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商林语溪岸3号院:张学智：张岱年思想的特质与名称

张岱年先生逝世后，关于他的思想的讨论日渐增多，其中涉及他的思想的特质，他的思想体系的名称，他的思想的理论渊源等问题。论者多以“综合创新论”或“解析的唯物论”指称张岱年的思想体系，笔者则提出，张岱年思想体系的名称应为“综合的物本论”，只有此名称才能概括张岱年思想之全，才能道出张岱年哲学贡献的独特性，才能把张岱年对于只重分析的实在论、排斥形上学的逻辑实证论、贬抑中国哲学的西化论的反对等重要方面凸显出来。以下尝试论之。

一、文化上的综合与哲学上的综合

张岱年一生的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哲学、哲学史、文化理论。他的哲学观，主要表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一系列文章与读书札记中，尤其能代表他的哲学观点的是《论外界的实在》、《谭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和“天人五论”。哲学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中国哲学大纲》、《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和相关论文。对于文化的研究虽发轫甚早，但成熟的文化观主要表现在八十年代后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其中多处提到“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论”实际上是指文化上的综合创新，张岱年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二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新出一种更高的文化。……近几年，针对文化问题，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也可能是胆大狂放，但是，我认为中国新文化建立，综合和创新还是重要的。”《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卷第252页。下引该书只标卷数与页码。张岱年还说：“我认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的中国文化，这个观点，针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全盘西化论’，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第七卷第14页）很清楚，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是一种文化理念、文化方针，不是一种哲学宗旨、哲学主张。综合与创新是这一文化方针的两个阶段或两个步骤，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观点的名称。文化上的综合创新不能代表张岱年的全部工作和全部成就，尤其不能代表他作为现代中国有独特思想体系的哲学家的哲学宗旨。

如上所说，张岱年在哲学上的主张应是“综合的物本论”，“物本论”颇费分疏，留待下节讨论。仅就“综合”二字说，哲学宗旨的“综合”也不同于文化观上的“综合”。张岱年于1936年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的重要论文，这篇文章是他前期哲学方向的宣言，也是他一生思想的基础，文中说：“这个综合的哲学，对于西洋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对于中国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第一卷第277页）文化上的综合指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它可以容纳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化因素，或把不同文化内涵、文化因素会聚在一起。在文化的综合中，不同的文化因素是彼此独立而和平共处的。各文化因素之间是疏离的，它们之“综”之“合”是汇聚而非融合。哲学上的综合则指不同哲学观点的融合，这种融合是水乳交融的。在哲学史上，只要是自成一说而为后人判定是创造性的，总是成功地嫁接不同的哲学因素而结出新的别具一格的果实，不是掇取别人的东西简单地缀合在一起。张岱年的“综合的物本论”之综合，是哲学上的综合，不是文化上的综合，他参照的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之综合理性论与经验论而成立先天综合判断。在张岱年的哲学中，唯物论、理想论、解析方法三者是同一个模型的不同方面。唯物论是其出发点和基础，理想论是其动力和归宿，解析是他的哲学所用的方法及所呈现的形态。它们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个模型虽然可以析为不同的方面，但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种综合可以叫“会通”。张岱年在论述哲学的思维特质时对会通的不同形式作了区分，他指出，会通是与解析相反的思维方式，解析是同中见异，会通则是异中见同，合同异为一。会通最重要的是兼综与融合。兼综有方面之兼综、观点之兼综与学说系统之兼综。学说系统之兼综指，凡是可以称作一个系统的，它必可拆为若干支系统；支系统中，一些是与实际吻合的，可称为真；一些是与实际不吻合的，可称为妄。“厘别一系统为若干支系统，分别其真妄，然后将众多系统中之近真的支系统融合为一大系统，便可得一较圆满之系统。”（第三卷第68页）“综合的物本论”之“综合”便有这种性质，它和作为文化方针、文化理念的“综合创新论”不同。“综合创新论”可以析为不同的阶段，可以先综合，后创新。这种综合包括不同文化因素的共处、碰撞、抉择、会聚等不同步骤。而作为哲学观点的“综合”，当它成立为一种观点时，就已经完成融合了。说“综合”是为了标明此种融合有不同的来源，不同的因素。综合与创新不是二个阶段，而是表示此哲学系统的形貌和性质。综合即是创新，创新即是综合。文化观上的综合创新，“综合”、“创新”都是动词，表示要将不同的文化系统、文化因素综合起来，吸收、消化，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哲学观点上的“综合”是形容词，它表示此种哲学观点是由不同内容、不同渊源构成的，可以详细地分析其内容的各个方面。文化是多种具体门类的统称，所以对它的综合必是一种方向性的、基调性的一般提法，而哲学上的“综合”因是对某个思想家哲学观点的指谓，因而必是具体的、有确指的。

有此诸多不同，所以本文提出，以“综合的物本论”为张岱年哲学体系的名称。如果代之以“综合创新论”，则容易给人笼统、折衷、无主、杂掇他人观点而机械组合为一个系统等印象。不但不能彰显张岱年哲学的深湛、有渊源，反而降低了张岱年哲学的价值。以“综合的物本论”为张岱年哲学体系的名称，其鲜明与独特可一望而知。此外，在张岱年之外另有学者以“综合创新论”为自己思想系统的名称，其学术渊源、理论基础、所包含的内容皆与张岱年不同，以“综合创新论”为张岱年的哲学宗旨则不足以与其他学者相区别。

二、分析与综合

1936年孙道升在《中国当代哲学界的解剖》一文中将张申府张岱年兄弟的学说称为“分析的唯物论”，后来的学人评述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多沿用孙道升此说，以“分析的唯物论”作为张岱年哲学体系的名称。这一提法有见于张岱年一生喜好分析，精于分析，长于理性而不喜神秘的东西的特点及他早年所受新实在论哲学家的分析方法的影响等事实。但仅仅以分析来概括张岱年哲学的性质，则有失偏颇，因为这一概括掩蔽了张岱年哲学的其他方面。只说分析，势必将张岱年主要从中国哲学中得到的关于人生价值、生活理想、人格修养及实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泯没不见，势必只以“天人五论”作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而不见他的哲学的其他重要部分，且易于把张岱年认定为一个只接受了西方的分析方法的学者。最重要的是，这种概括与张岱年关于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明确说法不合。

的确，分析是张岱年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岱年即秉持其兄张申府提出的“列宁、孔子、罗素三流合一”的主张。《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所提出的“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是对张申府以上主张的承继。张岱年早年受其兄影响，深喜摩尔、罗素、博若德（C.D.Broad）的分析方法，奠定了他喜好分析精于分析的基调，他的“天人五论”可以说是运用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典范。此时形成的哲学训练和思维倾向，伴随了他一生。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受分析之赐甚多。他的根本观点是，哲学的性质，哲学方法的特点，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哲学思想是反省的；其二，哲学思维是解析的；其三，哲学思维是会通的。而所谓反省，重在对已有经验加以厘清和剖析。他对解析所做的释义极为精详。他认为，解析大体可分为二个方面，一是名词概念的分析，二是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对名词概念的分析又分为四个方面：（1）名词的意谓的分析，包括歧义的辨别与意谓中诸要素的厘别。（2）命题的分析，包括命题歧义的辨别，与命题的剖分，即将一命题层层析解为最简单的命题。（3）问题意谓的分析，亦包括命题歧义的辨别，即辨明论点，确定争端的核心与范围；与问题之剖分，即化大问题为小问题，化复杂问题为简单问题。（4）论证的分析，即论证层次和顺序的辨别。对经验的分析可分为三层：（1）经验所含的要素的辨别。（2）诸要素间关系的察识。（3）辨识一现象与其他现象的异同，由此决定一现象的特点。（见第三卷第66页）以上关于分析的方面、步骤的说明博采众家之说，极其详明，很好地表现了张岱年的思维方法。

张岱年在《逻辑解析》这篇文章里也说：“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即逻辑解析(Logical  analysis)，或简称解析。逻辑解析可以说是20世纪初以来在哲学中最占优势的方法，而且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多数第一流的哲学著作全是用逻辑解析法写成的。逻辑解析对于哲学实可以说有根本的重要。如欲使哲学有真实的进步，更不能不用解析。”（第一卷第177页）这可以说把分析法摆在了最重要最根本的位置。但分析只是一种思想方法，只是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此后尚有许多方面的工作。张岱年把哲学大致分为二类，一类为批评的，一类为玄想的。批评的哲学重在破，重在寻疵抵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分析方法为此种类型哲学的胜场。而玄想的哲学则重在立，在思想方法上重综合、重直觉。此种类型的哲学往往引向艺术和宗教。张岱年的哲学因在逻辑分析中贯注了唯物辩证法，贯注了中国哲学擅长的理想论，所以，他虽然承认分析的重要，但不以分析为哲学的唯一方法。这一点，张岱年在《哲学与分析》这篇文章中曾严正提醒：“对于解析，我们注重两点：一，哲学不可离解析，解析是哲学之基本功夫；二，哲学又不可以解析自限，且在解析法之外亦非无其他方法。”（第一卷第269页）他主张将分析方法作为厘清问题的含义，分辨名词、命题的意谓，消除含混笼统的工具。张岱年对当时流行的只重分析不重综合的思想方法有尖锐批评：“因解析派的昌盛，乃有一颇流行之见解，即认为唯科学观念之解析乃哲学之专门本务，于是一般宇宙论人生论乃被摒于专门哲学之外，此实是不可不辨之谬误。”（第一卷第270页）他反对维也纳学派将分析方法发展到极端而导致排拒形上学甚至取消哲学。他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不能没有哲学以鼓舞人心，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众抗敌的意志，指陈国家兴废的大计。他的目的是以分析为手段、为基础、为前提，在经过分析的扫荡廓清之后建造有利于民族复兴的新哲学。而建造是一综合的、贯通的工作，所以他强调解析之后的会通：“哲学之中，虽亦有区分，要不失其为统赅的研究。而哲学对于经验与事物之探讨，以观其会通，得其全象为宗旨。”（第三卷第64页）在论述逻辑解析的意指时，张岱年也强调“慧观”、“洞察”等整体关照的工作，他说：“逻辑解析也非否弃‘慧观’，而且极需要慧观，所谓‘哲学的慧观’（philosophical insight or philosophical vision）,在解析上实大有重要。逻辑解析最后之得结果，大概大部分是依靠慧观的。逻辑解析而至于无归宿，无结论，即由无慧观所致。……没有哲学慧观，虽有精密缜细的解析，也难于有结论。慧观与解析乃是不可离的。”（第一卷第179页）可以看出，张岱年是非常重视分析之后的慧观、洞察等融合性、兼综性的活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仅以分析方法为张岱年哲学体系的特征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此外，张岱年终生服膺的辩证法即强调分析与综合这矛盾的双方的对立统一。张岱年接受辩证法甚早，1932年即写有《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二篇文章。虽对辩证法的内容所说甚为简略，但以后的文章中认识逐渐丰富，次年在《辩证法的一贯》中所讲到的辩证法的内容，则与后来唯物辩证法基本一致。文中说：“据我体会，辩证法的根本概念可以说是：发展，变化，矛盾，联系，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否定，综合，斗争，突变，扬弃等。根本原则可以说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对立之统一，矛盾之协调，事物由量的变化而达到质的变化，由质的差异而有量的差异，否定之否定，矛盾的主导方面的作用等。”（第一卷第89页）在张岱年的思想中，辩证法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其分析不仅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命题、根本观念需用分析法加以厘清，更重要的是，辩证法在统一中见对立，在同一中见杂多，在相同中见不同，这是分析法的应用。但另一方面，辩证法包含综合，即多中见一，异中见同，杂中见专。辩证法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所以张岱年说：“辩证法于解析之外更重综合，解析与综合，实是不可一缺的。”（第一卷第270页）在《逻辑解析》中也说：“除逻辑解析法外，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尚有辩证法。辩证法方面很多，其一方面也是一种解析法，即所谓辩证的解析（dialectical analysis）。……辩证的解析即在发现一概念、一观点、一理论如何包含了其反对。在辩证解析之外尚有辩证的综合，乃看出两个相反的概念非绝对的相反而可相融，两个相反的学说、概念，亦非绝对的相反，亦可相融，辩证综合与辩证解析在应用时，只是一个历程之两段。由辩证的综合，乃能兼摄各方的真理而不蔽于一曲。”（第一卷第180页）可以看出，分析方法虽是张岱年最喜用、最擅长的思维方法，但相对于他更广大更深微的哲学内容，更深切更紧要的文化关怀来说，仍是局部的，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部。他总是在运用逻辑分析的同时，提醒人们注意哲学思维之全，注意多元文化多元哲学中其他学派的方法，并批评片面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乃至于将哲学推到无意义、无价值的境地这种错误。所以，仅以分析来命名或说代表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不见得恰切、允当。“分析”二字只可说明张岱年哲学的基本倾向和一般特点，不能概括张岱年在哲学、哲学史和文化问题上所做的全部工作。
 

三、“理想”与“物本”

在张岱年哲学思想的构成中，理想是重要的方面，但“理想”这个词用法有些含混。“理想”在张岱年早期的著作中，其义大致有二：一指理想论（Idealism）的简称，而理想论即“唯心论”；二指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此“理想”与实际相对，如“人生理想”、“理想世界”、“实现理想”等语所指谓的意思。张岱年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作为综合之一要素的“理想”，实包含以上两义。而两义的内容是有关联的。

张岱年首先从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待唯心论之重要与不可或缺。他认为，在世界哲学史上，唯物论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发展得最充分的是唯心论哲学，世界上重要的哲学家大多数是唯心论者。他说：“唯心论乃是世界史上最发达之哲学，其理论最丰富，其系统最完美，故亦实非无卓越之贡献。”（第一卷第266页）唯心论之优长与贡献何在？张岱年认为：“唯心论之优长即有见于宇宙之赜，而不以简化为捷径。而其贡献尤在于认识人之力量，心之作用，能知理想之有力，而创立并宣扬伟大的理想以指导人类的前进。” （同上）他并且指出，唯心论乃哲学史上不能不有之发展阶段。他把世界哲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原始唯物论或曰机械唯物论阶段。由怀疑此阶段哲学之粗浅、幼稚而生第二阶段，即怀疑论及唯心论阶段。怀疑论之发展，便成为专门从事概念分析的实证论，实证论亦与唯心论相通。由此便发展至第三阶段，即综合了原始唯物论、实证论、理想主义的唯物论。这里张岱年对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其渊源何在、正确与否且不深究，需要注意的是，张岱年心目中完善的、最终的哲学体系是包括理想主义于其中的新哲学。并且认为，这种哲学符合中国当时的需要。他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中提出，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应该满足四项条件：一，能融会中国先哲的精粹思想与西洋哲学的优长之处为一个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三，能创发出一个新的一贯的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适应。能满足此四项条件的哲学在内容上必须有如下特征：从一方面看是唯物论的，从另一方面看是唯心论的；又是辩证的、批评的。此种哲学虽然承认心不能离物而有，物是心之所待，但承认物为根本，并非甘愿受物的限制而无所作为，必须敢于变革现实。

张岱年进一步申论，就中国哲学的历史而言，虽有唯物论传统，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唯心论。唯物论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中国哲学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大多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混合，他说：“中国过去的哲学，更有一根本倾向，即是自然论与理想论之合一。中国哲学家大部分讲自然论的宇宙观，而更讲宏大卓越的理想。西洋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那种绝然对立的情形，在中国是没有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综合唯物与理想，实正合于中国哲学之根本倾向。”（第一卷第273页）这里的“自然论”、“自然主义”实际上指“唯物论”，“理想论”、“理想主义”指“唯心论”。在中国的理想主义或说唯心主义中，张岱年看重的，是对道德理性的高扬，志存高远的胸襟，民胞物与的志向。而这些与“气”论基础并不相悖。这是张岱年综合唯物与理想的重要理论根源。没有了对唯心主义某些方面的肯定，就不能解释张岱年以他早年唯物的解析的思想何必能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广泛的研究。虽然张岱年尤为心仪的是王夫之、颜元、戴震的唯物论及重视经验、重视践形的人生论，但他也同样看重孔孟老庄程朱陆王。在他所主张的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中，固然以唯物论为基本，但实际上已经容纳了非唯物论的成分。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反复肯定、赞扬的新唯物论中已经扬弃了旧唯物论在宇宙论上的机械论，在知识论上的感觉论和人生论上的重欲论，而加入了辩证观、实践观、人之社会性，更重要的是，他在为未来设计的哲学中融入了理想论。如在知识论中讲知与行的统一，感或思的统一；在宇宙论中注重生生日新的历程，主张宇宙之一本多级中生命与精神对物的反作用。尤其强调人生论中应注重天与人、群与己、义与命、克物与善生、战斗与和谐诸统一。其中综合的性质极为显豁，实在是他所谓：“现在所论的综合，是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也即是唯物论、理想主义、实证论之新的综合。而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新的综合，实际上则更可以说是唯物论之新的扩大。”（第一卷第274页）这一宣言最显著的贯彻。

另外须注意的是，本节一开始即提到，在张岱年早期的著作中，“理想主义”、“理想论”实际上指唯心主义。张岱年当时多用“理想主义”而不用“唯心主义”，显然是为了避免误解。在当时国人哲学知识甚为贫乏，对西方传入的哲学多为耳食而又敬若神明，对由日本传入的社会科学译名多从字面去理解去联想，作文又文白混用等背景下，实有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张岱年的思想确有融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中某些因素的意愿。在这一点上张岱年与乃兄张申府在学术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张申府当年在北大读数学，其学术根底在西方传入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故其后专门研治数理逻辑，其传世著作也多在逻辑与分析哲学。张岱年早年虽在张申府的指导下所读多为新实在论者的著作，但张岱年自小即好深湛之思，自谓如庄子所讥“无思虑之变则不乐”，所思所虑多在形上学、知识论、人生论等领域。迨年渐长，愈不以一隅自限，所得甚为深广。尤其在26岁写出《中国哲学大纲》后，中国哲学史、文化问题为其终生研究的领域。虽早年奠定的唯物论和分析方法是他一生所用的利器，但仅有此二者绝不够。广大深湛的中国传统哲学仅有此类工具是无法研治的。综观张岱年一生的工作，确实是在早年唯物、理想、解析三者综合于一的基础上逐渐大成的。

还须注意的是，早年张岱年对理想主义，虽与他的实在论立场不相契，但尚不失温情的敬意。五十年代后，随着国人对唯心主义的普遍抛弃，随着以治唯心主义名家的诸多学者迫于政治压力所作的痛自批判，唯心主义成了过街老鼠。特别是在经历了因言罹祸的惨痛之后，张岱年不仅对唯心主义斥责有加，即使是有些掩饰色彩、温和色彩的“理想主义”也很少提及。即使在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形下也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减杀了张岱年思想的影响，相当多的具有非唯物主义立场特别是自由主义背景的学人因此轻忽甚至误解张岱年的思想与著作，这也是不能讳言的。

四、“物本”与“唯物”

张岱年接受唯物论甚早，这种接受是在比较了多种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而后做出的抉择。这一点在张岱年的多处自述、申论中都可以见到，且前后一贯。张岱年接受唯物论主要是出自其理智、诚朴的个性对常识的笃信和对王夫之、颜元、戴震的理性主义、刚健有为的践行哲学的喜好。特别是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深深为辩证唯物论所吸引，而后信持唯物论的。这一态度始终不变。张岱年自始至终是一个纯正的学者。

张岱年的哲学倾向于“唯物论”，这一点可谓棺未盖而论定。这里要辨别的是，“物本”与“唯物”二字何者更能代表张岱年的本意，何者作为他的哲学思想的名称更为惬当。

“唯物”二字，张岱年很大程度是沿袭了通行的译法，他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则提倡用“物本”，他说：“唯物二字出于译语，实亦可译为‘物本’，乃更显豁。（哲学学说名称，凡唯字皆可改为本字，唯物论应称物本论，唯心论应称心本论，如此可免许多误解。）”（第一卷第267页）张岱年继续申论，所谓物本论，其意为：一，物为心、生命、理之本，没有先于物而存在者。二，物的世界即一切，没有离开物的存在。三，研究哲学应该以对物的考察为起点。此“物”即宇宙。所谓宇宙，即是一大运动体，此体在运动中衍生其他事物。此体为基本、为先，衍生者为依附、为后。后不但为先所生，而且为先所制约。在写于三十年代的《哲学思维论》中，张岱年提出，从哲学史上存在的哲学类型来说，可大致分为五种，其中之一即物本论系统或唯物论系统。其余四者为心本论系统或唯心论系统、理本论系统或理性论系统、生本论系统或生命论系统、实证系统或经验论系统。这里“唯”字都用作“本”字。对于物本论，张岱年指出：“物本论有见于物质之为生、心、诸象之基本，物质之为理之所依附，物之范畴为解释生活经验之必需。……从基本观点言之，物本论实为正确。物为根本，此乃真理。而心本，理本，生本，实证论，皆以非本者为本，其宗旨皆误。从基本观点言之，物本论可谓比较接近于最真确的哲学。”（第三卷第10页）

从以上张岱年的论说看，“物本”较之“唯物”二字作为张岱年哲学系统的名称更为恰切，这是因为，第一，“物本”可以显豁地同其他唯物主义派别区别开来。唯物论自传入中国，以各种唯物论名其哲学系统者颇不乏人。张岱年以其深切的文化关怀，显著的时代精神、深厚的哲学底蕴创造出的哲学系统，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他是现代中国少数几个有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是现代中国哲学宝库中的优秀藏品。但自列于唯物论旗下的中国现代学人甚多，特别是中国大陆自五十年代以来，从苏联转手的辩证唯物论逐渐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它以泰山压顶之势矗立哲学界，君临一切哲学派别，离经叛道的各派唯物论迫于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循规蹈矩的各派唯物论则掩蔽不见。“唯物辩证法”对国人如雷灌耳，稍涉哲学者皆耳熟能详。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独立思想，真知灼见，自出胸臆，不随流俗的唯物论皆无喙自张，甚或惨遭杀戮。有幸面世者亦被轻忽视之，以为通行教科书的变种。在这种局面下，应显豁地揭橥“物本”二字，以表示其为一独特的思想体系。

第二，显示张岱年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中国近百年来思想界所遭逢的重大变故，一为西学的冲击，二为外抗强虏内争民主富强的诸运动。这些显著的事件，在哲学上皆有反映。特别是上世纪的前五十年，诸大哲性灵挺出，戛戛独造，其间独标新说者，颇不乏人。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唐君毅、牟宗三更是其中翘楚。张岱年的思想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独特的学术面貌，自可为一代宗师立于中国当代学术之林，但因种种原因，其学术未大显。而以“综合的物本论”作为名称将他的哲学系统揭示出来，就是要将张岱年班诸中国当代学术大师之列，让它放出应有的光彩，产生应有的影响。这样做并不是硬要拔高张岱年，让羞涩的中国当代哲学库藏徒然增加藏品，而是要使一个深埋的思想体系引起学人的注意。为此计，“物本”比“唯物”更具有独特性，更能代表张岱年思想的真实意指。

第三，“物本”可以消除误解。这是张岱年自己的意思。以“物本”代替“唯物”，以“心本”代替“唯心”，实是精湛之论。“唯”字确有误导之嫌，从字面看，“唯”字将“唯物论”承认的心、精神对物的反作用这一精义泯没不见。使人觉得“唯物论”只承认物的实在性，物的先在性，除此之外，无有他者。即使承认心、精神的反作用，在代表这一学说的名称中无反映，实为此名称之缺陷。且“唯物”二字之译名，不若“物本”有中国传统哲学之本末、轻重、先后义，且典实凝重。

此外，“唯物”之“唯”字带来的误解尚止于学术，“唯心”之“唯”字带给现代中国人的灾难，则不止于学术。长期以来国人耳食自苏俄传入的教条性马列教科书，无视唯心主义在中外哲学发展中所形成的深厚义蕴，将它说成虚骄自大，不顾事实，私欲扩张，瞎撞蛮干的代名词，判其为代表反动落后的世界观。稍稍有些哲学常识而头脑僵化的人，也将唯心主义看作坏的思想方法，以致国人厌恶“唯心”二字，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对唯心主义的误解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不可胜计，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今日不能说已经完成。今采纳张岱年的主张，以“物本”易“唯物”，有助于消除国人因“唯”而有的种种错误联想与认定，克服偏狭与固陋的心态。

第四，“物本”二字可彰显本至的观念。“本至”在张岱年思想中甚为重要，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即提出本至观念。在写于1948年，代表他五十年代之前思想的《天人简论》（又题《人与自然》）中，本至观念是他的整个思想的出发点。“本”者本根，“至”者最高成就。“本至”即天人。而天人秘奥之探究，乃哲学的根本任务。张岱年说：“哲学为天人之学。天者广大自然，人者最优异之生物。哲学所研究者即自然之根本原理与人生之最高准则。哲学即根本原理与最高准则之学。天为人之所本，人为天之所至。……本亦谓之原，至亦谓之归。原者原始，归者归宿。辨万物之原，明人生之归，而哲学之能事毕矣。”（第三卷第216页）本至代表本根与最高成就，也代表始原与归宿，而从本到至，从始到归是一个不断运动、不断演化的过程，这一意义引出张岱年的宇宙万物日新不息，新而又新的思想。且以人为自然界的最高成就，人能认识自然、认识自己以改变自然、改变生活，达到人生理想，这又引出张岱年知天戡物的思想。宇宙万物之顺序，一为本末，二为高卑，本末者有本然后有末，末待本而存在；高卑者有精有粗，先粗而后精，这又引出张岱年“一本多级”的物质观。更重要的，“物本”二字因有本有至，则自能综合唯物论与理想论，符合张岱年的一贯思想。张岱年说：“能知本与至的分别，则综合唯物与理想，无难。物为本，心为至，居间者为生。心是物发展之成果，受物所制约，而亦能反作用于物。……关于宇宙之真理当是‘物本’，而人生之理想则在于‘克物’。”（第一卷第268页）这里提出“物本”，并且以“至”为心，以本与至的分别而有唯物论和理想论的成立，然后考察二者间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关系，而有二者的综合。从中可以看出“物本”二字含义之广泛深刻。总之，“物本”二字因有本至、本末、本始与归宿等义的加入，可以引出许多丰富的内容，比“唯物”能更好地含括张岱年哲学思想的内容。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