、民众有参与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

礼乐制度所能提供的虽不如大宪政的各项规定有深度，却更有广度，在对待民意上，在民众的民主权力上则胜于大宪章之内容。

可以这么说，英国贵族通过大宪章争取的权力，正是礼乐制度曾经赋予给人们的权力。

这是非常值得思索的一件事情。在英王肆意妄为损害了贵族与平民的利益的时候，英国的贵族通过一纸大宪章确保了自己的权利。

为什么中国春秋时期的君王在不断突破礼乐制度的限制，不断剥夺自己权力的时候，就没人出来制定一纸这样的法规呢？这其中的玄机到底在哪里。

让我们打开地图看一下，希腊也好，英国、法国也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其土地资源相对贫乏，没有向外拓展的空间。

对于他们来讲，土地几乎就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失去了，很难再找回来，除非用钱买或者用野蛮的办法从别人手里抢。

因此，人们对土地看得非常重，英国贵族与英王的领地就是自己的，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他可以送人，也可以卖掉，随便他怎么做，别人都无权干涉。

所以当法国王后带着自己的领土改嫁英王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认为那是完全应当应分合理合法的，谁也想不到去反对它。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包括法王自己。欧洲在当时实行的是一种纯粹的私有制，也可以成为有限君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性命来维护，实际上那就是他们的性命。

冲突的结果就是制衡，形成约束权力的大宪章一样的契约。

大宪章的形成实际是一种必然结果，在它出世之后，许多英王都试图废除它，但是以个人的力量对抗觉悟起来的群体，无论如何强大，都不可能成功。

比较起来，中国的地理条件大大优越于英国，特别在春秋之前的时期，相对于人口而言，土地简直是不可胜用。

就像用工荒时代的资本家和工人，为了招收到更多的员工，资本家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工人的待遇，只有有了足够的工人，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去。

也正因为如此，春秋之前的人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最厉害的应对招数不是反抗，通过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跑路，老子不伺候了，让你开不起工来倒闭。

因此，导致中国无法走上抑制权力的宪政民主之路的第一个因素是优越的地理条件。相信这样的结论会让许多人感到大跌眼镜。

但事实确实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人们的利益在受到权力侵害的时候，不去积极地对抗权力，寻找抑制权力的措施，而是选择了退缩。

导致中国无法走上宪政之路的第二个因素是所有制的形式。

与西方真正的私有制相比，中国在所有制上还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权有制，谁有权，土地就是谁的。

中国的君权权力非常大，真个做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起码是在理论上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二千年来，新皇帝打倒旧皇帝，闹来闹去，闹的都是权力，只要有了权力，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通过土地的分配控制一切。

对于春秋时期的大夫和平民来讲，一切都是国君的，土地是赐封的，权力是出让的。

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人们对待私产的态度（私产随时可以抛弃，到别国依然可以得到），对待私产的态度决定了人们对待权力的态度（不愿意冒险与权力死磕）。对西方人来说，国君的东西是国君的，我的东西是我的。

对中国人来说，你的是你的，我的还是你的，人们从心里认为国君怎么做都是应该的，因为那是属于他自己的。

这种状况使得早期的中国社会根本无法形成像英国那样国君与贵族之间硬对硬的碰撞，没有权力之间的碰撞也就没有制衡，也就形不成约束权力的硬性外部契约。

导致礼乐制度最终无法走上宪政之路的第三个原因是礼乐制度为了缓解社会各阶层矛盾制定的措施。

这些缓冲措施不但为人们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提供了现实的退路，也提供了一种不能与权力敌对的理论依据，使得人们不愿意与权力对抗。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大夫和平民，在与君权相对的时候，不断地退缩，一步步丧失了自己的权力，使得权力走向专制。

春秋之前的卿大夫们虽然对权力专横的后果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却缺少积极抑制权力、防患于未然的手段。

说白了，就是依附于礼乐制度的礼乐文化自身天生缺少抑制权力的基因。

无论任何人，包括孔子、子产、宴婴，都无法主持与国君签订这样一纸契约，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当时的主流道德。

即便有谁能想到要签订一纸协约来限制君权，也不敢这样做，它会让你成为所有人的敌人，无论你有多少能力，无论你有多么正确，都无法与整个社会作对。

随着中央集权的形成，分封制在中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即便形式上还保留着，也是名存而实亡，作为中间阶层的贵族从中国社会就这样消失了，春秋和它之前的时期那种平民、大夫、国君三股力量均衡的局面被打破，贵族与知识分子都开始投向君权，特别是知识分子，为权利所豢养，成了权力的打工仔，虽然也鼓吹什么气节，但那气节与战国之前的气节已经截然不同了，这也是严光在后来能成为奇人的一个原因，像严光这种人在战国之前稀罕么？

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之后的走向必然向维护权力者的利益鼓吹专制一途发展。

政治体制催生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反过来决定政治走势。

如果中国的私有制形式像欧洲一样，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在本国失去了土地在任何地方再也得不到补偿，那么中国的情形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从这一点上来讲，一开始中国就注定之后会走权力至圣的道路，靠权力自己来约束自己，靠权力自己认识到放纵自己的危害，等待圣人的出现。

古今中外，圣人是稀缺物种，伴随着国君势力不断壮大，有了常规的军队，中国社会走向了大一统，在中国社会里再也没有能制约最高权力的力量，专制就成了必然。

每个国家最后选择了什么制度，有可能选择什么制度，不可能选择什么制度，这个是都可以分析的。英国最终走上了民主宪政的路，原因在文中说了。法国、波兰、德意志的道路完全也可以由历史中得出结论。

上面讲述了一些与礼乐制度与文化相关的一些内容，通过这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个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了解那个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下面介绍一下对中国文化最具影响的一个人，孔子。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孔子呆板，坚持原则，缺少变通，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孔子。

礼崩乐坏实际上标志着社会秩序的紊乱，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使一部分人有能力既享受等级制度带来的好处，又不必履行应该承担的义务。这就相当于政府只收税，不作为。因此当时的社会充满了对立，执政者之间，执政者和平民之间、小国和大国之间的纷争不断。这社会到底是怎么了，究竟该怎么办？许多人都在思考，都在寻求解决的办法。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有两位，一位是老子，一位是孔子。

孔子是殷商后裔，他的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大司马。孔父嘉遵照宋穆公的遗嘱，在宋穆公死后，立上任国君宋宣公的儿子与夷做了国君，是为宋殇公。

宋穆公是宋宣公的弟弟。宋宣公死的时候，没有将国君的位子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宋穆公。

宋穆公在位九年，嘱咐孔父嘉立自己的侄子与夷为君，等于把君主的位置还给了哥哥。为了避免出现内乱，还特意把自己的儿子冯赶去了郑国。

宋宣公与宋穆公的这种交叉传位的方式为人所称道，但也为宋国的内乱埋下了种子。

宋殇公在位时，频频对外用兵，在位十年，打了十一仗，民众负担很重，大家心里都有怨言。

当时的太宰华督看上了孔父嘉的妻子，他利用了人们对当政的不满，对人们宣称国家之所以陷入连年战争的景况都是孔父嘉造成的，借此杀了孔父嘉，抢走了孔父嘉的妻子。孔氏家族由此星散，逃离宋国，其中一支来到了鲁国，因此有了以后的孔子。

孔父嘉的死对孔氏家族当然是坏得不能再坏的事情了，但按照一分为二的分析原则，人们却要感谢华督这个流氓，如果他不是看上了孔父嘉的老婆，就不会有后来的孔子，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番样子。

孔子的出生地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因为周公在王室中的特殊地位，鲁国可以破格享用王室的某些礼仪，这在当年是一件非常非常牛的事情，所以鲁人总是时不时地要用这件事情自我陶醉一下，这样做的结果，是礼仪已经在别的国家逐渐零落的时候，鲁国则较好地保留了这些制度的文物典籍。王室衰落之后，时人称周礼在鲁。

从鲁人对礼仪的匪夷所思地执着上，可以看到鲁人的这种自豪感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

公元前476年，鲁哀公与齐平公在蒙地会盟，齐平公对着鲁哀公叩头，鲁哀公却只对着齐平公作揖。

齐人非常不满，负责襄礼的鲁国大夫孟武伯却解释说，按照礼仪，鲁国国君只能对齐国国君行这种礼节。

两年之后两国又在顾地结盟，齐人抓住鲁哀公让他给齐平公来了顿死磕，磕完又做了一首歌来传唱：“鲁人之皋（通咎），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这首歌的大意是：鲁人的罪过啊，几年了自己都感觉不到，使我们感到愤怒。都是因为他们的儒书，成为了两国之间的烦恼。

鲁哀公与齐平公的故事是孔子去世几年之后的事情，总的来说，当时的礼仪整体上呈衰退的趋势，我们据此可以大约推断孔子生活时代鲁国的礼仪现状。

礼仪是身份的标识，社交和出访时享受的礼仪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祭祀的规格代表着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这是礼乐文化的特征。孔子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非常着重礼仪，礼仪代表着一切。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陬邑的大夫，在孔子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所以孔子幼时家境很差，没有好玩的玩具，吃得也不好，别人家用猪牛羊祭祖的时候，自己家只能弄条鱼凑合一下，逢年过节大祭的时候，按说根据自己家的级别，可以弄头猪摆到桌案上给先人们风光地享用一下，却经常地置办不起。

根据古人的习惯，母亲会在孔子很小的时候，将家族的故事讲给他听，不是为了哄他高兴，而是古人让孩子励志的一种教育方式，大体的意思不外乎是咱们祖先曾经如何了不起，取得过哪些成就，有着什么样的辉煌，现在却衰落了，你要努力，重振先人的事业等等。

过去的人都活得比较累，经常要担负一些担负不起的责任，为了家族的传承，年幼的孔子担负着光大门庭的重任。祖上的显赫，现在的落魄，对比于那些钟声悠扬的门厅，会带给几岁的孩子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童年的经历常常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孔子童年的时候最喜欢做的游戏是模仿礼仪接待和祭祀。

在一个孩子眼里它也许不仅仅是一个游戏，而是代表着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套用现在一句流行语：他玩的不是游戏，是富贵。

季氏宴请士人，还在为母服丧的孔子前去参加，被季氏的家臣挡在了门外，挡住他的那个人叫阳虎，后来篡了季氏的政，这是在孔子以后的生涯中还要打交道的一个人。按照制度，孔子的身份是士，他是有资格参加季氏的盛宴的。

有的人遭到不平的待遇会变得偏激，仇恨社会，有的人遇到挫折会发奋努力。孔子属于后者，他说自己十五志于学。

孔子的“志于学”是为自己找寻一条好的出路，就像他后来说的“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求仕是那时社会追求富贵的唯一出路，为此他开始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他不但研究周朝的制度，还研究了夏、商的制度，不但进行研究，还要寻找例证来证实自己的结论。

为此他去了夏后裔的封地杞国和殷后裔的封地宋国，杞、宋都已败落，祖宗的文物典章皆已不复存在了。孔子为此感到非常遗憾，他说：只要杞、宋的文物典章人物尚在在，就能证明我的结论是对的。

他曾专门向老聃问礼，这儿的礼不能偏狭地理解为人们之间交接的礼仪，还包括相关的政治制度，诸如法律等。

老聃是当时周王室负责收藏室的官员，收藏室里存放着周朝的礼仪典章的文字资料，他自己不但精于周礼，对于当时的各种礼仪也知之甚详，《礼记》载有孔子转述老聃关于丧葬细节的谈话。

掌握了周礼的孔子自以为怀揣瑰宝，开始了他的求仕之旅，但是他的仕途非常的坎坷，几乎是处处碰壁。孔子是那个时代政治学的大宗师，他有着许多出仕的机会，但都在他手中浪费掉了。

纵观孔子一生，一方面急于求仕，一方面却总是把握不住机会，这是一桩非常奇怪的事情，它反应了孔子当时矛盾的心理和他身上所具有的一种政治上的洁癖。

他的这种矛盾心理体现在许多地方，鲁国作乱的家臣招他，他意欲前往。孔子的这种想法大违他平时的主张，所以子路非常不解。

后来晋国佛肸反叛，又来招他，他又想去，对此性子率直的子路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孔子实在受不了子路的啰嗦，说道：“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难道我是一只苦葫芦吗？总不能老吊在那里不吃饭吧？

这句话非常损于孔子光辉的形象，因此后来的许多人把这句话都解释成了“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呢？”

凭本事吃饭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不知道后世的儒家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来故意曲解孔子的意思，这是一桩挺恶心人的事情，它的恶心指数完全可以媲美那些学雷锋做好事故意不留名的人，难不成你帮人做点事，人家还会感谢你八辈祖宗不成？这种无耻的矫情，很有点政客的风韵。

在卫国，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事，他说：祭祀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军事方面的事情没有学过。孔子的回答是一种婉拒，也可以看做他的迂腐，他注定做不成管仲、晏婴、百里奚，他需要的是周文王那样的君主。

管仲可以不管齐桓公的好色和贪图享受，把一个本来还很混乱的齐国，经营得有声有色，使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中最有成就的霸主。管仲死了之后，齐桓公几乎没什么作为。

晏婴对于国君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齐庄公、齐景公都不是出色的君主，晏婴辅佐他们使齐国平稳的发展，始终不失东方霸主的地位。

对于名臣来讲，辅佐君主就像教学生，好学生有好学生的教法，孬学生有孬学生的教法，让资质六十分的学生考到七十分也是一种成功。

孔子在鲁国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他从仕时的鲁国本来是乱成了一锅粥的态势，国君失去权力、政出大夫之门是孔子之前的事情，到了孔子的时候，连大夫也失去了权力，被家臣篡了权，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陪臣执政。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利用各方的矛盾开始巩固国君的势力，他做的一件非常有名的事情是堕三都，堕三都的性质类似于汉时的晁错削藩，目的在于削减大夫的势力。

许多人指责孔子堕三都的行为，认为在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为了国君的利益，竟然削减鲁国城池的防御能力。这种观点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鲁国在孔子参与政治之前，国君已经失去了权力，季孙氏和孟孙氏还有叔孙氏三家掌握了鲁国的政权，三家各有各的心思，并不同心，即便把城邑修到天上，也是散沙一盘，并不能正直抵御别国的入侵。

更有意思的是，以季氏为代表的三家大夫篡了国君的权力，他们自己的权力又被家臣剥夺了，这种情况下，大家各怀鬼胎，哪里有精力和能力应对外来的入侵？

国君与三家大夫成了精神领袖，没有实权，他们都迫切需要把失去的权力再夺回来，在这一点上，国君与大夫的立场倒是完全一致的，孔子就利用这点开始了堕三都的工程。

当然，这又是符合古制的事情，按照古制，大夫城邑的规模不能超过国君都邑的三分之一。

大夫的城邑防御低了，就不敢做太出格的事情，国君的位置坐稳了，再来实行仁政，争取国人的拥戴，然后按时组织田猎，训练国人的军事技术，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了，战力增强了，然后就耐心的等待吧，等待周围国家出乱子，那样鲁国的机会就来了。

这是孔子堕三都的如意算盘。

孔子先堕掉叔孙氏的郈邑，又堕掉季氏的费邑，顺便赶走了反叛的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在堕孟孙氏的成邑时遇到了麻烦，遭到了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的顽强抵抗，鲁定公帅人围城，没有攻打下来，由于担心在边境虎视的齐人，堕成邑的事情只得作罢。

许多人认为孔子的堕三都失败了，这是一种误解。

堕三都的目的是为了削减大夫以下的势力，这已经做到了。而且，如果假以时日，寻找时机，成邑未必堕不掉，——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孔子不得不离开的事情。

齐景公派人给鲁定公送来一批美女玩好，鲁定公接受了，玩得不亦乐乎，三天没有上朝听政。

如果是换做管仲或者晏婴，他们一定会有别的处理办法，但现在遇到此事的是孔子。子路对孔子说：先生可以离开了（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有些恋恋不舍，说：再等一等，马上要郊祭大典了，如果能接到国君赐予的祭肉，我们还可以留下来。

对孔子来说，国君颁赏祭肉是一种象征，表示他虽然留恋女色，还没有忘记国事，一切都犹有可为。

郊祭结束了，孔子没有等到他所渴望的祭肉，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在鲁国的政治生涯的结束。

知道孔子走，季桓子很遗憾，他说夫子是因为那群女人的事情怪罪我啊。

说这句话的时候，季桓子的心里也许带有一些愧疚。

食色性也，喜欢女色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李世民个人生活糜烂得一塌糊涂，仍不妨碍他在魏征的辅佐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明君。

鲁定公也好，季桓子也好，虽然贪婪女色，但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鲁国，不能求同存异，拉着他们一起向前走，孔子也有失误。

这件事情显露出孔子理想中的政治一直是君贤臣良的礼乐制度标准模式。

晋国的佛肸占据中牟叛乱，招他的时候他都想去，莫非一个鲁国还不如晋国的一个中牟吗？这件事情也透漏出了另外一点信息：对于鲁国他付出的太多，在事情开始有起色的时候，鲁定公、季桓子又要沉溺于女色，孔子心中的沮丧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从子路劝孔子离开的语气来看，孔子在从政的过程中，对于鲁国当权的君臣似乎有一些不满，他的为人的原则让他选择了沉默，最后这一件事使他的忍受到了极限，再加上子路这位喜欢架秧子的徒弟，想不离开鲁国都难了。

孔子是一个好的政治理论家，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政治家需要同流合污，他没有这种精神。他的政治洁癖影响了中国2000年，养成了一大批迂腐的好人，崇拜他的人，学习他的人很多都遭了秧，有好人不得好报之说。

夹谷之会是孔子在鲁国从政时发生的又一件大事，代表了孔子人生中的另一种精彩。齐鲁两国国君为了加强双方合作及睦邻友好，准备在夹谷举行会盟。齐强鲁弱，这种盟会本来就难有什么公平，羊与狼的盟会，对羊来讲，能让狼少吃几只羊就算是胜利。

像以往的许多次会盟一样，条约的主导方当然是势力强大的齐国，条约也将按照齐人的要求签订。但齐国的这次行动有更大的图谋，他们不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认为劫持鲁国国君比谈判来得更直接，收获也会更大。

劫持鲁定公，逼他答应所有的条件，再放掉他，如果鲁国不履行盟约，随时可以以此为借口攻打鲁国，这就是齐人的如意算盘。这跟黑社会讹诈是一个道理，拿刀逼着你写一张本来没有的欠条，然后再拿着欠条向你索债。

对于国家之间来说，势力就是硬道理，但大家都不要太过分，过分了容易被四两拨千斤。齐人的算盘虽精，却看错了一个人。

在夹谷会盟之前，孔子去过齐国，大概孔子的彬彬有礼留给了齐人懦弱的印象，所以当他们知道是孔子协助鲁定公参加这次会盟的时候，对劫持鲁定公就更有把握了，这个劫持计划简直就是为孔子量身定做的。

孔子是君子，但君子并不是傻子。

对于齐国的图谋他似乎早有察觉，所以临行前他准备好了军队和武士，他没有说做这种准备是为了防备齐国的别有用心，只对鲁定公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

在会盟的过程中，齐人让莱人上前劫持鲁定公。莱人属于莱夷，是当时生活在胶东一带的人，后被被齐国征服，成了齐国的附庸，指使莱人的好处是一旦事情有变可以把责任推在莱人身上。苟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关键时刻，孔子一边保着定公后退，一边招呼鲁国的武士上前救驾，一边大声呵斥莱人，一边又对齐景公说：两国君主友好会盟，边鄙之人竟然凭武力来捣乱，这是齐君对待诸侯的态度吗？况且夷狄不能扰乱华夏，武力不能带来友谊，这样做违背了神意，丢弃了德义，失去了礼仪，国君您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齐人用莱人来劫持鲁定公，给自己留足后路，也给了孔子一个机会。华夏民族崛起过程中与四夷之间由于利益冲突而战事不断，所以周人对蛮夷戎狄民族既轻视又提防。

莱人属夷，于礼法论，在这种盟会上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还要动粗？孔子以此为据斥骂莱人，骂完还不忘给齐景公一个台阶：这些事跟您没有关系，您一定不会支持他们这样做的。

被打了一棒子，又在嘴里塞上甜枣的齐景公见无法得逞，只好让上前动手的莱人走开。许多人认为孔子懦弱。其实孔子只是不喜欢人们逞强。他说过：勇而无礼则乱。勇敢如果超出礼法的限制就是祸乱。

在孔子眼里，真正的勇是做应该做的事情，不管多难，多危险，如果该你但当，都该毫不犹豫地去做。

谈判时，齐人说：齐国军队出征，鲁国必须派三百乘战车协助，违者按盟誓惩处。孔子让人答复：我们可以协助，但是齐国必须归还我汶阳之田（鲁地，之前为齐国侵占），违者也如盟誓惩处！

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它常常会为人们演出一些重复的故事，战国时蔺相如协助赵惠文王参加秦赵的渑池之会是夹谷之会的2.0版。

夹谷会盟之后，齐国按照盟约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史记》对夹谷之会的记录与《左传》的记述稍有不同。

按照史记的记载，齐国归还鲁国田地，是孔子坚持礼义的一次胜利，是因为齐景公在会盟过程中不以礼为，得罪了鲁定公，作为赔礼的红包。这种说法明显经过了儒者的加工，粉饰的痕迹很重，旨在夸大礼义的作用。

其时齐大鲁小，齐强鲁弱，齐国在盟会上敢公然劫持鲁国国君，就是得罪了鲁国，齐国又何惧之有？如果在鲁国纷乱的形势下，孔子左右逢源，展现了他权变的一面，那么夹谷之会则展现了他机智武勇的一面，他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孔子并不是不懂权谋，只是他认为君子无需权谋。就像夹谷之会，明明防着对方使奸，却只以礼法而行，按照礼法去准备，无论对方使奸与否，都可从容应对。

利在仁中，智在礼中，对于孔子而言，礼乐制度是古今所有学问之集大成者，无所不包。礼义本身包含着机智权变，却又不以权谋的面目出现，包含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却只一个仁字概括。

无论他在鲁国的所为还是再夹谷的表现，都是以礼而施，就像一个武术大师，一招挡尽天下诸招，在孔子眼里礼乐制度就是武术大师眼中古往今来的顶级拳法，它完美得又像一个美人儿，宽一分则胖，减一分则瘦，容不得半点的更改。

如此完美的制度人们却不肯好好地奉行它，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礼乐制度给人们制定的标准太高，在这个标准下作普通人容易，做一个好的君主太难。可以这么讲，由下而上，越是地位高，则意味着承担着越繁重的责任。

这也就是有些人不得不放弃自己职责的一个原因，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会发现，对比于今天，那些做得非常出色的君主，也常常会被指责乃至批判。

礼乐制度真是为了圣人准备的一套制度，恐怕除了圣人之外，没有人会有以它为准绳而甘之如饴的感觉了。

君王不愿接受礼乐制度的约束的因素有很多，孔子在仔细研究探索后发现，真正造成礼崩乐坏的实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执政者私欲的膨胀。

孔子认为，贪图享乐，不想承担责任，国君不肯再接受礼乐制度的束缚，这是导致礼乐崩坏的根本原因。

按说，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应该很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英国的贵族给英王订立一个大宪章，限制一下君王的权力，一切就都解决了。

但是，站在孔子的角度是不可能这样考虑的，中国不具备订立大宪章的文化氛围。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假扮乾隆的周庆书因为淫乱被刘墉抓了起来，在处理周庆书的时候，和珅对刘墉说：哪儿犯的错，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将他下面割了不就完了么？

在对待礼崩乐坏的问题上，孔子采用了与和珅一样的办法，问题既然出在执政者放纵私欲上，那就让执政者们克制一下自己的私欲就好了。所以，他主张通过执政者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守制度的约束，来修复被破坏的制度。孔子的这一主张称为“克己复礼”。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目的是恢复古制，对于不必克制自己也能生活的很好的人们来说，有这个必要吗？孔子正是忽略了这一点，能破坏制度的都不是普通的百姓。

普通人可以触犯法律，却无法亵渎法律，能亵渎法律的都是那些执法者，能破坏制度的，都是那些制度的维护者。对常人而言，他们就是制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法律。克己最初的目的本为复礼，在克己不能复礼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克己。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演变，在“克己”无法克制权力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向，转而要求小人物克制自己，供权力盘剥。这种转变用了很长的时间，克己变成了刻己。

礼法被破坏是因为个人私欲膨胀，孔子反过头寄希望于个人提高修养，控制自己的私欲，来实现复礼的目，而不是想办法寻求约束个人私欲的外部法则，总是把因果关系颠倒来使用，非常绕人。这是他在政治上不能成功的又一个原因。

鉴于当时的执政者放纵私欲，造成礼乐制度被不断破坏的现状，孔子认为只有国君、大夫大力加强个人修养，将自己的欲望克制在礼乐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才能修复被破坏的制度。

对上要求执政者加强修养，秉行仁政，克服私欲和惰性，无惧复繁，遵礼乐行事；对下要求人们遵从君子的领导，克尽己职，上下相合，自然国富民安。这是孔子心中理想国的蓝图。

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第二是所有人有极高的道德水平，劳动是人们的第一需要。

与共产主义理想相比，孔子的理想更容易实现，它只要求执政者有较高的道德素养即可。克己复礼试图约束的是权力，让权力者按照礼乐制度的规范为社会提供服务，换取自己的富贵。

由于当权者看不到隐藏在这种约束背后长期的利益，所以孔子奔波一生终无所成。礼乐文化这种不受待见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战国，那些礼乐制度的信徒，那些真正继承孔子精神的人，一直得不到重用。

孔子和他的理想一去不返了，但是他曾有过的努力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巨的影响。在孔子之后，人们将用以约束士大夫的道德转而来约束普通的平民，形成了儒家的个人道德理论。

与礼乐文化相比，儒家学者强调常人的个人修养，强调尽忠于权力，弱化或者回避掉了作为权力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

这是儒家文化与礼乐文化根本不同之处。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今尚无人能望其项背，但并不是说他是完美的，他在为中国的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的遗憾。

他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的巨大影响，这些原本对个人算不得什么的缺陷，才在他之后被不断地放大，成了之后文化与思想的毒瘤。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权力的抑制过分依赖个人修养。

克己复礼在理论上绝对能解决当时所有的社会问题，就像今天如果官员全部都恪守道德，就不会有贪官，企业主都恪守道德，就不会有奸商一样。只要大家恪守道德，就不会有危楼，就不会瘦肉精、羊肉精这等害人的东西，即便有，我们也会微微地一笑，毫不理会，绝不会用它来害人利己。

理论毕竟是理论，让官员都变成孔子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此，韩非子就很看不惯，他说，一个国家从哪里找出那么多贤人来管理国家呢？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人约束自己的能力就差，没有那么高的见识，还是法治来得更现实。

第三，很少谈及法治。

礼乐制度是法治与德治并举的制度，是发展基础上的德治，但是孔子却很少具体谈到法治方面的问题，也许跟弟子们没有问及有关系。

他先在鲁国做中都宰，后做小司寇、大司寇，都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了不俗的政绩，这说明他对法治的应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韩非子》中记载了有关孔子的一个故事：鲁人在郊外放火烧荒，因为风向的关系，大火向国都蔓延。

对此，鲁定公非常着急，开始召集人救火。当时，许多人都在城外追逐猎物，不肯过来救火。

孔子对鲁定公说：有两种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悬赏，另一个是惩罚，现在事情紧急，悬赏已经来不及了，用另一个法子吧。

于是下令：有不来救火的，按照战场上不听军令私自败退论罪。命令还没有传遍到整个都城，火已经被扑灭了。

孔子处于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执政者纷纷放弃礼乐制度赋予自己的职责，追求享乐。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孔子希望大家看到这种做法的危害，认识到仁对于天下国家的重要性，克制自己的欲望，重新回到礼乐制度贤人政治的轨道上去。因此，他对道德强调的过多了一些。

这实在也赖不得孔子，因为礼乐制度能制约权力的唯一法宝就是道德。尽管如此，孔子这种做法影响到后来，形成了儒家重德轻法的思想。

第四，政治洁癖，主张被动的反抗。

小企业里的老板，本来手下人手就不多，走上那么几位中层，在跑上一部分工人，老板就该慌神了。

在早期的时候，国家小，人口少，国君非常害怕被大家所抛弃，大夫都是有能力有影响的人，而且大夫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家族，一跑都跟着跑了。

老百姓虽然身单力孤，成群结队的跑起来，也很要命。所以，在最初的时候，用跑路的办法对付国君的胡来非常有效，国君和大夫一跑，国君就会紧张，一紧张就会收敛自己，国君肯收敛自己，大家又可以留下来。

这实际上是一种联动效应，这种联动效应可以促使国君时刻提醒自己，严格地约束自己。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因为兼并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跑几个人已经是算不上什么大事了。而且，因为国君的势力增大，有钱有势，总会有一部分人专门讨好国君，希图以此获利。

这一部分人不仅仅是只会附炎趋势，也有相当的能力，只是他们把自己的能力都用在如何巴结逢迎君王上面了。像齐国的易牙与竖刁，齐桓公想做什么，他们就帮着做什么，专门投其所好。

一边是严格的要求，一边是投其所好，两种势力交锋下来，经常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孔子的这些思想本就是礼乐制度中包含的思想，因为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所以也就随之移植到他的思想中，随着孔子在中国文化与思想中地位越来越重，这些思想也越来越深的影响着中国人。

孔子一生都在寻求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却总不怎么如意。他一边寻求着个人的发展的机会，一边也在做着另一件事情：广收弟子，将自己一生的所学传授了给他们。那些与周制度相关的内容，《诗》、《乐》《书》、《礼》、《易》、《射》、《御》，无不因他挖掘整理而得以系统地向后世传承着。

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建树的孔子，在教育上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每个时代，都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着祖先的留下来的文化。

孔子是有史以来，传承中国文化最着力、最有成绩的一位，有八个字似乎是专为孔子在文化传承上的贡献量身定做的评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中国的典章制度经由他的挖掘整理之后更加系统规范，经他的阐述而继往开来，这注定了之后的中国文化必然会烙上他的印记。

孔子死了，那个时代的喧嚣似乎也随之沉寂了下来。

当然，这种沉寂只是表面的，弟子们也许在个人修养上以及对政治的领悟上虽不及孔子，却在做着一件与孔子相似的事情：传道。

他们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在自己的社会里寻求着施展抱负的同时，也在向自己之后的人们传授孔子整理下来的学问。

在他们的传授过程中，经常会引用到孔子的曾经说过的话来为自己的讲解做注解，经常会把与自己老师一起探讨问题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弟子们听，以此来启发他们们。

人们将孔子讲过的话，将孔子弟子们曾经发表的见解，将孔子与弟子们的故事收集辑录起来，形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论语》。

《论语》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于它包含了孔子的思想，人们可以通过它学习领悟礼乐制度，从中窥视孔子如何认知礼乐制度，还在于人们对它的误读。人们对这本书的误读对后世造成的影响，远甚于这本书本身。

对于《论语》对后世的影响我想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一句准确的话来表达我自己的看法。我想说的是，《论语》对后世的影响是建立在人们对它错误解读的基础上的。

《论语》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书，我说它的神奇不在于它蕴含了多少思想，而是这样一本书竟然对后世产生了这样的影响。《论语》的绝大多数谈话章节都缺少语境，孔子与弟子们当时在谈论什么讲下了这些话？这些话又是针对什么讲的？对于儒家的信奉者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它们解释成自己需要的样子。下面为大家讲一下与《论语》相关的一些看法。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做一个政治家，他周游列国为的就是寻找出仕的机会。

按照礼乐制度来打造社会或者说把社会打造成礼乐制度描绘出的样子是他的梦想。这也是他弟子们的梦想。

他们围绕着他，跟他一起学习研究探讨礼乐制度，学习在规范的礼乐制度下，人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对他们而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把社会打造成礼乐制度规范的样子之前，先按照礼乐制度的标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合乎要求的贤人。在这套制度下，想做个普通人很容易，想做一个合格的执政者却是非常地难。

颜回曾经这样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看作衣钵传人的人。

孔子弟子众多，号称三千，连贤的带不贤的，能入他老人家法眼的就这么一位，都被礼乐制度折腾成这副模样，礼乐制度对贤人的要求到底有多高，用鼻子就可以想象得到。

子路、子贡、冉有、子夏等人全是当时的贤才，他们的能力为时人所认同，他们的德行也都可圈可点，颇有值得称许之处，但在孔子眼里他们依然做得不够好。逼得冉有实在没招了，只好投降，他对老师说：礼乐制度确实很好，这我承认，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达到你要求的标准，我的能力不够（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像这种偷懒不肯上进不愿严格要求自己的小伎俩自然瞒不过孔子的眼睛，所以他老人家毫不犹豫地戳穿了冉有的把戏：什么叫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是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你还没开始做呢，就先打退堂鼓（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据说，子贡也曾经给老师来过这么一回，最后给老师追问得张口结舌，只好认输，不得不咬紧牙关沿着老师的足迹继续走下去。

想不做都不行，真是要命。孔子对弟子们的这种要求体现出的正是礼乐制度的贤人性质。后人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这类言行辑录起来，成了一本书，它的名字叫《论语》。

一般认为，《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们整理出来的。

孔子死后，弟子们像老师一样向后人讲解礼乐制度。在讲解的过程中，拿出当年和老师一起探讨礼乐制度时候的故事来做例子，自是有事半功倍的功效。在信奉礼乐制度的人心中，孔子就是礼乐制度。这大概是人们收集整理孔子及其弟子们有关礼乐制度言行的初衷吧。

从《论语》现有的篇章结构看，前十章比较规范，看出来经过有意地归纳整理，雕琢的痕迹十分明显，最后以第十章作结。

第十章记录的是孔子日常工作生活的细节，算作是为孔子拍的纪录片，专为大家观摩学习用的经典范例。

后十章则比较杂乱，大概是《论语》前十章成型之后，有人感到仍不过瘾，又将一些自己认为很重要、前人遗漏的言行继续添加进来。

如果是这样，辑录《论语》的人除了孔子的直系弟子和三世弟子之外，还可能有更远世的弟子，至于远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

但无论如何远，也不会远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去。

到了汉初时候，从孔子家的墙壁里找出一套《论语》，用蝌蚪文写成的，不知道是什么年代藏到里面的，里面的内容与世传的本子差不多。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到汉初社会稳定下来这段时期，是礼乐制度传承史的一个空挡，不但表现在大部记录制度的典籍被销毁，还有掌握这些制度的人也大多被销毁了。

有460多人因为违反藏书令被秦始皇活埋了。

在当时了解这些文化与制度的人当然远不止这么多，这四百多人只是违反了秦始皇藏书令被埋掉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人虽然没有被秦始皇埋掉，却不是被战争埋掉，就是被岁月埋掉了。

到了汉文帝时期，政府下令重新收集整理这些将要消亡的文化的时候，这些文化的承载者们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世了。秦朝时的博士伏生，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将一部尚书藏进了墙壁里，到了汉惠帝时候拿了出来。

这本在秦之前算不得什么宝贝的书，经过秦变与战乱之后，竟然成了国宝。

到汉文帝的时候，朝廷想招伏生进朝，伏生却已经老得不能动了。

没有办法的汉文帝只好派晁错到伏生家里，由伏生口授，晁错笔录，开始了对《尚书》的抢救工作。

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了，话也讲不利索了，只得由他口述，经他的女儿翻译给晁错。这就是伏生九十传经的故事。就算伏生年轻时候能把尚书倒背如流，到了90多岁的时候能记得多少，记得是否准确都是一个疑问。

到现在《尚书》还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古至今不知道养活了多少研究《尚书》的专家。

如果孔子知道这种事情能羡慕死，他不但精通尚书，还懂得军事、政治、天文历法，甚至连卜算这等旁门也懂得一些，却只落得个周游列国的下场。

《论语》从它出现在世上那一天到现在，是一本被人们研究烂了的书，据说有关《论语》的著述达三千种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汉初《论语》并不是一本如何受重视的书，这与当时的文化形势有关系。

虽然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秦汉之际的战乱，礼乐文化的影响还在，尤其是汉初的政府对待文化采取的是开放式的态度，非常注重搜集古代的文献资料。

汉文帝时设立了《诗》、《书》博士，并设诸子传记博士。诸子传记博士主要研究诠释诸子百家的学问主张。中国文化，无论是道家、儒家、法家乃至农家，无不起源自礼乐文化，其主张的政治制度也含着礼乐制度的影子。汉景帝时又增加了研究传授《春秋》的博士。文景时期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全面式的研究整理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体来说，汉文帝与汉景帝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是开放式的态度，虽然有自己的偏好，但并不去特别抑制某一家。

到了汉武帝时，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文化又一次劫难的开始。这次劫难不像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么惨烈，却危害更大大，影响也更深远。文化的发展是需要全方位、多元素的，他就像人一样，需要多种营养成分。自汉武帝之后，中国文化开始走向了儒家一途。这注定了中国文化将走向畸形。

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向畸形，《论语》的地位也被人们越捧越高。孔子说过犹不及，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于一部书，过度的吹捧与贬低是一样的，最终的结果都是离真相越来越远。

《论语》的每一章大多是片言只语，但对于那些辑录者来讲，它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孤立的，《论语》中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一个故事，代表着孔子及其弟子对礼乐制度相关内容的解读。

所以，虽然它的记录非常简单，常常没有语境，不相干的人可能看得莫名其妙，但在收集整理者的眼里它却非常详尽，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故事，支撑在它背后的是整套礼乐制度。

正因为如此，研究《论语》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有把它放进它所在的历史环境中去审视，才能还原它的思想。

通过学习《论语》来了解礼乐制度这是秦汉之前的人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孟子在为人们讲解礼乐制度的时候，常引用《论语》中的章句来为佐证自己的观点。

如果说在秦汉之前人们尚能从政治的角度解读《论语》，把握住它的命脉的话，从汉之后则转向了从道德的角度解读这本书，把它当成了一本道德教科书。

从政治到道德，这一个华丽的转身将《论语》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长期以来，儒家们都以孔子嫡系传人自居，似乎唯有儒家才真正了解孔子，才有诠释儒家经典的资格。

而实际上，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思想与孔子的政治文化主张却是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孔子承认私欲，认为喜欢生活的安逸，色一点都是正常的人性，既然是正常的人性就需要得到满足和尊重。

从《论语》第十篇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非常会享受生活的人。满足和尊重人们正常的生活需求，还意味着要约束人们不正常的要求。这就是礼乐制度的目的，向人们提供好的社会环境，给人们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又不允许去侵害别人的利益。不允许侵害别人的利益，实际也就是保障了自己的利益不受别人侵害。承认私欲、满足私欲、约束私欲贯穿孔子思想的始终，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忠恕之道。

儒家也承认人都有私欲，却否认人们对正常生活的追求。一个害怕手术的盲肠炎病人央告大夫说：上帝既然让我有了盲肠，一定有它的用处吧。大夫说；是的，上帝让你长出盲肠，就是为了让我把它拿掉。私欲在儒家眼里，就像这位大夫眼里盲肠。

朱熹在解释克己复礼时曾经这样说：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

朱熹主张的是一种共产主义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没有私欲，以为他人服务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如果能明白这点，就会懂得共产主义这种痴人说梦式的理想社会为什么在中国特别有市场。

1、单纯的研究《论语》会发现，孔子对个人的道德要求非常高，这也是儒家将它作为道德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子所以提出如此之高的个人道德要求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要求全部是针对君子的，它是约束权力的一种手段。

君子，就是过去的执政者，或者想进入政府集团的准执政者。

换一句话说，这些道德要求虽然很高，却只针对统治者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但儒家却将孔子针对权力提出的道德要求的适应范围放大了，应用到所有人的身上。这种道德放大起到了两种作用：

一，道德转嫁，将原本用于约束权力的道德转嫁到了普通平民身上。

从表面上看，儒家并没有放弃对权力的道德要求。但在专制的社会里，儒家对权力的要求只能是象征性的，纵算他们有心也没有胆量没有能力去要求权力做什么。相反，有时为了迎合权力，人们倒是想尽办法为权力开绿灯。

道德转嫁的结果是模糊了文化的视线，使许多人都忘却了我们的先人为什么要提出这么高的道德要求。

二，夸大了道德的作用。

这种做法使道德在中国承担了许多它不该承担也无法承担的职责，这样做的结果将导致道德畸形。道德在中国是万能膏药，没有它治不了的病，没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像蘸了人血的馒头。

馒头只能解饿，如果蘸上人血连解饿的功能也失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它什么病也不能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一方面中国社会在不断提倡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道德，一方面人们却连基本的公德都没有。

人们鼓吹雷锋，现实里却没有几个人愿意像雷锋一样活着。当有人出来反对这种背离人性的道德的时候，有许多支持者不惜以各种污秽的语言来维护雷锋这个高大全的形象。

用污浊的来维护高尚的，人们的行为和自己的主张经常这样相悖相反，这是不是说明那些过于高尚的道德并没有感化它的信奉者们？

人们从骨子里已经不再相信道德，却不敢说出来。当道德高到常人无法企及的时候，除了造就道德谎言，再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究竟世界上有几个民族会像中国人这样喜欢意淫道德，强奸道德？

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儒家们转嫁道德并盲目鼓吹夸大道德的作用造成的恶果。

伴随儒家文化兴盛的是我们的理论道德越来越高尚，权力越来越专制，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御用文化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自是不言而喻。

《论语》记叙的是孔子师徒对礼乐制度的解读，《论语》代表着一代政治与文化的大师对那个时代制度与文化的见解。

如果从孔子之后，人们研究礼乐制度时常常要参考《论语》的话，那么今天的人们研究孔子、研究《论语》则需要参照礼乐制度。

只有放在礼乐制度的背景下研究《论语》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

自汉以后人们开始肢解礼乐制度，将礼乐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拆分开来研究。《诗》、《书》、《礼》、《易》、《春秋》，本来有一根线将它们贯穿在一起，现在连结礼乐制度各个组成部分的这根线在忽然之间消失了。

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研究《礼》的大师、研究《春秋》的大师、研究《论语》的大师。随着这类大师的越来越多，礼乐制度被肢解得就越来越支离破碎，不复往日的风采，礼乐文化随之也就变成了一个传说。

儒家文化是扭曲了的礼乐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研究《论语》，自然难得其本旨。

哈哈镜映照不出真实的人物面貌。

脱离了礼乐制度，脱离了孔子所处的时代，离开它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将《论语》单纯地当做一本常人的道德修养教材，儒家对《论语》的解读最终走入歧途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明白这一点就会懂得为什么孔子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的追求，而自诩为他的信奉者们却要千方百计地为他遮掩。

在孔子眼里，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当行为，崇尚美好生活是正常的人性。

但在在儒家眼里富贵却是丑陋的，它总是与高尚的道德冲突。

所以，随着儒家垄断了孔子思想的诠释权之后，人们对富贵的态度就变成了这样：一边用粪土来称呼能带给人们富贵的钱财，一方面又恨不得搂着粪土睡觉。

《论语》已经陪伴了人们千百年，千百年来人们不是努力去寻找它曾经的真相，而是一直试图将它打扮成自己希望的那样，不断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诠释《论语》。

人们为它流的汗水越多，它离人们越远。

对今天的人们来讲，它依旧像一个淤结在泥土里的古董，只有像考古工作者一样，拿起刷子，细细刷洗掉附在上面的尘污，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见到它往日的风采。

如果把《论语》作为时空穿梭机，穿越时光隧道，重新把目光聚焦在礼乐文化上的时候，我们还能发现些什么？

被人们捧上天的《论语》其实质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关于礼乐制度的一些论断，其中也夹杂一些别的，但是不多。孔子整理过许多著作，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专著来阐发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有许多，许多人只是阐发，他的观点由后人记述整理，再传给后人的后人。

与这些人不同的是《论语》太不系统，原因前面已经论述过，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孔子的谈话多针对制度而言，对于当时的学者们只须记录这片言只语就可以完整地理解孔子的思想。

但由于中国文化出现断层，《论语》与当时经典的这种联想被割断了。同样是作为对制度与文化阐发的孟子与荀子的情况则好的多，他们的思想比较系统地留了下来。即便如此，通过前面对制度与文化的介绍，我们仍可大部地还原与了解孔子的思想，并由此反过头来再审视那个时代的制度与文化。

首先谈第一点，德治与法治的问题。

德治和法治的问题是一个在中国纠结了两千来年的问题，到现在人们还是为此争得不亦乐乎。

法家批评德治，他们认为道德这个东西太虚，还是法律实在，看得见摸得着，写在纸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都能一目了然。

儒家批评法治，说法家的东西就是为了虐民，都是酷吏，还将秦朝倒霉完蛋的责任全部推给法家。

有意思的是法家和儒家从来没有真正面对面地交过手，没有互相辩论过。只是儒家上台坐稳了中国文化的庄之后，开始猛批法家。

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儒家就是认为法家多么不好，或者多么可恶，而是在诸子百家之中，法家针对性对礼乐制度的道德治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法家和道家都曾经批判过道德治国的缺陷。道家比较圆滑，讲究无为，也没有真正实在的执政纲领，反驳起来没有抓手，法家则不同了，有理论，有实践，小辫子一把一把的，想怎么抓就怎么抓，想怎么摔就怎么摔。

儒家骂法家是酷吏，但放到现实里人们会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酷吏，而是纯道德，一旦权力占领了纯道德的高地，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需要宣布你不道德就可以置你于死地，想灭谁灭谁，非常可怕。

近代许多国家用血的历史验证了这一点。

儒家一向标榜自己是孔子思想文化的嫡系传人，既然儒家倡导道德治国，自然是从孔子之处继承来的，这似乎不该有任何疑问的。事实如何呢。

《论语》里仁篇有这样一章：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按照儒家的理解，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君子心里总想着怎么才能让自己的道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小人则只知道贪图安逸；君子害怕刑法，所以会尊敬守法，小人则只知道贪图私利，所以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做。

无论是从字面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这样理解似乎都不错。要搞清楚这四句话的真正含义，首先要搞懂君子和小人的含义。

君子一词最初的来源指君之子，君是国家、部落的首领，君子指国君的儿子。

通常情况下国君的儿子都会参与管理，君子由此延伸成为执政者的代词。《春秋》中记载的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多是国君的后代，孔子的先祖是宋国的国君，鲁国篡政的三桓则是鲁桓公的后代。

这种现象为君子含义的演变提供了佐证。君子演变成执政者的代词的时间非常早，《诗经》中许多篇章中提到的君子都是指执政者。

因为古代对执政者的要求很高，从工作能力到道德修养都有很高的标准，所以在春秋时期君子有时也代指有相当修养的个人。

小人指小人物，与地位高于自己的官长对话时，用于自称，指个人的地位低，有尊敬对方的意思。

冉有是季氏的家臣，与季康子对话即以小人自称，孔子跟鲁哀公对话，也曾自称小人，这种谦称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久，后来的戏文和话本里到处可见它的影子。

小人后来扩展为民众的代名词，民众的整体社会地位都不高。

在春秋时期，君子和小人通常用来作为社会阶层的划分，这种粗略地划分有点类似将今天的人们分成国家工作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比如一个国家的使者到另一个国家去，会向对方这样介绍自己国内的情况：俺们国家君子们是怎么想的，小人们又是怎么想的。

这样介绍的目的是告诉对方俺们国家的领导们是怎么考虑的，而一般群众又是怎么想的，通常含有威胁的成分，绝对不是说自己的国家里除了道德高尚的君子就是行为污浊的小人。

总体来讲，春秋期间小人没有很多的贬义。

孟子在谈到周武王伐纣，纣王的臣民纷纷响应时说：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小人。

这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人们有时还用君子代指执政者小人代指普通老百姓。

如果小人代表一般的老百姓的话，孔子的这几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