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最新基准利率:陈徒手：北京郊区友好公社对外交往琐事

 　　一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依照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等惯例，北京先后在郊区建立了11个人民友好公社，各自承担与11个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民间外事任务。各友好人民公社自从命名以来，每逢春节都会与相关国家使馆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赠礼活动。尤其在1960年春节正逢经济困难，为了加强对外宣传人民公社的意义，中方有意安排各友好公社主动邀请有关使馆到公社过节，并送了一些公社生产的鸡、鸭、鱼、鲜菜等礼品。没想到，各使馆大都以大使(或代办)为首，率领全体使馆人员参加。国务院外办对此举评价甚高，刻意在事后报告中加以提携：“整个活动气氛融洽热闹，反映良好。”  　　随着中苏两党争执的加深，所在地区不同、关系深浅不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在面向中苏两大党的困窘境遇中，表现了程度不同的摇摆和略显差别的偏向。1961年后，在复杂微妙、不容差错的外交格局中，北京友好人民公社必须完成的对外交往就显得如履薄冰。与苏、东欧使馆的交往性质必然从热闹逐渐发展到扭曲，直至“文革”爆发，这种双方都无法忍受的来往总算告一段落。  　　二  　　1961年春节正赶上莫斯科会议结束不久。中苏关系稍有缓和，中方决意再主动进行一些友好团结工作，让北京现有的九个友好公社仿照去年再邀相关使馆去公社过年。北京市外办1961年1月28日为此向国务院外办呈送上一份《关于北京市各友好公社今年春节对外活动的意见》，内中称：“通过此次活动，以公社具体事例，进一步说明我党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如对方要求参观可以安排，由于去年农业受灾，副食品有些紧张，吃饭、送礼可比去年简单些。”  　　公社活动的费用可由市外事经费中报销，但如何掩饰公社的经济困窘确是一个难题(市外事办工作人员时常汇报：村里环境卫生较差、公社外宾休息室的厕所太旧太脏、会场标语横幅所用之布破旧、外宾拍摄穿破衣服的儿童、公社人员到使馆吃饭狼吞虎咽等)。但高层领导更担忧的是，如何把握住中苏两党关系乍寒时暖的适度。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张彦1月30日用铅笔在市外办的报告上批复道：“同意。请市外办将有关部门、有关公社负责同志早些开会，交代政策，作出妥善安排。既要搞得热烈，又要很好掌握分寸，搞得适当。”  　　在中方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属于一条心、不必刻意回避的兄弟国家，双方之间顾虑较少，公社干部的心态就很容易放开。从市外办汇报的材料看，2月14日越南大使陈子平率使馆9人来公社，事前越南代办就特意叮嘱不要大吃大喝，结果“简易会餐上谈笑风生，显得特别亲切自然”(中越公社干部语)：阿尔巴尼亚大使夫人、代办一行十三人在2月15日初一上午11时到达公社，照例就是双方表演节目、钓鱼、打枪，然后一起包饺子，其间活跃的使馆诗人恰奇一再提出要找个时间到公社，专门对爱好文学的社员介绍阿的文化、文学工作，公社干部满心欢喜地答允；大兴中朝友好公社以九个凉菜、两个炒菜和饺子款待朝鲜客人，还放映了《人民公社万岁》的短纪录片，朝鲜代办还贴心地表示：“朝鲜也很穷，也必须要苦干实干，才能建设好国家。”  　　此次春节公社过年，来的客人级别最高的为在京的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2月17日他带来使馆40多人，一下子让公社接待干部措手不及，显得忙乱，以致客人桌上的酒都倒上了，而炒菜还没有上。公社干部称，双方没聊政治性话题，只是说了一些家常话。2月15日保加利亚大使、来访的贸易代表团团长一行7人在公社吃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和饺子，但客人没有参与包饺子，只是参加一个座谈会。跟去的外事干部描述道：“到会的老人们对答得很好，都说'吃了面，吃了肉，年过得很好'。大使问社员黄子全去年收入如何?黄回答说，收入600多元，加上供给共800多元。”  　　中德友好公社报来一个账单，供市外办报销：“送使馆鸭子两只、鱼三条、青菜8种20斤，合30元。使馆外宾来公社过节15人，陪同15人，按每人二元计算，合60元。另纸烟15盒，6，3元，茶叶2元，糖果3元，水果8，7元。以上各项合110元。”  　　从整体来看，此次春节公社过年基本上相安无事，双方有意减少争执的意味。唯独中苏友好公社给苏联使馆送礼时，使馆党委书记、代办苏达利克夫大谈苏联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大力发展农业，开荒地，注意水利建设，养猪业也很发达，现有很多工厂正在为中国赶造机械。苏达利克夫还问公社干部，社员春节供应如何?吃几顿饭?收入如何?政治弦已经绷得很紧的公社干部敷衍答了几句，不敢多言语，就草草而退。  　　三  　　1962年春节，又遇上苏共22大闭幕后的复杂局势，中国声援阿尔巴尼亚批判苏联，苏、东欧国家不愿罢休。是否还要援惯例请使馆到公社过节，让外事部门踌躇了许久。最终国务院外办和外交部给各友好公社订下一个行事准则：“对阿、朝、越，特别是阿尔巴尼亚要搞得热情一些，对其他国家比往年略低一些，不要过分热情，礼到就行了。在接触中，仍应主动宣传三面红旗、公社优越性，防止泄密。有关中、苏、阿关系和反修问题，对阿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可主动表示支持和赞扬，对其他国家不主动谈此问题，如对方提出，对朝、越可多找共同语言，强调友好团结；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要提高警惕，防止人家钻空子，如遇批评，要坚决顶回去，但不与纠缠。尽量避免接触群众，不主动安排参观访问等活动。”(见1962年1月27日市外事办《关于九个友好人民公社春节活动的请示》)  　　在市外办草拟的报告中，原是“如遇挑衅坚决顶回去”，国务院外办改为语气稍缓的“如遇批评要坚决顶回去”。外交部苏联司一位陈姓司长给市外办打来电话，说送使馆的过节礼物可降低一点，送些萝卜、白菜就可以了。市外办主任辛毅当即向各友好公社布置，除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三国使馆以外，其他使馆只送鲜菜三四种，不送鸡、鸭、鱼。使馆外交官到公社吃年饭时，阿、朝、越使馆可吃4个热菜、2个凉菜和饺子，其他使馆只能吃2个热菜、2个凉菜和饺子。  　　市外办再三强调，活动要突出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主动进行一些团结友好工作。吃饭时要注意节约，切勿铺张，防止去年备菜多、吃花生米聊天等现象。由于农村供应困难和混乱，辛毅还特别关照一点：使馆外宾去公社的路途中要尽可能避开集市，如实在无法回避，就请公社当日将市场管理安排妥当。  　　受中苏两党相互较量的影响，各党之间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出现了相当微妙的变化，连原本称“亚洲兄弟党”的朝鲜、越南在政治表态时也略显低调，1962年到公社过节总体就显得暗淡、压抑。2月3日越南使馆只派出了临时代办等5人到公社，首次未谈及政治话题。朝鲜使馆也只来了临时代办，放映朝鲜电影时秩序较乱，群众随意出入，使馆汽车门被小孩拉开也无人及时制止，吃饭时菜也凉了一些。在半年前举行的庆祝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活动时，公社书记赵彪按常态曾向朝鲜人员坦率地谈了学习六十条的情况，事后被上面批评为“不分清内外，随便向外宾介绍内部布置情况”。这次公社干部更是谨慎异常，只能说一番报纸上的用语。  　　热情无边、表现毫无拘束，只属于阿尔巴尼亚外交官。2月5日大使及夫人、参赞带了34人(其中有儿童17人)上午10时就赶到公社，参观鸡鸭场时送给外宾小朋友十几个鸡、鹅蛋。在席间由于缺少阿语翻译，双方交流不畅，只能用中阿语言合唱两国歌曲。兴奋的大使则信口开河，向公社干部谈了蒙古党中央会议内部意见不统一、苏联驻缅甸大使压制缅甸群众团体成立缅阿友协等诸多事情，他还借酒劲骂道：“赫鲁晓夫很卑鄙无耻，他不会长久的，他的修正主义一闹，使一些兄弟党闹分裂，损失很大。”公社干部大都静静地听着，不知怎么应和。(见市委外事小组1962年2月27日《各公社春节活动情况》)  　　最拘谨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简短的祝酒词也要念稿子，几次出现冷场，他就会给公社干部递上糖和饼干，紧张地找一句话问：“看到报上讲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否和所有制有关系?”生怕给主人刺激，又急忙补充说：“以后有机会再谈。”  　　有意思的是，匈牙利大使、东德大使都主动谈到自己国家的农业困难，但最后都会不自觉地捎到中国几句。匈牙利大使说：“去年我们国家下半年较旱，秋作物不太好，影响畜牧业的发展，有了一些困难。粮食不够，匈牙利国小，可以靠进口解决。中国国大，依靠进口解决有困难。”东德大使说：“我们都是兄弟国家，没有什么不能讲的。我们的农业有困难，有反动分子捣乱，柏林封锁后好转了。农业问题不简单，得一步步解决。你们国家的问题也是农业。”(见1962年2月各友好公社春节活动汇报材料)  　　四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使馆(尤其是苏联、东欧)在北京的各项活动都受到中方各种名目的限制，与中共和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联络多少都带上程序化和表面化，中方有了较高程度的内部防范、提防的意识，“严防泄密、内外有别”成了涉外工作中再三强调的首要原则。这样就给使馆外交人员与中方接触、了解中方增添很大的困难，在高唱友好团结的主旋律之下众多外交官在一般工作层面上竟会难以展开。  　　实际上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方就开始有意疏离与外国人的接触，巧妙地不让苏联、东欧的专家、留学生参与所在中方单位的政治学习，不许中方人员向专家、留学生透露学习文件内容，斩断了使馆了解高层动态、下层生活的耳目关系。同时尽可能限制中方人员与外交人员的来往，连中方基层单位向苏联相关单位发出的十月革命贺电都要由中央外事办审核，有一回事前已认可但事后又觉得措词不妥，竟要求把几十个贺电连夜从北京市邮局追回。这样制造的紧张局势很自然使基层单位有了“排外”的本能，1962年11月国际电台对社会主义部欲做十月革命对苏广播专题节目，已获市外办同意，但北京有线电厂、第一机床厂等与苏联支援有关的工厂就坚决拒绝电台来人采访。  　　在友好公社参加对外活动的群众大都事先经过审查，教给一定的表达口径。从外事部门而言，要力求减少外宾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以防群众说话不慎暴露问题。1961年5月8日为庆祝捷克解放16周年，捷克使馆来公社放映《拉弹弓的人》，原订在小礼堂放映，但闻讯赶来的群众过多，临时决定移到大院放映，最后观看的人数多达上千人。就在这倒腾的时间段里，有20多位捷克使馆人员在公社院内休息停留。事后上级马上追查捷克人在此时是否与群众接触，有否发生泄密事故?责问主事者为何不把外宾立即请到休息室与群众割开?责令公社领导要还原当时场景，一一核查清楚。(见1961年5月中捷友好公社汇报材料)  　　外国人订阅中方报纸的范围也在不断收缩，理由是“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市委1960年9月14日致中央外事小组请示报告语)。1960年5月5日中央转发中央保密委员会的规定，其中第9条是“地方的、军队的报刊禁止出口”。邮电部党组也随即通知，邮局今后不再办理地方报纸的对外发行。许多报刊、出版社纷纷通告邮局，他们的报刊不订给外国人。截止1960年9月，在京外国人能订阅的报纸只有寥寥可数的12种，杂志29种，报纸中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新华社俄文电讯报》，甚至有一份《广播节目报》。此举首先招到驻京外国记者的严重不满，使馆方面也要求解决限制订阅，纷纷派员前往邮局询问原因，邮局向上频频告急。之后马上出现一个事先未想周全的难题：一些外国人不能订阅的地方党刊如《北京日报》等，一般都在北京市场上公开出售，如果外国人去买，是否同意卖给?  　　到了1960年10月底，国务院外办也觉得邮电部的规定执行起来确有一定困难，而且“会使我国驻外机构和人员遭到报复并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给人攻击我们的把柄”(见1960年10月28日国务院外办致周恩来、陈毅的报告)。虽然周恩来同意社会主义国家驻华机构和人员仍可准许继续订阅地方报纸，但经过此番折腾，驻华使馆阅览和收集中方信息的能力打了折扣，他们与中方联系的渠道变得狭窄和困难起来。  　　在这样交流阻隔的背景下，能有机会来到友好公社过节，亲身感性地认识中国基层单位的真实状态，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使馆来说已是十分难得、不可多求的机遇。所以使馆外交官员到了公社后就会迫不及待地询问，求解他们所关切的具体问题。连像越南这样被视为“亲兄弟国家”的使馆人员1961年6月3日借到公社劳动机会，在种白薯秧时都会悄声问身旁的公社干部：咱们中央是否有一个12条新政策，这新政策都是些什么?越南人连问三人，不得结果。事后昌平中越友好公社汇报说：“我们根据领导指示，均没有吐露，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没听说'，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毕竟人民公社如何运行?是否陷入困境?对中国经济到底影响多大?对在京外交使团来说还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团，是一个无法捅破的封闭大网。  　　从公社上报的文字材料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解渴一般的举动：  　　中德友好公社报告：  　　2月5日(初一)，(东德)大使夫妇、参赞等13人11时至下午2时在公社参加活动。气氛较友好，强调团结，也提反帝斗争，没有挑衅等情况。但也明显看出，他们是有准备、有分工地摸公社的情况。大使、一秘问公社的规模、干部分工、收入是否增加?有的问社员在食堂还是在家里包饺子吃?公社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可以合作。  　　在外宾追问下说了以下两个数字：一是一个强劳力每年收入400元；二是每个工分值(好队)约一角。  　　中捷友好公社报告：  　　2月6日11时到，1时半离开，大使为首的16人吃年饭。边吃边问，有四五个人做笔记。大使反复追问体制变化情况，是否从今年改成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什么要改?均未得到正面答复，转而追问1961年小麦平均产量，书记张廷亮告以90来斤(实际上1961年只40多斤，1960年是90多斤)。其他问题均给了不得要领的答复。副书记李连桂在参赞的围攻下，透露了社员口粮是330～350斤，1961年种3000亩玉米，平均每亩200来斤。后来公社干部转守为攻，问捷克的情况，对方才稍有收敛。  　　北京市委外事小组1962年2月27日据此编出一期简报向上报告，把外交人员爱问话的行为上纲上线：“一般使馆都企图利用和公社联欢机会，想方设法地摸我农村公社的情况，捷、德使馆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摸我公社各方面的情况。”实质上外办早已将公社的成就和不足、农业六十条及整社等问题事先理好了对外宣传口径，在具体数字上也给了模糊化的回答余地，并且还提醒公社干部“准备进行必要时适当的斗争”、“如果污蔑我三面红旗，明显干涉我内政时应当场驳斥”。使馆外交人员在这种境遇中已经很难摸到公社真实的情况，他们只能在“虚拟的语境”中满足一下探寻的心情。  　　五  　　从市外办下达的几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依据的是中央1961年、1962年“国庆接待指示”和1962年4月国务院外办《关于对外宾进行宣传的几点意见》等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的要点在于，保证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让各类敌对、不友好的势力获得把柄和攻击口实，防止消极的不利影响，打造一个密不透风、维护形象的铁桶般世界。  　　驻京外宾最爱询问基层单位的生产数字，因为外国人觉得单纯简单的数字比存在的事实更易打听，也为中方接待人员容易接受。市委外事小组的请示报告中称：“如果不讲几个具体数字，往往引起外宾的怀疑。”因此中央专门下文指示：凡是可以推算出全面数字的、技术上保密的，以及对外公布会造成不好影响的(如生产大幅度下降)，不要透露。国务院外办还补充说，有时可用相对数字，不必引用绝对数字。  　　市委外事小组由此为开放单位规定以下数字可以讲：一是厂矿企业的产值、产量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没有问题的可以讲，如果不便讲可只谈设计能力和正常的日产量；二是人民公社的蔬菜粮食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社员的平均收入；三是接待外宾人员个人的口粮定量，只限外宾问及时只讲自己，不讲别人。(见市委外事小组1962年9月29日致市委《关于1962年国庆节基层单位接待外宾工作的请示报告》)  　　到了1963年反修战火愈演愈烈，国务院外办更要求全国开放单位统一与中央“对表”、“对口径”，1963年5月下发了“对外宾宣传中若干政策性问题的解答意见”，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模拟了应回答的大致要点。  　　涉及人民公社、对外关系的部分有这样几条：  　　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实现“两个过渡”，现在如何理解?  　　答：我们仍然认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将为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找到一个最适当的途径。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样的过渡，这决定于客观条件。我们在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等文件中所指出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问：目前农村人民公社为什么实行二级式或三级式集体所有制?基本核算单位为什么在原则上下放到生产队?  　　答：这样的安排既适应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创造十分重要的前程，是为广大农民所热烈拥护的。  　　问：工农商学兵“32位一体”是否继续对外宣传?  　　答：在外宾问及时，可说农村人民公社由于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因此有关活动由公社的有关部门分别执行。  　　问：过去苏联援助建设的企业，现在是否还要主动说明这一情况?  　　答：需要时可以一般地说明本企业是由哪一个兄弟国家设计并提供设备的，不要说这是他们对我们的“无私援助”，可以说明一切费用均按协议规定由我国负责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