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欧洲央行利率决议2017:20集文献纪录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解说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2:03:57
20集文献纪录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解说词
大人物总要经历大风大浪。大事业总会挟带大悲大患。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他的每一首诗，都成为一次事件、一段岁月、一种激情，以及他的理想的形象见证。他的每一首诗，都洞开着一扇窗户，那里有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
毛泽东留下不少壮丽诗篇，同时留下一条宏伟心路。毛泽东的诗词题材广博，内涵深邃，文情并茂，气势磅礴，在国内外有深远的影响。
2003年，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20集大型电视文献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从独特的视觉，让我们再次走近毛泽东，走近一个不为人们所熟悉的毛泽东，感悟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和人格魅力。该片于2003年12中旬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每日黄金时间播出，后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VCD/ DVD。
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作为伟大的革命领袖，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巨人，毛泽东令人仰视和崇敬。我们也知道，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个极具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激越豪放、荡气回肠，但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诗词创作背后的故事却并不为人们了解多少。该片则侧重展示了凡人毛泽东、诗人毛泽东的传奇秀人生经历。在毛泽东豪放雄浑的诗句背后，让我们知晓毛泽东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在这些和谐美妙的诗韵之间，蕴含着毛泽东情感深处的喜怒哀乐。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得好：“诗是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关键之一。”要想了解更真切的毛泽东就必须从他的诗词入手。
该片分20集，以优美的文词，多彩的画面，丰富的史料，将毛泽东全部诗词，以年代为序，以历史变革为线，以情感历程为论述场景，展示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独具一格的个性风采，将毛泽东激扬文字的青春、婉丽悲欢的爱情、运筹帷幄的决断，抑郁困顿的沉浮，坐地巡天的浪漫，风流人物的慷慨，乱云飞渡的从容一一展现。解说词文字之优美飘逸，笔墨之酣暢淋漓，令人拍案叫绝。片中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有临海迎潮搏浪的激情，有登山倚天抽剑的呼喊；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有鲲鹏展翅的恢宏遐思，有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有宏图惊世界，更有腊梅傲雪霜；有坐地巡天的浪漫，更有闲庭信步的新唱………
这是一部不同以往的历史文献片，它让我们再一次走近毛泽东的真实生活，感受并缅怀一代伟人的诗人胸襟和博大情怀。
通过这一文献片，您将——
看到学生时代毛泽东的伤世感怀和青春意气；
看到毛泽东从初恋到夫妻分别“肠已断，泪如雨”的爱情悲欢；
看到井冈山难忘岁月中红军官兵上演《毛泽东空山计》的来龙去脉；
看到毛泽东把哪些战略部署写进了诗里；
看到毛泽东1929年被撤去前敌委书记之职养病时的思想上的痛苦；
看到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时的情景；
看到毛泽东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第一首诗词《忆秦娥•娄山关》背后的故事；
看到毛泽东开玩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气魄；
看到1937年清明节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出代表去祭奠祖先的故事；
了解建国后毛泽东想到美国畅游密西西比河的趣闻；
了解毛泽东在飞机上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讨论哲学问题的对话。
了解毛泽东赠诗彭德怀喜称“彭大将军”的前因后果；
了解毛泽东为什么喜欢孙悟空和梅花的缘故；
了解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游历祖国河山的内心思想；
了解《七律•长征》蕴含着一段段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生动故事；
了解毛泽东在飞机上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讨论哲学问题的对话；
知道千古绝唱《沁园春•雪》的写作背景和发表后引发的波澜；
知道为什么延安十年，毛泽东只写了一首诗，连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也索诗未果；
知道毛泽东以电报形式赠诗丁玲的故事以及彭德怀和丁玲两位文武将军的文字因缘；
知道毛泽东为何登山不走回头路；
知道毛泽东嘱托儿子回乡探望父老乡亲时务必在20里外下马，徒步回韶山的故事；
知道毛泽东晚年渴望回到滴水洞居住的来龙去脉。
读懂了毛泽东的诗，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读懂了毛泽东的诗，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20世纪中国大舞台上演的历史活剧。
本片撰稿：陈 晋
解 说：任志宏
诗词朗诵：方 明
第一集 宏程心路
第二集 青春意气
第三集 爱情之歌
第四集 谁主沉浮
第五集 用兵纪实
第六集 天落狂飙
第七集 战地黄花
第八集 悲壮跨越
第九集 青山作证
第十集 天骄情怀
第十一集边关流韵
第十二集人间正道
第十三集历史与海
第十四集击水新唱
第十五集吴越闲咏
第十六集故园寄思
第十七集游仙华章
第十八集新人气象
第十九集冰雪傲梅
第二十集精神长河
第一集[中南海]
1973年，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整整八十岁了。
这年夏天，他还劳费情思地做了一件词墨韵事。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作些修改。然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
以老病之躯，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似乎很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
他或许是为自己的心灵世界，留住一片珍贵的情感空间，留住几多动人的历史回声；他或许是在用诗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一生的行程，重温那遥远起伏、百折千回的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漫长，是心路；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短促，是心路；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险峻，是心路；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雄壮，依然是心路。
数量并不太多的七十来首诗词，正是毛泽东播撒在坎坷心路上的心灵花朵。诗人毛泽东，该汇聚多少感情；毛泽东的诗，该传递多少消息。
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这里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这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这里有临海而迎潮博浪的激情，有登山而倚天抽剑的呼喊；这里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这里有鲲鹏展翅的恢宏遐思，有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这里有宏图惊世界，更有腊梅傲雪霜；这里有坐地巡天的浪漫华章，更有闲庭信步的击水新唱。
心路上的风景是这般灿烂。细细检视笔下天地，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色、革命风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悲欢、历史巨变，在晚年毛泽东的心底，该唤起怎样的波澜。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自信的。
四十多岁的时候，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
[韶山]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和平常的孩子并没有两样。不过，忽然有一天，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抱着他第一次走出家门口时，越过坪坝下面的一方池塘，他看到的却是一脉诗乐之山——韶山。
据说，远古时代，勤政爱民的虞舜从北方一路南下巡游，途经现在湖南湘潭和湘乡交界的山峰时，在这里建起了一座行宫。人们在行宫里载歌载舞，还演奏了当时的流行乐曲——韶乐。不久，虞舜南去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则留在了这里——韶山、韶峰。
钟灵毓秀的韶山终究没有留住虞舜的脚步和动人的音乐，郁郁葱葱的韶峰和缭绕的白云，寂寞相伴了无数个春秋。
1993年，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荫掩映的韶峰半腰[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却长了一片占地二十五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诗人毛泽东的作品。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绝不会想到，在传说中曾演奏韶乐的地方，将会长出自己的诗林。
不过，十七岁那年，在第一次走出家乡这一人生转折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在不经意间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
1910年，即将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日本一个叫月性的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匆匆地行走，意味着任重道远。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一个别样的人生风色，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他先是一名学生领袖，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他成为了一个革命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引导泥腿子们奔向解放的大道，被人们称为“农民运动的王”；他成为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他还成为了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理论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革命者说他是领袖，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业的朋友也会开玩笑地称他为揭竿而起的“山大王”，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
直到1937 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战斗的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人们更为惊讶的是，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格素养，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诗人。1936年7月，二十三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在这里，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里有激越飞扬的歌声，有平等全新的生活，有始终如一的希望和永远乐观的情绪，更有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灵魂。
在昏暗的油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顺便，也谈起了诗词。毛泽东把自己的《七律•长征》抄写给了斯诺。斯诺他在书里写道，“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得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从此，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那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到重庆谈判。他把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了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评述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独领风骚的手笔。毛泽东独立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转化成了政治斗争。
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的是那样的透底，“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也拿不出像样的词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的和词，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他有更多更大的历史使命，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他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凯歌行进的岁月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他又艰辛地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东西方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面前，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历史给了毛泽东激情，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也给了他独有的创造灵感和非凡的写作方式。
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华夏大地，高天厚土，仿佛是他笔下的纸；黄河的水，长江的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
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人诗中的平仄和韵脚；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人诗中的遣词和意境；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翔飞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这千般风情，这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
每一首诗，似乎都成为了一次事件，一段岁月，一种激情，还有他的理想的形象见证；每一首诗，似乎都洞开闸一扇窗户，往里看，哪里有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
正是在和人民一道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也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
这是一部史诗，真切地写照了在中国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壮阔场面。
毛泽东一生奋斗，所以他一生有诗。他的革命的一生，同时也自然地成为了伟大的政治家诗人的一生。
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毛泽东，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个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结果引来一些学校的校长到第一师范查问，是不是有“二十八画生”这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当时的人生志愿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
《征友启事》引来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见面了，他们畅谈了三个小时。
兴奋不已的罗章龙当天晚上写了一首诗：“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长沙赋”说的是汉代贾谊在当长沙王太傅时写的《治安策》，楚屈平就是创作出《离骚》这部千古绝唱的屈原。
两个青年学生，以风流自期，所谈不是屈原，就是贾谊，好一派书生意气。
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属于楚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人骚客和爱国志士，都曾把他们的思想、情感、才华抛洒在这片土地。屈原、贾谊、李白、杜甫、范仲淹、辛弃疾、王夫之，他们的人格精神融入这水光山色之中，形成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这是毛泽东刚上师范时的听课笔记，一共四十六页。前面的十一页，都是工工整整抄写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毛泽东还把《离骚》的内容分段提要，写成了眉批。如此追踪诗哲先贤，大概是屈原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怀，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去鄙视随波逐流的世俗之风；大概是屈赋的光芒照亮了诗国的天空，成了他汲取诗情和灵感的太阳。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呼朋携友，观览名胜古迹了。
他们来到长沙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了屈原住过的玉笱gou3山，纪念贾谊的太傅祠，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还有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
寻访远逝的文人骚客，青年毛泽东是在同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还是在抒发抚古思今的感慨？正是在山川名胜的游历中，毛泽东似乎感受着符合他性格本色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大概可以叫做“诗文意气”。
青春是美好的。它所以美好，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段岁月无不信心百倍、壮怀激烈；它所以美好，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段岁月无不展露着生命的蓬勃活力，预示着人生价值的不可限量。
1917年暑假期间，为了了解更多的社会风情，毛泽东邀了两个好朋友，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上路了。他们靠作点诗，写点对联送人，换几个钱，解决途中的食宿。按湖南旧时习俗，他们被称作“游学”先生。在湖南安化县城，他们去拜访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先生时，对方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意在试试来人的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属对，写了一个下联说，“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对的工整且不说，语中内涵也让这位老先生有些不太好意思，顿然亲近有加。
这次 “游学”，他们走了五个县，行程九百多里，历时一个多月。人在旅途的生活显然让毛泽东收获了比他期望所得还多的东西，同时也收获了一些诗句。
这些诗句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只是从他的朋友们的记载中，知道有这样一些联句：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
这些即景而吟的诗句，虽写得认真，也很工整，但总难免是为赋新词强登楼的少年之作。
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走进沉重的历史，他的个性还没有融进困顿的现实，在对景物的观览中，那视线还是青春的单纯，学子的轻松。
当青年毛泽东的视线投向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我们看到的，便是另一种诗情，另一番意境了。
那是1915年的5月，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易昌陶因病去世了。悲从中来的毛泽东写了这样一首挽诗：
“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一阵飚风掀拂亡友的灵帐，好像天地为其悲泣。好友的早夭壮志未酬，活着的人们长歌当哭，以青碧的群山来试试自己，报国的长剑如何。诗人与亡友有共同的报国之志，所以，亡友死后自己的那惆怅像长天江水一样，绵绵不尽，混茫一片。为什么呢？因为“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这两句正是全诗的“诗眼”。对这个“诗眼”的最好注脚，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日本以赞同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政府竟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将国内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为《明耻篇》。毛泽东读后，在封面上愤然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易昌陶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候病逝的。
易昌陶的病故使毛泽东更牢固地树立了一个信念，强健体魄，对于人生奋斗，对于报国救民，有着重要的前提意义。
《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毛泽东列举大量中外名人事迹，说他们之所以成就大业，都是因为身健气雄之故。令他期期向往的是那些尚武的先贤、勇烈的壮士、洒脱的剑客，因为他们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烈”和“不畏”。
说到做到的毛泽东潜心实践着他的这个信念。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擦；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江水滔滔，他去搏击风浪；他甚至琢磨出一套强身健体的广播体操，四处推广。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青年毛泽东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的人生箴言。重朝气，重奋斗的青年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为了“毛奇”。同学们感叹他的行为之奇、志向之奇，也感叹他写诗作文的“戛戛独造”之奇。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他们成立了一个决心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社团，叫“新民学会”。在成立会上，他们赋诗高歌，“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这是一群在中国大变动前夜孕育出来的热血青年。生逢国难当头的岁月，奇士们的青春是那样地耀眼，让人生的青春融入扶危救国的“新民”又是那般灿烂。[长沙橘子洲头]节假日，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相约，到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步韵唱和。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晚年还不时回忆。
在新民学会成员中，被朋友们称为“老大哥”的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抛洒热血甚至牺牲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青春的聚散，犹如人生的云朵，这一朵云和那一朵云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相聚了，又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分开了，各自带着往事的回忆，各自带着远大的抱负。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罗章龙准备赴日本留学。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他壮行。
毛泽东为此写了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大凡送别之诗多为托酒伤感，即景劝勉。毛泽东这首诗虽不免有历来送别诗的伤感之词，但更多的是自发的豪情和相互的勉励。一开始便是开阔的景致，造出明朗高华的气韵；接着以屈原、贾谊这些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前贤来自喻和喻人，以湖湘地灵人杰的文化土壤来自励和励人。他们鄙视那些昙花一现的碌碌诸公，俯视沧海横流和纷纭世事，一派斯人当大任的雄心气概。[长沙岳麓书院]这使人联想到毛泽东经常光顾的岳麓书院门前那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当年湖南第一师范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才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不久，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学校读过书。这年，他二十五岁。
鲲鹏激浪从兹始。仿佛是在诗意的想象中，为一段生命历程画上了句号。可想象中的下一段辉煌历程的起点，却犹如绚丽的云彩，还在空中漂游。一心要大展宏图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将从哪里去开始自己的救国之路呢？
1918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萌发了爱情。
爱情是在一片冰雪的世界里开始的，充满着诗情画意。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作过这样的回忆，“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和毛泽东一道享受这一美景的，是一位十八岁的姑娘，她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正是在北京的公园和名胜一同观赏冬春景色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
初恋，是人生最为珍贵的情感经历。在情人眼里，河床上总是流淌着如梦如幻的清波，清波里总是倒映着绿得发亮的垂柳，垂柳下总是生长着如诗如画的花草，花草间总是旋转着金黄的太阳和银白的月亮。作为书香门第的闺秀，杨开慧生活在高尚和浪漫的理想之中，她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也是那样地富有个性。杨开慧在日记里说，“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毛泽东和杨开慧，都是在五四思想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又都富有个性和远大的追求。杨开慧后来回忆：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毛泽东和杨开慧，常常被深沉而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所困扰。爱情成为了甜蜜而痛苦的心理感受，特别是在离别的时候，在夜晚独处，地上那双星星般的眼睛和天上无数眼睛般的星星深情对视的时候，毛泽东的情丝是那样的深沉、缠绵，似乎轻轻一拨，就能响起动人的心曲。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在1920年冬天一次短暂别离时写给杨开慧的。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惟一的一首纯粹写爱情的作品，惟一的一首属于婉约格调的作品。
社会背景在诗中淡然远去，惟有“我”在夜晚的相思、在拂晓的所见，而所见更引起相思，恰如李商隐说的，“一寸相思一寸灰”。对不大用笔墨表达爱情的毛泽东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此前他写有青春诗，惟独没有爱情之作。当时的毛泽东，已接近而立之年。在过了青春时节再来讴歌爱情，或许更见其执著的性情。
诗人的爱情故事，还在延伸。
1920年冬天，杨开慧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不坐花轿，不备嫁妆，没有媒妁之言，不作俗人之举，自由地和毛泽东结了婚。一年后，毛泽东辞去了教职，把家搬到了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行踪不定的职业革命家。
除了肩负起全部家务之外，杨开慧在党内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还帮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她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同时把全部的依恋和寄托贯注到毛泽东身上。
在繁忙之余，面对孤灯幼子，杨开慧难免生出惆怅之情，而毛泽东的生活节奏太快、太强，似乎有些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又要离开长沙，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此行色匆匆，使三年的夫妻生活离多聚少。
革命与爱情，事业与家庭，无疑是经常困扰夫妻间的话题。是呵，前者和后者，犹如太阳和月亮。没有月亮辉映，太阳也会忧伤；因为太阳照耀，月亮才会发光。清水塘边的小道，夫妻俩不知走了多少回，而这天拂晓的送别，清冷的天色，清冷的弯月，清冷的水塘，清冷的草路，再加上妻子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真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此情此景，毛泽东实在忘怀不了。
于是，一首《贺新郎•别友》就从心底里涌了出来：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重感慨，泪如雨今宵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重比翼，和云翥山欲坠，云横翥。
如果说《虞美人•枕上》说的是昵昵儿女语，这首词却明确表示不为昵昵儿女语了。哪怕是在茫茫世间做漂萍般的天涯孤旅，也要割断绵绵情丝。说的虽然十分含蓄，但革命家的情愫却已经一目了然。但是，词的上半阙又分明是地道的儿女语，分明是夫妻间难舍的人间知己情。诗人甚至把一些不快的误会，和私房话也写了出来，希望妻子把误会化作过眼滔滔的云和雾。
革命和爱情，太阳和月亮，双重的含意很自然地托出。
1927年8月13日，一个朦朦胧胧的夜晚。杨开慧站在长沙板仓杨家后山的棉花坡上，再一次目送着穿一身布衫却要去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渐渐远去。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看不清辨不明的月色里面。杨开慧肯定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在离别中，毛泽东驰骋疆场，成了马背诗人；在离别中，杨开慧坚持地下斗争，抚育孩子。在孤灯长夜里，伴随那流泪的烛光，思念着毛泽东。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则四处托人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他甚至给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不久，杨开慧果然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她说：“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
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牵挂了。本来就有诗人气质的杨开慧，写了一首题为《偶感》的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他们终究没有重逢。
1930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时候，湖南军阀何键把杨开慧抓了起来，对她说，只要你宣布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你。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勇敢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于是，她被敌人杀害了，只有二十九岁。
牺牲前杨开慧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正在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的毛泽东说了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地痛心。
杨开慧牺牲前，把自己写的前面说的那首《偶感》诗稿和题为《自述》的回忆散记，藏在了长沙县板仓镇杨家老屋墙壁的砖缝里。直到1982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人间。此时距杨开慧牺牲已有五十二年，而毛泽东离开人世也过去了六个春秋。这四千多字的手稿，已经被岁月浸蚀得陈迹斑斑，页卷残破。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四处征战的毛泽东或许还没有相应的心境，把自己的怀念之情转化成诗。等他有相应的心境，赋诗悼念的时候，诗情却已经转到另外一路了。那是1957年，杨开慧的中学同学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同时还寄来她1933年听说自己的丈夫柳直荀牺牲时，结想成梦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李淑一的信和词，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激起难以平息的涌潮。在回信中，毛泽东径直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并嘱咐李淑一代他到板仓看一看开慧的墓。
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表达感慨的特殊方式。
正是李淑一的《菩萨蛮》，激起他的诗情，写下了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追念亡妻杨开慧、亡友柳直荀，已经没有了《贺新郎》的断肠凄清，更没有《虞美人》的孤愁缠绵。有的则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来，升华了。杨开慧和柳直荀，已融进了另一个概念──为革命献身的忠魂烈士。
他们以羽化成仙的形式，获得了永生。他们来到了美丽的天上月宫，受到神仙们敬酒献舞的盛情接待。毛泽东还想象，忠魂烈士仍然关注着、牵挂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当传来革命胜利的消息，二人竟洒下如倾盆大雨的泪水。
忠魂烈士快慰了，毛泽东思念伴侣的情感也升华了。
同毛泽东私交很深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在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曾当面问他：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杨”？
毛泽东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电影《毛泽东在1925》，说的是那年春夏，主人公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故事。毛泽东是踩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回到家乡的。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革命阵营，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官了。韶山一带顿时掀起了红红火火的局面。
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了偏远的乡村。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
反对国民革命、一心要抓共产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幸亏有好心人通了消息，于是，在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然而，电影的结尾却是让毛泽东乘坐小船，离开了韶山。韶山本不通船，创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呢？这样的结尾也许正是要突出毛泽东的诗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长沙。这首《沁园春•长沙》，就是在长沙旧地重游时写下的。
风物依旧的长沙，五载读书生活时的景致历历在目，可世势全然大变。过去的狂放和岁月的流逝，眼前的峥嵘和社会的生机，还有未来中国的寥廓和希望，都一股脑儿地涌上诗人的心头。
上阕写充满朝气的万物对象，一个“看”字，写尽明丽高远的秋天景色。枫林如火，深寓着他火热的革命家情怀；万类霜天，寄托着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和追求。下阕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一个“怅”字，道出了无尽的苍凉和想象。青春岁月，摆脱不了的回肠荡气；指点江山，从昨天延伸到今天的英雄本色。这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北方军阀的统治摇摇欲坠。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和争相前行的大小船只，诗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平添出异样的严峻。
是呵，就像辽阔的天空和水面，任人角逐，但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诗人的耳边，或许回荡着他五年前在《湘江评论》上敲响的黄钟大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说的是北伐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作主。
毛泽东在这首《沁园春•长沙》中，似乎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告别了纯粹抒写个人情感的写作时代。从此，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构成了他的诗歌旋律。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在广州，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沫若相遇了。他们的见面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而是革命的牵连。郭沫若不久便投笔从戎，做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还披挂着将军的军衔。可以想见，当时他们肯定不会谈文学。革命，无疑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
1927年1月，为了回答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争论，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深情地赞美说，“农村中的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瞿秋白看了这个报告，非常兴奋，为这个报告写了一篇序言，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这时候，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掌握枪杆子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毛泽东的家乡，近在咫尺的长沙，许克祥指挥部队步蒋介石后尘发动了“马日事变”。
形势骤变的革命，波谲云诡的政治，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劫难就要来临。这就是1927年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不到明媚和灿烂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着阴沉和压抑的春天。他陷入沉思，禁不住像历代迁客骚人那样，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
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慕名登临，赋诗吟唱。唐代的崔颢、李白、白居易来了，宋代的苏轼、陆游也来了。崔颢在这里写下了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天才诗仙李白到此，看到这首题诗，摇头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毛泽东也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来了。
黄鹤楼头，鹤去人空。黄鹤楼下，江山依旧。江山依旧，却已时过境迁；江山依旧，却是山雨欲来。国民革命的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毛泽东胸中浸漫着。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于是，人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与呼喊。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写得最压抑和凝重的一首。几乎不用多解，只要按字面体会，“茫茫”、“沉沉”、“苍苍”几个叠词，再加一“莽”一“锁”两个字，就不难体会到诗人当时心境是何等的沉重！大革命失败前夕的险恶危机、纷纭杂沓的历史事件、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似乎都没有写进诗里，但作者的心情已经把它们包裹其中。
是呵，站在黄鹤楼上极目所见，“九派引沧流”的浩荡长江横亘gen4东西，一线如悬丝的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地理坐标，黄鹤楼正处在它的交叉点上。南北与东西，革命与反动，胜利与失败，历史和未来，似乎都在这里交汇了。“心潮逐浪高”的毛泽东，思考着革命的命运；“剩有游人处”的黄鹤楼，见证了这一历史关头。
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阴沉沉的春天，终于引出一个火暴暴的夏天。
毛泽东为《菩萨蛮•黄鹤楼》作的注释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夏季，八月七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出路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天下。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去开展农村革命斗争。
这条出路，走得很突然，走得更艰难。它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和信念，重铸了许多人的人生和道路。比如毛泽东，握惯笔杆子的手，就抓起了枪。但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就不再是雕琢出来的平仄，而是用枪声来押韵了。这种诗韵，毛泽东刚一踏上这条路，就敲响了它的第一个音符。
那是1927年9月，这个穿布衫、留长发，身子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指挥三路人马去攻打省城长沙。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义人员仿制苏联红军军旗式样，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红底象征革命，其中央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
眼见自己策划的这一从未有过的壮景，怎能不激起毛泽东的诗情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这期间，毛泽东很忙，却无比地兴奋。搞这样一个大举动，心情之急迫乃至不得不以诗抒怀，是可想而知的。革命毕竟像霹雳那样惊世骇俗，那样暴烈，那样具有震撼力，也那样充满特殊的诗意。
全词文气，写的集中紧凑，给人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感觉，对读书出身第一次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来说也很自然。他毕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人，甚至还不习惯穿军装。在当事人的回忆中，他始终穿着那身人们习惯了的布衫。
然而，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几天时间，攻打长沙的三路人马相继受挫。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大家争论不休。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的这所里仁学校，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道路的非凡决策。他说服大家，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退向湘赣山区，先做个“山大王”。
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好比一颗小石子，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颗小石子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接下来，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率领一千多人马向山区转移。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这一去，也成就了一位卓越的马背诗人。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井冈山。
车到黄洋界，他快步走向山顶，神色凝重地伫立眺望，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这就是黄洋界。然后，让人去查看一下，当年修的工事掩体是不是还在。
井冈山，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也是培养他的军事才能的最初摇篮，还是毛泽东成为马背诗人的难忘起点。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这座普通山脉，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据何等分量是可想而知了。
这次回井冈山，离他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整整三十八年了。
如今，这里已经是莺歌燕舞，当年的战斗遗迹也依然被精心地保存，昭示着已经成为历史的那段岁月仍被人们所珍视。黄洋界上的堑壕已逐渐被历史的风尘淹没，那春雷一样的炮声和殊死搏斗的喊杀声融进了群山。只有当事人才可以体会，战斗是多么地惨烈，革命是何等地艰难。
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呢？是在寻找昨日的硝烟？是在唤回马背生涯的感觉？还是在构想新的战略征程？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构想自己的新作——一首题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感受中，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八年的历史步伐，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如画江山以外，更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意志。这些豪情意志，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这些豪情意志，沉淀着战争岁月的故事、硝烟。
从毛泽东成为马背诗人的第一天起，他的诗词便成为了他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真实记录。而他早期的用兵纪实之作，却常常是描写守卫山寨，反击“围剿”的战争。
在领导秋收起义之前，瞿秋白曾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他果然这样做了。在井冈山，他改编了袁文才、王佐两股农民武装，在山林里落下了脚。想不到，这一脚竟踢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1928年4月，一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也被那些“围剿”他们的国民党军队诬称为“匪首”。毛泽东也自嘲地称自己做了“山大王”。
这位“山大王”，在山里写的第一首诗，说的是1928年8月反击第二次“会剿”中的黄洋界保卫战。
黄洋界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这里山高岭陡，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在峭壁间环绕，用石头垒起来的哨口设在两峰之间，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1928年7月初，朱德和毛泽东分别率红四军主力下山袭敌，山上守军不足一营，敌人以四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会剿。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着第一次大危机。8月30日下午，红军在黄洋界，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向敌人集结攻山的部队轰击。当时只有三发炮弹，不料前两发炮弹都因受潮没有打响。所幸的是，最后一发炮弹终于在敌群中炸开了。敌人以为是红军主力已经回山，连忙在当夜撤走了。正是黄洋界上这惟一的一声炮响，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使毛泽东下山前不得已而为之的“空城计”获得成功。9月8日，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回山，听说黄洋界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兴奋异常，禁不住涌动起一股诗情。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诗人写了一场他并未亲眼所见的战斗。他用《西江月》的词牌，为这首词起了一个凝重而固化的名字──“井冈山”。
毛泽东虽然没有亲临黄洋界保卫战，写出来却是如此真切生动的战争画面。旌旗、鼓角、围困、壁垒、炮声、霄遁，这些描写战争的常用词汇开始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出现了。
其实，黄洋界保卫战无疑是一局险胜之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红军官兵，都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
于是，在山上开的庆祝晚会上，官兵们编演了一出京剧，就叫《毛泽东空山计》。在井冈山纪念馆，至今还陈列着戏里的一段唱词：
我正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定
原来是湘潭发来的兵
我是内无有埋伏外无有兵
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
来来来……
请上井冈山来谈谈革命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常常是在敌强我弱、“围剿”和反“围剿”的较量中得以展示；毛泽东的诗情才华，常常是在充满压力的斗争环境中得以迸发。
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从此转战赣南、闽西，逐步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红色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围剿”。
1930年底，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万兵力，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开始对根据地分进合击。大敌当前，朱德、毛泽东还是用老办法，诱敌深入，一直把张辉瓒的部队引到了江西永丰县的龙冈。这就是龙冈。1930年12月30日那天，龙冈一带下起了蒙蒙小雨，大雾弥漫。红军主力趁雾埋伏，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师，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一人一马也没让逃掉”。第一次反“围剿”就这样快捷利索地胜利结束了。毛泽东在他的诗词中则纪实般地作了描述。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还只有上阕，就已经写到把张辉瓒捉住了。不过，南京政府很快就为这首词的下阕送来了素材。1931年2月，国民党军队二十万人马，布成七百里的弧形阵线，严密包围，步步为营，向中央苏区推进，实在是来势汹汹。对此，毛泽东便有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下阕。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首《渔家傲》是典型的用兵纪实之作，语言直白，没有任何雕饰。
“齐声唤”，看来是先听到战士的高喊，不知怎么回事，细一听，原来是“前头捉了张辉瓒”。诗人显然是在后面指挥时听到这一捷报的。由此渲染出战士们的兴奋之情和疾速进军的行动特征。“不周山下红旗乱”这句诗，则是三十年后毛泽东以从容的时间和心态，来咀嚼这场战争是改写出来的。
相传，远古时期有一个叫共工的人，敢于挑战权威，同当时的颛顼争夺帝位，不惜以自己的头颅去碰撞不周山。结果，折绝了天柱地维，使山河改变了形貌，日月星辰也换了位置，于是，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出现了。在毛泽东看来，共工并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眼前的红军不正是以“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进行这一场针对强大旧秩序的伟大挑战吗？他们也像共工那样，充满着献身精神，也充满着悲壮的诗情。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打响了。他们汲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在江西吉安到福建的建宁长达八百里的战线上，由东往西，向苏区步步推进。而当时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三万红军，采用的还是调动敌兵打伏击的老办法，在江西吉安的东固一带，秘密埋伏了二十五天，出其不意地全歼敌人一个师；接着，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十六天中打了五个大胜仗，歼敌三万余人。毛泽东后来称，这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他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也写得痛快淋漓。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渔家傲》，也同前面那首一样地直白。“枯木朽株齐努力”，有些斩木为兵、草木皆兵的味道；“飞将军自冲霄入”，生动写出红军如神兵天降的态势；“七百里驱十五日”，则是明明白白的纪实，也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抒发。
第二次“围剿”结束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便开始筹划第三次“围剿”。这一回，他决心亲自出马了。他心中显然存有一个大疑问，当年耍笔杆子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哪里学来这等打仗的本事。
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率三十万人马，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新战术，意在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三万红军主力四面受敌，可以回旋的余地仅方圆几十里。毛泽东亲率主力从敌军结合部实行穿插，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突破重围，然后从后面打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为这一战法取了一个兵书上无法找到的名字──“钻牛角尖”。
这一战，打得很险，也更精彩。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兵力和地盘，开始进入了全盛时期。这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受到党内“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打击和排挤。
正是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造就了政治家毛泽东；正是革命战争的严酷悲壮，造就了军事家毛泽东；也正是战争生涯的惊涛骇浪，造就了诗人毛泽东。
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的一段岁月里，毛泽东的军旅之路，惊险危殆相继，始终是曲折连接着坎坷，希望伴随着失望。
一旦脱离了根据地，红军就十分被动，常常遭敌人伏击穷追，连连失利。红四军军长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也在转移途中被俘牺牲了。一种前途茫然的情绪开始在部队里滋长，有的人甚至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对朱毛红军的命运也悲观了起来。1929年2月，中央给红四军发出指示，让他们把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同时还决定，朱德和毛泽东马上“脱离部队，速来中央”。毛泽东4月间才收到这封著名的“二月来信”。战略家的判断，加上革命家对中国国情的洞察，使他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毛泽东在回信中指出，“中央的指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认为，红军分散活动的前途，只能是被敌军消灭和瓦解。毛泽东和朱德也没有象中央要求的那样，离开部队去上海工作。
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生生死死和红军将士在一起，是他义无反顾的情怀。
毛泽东离不开红军，红军也离不开毛泽东。在逆境中坚持理想、在黑暗中预见光明、在曲折中看到希望的毛泽东，早在半年前就预言：蒋介石和广西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军阀间的争斗，恰恰是红色政权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果如所料，毛泽东的回信刚刚发出，蒋桂战争就爆发了。红四军乘敌人在赣南闽西的兵力空虚，转战几千里，除赣南以外，又先后打下福建的永定、长汀、龙岩，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9月间又攻占被称为“铁打的”上杭县城，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正在永定合溪养病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心境顿时好了起来。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纷乱局势，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带来的热闹场面，交错在他的脑海里，便有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上阕写天怒人怨的军阀争斗，不乏嘲讽；下阕写红军“跃过”、“直下”，何等轻快。军阀给人们带来的“怨”和红旗到处带来的分田之“忙”，不正是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的诗意显现吗？
在鲜明的对比中，毛泽东对未来的预见越来越具体了。1930年1月4日那天晚上，“直下龙岩上杭”的毛泽东，住进了上杭县古田赖坊村这家叫协成店的临街铺面。在一盏油灯下，他调墨挥笔，畅想着星火燎原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茫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是一封写给红军将领的信，也是一首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诗，一个关于革命前途的神奇预言。
患难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品格，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并乐观地看到光明的未来。在困难面前，毛泽东始终以独特的智慧和勇气去迎接挑战，并且善于鼓舞士气，向人们播撒坚定的信念。
写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太阳虽然还没有出来，可随着一声鸡鸣，天边露出了曙色。当天下午，毛泽东就跨上了他的大白马，离开了古田赖坊村的协成店。红色政权，毕竟只有在马上才能创建。
这时候，敌人调动大军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毛泽东率一部人马去狙击敌人的先头部队，随后，他带着部队向北进军，经过福建的宁化、归化和清流，翻越武夷山，进入江西。历经二十天的长途转战，终于在１月下旬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在广昌会合了。
1月30日这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旧称元旦。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令人舒心的新春气息，似乎已扑面而来。他忘不了由福建入江西赣南一路跋涉的情景，信手写成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寒冬时节，一路是陡峭崎岖、又窄又滑的山林小道，虽是艰难异常，可走在前头的毛泽东站在山顶极目一望，在竹木枝杈的掩映下，猎猎红旗若隐若现，旗下一队队官兵，伏身前行。好一幅壮美的行军图。诗人的笔，与其是写行军，不如说是在展露作者良好而舒心的感觉。全词字韵清越铿锵，节奏琅琅上口，把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表现得如此轻松。好一首洒脱明快的山歌！
《如梦令》是典型的短歌小令，毛泽东这一时期写的小令，别具风采，别有神韵，也别开生面。在他的笔下，小令不小。体裁小而气势大。
毛泽东在马背上指挥着红军，穿行在密林丛中，疾驰在乡间小道。红军反反复复的进攻、转移和撤退的行军路线，犹如一条流动的诗韵，随便截取一段，便成一首气壮山河的歌。
在赣南汇集在一起的红军第四、五、六军声势浩大起来，他们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吉安。红四军奉命由藤田地区经水南，准备先夺取吉水，向吉安进军。行军途中，遇见了南方罕见的风雪，毛泽东又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写的依然是行军，又是一首小令，又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又是一首洒脱明快的山歌。
一生喜欢白雪的毛泽东，第一次用诗笔写下了雪景，写下了与猎猎红旗交相辉映的雪景。“漫天皆白”，一个“漫”字点化出风飞雪舞的强烈动感和雄浑大境；“情更迫”三字，透露出行军背后的整个战局；“风卷红旗过大关”，同唐代诗人岑参笔下沉重悲凉的“风掣红旗冻不翻”相比，更有一种开拓、舒展和从容的气度；接着，在“行军”、“过关”、“何去”这一连串动态描写的铺垫之后，陡起一句“十万工农下吉安”，犹如一只势不可挡的利箭，射穿了迷迷漫漫的千里风雪，透露出诗人那流动顺畅的感觉和此行必胜的豪情。
写完《广昌路上》不久，中央红军开始进入全盛时期。1930年6月，以朱德为军团长、毛泽东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下辖四个军、近一万名官兵；两个月后，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浏阳成立，下辖两个军团、近四万名官兵，战将如云。这时候，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扩展到几十个县境。
中国革命开始走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低谷。
这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开始盲目乐观起来。他们指示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让朱德毛泽东率领一军团去打南昌，让彭德怀、滕代远的三军团打长沙，然后，同贺龙的二军团、徐向前的四军团一起围攻武汉。中央把这个战略豪迈地称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不少人甚至高兴地说，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毛泽东却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得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去攻打南昌。
1930年7月间，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他们从福建长汀出发了。骄阳之下，毛泽东策马而行。闷热的天气，炽热的胸怀，似乎又隐约燃着一点忧虑之火。但眼前是几万红军前行的壮景，胸中有会师武汉的憧憬，不管结果如何，毕竟是让人振奋、令人激动的。作为统帅和诗人，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股气吞山河、壮怀激越的崇高感来。正是在从长汀到南昌的途中，他不禁吟咏起来。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的还是进军，还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和前两首小令不同的是，诗人把中央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战略部署也写了进来，其意向、其比喻、其气势，更有了一种震撼力。
“鲲鹏”是神话传说中的大鱼大鸟，人们习惯上用它来比喻气势宏大的正面形象。毛泽东却一反常例，用它比喻敌酋顽凶，故用万丈长缨才能把它捆住。这也是征腐恶的“天兵”气势的自然延伸。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正文中，提到全名的现代人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抓获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一个就是“偏师借重”的黄公略。黄公略当时是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军长，他曾领导开辟了湘赣根据地，使红军主力的行动有了依托。所以，毛泽东在诗中称赞，“赣水那边红一角”。一年后，黄公略在行军途中遭敌机扫射牺牲了。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诗中这突兀起意的两句，化自杜甫的“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虽然改变了杜诗的境界，但于慷慨激昂之中仍见悲怆。
对攻南昌、打长沙，毛泽东自有看法。这难言的隐忧情愫，多少会影响他在行军路上的感觉。
红军官兵唱着悲壮的《国际歌》。伴随这特殊的歌声，突然龙卷风从天而降，弥漫四周，仿佛昭示人们，这将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却又前途未卜的战争。诗人的心情，突然从“席卷”“直捣”的豪迈转向了沉郁、悲怆一路。
出色的革命家，似乎应该具有诗人那种难以遏制的想象和激情。想象能穿透历史的风云，能描绘具有魅力的未来；激情能把千千万万的人民鼓动起来，引导他们踏着困难的荆棘奋进。然而，没有理性的想象和激情，常常成为蔓延无度的野火，烧了别人，也会毁了自己。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打仗，毕竟比不得作诗。
红一军团于7月30日抵达和南昌仅一江之隔的新建县。守敌果然太强，明显打不下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只让一小部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说是纪念三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后便撤走了部队。
这就是毛泽东，既有诗人的想象与激情，又有政治家的深谋和沉稳。
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毛泽东对生活依然充满着浓浓的情趣。
生活的目的，应该有比生活更好的东西。革命战争的目的，总是有比战争更美好的追求。如果不投入到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不注意挖掘战争背后的正义和理想，那么，你就看不到生活的意义，也感受不到革命战争背后的美丽。
曾经穿越枪林弹雨的毛泽东，看到了，感受到了，并把它写成了诗。
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就像打仗总会有进有退一样，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行程中，他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几经沉浮。
1929年6月间，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西边的龙岩，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天，对毛泽东来说肯定是痛苦的，他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被选掉了，因为他提出红军总是流动作战，太像古代农民起义军黄巢、李自成们的做法，要下决心纠正这些不好的倾向。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先后到上杭一带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扑养病去了。他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在老乡家里，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化名“杨先生”，一度还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座山洞里。
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国民党的报纸甚至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山中。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郑重其事地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里面说，“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讣告》还宣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人，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
民国元老、词坛著名的南社领袖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柳先生后来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进诗里。
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战场人生的诗。
1929年10月10日，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来到了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上面。
第二天，就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一天登高、赏菊，插茱萸、放风筝。这时的毛泽东似乎格外地轻松。凭楼远眺这江天寥廓的远山近水，汀江两岸霜叶一片，江岸码头旁的千年古榕使人想起人世的沧桑。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
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没有坚持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几个月前，又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失去了前委书记之职。
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为这首词取名为《采桑子•重阳》。
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常常会吟咏生命，怀念故乡，移情老人。毛泽东显然联想到了这些。但他的人生感受却格外地透露着远非闲病之人所能达到的乐观和高昂。他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和战士的新的感伤世界。他把秋日菊花勾起的感伤和寂寞，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
上阕写情，从“老”起笔，在岁岁重阳的生命流逝中，诗人抛却了“悲落叶于劲秋”的传统的凄绝感伤。下阕写景，秋风一年比一年吹得揪心，诗人却从中体会到春天的生命状态。
在1962年发表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把上阕最后一句“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本来就比较明朗的心境，更充满自信，传达出“战地人生分外美”的乐观情绪。
“春花秋月何时了”，多少诗人写过花前月下，绮词丽语奔眼来，多是些悲欢佳话。“一朝风雨花憔悴，吹落它雪月风花”。诗人毛泽东在戎马生涯中，别具一格地写下了香飘四溢的战地黄花。
不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又跨上他的那匹大白马开始四处征战了。
共产国际的《讣告》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殊不知，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远远还没有完成。
柳亚子也知道了毛泽东的死讯是个误传，知道了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搞得轰轰烈烈，禁不住重又高唱：“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两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遭遇了人生的沉浮。
1931年秋天，在领导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回到瑞金。中央决策层似乎并没有为这位凯旋的将军感到特别的骄傲。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人们叫他“毛主席”。可“毛主席”此刻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中央同时免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他这位主席只能在后方工作。
在后方工作，耳边很久没有听到枪声了。毛泽东的那匹大白马，1929年攻打长汀时从敌军师长郭凤鸣跨下夺来的坐骑，也很久没有在战场上奋蹄驰骋了。它似乎和它的主人一样，渴望看硝烟弥漫的地方。虽然时常听见大白马仰起长颈嘶鸣，可毛泽东的诗笔还是停了两年。直到1933年6月的一天。
那天，毛泽东骑着他的大白马从瑞金沙洲坝赶到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提出申辩，但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评。他重返前线领兵打仗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了。会后，毛泽东心情沉重地骑着马，踏上从宁都回到瑞金的归程。归途中，突然下起一阵暴雨。
傍晚时分，雨过天晴。在离瑞金六十里的一个叫大柏地的村镇，毛泽东停了下来。
大柏地，这里他太熟悉了。突然，他的目光盯在了村旁一处农舍的墙壁上面。几个被射出的子弹咬出的坑凹，展露在一抹夕阳金光里，格外地刺眼。战争，那逝去了的战争，真像是不速之客来扣打他本已无法平息的心扉，顿然间撞开激动人心的回忆闸门。
四年前，也就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正是在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大柏地，红四军打了一场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胜仗。当时，红四军被两个旅的敌军追了一路，来到这里。大柏地山峦起伏，有一条峡谷，中间是通往宁都的路，两边的山被称为关山，长满参天大树。初一那天，毛泽东在这里布下口袋阵，引敌上钩，来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敌军两个团长。接着顺势北上，第一次占领宁都。
凭吊旧战场，毛泽东怎能不百般感慨。
刚过的阵雨似乎洗去了积年的尘污，把昨日的战场冲刷得更加清晰。飞动的彩虹又陡增装点，似乎把眼下的沉闷境遇映照得明艳起来。
于是，一首《菩萨蛮•大柏地》在胸中酝酿出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按古人做诗的逻辑，凭吊昔日战场，通常借机倾泻自己在现实中的不平境遇，进而归结到“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惆怅之中。毛泽东没有这样。
他用自己的诗心激活了天空的五颜六色，赋予彩虹以生命，起笔造势，出手不凡。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也曾用《菩萨蛮》词牌写过雨后黄昏的景致，那是“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的低调。毛泽东的“雨后复斜阳”虽然化自温词，可接下来的“关山阵阵苍”顿使境界大别。一个写零落的花香，纯是孤情绵意；一个写茫茫的山阵，依旧是沉雄一路。
下阕写战场旧址和作者的感受。战争留下的弹洞陈迹，依然是胜利的见证。昨日的战争与其说给村落带来了创伤，不如说它破坏了旧的世界，分娩出新的景象，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是，流血铺洒过的战场旧迹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鲜活明艳起来，江山变得更加妖娆动人了。
毛泽东是在凭吊旧战场吗？是的。可这里没有荒芜的凋败，没有欷嘘的人生感慨。但既然是凭吊，总该有些现实情绪的渗透。毛泽东后来曾说，这首词体现了“郁闷”的心情。诗人的“郁闷”在何处呢？
为了让毛泽东重返前线，周恩来当时说过，泽东的兴趣在打仗。但现实中，毛泽东只能靠凭吊旧战场来抒怀。这或许就是一种“郁闷”吧！
写完《菩萨蛮•大柏地》不久，中央“左”倾路线领导人依赖的洋顾问李德来到了苏区。他把自己当时对毛泽东的印象写进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里。他说，“毛泽东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谨慎的态度，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
一向话锋繁富的毛泽东在高层接触中如此“谨慎”，不正是“郁闷”的表示吗？
然而，就像我们在不断延伸的历史故事里看到的那样，遭遇挫折的环境，有时是天才的坟墓，有时却是伟人向上攀登的阶梯。
大事业总会要有大悲大患。大人物经得起大风大浪。
晨曦总是在诱惑旭日，星星总是在诱惑黎明，山谷总是在诱惑春风。对坚韧忠诚、奋斗不息的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事业对他的诱惑，是那样地强烈，那样地不可遏制。
就像大海诱惑江河，就像蓝天诱惑雄鹰，就像原野诱惑骏马，于是，便有了战地黄花的人生观，有了雨后斜阳的审美观。
当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失去发言权的时候，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得越来越苦。1934年4月，广昌失守，苏区的北大门陡然洞开在了敌人面前。红色政权的命运危在旦夕。这时的毛泽东，正在瑞金南面的会昌县文武坝养病，同时兼做一些巡视工作。
广昌之败，毛泽东无可奈何。此前他曾接连三次向中央献退敌之策，但遭遇却像辛弃疾说的那样，“却将万字平安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只能等待，闲下来便去爬山。
[江西会昌]会昌东接福建，南接广东，县城西北有一处高峰叫岚山岭。1934年7月23日这天清晨，毛泽东踏着朝露登上了这座高峰。俯瞰被曙色笼罩的会昌城景，往东极目远眺，起伏绵延的群山，似乎一直连接着福建那边的东海；向南挥手指看，尽是草木葱茏的南粤风光。
一派让人感慨万分的大好河山，就这样涌进了毛泽东那精鹜八极、视通万里的胸怀。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清平乐•会昌》既是对人生进取精神的高扬感慨，也是对革命根据地的热情赞歌。最能体现人生观的，大概要算对时空问题的思考了。毛泽东的一生似乎总有一种和时间竞赛的进取精神，有一种试图打破时间限阈的奔突状态。正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这种进取的人生态度，才赢得了青春不老的人生风采，踏遍青山人未老。
就在毛泽东在会昌登山那天，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命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这无疑是为中央红军的撤退远行作探路准备。几天之后，中央电令毛泽东赶回瑞金。
这时，中央机关已经搬到瑞金城西边三十多里外的云石山。山顶有一座古庙，大门两侧镌刻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寺院的右厢房住的是张闻天，毛泽东被安排在左厢房住了下来，闲的时候就坐在一棵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读书。危险的时局成为了他们的共同话题。在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更多的中央决策内情，张闻天则从毛泽东那里更多的了解了他的想法，并且表示赞同。但在目前，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批批伤员从前线抬回来。当耳边响起枪声的时候，敌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被深红似血的夕阳涂抹的于都河。他告别了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踏上了凶险难测的长征途程。当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渐临的夜幕掩盖的山影，只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就离开苏区了”。伴着战马的嘶鸣，萧瑟的秋风送来身后依依不舍的苏区人民的歌声。西去的红军将走向哪里呢？
那一路，即使没有亲历的人，也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壮烈。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12月1日渡过湘江时，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漂流在江面上的尸体，似乎在发出某种悲壮的控诉，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航船，驶进了最为狭窄的航道，它等待着人们去跨越。
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翻开了最为沉重的一页，它等待着人们去重新书写。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
中央决策层的根基摇晃起来。一起行军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开始讨论了。毛泽东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来到了贵州遵义城。据说这天他是骑着那匹大白马进城的。
随后举行的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最高决策层，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在长征路上复出的毛泽东，最先写出的不是笔下的诗词，而是“四渡赤水”这一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正是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途中，毛泽东写下了他自认为诗词创作中颇为得意的一首。这就是《忆秦娥•娄山关》。
娄山关，坐落在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下面。这里山高岭大，如今公路上却是车来车往，很少有人旁骛。离此不远的一个大溶洞，是游客们览胜的好去处。零星的游客，如果顺便光顾一眼娄山关，也大都扫兴而去。只有镌刻着“娄山关”几个大字的石碑，不避寒暑沉默地竖在这里，凝视着像我们摄制组这样偶尔专程来此凭吊的后人。是近七十年的风霜淹没了毛泽东曾经在这里留下的诗韵风情，还是沧桑巨变消逝了红军官兵们当年在这里冒着炮火硝烟奋勇冲杀的身影？
当年，袭取娄山关一战维系着红军的生死命脉。红军是拂晓时分开始向这座防守遵义的天险要冲进发的。战斗打响后，经过反复的冲锋、来往的肉搏，一直到傍晚，才把敌人完全击溃，占领了娄山关关口。登上山顶，太阳还没有落山，战场也还没有打扫干净，残留的硝烟似乎还轻抚着山坡上的血迹。跨上娄山关的毛泽东，心情依然沉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写的第一首作品。写战前的凝重、战后的悲壮。在古今战争诗中都是少见的杰作。诗中没有光昌流丽的色彩。若明若暗的晨月仿佛已被浓霜给封冻起来。在罕见的凝重气氛中，给人一种引而不发的情绪积累。灰蒙蒙的长空中，偶尔传来一声雁叫，似乎带来一种殊死搏斗前的威慑和震撼。诗中没有嘹亮宏大的声音。“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马不是在狂奔，而是走着又急又细的步子，军号也不敢吹得太响，只能压得像哽咽的喉咙发出的哑声，仿佛是某种巨大的即将炸裂的东西被使劲捂住了，依然是殊死搏斗前的压抑和沉闷。长风掠去烽烟，夕阳立马高山，晚霞抹红了无尽的天空、绵延的群山，也斜照在诗人的身上。他身上的灰色军装，透出怪怪的桔黄。
《忆秦娥•娄山关》下阕的描绘，视野放得开阔起来，但依然是在雄浑中透出急闷和悲壮。重领兵权的毛泽东感觉到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这是只有悲壮战后的统帅才有的特殊感觉，这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并不轻松的感觉，因为前进途中还不知要越过多少雄关漫道，迎接多少悲壮的挑战。尽管从会昌城外高峰到娄山峰的漫道雄关，毛泽东和中国红军已经跨越，但这只是长征途中的一段悲壮行程呵。于是，在毛泽东视野中，没有一览众山小的灵透豪迈，有的只是茫茫的山海和血红般的落日。正所谓“山海茫茫，茫茫谓之浩阔，浩阔征程且看路遥知马力；落照殷殷，殷殷谓之悲壮，悲壮革命应是疾风知劲草”。
长征中的毛泽东最真实的形象是什么？一个外国人说，“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统帅的风度、细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这位战略家手中的地图，画满符号的地名似乎总是山。
从江西出发以来，一路上，总是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雄，一山更比一山险。山，几乎成了红军官兵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红军官兵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实在的敌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也成了诗人毛泽东的灵感源泉：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三首以“山”为题的《十六字令》，不是具体地写哪一座山，是一种虚写，写诗人在长征中对各种各样、各姿各态的山的总体感觉。
诗人感觉到山的高耸，在剽悍神速地打马越过之后，回头一看，才发现这座山离天才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诗人感觉到山的壮阔，在对山的一种横视中，仿佛连绵起伏的巨浪奔马，这不正是对苍山如海的一个形象注脚吗？
诗人感觉到山的陡峭，陡峭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险挺，是尖锐，尖锐得像利剑一样刺破了青天。
追日月，马作的卢飞快；射天狼，弓如霹雳弦惊。
无论是高耸、壮阔还是陡峭，都是诗人在马背上飞驰获得的感觉。通篇未写一人，但处处皆人。不正是红军勇往直前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赖以支撑的擎天巨柱吗？
山，成了跳动的火焰，成了离弦的响箭，成了奔涌的狂澜。
一路上，毛泽东似乎常常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偶尔是在马上低吟三五句、灯前速记六七行。诗人的气质，统帅的风骨，长征的内蕴，将士的豪气，就这样融进了对群山的感觉之中。
毛泽东喜欢游历祖国的河山。即使到晚年，在平常的谈话中他也毫不掩饰这个兴趣。
1959年4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立下了一个志愿。他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带上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一直往昆仑山那里走，然后就可以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
他为什么如此深情地注视着江河源头的茫茫荒野？是因为那里盛开过唐蕃古道的驿路梨花？还是因为孕育大河长江的源头潜伏着民族文化的古老秘密，奔腾着五千年历史的雪浪狂澜？
毛泽东是一个说了就要做的人。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中央警卫局还组建了一支护卫毛泽东游历黄河的骑兵大队。1964年夏天，还专门把为毛泽东训练的坐骑调到北戴河。那是一匹小白马，毛泽东骑着它还照了一张照片。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终究没有成行。
1972年他大病一场，刚有好转，还开玩笑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那里去了一趟。他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产量和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想游黄河，你先回去吧”。
喜欢游历的毛泽东，承受着高天厚爱，汲取了大地深情。
喜欢游历的毛泽东，获得了无限的诗情和灵感，并使革命家的人格和诗人的气质得以高度的融合。
喜欢游历的毛泽东，也是在不断地观察世界、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
1935年9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翻越岷山的时候，毛泽东在山顶上极目四望，第一次看见了雪峰如海的世界，感受着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
这就是昆仑山。一个毛泽东到晚年都想骑马去看一看的大山。
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昆仑向来是仙人聚居的神仙。
伫立岷山峰顶，感受横空出世、似见非见的昆仑，毛泽东体会到人类的过去，畅想着世界的未来，构思出一首《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毛泽东笔下，超出人世的蛮荒昆仑，俨然成为了看尽人类沧桑的历史老人。披盖在它身上的冰雪，好像无数条白龙腾空飞舞，把整个世界搅得寒冷透了；又是它身上的这些冰雪，在溶化之后，倾泻直下长江黄河，使整个世界顿时生动起来。这一冷一热的更替，凝聚了人类文明的万世沧桑。坦荡而真朴的昆仑山，你涵盖着广袤的天地，你容纳着漫长的时间，你沐浴过无数的阴晴雨雪，你经历过遥远的沧海桑田。粗旷而细腻的昆仑山，你造化出冬秋春夏，你飘忽着美妙疑团，你孕育了多少彩色生命，你又荡涤了多少动物生灵。千秋功罪，该怎样来评说你呢？与其评说历史，不如改造历史。毛泽东最奇特的想象出现了。他想象着倚天抽出一种比昆仑山还高还长的宝剑，按人类的意志和历史的需要，把它剪裁开来，分给世界各国，使人类寒暑相同，共冷共热，实现民族平等。
当然，对仍然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眼前最迫切要应付的是死心塌地要“剿灭”他们的国内反动派。在毛泽东的诗词里，这个敌人犹如硕大凶恶的“苍龙”。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跨越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六盘山。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为什么要回头去望断南飞雁？也许，他在怀念那些倒在途中的烈士；也许，他还牵挂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战友；也许，他期待着依然在长征途中奋力前行的另外两支红军主力；也许，他是在回顾这一年中跋涉过的山山水水；也许，他还在掰着指头计算着行军的历程。不管是哪种假设，“望断”二字都透露着多么厚重的情感！
走下六盘山，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下面就要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了。
到家了，长征就要结束了。
事实上，在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5年的9月20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意外地读到一张报纸，证实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毛泽东当即决定，到陕北去，实现北上抗日、创建根据地的目标。
长征的落脚点最终定了下来。这对一年多来饱尝艰辛的红军来说，有什么能比这个消息和决定更让人高兴呢？
身后的脚印，已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应该给世人留下点什么。
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写诗。
写什么呢？还是回顾一下这一年多来的历程吧！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七律•长征》，不用雕琢，只是拿红军跋涉的脚印，把万水千山串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首诗。虽只有五十六个字，虽只有一年的跨度，纪录的时空内涵，却有着世界历史上最罕见的沉重和遥远。
是呵，惊天地、泣鬼神的漫漫长路，文字亦无法记载它的艰辛和悲壮，无法尽数它的残酷和凄凉。那里有爬不完的大山、渡不完的大河，还有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草地、永远看不到顶的雪山。红军官兵靠野菜、皮带充饥，多少战士被敌人的机枪打下了万丈深渊，打进了湍流翻滚的河谷。草泽吞没了他们的躯体，风雪把他们凝成了永恒。
长征是什么？
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在毛泽东的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就是长征，两万五千里路的长征。这需要何等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呀。他们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跨越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演出了一幕幕悲壮传奇的故事。
三军会师的时候，全部红军加起来才剩下两万多人，还不到红军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将近七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远征者的足迹早已被岁月的流水磨平，除了传说和偶尔可见的一些没有姓名的墓碑，那些在漫漫征途上艰难前行的红军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倘若你细细倾听，倘若你深深凝视，这山水之间却依然掩映着那些远征者的身影与感情，凝固着穿越时空的理想诗篇。
在茫茫的草地上面，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同志要临产。这时，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对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说，一定要顶住敌人，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小生命终于来到了人间，但有人为牺牲了几个阻击敌人的战士而叹息。董振堂听后板起脸说，我们干革命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为了孩子，这是所有烈士的心愿；为了孩子，这是人世间最朴实也最美丽的诗；为了孩子，这是革命者信奉的最深刻的哲理。
长征，就这样成为了人世间最长的一首生命的诗。
《七律•长征》写了许多山，也写了两条“水”--金沙江和大渡河。
说起大渡河，人们自然要想起石达开。就在红军抢占大渡河的七十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人马，在这里全军覆灭。于是，蒋介石的飞机也向红军撒下了“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
让毛泽东和红军自豪的是，大渡河的历史并没有重演。
穿过风雪，就有了风雪的坚韧；走过草地，就有了草地的深邃；翻过大山，就有了大山的抱负；涉过大河，就有了大河的豪迈。于是，在《七律•长征》诗中，山，不再那么凶险了。巨龙一样的五条大岭不过是微波细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不过像滚动泥丸。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山崖给人的也只是一种“暖”热，被敌人抽去桥板的大渡河上高悬的铁索，也只是有点“寒”意。连眼前岷山的千里风雪，也已变成让人更加欢喜的美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这是多么奇特的人生经历！
这是多么惊人的英雄主义气概！
让青山作证吧！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毛泽东最长的一首诗。
让青山作证吧！长征是一曲人类在极限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显奋斗的凯歌。
[中南海菊香书屋]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陈列着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一号”。实际上，有关部门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持枪证上的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这是一张有名无实的《持枪证》。
[广州国民党“一大”会址]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原本就没有想到去摸枪杆子。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三十岁的毛泽东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三十五岁的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校长。
仿佛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让两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去抓笔杆子，一个去抓枪杆子。但抓枪杆子的蒋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
残酷而沉痛的现实，使毛泽东也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并成为了举世公认的红军统帅和军事家。然而，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却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他的双手甚至是天生的不喜欢摸枪而喜欢握笔。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也是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1935年底，刚刚在陕北落下脚跟的中国红军，依然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仅陕西一带就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西面是“马家军”，往东是阎锡山的晋军。这几十万人马，都奉蒋介石之命要“围剿”不足一万的中央红军。
事实上，早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明确宣布要结束内战，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也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入华北，汉奸殷汝耕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
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即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这月下旬，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初到陕北的毛泽东于四面包围之中不断地操起毛笔，给一些受命“围剿”红军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写去一封封声情并茂的信件。1935年12月5日，他给杨虎城将军写信说，“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
不分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魂灵和真挚情感，跌宕其间。典雅高古的骈体文句式，至今读来，还觉一股回肠荡气。可以想象得出，当杨虎城这些戎马半生的军人展读这文采斐然的词句时，他们肯定在心里构想着毛泽东的形象：他是个拿枪杆子的军人还是握笔杆子的文人？是文人，怎么能把几万濒临绝境、靠吃草根维持生命的红军带出死亡的峡谷？是横刀跃马之辈，为何又有如此陈义高古而又华丽动人的神来之笔？或许，他们觉得，毛泽东多多少少是一个站在传统的根基上胸怀大志、谈论理想的人，一个站在民族立场上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人，一个在沉落起伏中傲视独立、纵横捭阖的人，一个上马击狂寇、下马草军书、文武兼备的人，一个不大容易说清楚却充满诱惑和魅力的人。不是偶然的巧合，当民族危亡压倒一切的时候，当最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激发起深远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力量的时候，毛泽东，站在了西北高原茫茫的黄土地上、奔腾的黄河岸边。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的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目的是到山西西部开辟局面，然后转往绥远直接对日作战。
这次渡河东征，虽没有达到原定的战略目的，却扩大了红军，在山西十几个县开展了工作，为稍后在河东一带建立根据地埋下了伏笔。
对毛泽东来说，收获却不只这些。
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筹划渡河时，虽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
头顶浑莽的天，身披浑莽的雪，俯视浑莽的河，历史的流云不经意间悲壮地飘过眼前。站在秦晋高原，诗人的双脚似乎踩着一个民族浑莽而又浩瀚深长的历史河道，昨天的赫赫辉煌，今天的屈辱困顿；一队队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红五角星军帽的官兵骑着马、扛着枪从身边走过，被风雪笼罩着渐渐远去，融入浑莽无色的天地之间。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正在重写历史。
看着这一切，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起来，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就这样诞生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诗人柳宗元也曾描写过浑莽雪飞的大世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是一个孤寂死灭、了无生气的世界。在毛泽东的笔下，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不仅没有沉寂，相反，诗人之心激活了历史的灵魂，让世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如此多娇的江山，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呵。诗人的视线，穿过偶尔挣出覆雪的高原黄土，融入深藏地下那鲜活生动的历史长河，感受着地火的薰烤。在白雪的衬托下，那点点黄土又好像是祖先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这位二十世纪中国的骄子。
诗人的视野变得模糊起来。他向历史走去，向这个充满生机的历史大舞台走去。于是，曾风云一世的英雄们，一个个出现了。扫六合、并诸侯，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了；北控朔漠、西征匈奴、命张骞出使西域、令名将飞渡关山的汉武帝来了；南征北战，使江山复归统一并创造了巍巍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来了；在多国并存之中再度统一华夏、成功后以杯酒释兵权被记入历史的宋太祖来了；还有那个长于盘马弯弓、纵横驰骋的成吉思汗，也来了。一个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骄子，仿佛都从古老的黄土地里破土而出，穿透厚厚的冰雪，带着自己的业绩和个性，来了，近了。正是他们，面对分外妖娆的华夏江山，竞相折腰，进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烟波浩渺。在爱国主义的河床上，回荡着不甘沉沦的呐喊，奔涌着重铸辉煌的浪涛。
毛泽东请出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为了回到历史，而是在历史的比较中，更加坚信正在开拓的民族振兴之路。而走在这条路上的先锋人群，是那些只有武治功业却缺少文采风骚的历史人物不能相比的。于是，《沁园春•雪》的点睛之笔出现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红军，今朝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将超越历史。一年的长征，已经证明了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道理：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国共产党人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
就在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五个月后，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做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中国的历史果然很快出现了转机，中国人携起手来，抗日救亡，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机来到了。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成为中国形势转变的枢纽。
在斯诺的心目中，毛泽东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在离西安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黄帝陵。远古时期，传说有一位姓姬的部落首领，号轩辕氏。他逐鹿中原，统一了天下。后人把他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称他为轩辕黄帝。为了纪念他，后人在陕西桥山建造了一座黄帝陵，陵前有祭祀亭，历朝历代，清明时节，中央政府都要来这里举行大型祭奠仪式。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对黄帝陵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大地上两个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
在黄帝陵前，毛泽东的代表林伯渠念了一篇毛泽东写的四言古体祭文，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世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接近历史，诗人捧着一颗真心，披带一路风尘。
向未来走去，革命家的风采，焕发着独有的刚健和执著.他的意志如伟岸的高山，心胸如坦荡的莽野。
这，难道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风流人物？
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骄情怀？ 第十一集 [陕西延安] 让许多人纳闷的是，从1937年到1947年初，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时间里，在毛泽东留下的几百万字的文稿中，却只有一首诗作，一首追悼战死沙场的抗日将领戴安澜的五律：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收，驱倭棠吉归。沙场竞殒命，壮志也无违。1943年3月。]。 在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毛泽东似乎整天面对的是书桌、会议、电信、文件，或者是讲话和接见。一束束阳光射进窑洞，不时还传来战士们和文化人欢乐的歌声。不见了险关、急流，不见了马蹄、追兵，耳边没有了枪声，身旁没有了鲜血，似乎也就缺少了酝酿诗情的动力和冲破空间的想象。 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回来，说很想读到爸爸新写的诗。毛泽东回信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 作为“马背诗人”的岁月似乎过去了。 毛泽东是怎样结束他的马背诗情的呢？依然是以诗人的方式向马背岁月作了告别。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手下将领的诗。 1936年12月，在中央就要迁居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中国作家的诗。 寄情于拿枪的将军和握笔的作家，期待着文治与武功的辉煌，多么地耐人寻味。这或许就是天骄的视野，统帅的胸襟。 1935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两千多骑兵尾追红军到了陕北。19日那天，毛泽东在吴起镇部署了一场“割尾巴”的战斗。战斗打响前，他在一份电报中指出，战场的地理特征是山高路远沟深。21日，彭德怀率部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击溃追兵，打胜了初到陕北的第一仗。这一仗，也是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捷报传来，欣喜的毛泽东循着电报中对地势的描述，给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身临其境近在眼前的战争诗。 一位横刀立马的伟岸将领，越山驰骋，夺关斩将，赫然眼前。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战斗结束后，我回到毛主席的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这首诗。我当时拿起笔来，把最后一句“惟我彭大将军”改成“惟我英勇红军”，又放回了原处。 这首诗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从井冈山开始，便统领一支人马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且不说他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征程中赫赫功劳，就说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他率领的红三军团和林彪的红一军团，始终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沿途夺关斩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正是靠这样的英雄之师和忠勇之将，中国革命才可能走出困境、赢得未来。毛泽东赋诗激赏爱将，自在情理之中；勇往直前的彭大将军，理应堪当盛誉。 堪当盛誉的当然还有红军队伍里的执笔之士。 1936年11月初，作家丁玲来到了陕北保安。 她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苏区的名作家。 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十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当时在保安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一个大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愿意做什么工作。坐惯亭子间的这位“文小姐”回答，当红军。毛泽东十分高兴，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随后，丁玲随红一军团到陇东前线去了。她留给毛泽东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庆阳前线，丁玲收到一首词，那是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后来发表时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用电报传诗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恐怕也算一桩奇闻。毛泽东当时对投奔苏区的文化人寄望厚爱之深，由此可见。 不久，丁玲从前线回来，毛泽东又亲笔抄录了全词给她。 让毛泽东振奋的是，落照下的边关孤城不再寂寞，因为有了新人的到来；让毛泽东高兴的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也不再柔弱，因为她加入到了阵图滚滚的洪流；让毛泽东称道的是，“文小姐”可以变为“武将军”，一只能写雄文的“纤笔”可以抵得上三千“精兵”。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前线，毛泽东笔下的两个文武将军会面了。丁玲采访了彭德怀，专门写了一篇题为《速写彭德怀》的报道，发表在1937年2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面。文章旁边还配了一幅丁玲手绘的彭大将军的肖像画。 如此操执“纤笔”的文化人自然是多多益善。 在此前后，毛泽东就在考虑用什么办法吸引更多的文化人来苏区，并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就在“洞中开宴会”，欢迎丁玲到来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文艺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 1936年11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德，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1937年1月，毛泽东离开住了一年多的保安县城，来到东南面一个叫延安的地方，住进城内凤凰山的一座窑洞。 延安，这座古老的西北边镇，曾演绎过多少风烟故事，留下多少文风武韵。出生在延安万花山的花木兰替父从军，成为千古流传的巾帼英雄；流浪中的杜甫，在延安一带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千古名句；文武双全的范仲淹在这里写下了“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传世名篇。依然吹来历史古道的风、千载黄土的浪，但历史的过客，都走远了。 虽然是边关故地，陕北延安却到处充满了新的生活。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后，这里成了国民政府辖下的“特区政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正是在延安，通过非凡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在古老的黄土地上诞生了。 在延安的毛泽东虽然不再写诗，但诗词依然是他不可或缺的语言故乡和充满诱惑力的精神家园。工作之余，他经常和人们谈论唐诗宋词，有时候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喜欢的古人作品，或者是他自己的诗词送给别人。他的《七律•长征》就是这样流传出来的。 毛泽东依旧不忘那金戈铁马的生涯。 1947年3月，毛泽东果然跨上战马，又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岁月。 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毛泽东离开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古城。为了在陕北拖住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他率领着小小的司令部转战陕北。五十四岁的毛泽东，骑着一匹大青马，或拄着一根竹竿，行进在延川、清涧、子长、子洲、佳县、靖边的陇埂沟头，指挥全国范围内的人民解放战争。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站在高处举目四望，凹凸不平、寸草不生的黄土山峁在阳光的抚摸下，犹如布满老人额头或深或浅的皱纹。在看不到边的皱纹里，藏伏着历史的智慧，密锁着神秘的风采，孕育着生命的力量，记载着民族的兴衰。它们相互激荡化合，似乎酝酿出千滋万味的浓酒，被毛泽东一古脑儿地喝了下去。在枕戈待旦的日子里，毛泽东骑在马上重又找回了在长征途中一再迸发的诗情和想象。 停歇十年的诗笔，终于在1947年挥洒启动：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这首《五律•张冠道中》，写的是穿雾迎风，披霜带露的行军感受。显然是有意识地吸取了唐人边塞诗中常见的秋漠朔气、秦月汉关、刀雪落照的意象。 唐人边塞诗开头，往往是一身建功立业的豪气，而结尾时又难藏思乡的“边愁”。毛泽东这首诗则以恍若塞上行一句顿住，不再承接古人“将军百战征夫泪”的余情。 边关的战争渐渐奏起胜利的凯歌。随着沙家店、蟠龙镇几次大捷，到1947年9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已经扭转了陕北战局。9月29日这天，适逢中秋佳节，略有闲暇的毛泽东写了一首《五律•喜闻捷报》： 秋风渡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名月傍云胜。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笔调有些像杜甫在“烽火连三月”时写的离乱之作。“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也像是杜甫诗句的化用。但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则别样珍贵。于战乱中直白道出“家书抵万金”般想妻念儿之心，在他的作品中是绝少见的。 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欣喜之状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甚至畅快设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毛泽东在捷报传来时的感受，却是“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儿女之情陡然转向风云之气，回到了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本色。 春秋代序，万象更新。 在陕北转战一年后，1948年3月，毛泽东戴着一顶半新旧的棉帽，坐在一条小船上渡过了黄河，进入晋察冀解放区。 渡河的时候，毛泽东骑的那匹大青马竟跳入黄河，游回陕北。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为历史留下了一桩轶闻。 渡过黄河的毛泽东，导演了一场席卷千里的人民解放战争。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在中国大地上，一部曲折起伏、大气磅礴的史诗，顺理成章地走向了它的动人高潮。这年3月25日，导演这部史诗的毛泽东住进了北平西郊的香山，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因为院内有两股清泉从石缝里日夜流淌出来，人们把这里叫做“双清别墅”。 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曾对人说：我们到北平是赶考来的，考不上退回来就不好了。千万不要学李自成。 历史的教训如在眼前，毛泽东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双清别墅，他指挥了直捣黄龙的渡江战役。 国民党政府的“黄龙”就是南京。 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到了南京，曾感慨地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三国时的东吴，随后的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一共有六个朝代，都把都城建在了这里。它曾几度繁华又几度衰凉。在这以后，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都把自己的政权中心建在了南京。南京，你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衰，凝聚着多少历史的真谛。 1949年4月的南京，又要见证一场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多华里的战线上，千帆竞发，万炮齐鸣，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蒋介石惨淡经营的“长江天险”和“千里江防”，于23日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 虽然不是“一片降幡出石头”，但当总统府屋顶上那杆青天白日旗在解放军官兵的欢呼声中被扯落下来的时候，倒也是“千寻铁锁沉江底，金陵王气黯然收”。 4月24日这天，毛泽东拍下了这幅很有名的照片。他坐在双清别墅园内廊下的木椅上，双腿并直，左手拿着一份印有特大字号“南京解放”的号外，低头注目凝看。他这个时候想些什么呢？他难道还需要发思古之幽情吗？当然不需要。他要抒发的是一曲改天换地的颂歌。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纪实言理，酣畅淋漓，犹如渡江战役本身，给人以势如破竹的感觉。毛泽东的感情、才气和思想，也一气呵成、一泻千里。 诗人一反前人的怀古之思，高唱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来抒发自己对未来南京的美好憧憬和信心。因为南京获得了新生，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历史的胜利。 诗人那视通千古的目光，决不会局限在一次战役的视野之中。在大胜大喜的日子里，他的思绪似乎越加冷峻。楚汉相争时西楚霸王息兵罢战的教训如在眼前，因此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面前，他的思绪也飞得更为深远。苍天如果有情的话，看尽人世的生生灭灭、盛盛衰衰，那么他早就衰老了。诗人要告诉人们的是，天地沧桑，世事更变，绝非冥冥天意所支配和主宰，靠得只是人间正道。 什么是人间正道？人类社会在变革中实现进步的规律，这就是人间正道；新生的战胜腐朽的，先进的取代落后的，这就是人间正道；蒋家王朝的覆灭、南京的解放，就是天地沧桑、历史巨变中的人间正道。 光昌流丽的诗句，好像壮丽的长河涌流，把一个旧时代卷走了，又把一个新时代推来了。 [毛泽东画外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会记的这个声音。那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新生的国家，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领导人民群众共同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 为了这部作品的诞生，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追寻了一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毛泽东倾注了半生心血。 新中国开国前夕，毛泽东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到了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丰泽园后靠中海，面对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南海，西邻假山叠翠、溪流潺潺的静谷。一进丰泽园大门，是它的主体建筑，叫“颐年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常在这里开会。顺颐年堂往里走，东边的一个四合院，叫菊香书屋，庭院里有老槐苍柏，常有鸟雀盘绕其间，发出啾啾语鸣。这里早先是清朝皇宫藏书的地方。对毛泽东来说，住在这里再适合不过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十七年。 毛泽东的马背生涯彻底结束了，但历史变迁的人间正道仍然在拓展和延伸。 1950年10月3日晚上，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典礼的一百五十多名少数民族代表，汇集到了中南海里的怀仁堂。他们向毛泽东献上了哈达、伞、帽子等各种各样的礼物，献上了少数民族的无限深情。从毛泽东那明朗的笑容里不难看出，他对新中国这样良好的开局感到是多么地舒心。 献礼大会结束后，各地少数民族文工团联合演出了歌舞晚会，毛泽东也兴致勃勃观看演出。柳亚子正好坐在前排，毛泽东高兴地对他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我来和。”让人作词，主动要唱和，这在毛泽东的诗人生涯中，是惟一的一次。 面对此情此景，柳先生即席赋了一首《浣溪沙》。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翩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第二天，毛泽东便派人给柳先生送来了一首《浣溪沙》的和词。如果说，柳先生之词着眼于眼前的翩跹舞蹈和月圆歌声，那么，毛泽东的思绪却穿越历史时空，又一次去探寻了那天地沧桑的人间正道。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上下两阕，分述古今。国家巨变，从分裂到统一，从隔膜到和睦，从动乱到太平，恰如黑白之分，天地悬隔。这就是毛泽东要表达的诗情，这就是遵循人间正道的中国所发生的变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她犹如一棵盘根错节、虬枝茂叶的参天大树。国家的统一、五十六个民族的团结，是她得以永葆繁茂的生命源泉。 万方乐奏有于阗。有意思的是，远在新疆边远地区的于阗县，还真的出现了一桩让诗人高兴的奇事。有一个叫库尔班的老头四处打听，毛主席是一个地方，还是一尊神，还是一个人。人们告诉他，毛主席是中国的领袖。他就问，我从巴依地主那里分到了十四亩土地，这件事毛主席知不知道？此后，他几次三番要带着土特产，骑着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库尔班老人真的来到了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50年，人间正道的叙事诗又有了一个新的主题。这年，西班牙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创作的“和平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会的召开，迅速飞遍全球。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平鸽也翱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上面。就在少数民族献礼大会的第二、第三天晚上，柳亚子又两次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欧阳予倩编导、戴爱莲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现代舞剧《和平鸽》。这是一出鲜明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剧目。联想到当时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组织多国部队出兵干预，甚至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柳亚子禁不住再赋一首《浣溪沙》。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犯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做出一项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抉择。 是出兵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还是被动地祈求和平？从不信邪的毛泽东选择了前者。10月8日，他发布了让整个世界震惊的命令：出兵援朝。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应该在哪里打，应该怎样打？毛泽东选择在了朝鲜西北部的妙香山。11月6日，前线便飞来捷报，我军在妙香山歼敌一万五千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到了柳亚子先生的《浣溪沙》。承续前一首《浣溪沙》和词的兴致，毛泽东又和了一首： 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战国时齐宣王召见处士颜斶，齐宣王让他到自己跟前来，而颜斶却让齐宣王到自己跟前来，由此发生争执。 历史故事给毛泽东的启示是，在旧中国，执政的国民党政权要其他政党都依顺他，听命于他，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却反对独裁。矛盾斗争多年未息。只有在新中国，那种颜斶和齐王之间的对立状态才一扫而光了。更让毛泽东欣喜的是，他在柳亚子的《浣溪沙》里，看到了诗人对美帝的声讨、对中国人民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热情赞颂。大敌当前，中国人民的团结经受住了考验，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的关系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诗友的高唱，前线的佳音，仿佛在毛泽东胸中联成一曲欢愉的二重奏。 从中国天安门的红旗到异域妙香山的战旗，仿佛再一次诉说着一个人间正道的真理。 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历史，在中国永远地结束了。 在毛泽东晚年，他常常把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的书房作为会见客人的场所。看到他身后那满满的一面书墙，人们常有这样的感慨：毛泽东如果没有成为政治领袖，除了写诗，他必定还是位卓有创建的文人学者，是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章家，他依然会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独特的地位。 诗人政治家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 在南来北往的考察途中，毛泽东总是携带着这个硕大而沉重的木头书箱。于是，在西子湖畔、东湖之滨，在广州小岛、长沙蓉园，流传着许许多多毛泽东凝神读书的故事。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这张特制的木头大床似乎也诉说着读书人毛泽东别具一格的生活状态。它的一半摆的是各种各样的书，它的另一半才是睡觉的地方。于是，我们想象着，毛泽东仿佛斜靠在床上，一旁的灯光勾勒出他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化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传达着心湖深处泛起的波澜。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鸣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忽然，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尾之间写了起来。这位读书人写的是什么呢？ 比如，1958年1月12日那天深夜，他在南宁写的是，“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比如，1969年6月3日那天深夜，他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写的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演出的雄壮活剧，确实动人心魄、令人神往。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在历史的海洋里，奔涌的是我们民族的兴衰和悲欢，还有那经验和智慧泛起的不尽浪花。千回百转，千淘万漉。毛泽东是这一片历史海洋执著的观赏者、勇敢的批判者和深刻的辨析者。 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一位在历史的海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曾遭遇了大海，还写下了一首千古名篇。他就是曹操。 公元207年，曹操率领他的军队，远征幽燕辽海的塞外之地乌桓。这是能否统一北方的关键一役。曹操跃马挥鞭，劳师北伐，又是大获全胜。这年秋天，他在班师凯旋途中，路过北戴河一带。 夕阳西下，秋风阵阵。他登上渤海岸边的碣石山，近观沧海，巨浪与礁石相撞，发出振聋发聩的狂吼。或许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戎马一生的曹操受到了空前的震撼。不知不觉，已是星汉灿烂。极目远眺，那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星星究竟是在海里，还是在天空，已经分不清楚了。辽阔的沧海壮景似乎衬托着作者的胸怀，传达着曹操叱咤风云的气概和艰苦征战取得胜利后的喜悦。 于是，一首《观沧海》诞生了。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曹操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大概是最多的了。 毛泽东肯定曹操的政治功业。他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 毛泽东称赞曹操的军事才能。在汉末群雄竞起之时，曹操四处征战，纵横天下，在打败袁绍的官渡之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史奇迹。毛泽东曾经把官渡之战写进了自己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 毛泽东还欣赏曹操的文采风骚。他对人评价说：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闲暇时刻，毛泽东圈阅曹操的诗，书写曹操的诗。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了北戴河的大海岸边。这正是曹操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到过的地方。7月23日那天，毛泽东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这里说的碣石诗，就是前面说的《观沧海》。 这也许是喜欢大海的毛泽东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大海。三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学当助理图书管理员时，为了看大海，曾专门坐火车到天津的塘沽。因为是冬天，他看到的只是一片冰封雪冻的死寂滩涂。也许，他后来在广州、在上海看到过海，但那是都市环抱的海，是江河的入海口，只能说是看到了海水。如今，他看到了一个袒露胸襟、毫无保留的大海。 当年在碣石山下，大海岸边，五十二岁的曹操只是观沧海，而毛泽东不仅是观沧海。年过六十的他，还要到大海里去搏击风浪。 一次，台风驱散了暑气，也卷来了狂风暴雨，堆起了癫狂的海潮。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照例下海游泳。在浪涌万叠之中，毛泽东几次被打倒，几次被冲上沙滩，但他仍然在浪蜂下面钻来钻去，游了一个多小时。面对威猛耸立的浪潮，卫士们照例奋力地前挺后挡，但也照例地被浪涛打下抛起，甩回了沙滩，就是在毛泽东身边也不想站起来了。毛泽东却说，怎么站不起来了呢？这点水浪难道比刘戡的七个旅还凶吗？ 刘戡的七个旅，那是转战陕北时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 这就是喜欢大海的毛泽东。他在与风浪搏击中显示出独特的胸襟与气魄。 他后来曾向人们宣传说：“我到过北戴河，七级台风，在大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一点风浪，游起来倒很吃力，那要一步一步地爬。” 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当他作出挑战和接受挑战时，当他选择目标和实现战略时，他不谈怀疑，只谈坚信。他的挑战方式和他的目标一样豪迈壮丽，他的顽强和他的旷达一样执著惊人。这种挑战和应战的特殊风格，使毛泽东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气馁并能去争取胜利。 于是，他太喜欢击水游泳了。他一生最喜欢的锻炼方式大概就是游泳。 在青年时代，他不仅游水，甚至要游风，并发明了一种风浴。什么是风浴，如今已无从知晓了。或许，从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可以知道个大概——“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这种看起来是突发奇想的风浴，毛泽东便在学校里组织起一个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披着太阳余晖或迎着寒风，散入江中舒臂击水。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他当时写了一首游泳的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上面这两句。 击水游泳之中，张扬的是一种自信的人生。毛泽东从韶山老屋前面那一方池塘游起，一直游到了大海。毛泽东从乡间走出，一直走向了天安门城楼。他的一生，不正是挑战风浪、击水游泳的一生吗？ 因为他是罕见的风浪挑战者，于是他成为了最合格的时代弄潮儿，领导人民超越旧的历史，创造新的篇章。弄潮儿和大海不再对立，甚至同大海的广阔和风浪有了一种共鸣、一种亲近、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 1954年夏天，毛泽东把自己的这种感觉，浓缩在了《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中：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词作之一。 上阕写景，景中有情，视通万里、舒卷风云之色，在海天一体中关切地询问汪洋之中的一只小船。下阕写史，史中有意，思接千载、吐纳珠玉之声，在瑟瑟秋风之中怀想那历史的沧桑。这是风物依旧、人事全非的沧桑。毛泽东不仅仅是在自然的大海里游泳，他也是在历史海洋的浪潮中搏击。 来北戴河之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就要来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两眼闪闪发光，带着心潮澎湃而又扑朔迷离的神情，充满信心地构想着未来。 进入五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最为舒心。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面，诸项事业进行得都非常顺利。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盛的新中国，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国泰民安，政府廉洁，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门迈进。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在1953年提了出来，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这个路线的基本内容。 来北戴河前，他刚刚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要产生了，外国人说这是中国迈入近代国家的标志，而毛泽东则称它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他号召人民经过五十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各种措施进行的社会变革，不是自以为幸甚至哉的曹操所能比拟的。在曹操来过的地方，在大海里游泳，这一望无涯的空间物象，这沉甸甸的历史风色，怎能不装进毛泽东那用追古思今的诗句编织的胸怀。万里波涛，千岁沧桑，百年辛酸，几十载奋斗。同样是风物依旧，萧瑟秋风今又是，毕竟却人事全非，换了人间。 毛泽东爬过中华大地数不尽的山峰，也游过中华大地无数的江河。 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湖北武汉，他游过长江。在没有大江大河可游的时候，他就游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江西的庐山水库，湖南的韶山水库，还有武汉的东湖。 曾经有一个说法，说毛泽东敢于向任何江河挑战，就是不愿游黄河。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让我们听听1959年9月，他在济南浩阔的黄河岸边与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一段对话吧！ 毛泽东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天来济南横渡黄河。” 舒同说：“黄河泥沙太多，不便游泳。” 毛泽东说：“有泥沙怕什么，上来一冲就没有了。” 舒同说：“黄河漩涡太大，太多。” 毛泽东仍不甘心：“漩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总之，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游。”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年夏天毛泽东没有来。 他终究没有畅游黄河，这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让毛泽东遗憾的是，他畅想到国外去游大江大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他曾渴望到孕育东方古老文明的其他河流中去体会一番。1960年，他对来访的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提出了到尼泊尔游泳的设想，不过，那要经过印度。毛泽东说，“我也想到桓河去游一游，只要让我游，我一定去。” 他也曾渴望到西方的河流中去体会一番。六十年代，当他的老朋友斯诺来访时，又进行了一次关于游泳的对话。斯诺说：“1936年在保安，你曾说过想到美国一游，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兴趣。”毛泽东说：“我希望在不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去畅游一番。但这是一厢情愿，华盛顿政府会反对。”斯诺说，“如果他们同意呢？”毛泽东说，“如果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之内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不谈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一下。” 这就是诗人政治家和政治家诗人的毛泽东。他不肯压抑自己的个性，也不会事事循规蹈矩，胸中常怀美妙的想法和追求。 在现实中，以领袖之尊，以事务之繁，以政治之复杂，毛泽东当然不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去畅游一番。但在关于游泳的畅想中，在同变幻莫测的江河大水的对话中，他常常富有个性地表达自己的兴趣，传达他的思想。 游泳里面有哲学。毛泽东说，“水有力量把人浮起来。这叫抵抗力。但人在通过它时，能够把它压下去。所以是水怕人，不是人怕水。” 游泳里面有人生。毛泽东号召青年人敢于到大江大河的风浪里去锻炼成长。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号召。 游泳里面还有政治。毛泽东说，“长江是一个不花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干部就像是游泳的人。你不要离开水，要顺着水游，不要逆着水游。” 如果说，翻越无数山峰的毛泽东，曾经踩出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那么，渴望搏击江河风浪的毛泽东，则亲身体验到胜利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是那么的让他欣喜异常。 于是，他禁不住唱出新的赞歌：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曾对人解释说，这首写于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毛泽东喜欢游泳，而这是惟一一首以游泳为题的诗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好写颂歌，而这是惟一一首吟咏工业建设题材的诗作。 1954年夏天写《浪淘沙•北戴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刚刚开始；1956年夏天写这首《水调歌头•游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到来了。 1956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前，刚刚做完《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新的探索，新的思路，新的目标，是如此诱人，如此若明若暗地在前面召唤着中国人，激发着毛泽东以创新精神去实践它、接近它。 这次南下，毛泽东先是到了广州，随后从广州北返。5月30日那天，他在长沙畅游了湘江，旋即到了武汉。还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要在武汉游长江的计划，还派人先期去武汉测试水情。 长江，似乎承载着一个民族太多的沧桑，太多的梦想，太多的期望。毛泽东情系长江，已经好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那天，他在中南海听取邓子恢、薄一波关于长江中游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时，要求争取荆江分洪工程胜利。这个决策，拉开了治理长江的序幕。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长江号军舰，从南京到武汉，一路考察长江水情，萌生出把三峡“壶口”扎起来，修建既防洪又发电的引水工程的设想。1954年夏天，长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毛泽东把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长江上来。与此同时，在武汉，一座横跨长江南北的大桥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建设了。毛泽东1956年5月31日这次来武汉，目的之一就是向有关专家了解工程的设计和经费预算。 为长江而来，自然要到中流击水。 6月1日，他下水了。 6月3日，他下水了。 6月4日，他又下水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回在长江里畅游。 曾几何时，苏东坡坐船游长江，禁不住低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孔夫子面对滔滔东去的河水，禁不住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大水啊，你为什么不分白天黑夜奔流得如此匆忙。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似乎注定要见证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 三十年前，毛泽东曾伫立长江边上的黄鹤楼，所见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因为他那时的心情是苍凉的。 如今，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的桥墩，犹如宏图一般耸立在水面，在江中挥臂击水。于风吹浪打之中，毛泽东悠然地从桥墩旁边划过。他一面游进，一面仰望。还是楚地的天空，还是江城的风物，却这般辽阔，任人舒展。虽风浪叠起，他依然从容，掩抑不住一贯的自信和潇洒。在自信和潇洒中，毛泽东的目光飞越眼前。沿江而上，由东往西，到达巫山云雨的三峡一带。那是几代人都梦想过的要修建大坝的地方。 192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溘然长逝。宋庆龄要求在孙先生的汉白玉卧像前刻上这部他泼墨写就的《建国方略》。在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中，有孙中山在地图上勾勒的青藏铁路设计图，有他设想的三峡水电工程。但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一腔热情只能化为缥缈的云，失落的梦。宏图在胸的毛泽东和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充满信心地要驾驭那缥缈的云，去实现那丢失的梦。让高耸的巨型水坝、西江石壁去截断巫山的云、巴山的雨。 毛泽东的目光进而穿越现实，投向了神话世界。那个无所不能、从天荒地老起就在巫峡峰顶矗立的“神女”，大概还在那里吧。面对即将出现的三峡新貌，她是不是惊讶万分，感叹世界变了模样呢？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她一定会的，因为中国大地的建设热潮本来就是一首“惊神曲”。 毛泽东到中流击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写完《水调歌头•游泳》一年后，毛泽东从重庆乘船东下，经过他魂牵梦绕的三峡。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江流是否适合击水畅游。 1957年7月7日那天，他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 经过派人调查和试水，中央政治局理所当然地没有同意他这个要求。 毛泽东和长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没有游成三峡，毛泽东却没有忘记三峡工程。 他的诗，促进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和调研。他的诗，也曾作为一种动力，促进了三峡大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的建设。 1970年12月26日，当葛洲坝工程方案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提笔批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不只是浪漫的诗人，更是一个以务实的精神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政治家。 是呵，写诗和建设毕竟是两回事情。 但神往未来，在实践中追求理想的精神，却是永恒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三峡工程上马了。千百年沉寂的土地焕发了生机。 如今，围堰合龙了。大江截流了。大坝耸立起来了。高峡平湖也蓄水了，发电了。 少了奇险幽深之美的三峡，新添了浩渺阔远之美。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半个世纪前，有一位诗人，为你的诞生曾经热情讴歌，曾经魂牵梦绕，曾经中流击水。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这个叫毛泽东的诗人，因为生前没有看到你的真容，曾遗憾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以后，不要忘了在庆典时告诉我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断地外出。在许多年份里，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他常说，“在北京呆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北京去，里面就有东西了。”新中国一些重大决策，他都是在外面酝酿和做出的。 离开北京，毛泽东最喜欢去的是南方。在南方，他又最喜欢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杭州。在这里，他住过四十多次，加起来有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1955年4月初，他第二次来杭州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群莺乱飞、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三吴都会、东南形胜，钱塘自古繁华。湖光潋滟、山色空濛的杭州，更具独特的风姿。 这次来杭州，他兴致很浓地游览了杭州的风景名胜。 他看了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毛泽东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一进庙门，他只向跪在那里的秦桧斜看了一眼，而在岳飞像前，却看得很久。看着看着，便用很低的声音，吟诵起岳飞的《满江红》。 他来到了雷峰塔。传说中那位一心向往美好生活的白素珍就在西湖长堤的断桥上和许仙结下了不解姻缘。后来，她被法海和尚无端压在了雷峰塔下。或许是令人感慨的故事和传说打开了毛泽东那想象的闸门。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起来，认为白娘子是反封建、争取婚姻自主的，压在塔下的不应该是白娘子，而应该是那个不尊重女性的法海才对。毛泽东还谈起鲁迅写的著名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称赞鲁迅说的，雷峰塔的倒塌，象征着中国妇女的解放。 一国领袖，却是难得有闲暇的时候。闲暇之中的毛泽东，依然是一派诗人本色。 当时在杭州，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登山。他登山的习惯是不走回头路。上山走一条路，下山走另外一条路。没路的时候，就硬是走出一条路来。 杭州城北灵隐寺背后，有一处北高峰。登临此处，举目四望，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犹如立在眼前的一幅幅山水墨画。 毛泽东曾三次登临北高峰，写下一首《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摇下，欢迎有晚鹰。 身处名胜佳景、逢迎昌明时代，毛泽东充分展露他轻松的性情和闲适的诗兴，还有智慧的愉悦。 顺着北高峰往南走，有一座五云山，传说常常有五色彩云盘绕其间。五云山在人民心目中便成了吉祥之山。山顶上曾有一座小庙，毛泽东游览这里的时候庙里还有和尚，在那里让人们求签问卦。据说，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前，曾来杭州一住，在这座庙里抽了一签。签上是怎么说的则不得而知，反正是天地悬隔、物是人非，颇让毛泽东高兴。于是，便有了一首《七绝•五云山》：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毛泽东不光在杭州游览，还远足到了莫干山。莫干山是天目山的一个分支，在浙江德清县城西北，离杭州有一百多里路程。传说春秋末年吴王阖曾派民间有名的铸剑师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到这座山铸一对雌雄宝剑。起初，铁石在旺火炉中不见熔化。莫邪听说必须要有女子以身殉献炉神才能铸出好剑，便跳入火炉中去了。宝剑造出来了。为了纪念这对夫妇，人们把雌剑成为“莫邪”，把雄剑叫做“干将”。这座山，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叫莫干山。 游览莫干山的时候，毛泽东曾在传说为莫邪、干将用过的磨剑石旁停下脚步。磨剑石四周的石崖有多处石刻，毛泽东喃喃自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仿佛是在吟那上面的题刻。 在山行道上，毛泽东还情不自禁，边走边吟起古人描绘莫干山的诗句：“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周山色蘸幽篁”。 下山途中，毛泽东游兴未尽。他又到观瀑亭观瀑，顺芦花荡西行至塔山远眺，东看太湖，南望钱塘江。 好一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好一方碧波荡漾的心湖，映出舒坦清丽的河山。 该回去了。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此间乐”之中。尽管不想刻意作诗，还是随口吟咏出一首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七绝，名为“莫干山”，但并没有写莫干山，更没有写发生在莫干山的悲壮故事。 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想写沉甸甸的诗。我们的诗人陶醉在大自然里面，诗中透露出大自然给予他的赏心悦目的心境。 诗人从登车启程返回写起，心情轻松自如，节奏明快活泼。全诗一气呵成，句句写过程，句句写心境，句句写归途，句句写遄飞的逸兴。 在这些闲适诗中，政治背景、历史内涵，都淡然远去了，剩下的是一种舒坦、开阔、明朗的心境，仿佛一道透明素丽的光，在空中划过时甩下一弯疾速的弧线，留下闲适中的畅快和愉悦。 在杭州的六和塔脚下，著名的钱塘江十分从容地向东边的大海流去。慢慢地，它受到杭州湾海浪的阻挡，在外宽内窄的海宁盐官镇出海口一带，汇聚成前推后拥的钱塘江潮。 早在南宋时期，这里的百姓就把农历八月十八这一天定为潮神生日，出现大规模的观潮活动。由潮而生出“神”来。看来，这江潮中多少寄托了人们的某些情思。气势磅礴的天下奇观，也不知倾倒多少文人墨客。 毛泽东自幼爱读的汉代枚乘写的洋洋大赋《七发》，用淋漓尽致的比喻来描述观潮的感觉，是典型的赋体文风。毛泽东很称道枚乘的文笔，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文章，说其“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 不光要从前人的描述中领略观潮胜境，毛泽东还要亲眼去看一看。 1957年9月9日，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杭州。11日，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那一天，毛泽东从杭州住地乘车到海宁七里庙，观看了钱塘秋涛。 那天，观潮的人很多，连上海也有人专程来观看。当时海潮涌出三米多高的浪峰，毛泽东的情绪同样很高。他先是坐着观看，不一会儿又站起来指指点点。 伫立江边的毛泽东被这迎面扑来的汹涛巨浪感动了，观潮回来，他写了一首题为《观潮》的七绝：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如今，在海宁盐官镇观潮处，人们把毛泽东的这首诗刻立成了一座诗碑。 人，有时需要从自然对象中发现自己、提升自己。闲适的心境，并不是说没有个性的张扬，对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首七绝，简明的四句结构，呈一实一虚之状。起句于平实中露出陡峭。千里波涛滚滚来，在极目夸张之中一下子把人们带入特定的观潮氛围；雪花飞向钓鱼台，则是夸张想象了那波潮卷起的雪白浪花，竟从海宁入海口逆钱塘江向西南凌空飞越到一百多里以外的浙江桐庐县境内富春江畔，那里是东汉大隐士严光垂钓之处；入山纷赞阵容阔，又回到实景的描述，恰如摄像机镜头的一个反打，从对面的潮反过来对准了观潮的人群，记录下他们的反应；铁马从容杀敌回，把镜头又一下子荡开，从群体回到作者个人的想象世界，扑面而来的滚滚浪潮，仿佛是从杭州湾乃至千里之外的太平洋的鼓角战场厮杀回来的雄狮劲旅。 正是这最后一句，毛泽东带出了他的个性，他的感情。似乎钱塘江入海口外，那无边无际的海面才是永恒的战场。站在岸边观潮的作者，同对象之间不是对立的，他和凯旋而归的千军万马融在了一起，欢迎着、欣赏着自己的勇士。人与自然的差距和冲突，便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人化自然或自然人化的统一、和谐，便出现了美。把这种张力和美写成诗，在对象那里观照，以至实现自我的精神，便是崇高。诗人融进了这壮阔奇景，也就体会并走进了崇高。 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慧的人通达事物规律，而行事畅通无阻，像水一样灵动，似乎更喜欢水。仁义的人遵守行为规范，朴厚稳重而不改变主张，像山一样庄重，似乎更喜欢山。然而，自然界却总是山水相连、山水相通的。没有江水流淌，高山也会沉默；因为高山滋养，江水才会歌唱。既爱山又喜水的毛泽东，哪怕是在闲暇之中，也依然透露着他那灵动如水、庄重如山的情怀。仅仅在岸边观潮不是他的性格。看见风浪就抑制不住激动的毛泽东，渴望把自己像山一样的性格，融合到灵动的水流之中。 就在海宁观潮的第二天，毛泽东又来到潮起潮落的钱塘江，投入到钱塘江水中去了。前面似乎是永恒的战场，那是他渴望的地方。在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的气势里，一个人搏击其中，难道不也是一种可“观”之景吗？ 毛泽东，终究不是闲适散淡的人…… 关于故乡，古往今来的游子们有太多的感受，太多的比喻。在遥远的记忆里，故乡是母亲劬劳不息的身影，是亲友悲欢离合的生活，是先生殷切期待的目光，当然还有傍晚时分依稀的炊烟，或树影丛中课堂的灯光。 人生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没有故乡，就没有你的存在；而离开了故乡，便有了你的新的存在。但是，一个人无论走到了哪里，无论干出了什么事情，都终生萦绕着挥之不去的乡情。 大体人人如此，何况是诗人呢。 毛泽东对故乡的怀念，充满了诗意。 1961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信说：“‘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光有前代诗人对湖南的描述还不够。毛泽东用自己的诗笔，又描绘出了一个新的湖南。 1955年6月，毛泽东到南方考察农村合作社情况，来到了长沙。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他的故交旧友，其中就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同学周世钊。 ６月２０日那天，他们一道去寻觅旧踪。一路上，毛泽东的兴致很高，和周世钊谈笑风生，忆及故人旧事。 回忆故人旧事，不免生出天地悬隔的感慨。周世钊禁不住赋诗一首：“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周世钊把这首七律和其它词作一起寄给了毛泽东。当年10月，他收到了毛泽东的应答之作《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这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前面四句讲6月20日那天的所游所见，后面四句说的是这次游览的所思所感。 大概在同周世钊谈故人旧事的时候，他们提到了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萧子升。当年的萧子升也是一位风华翩翩的有志青年，他同毛泽东一起到湖南乡下当游学先生，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可后来却选择了另外的人生道路。在国民政府作过农矿部次长，还管理过故宫，大陆解放后，流落到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处境很为狼狈。从人事变迁来讲，确也为“可哀”之事了。 故乡的风物，记载了多少人世间的分分合合。有的是同路前行，有的是殊途同归，有的是分道扬镳；有的不在了，有的又聚首了，有的却天涯各处。这不正是同乘故乡之船外出的游子们演绎的世界、演绎的人生吗？ 虽然是三十年过去了，但毛泽东不认为青春已老，不认为韶华易逝，因为他的经历太充实了。不是吗？如今又来到了当年激扬文字的地方——赫曦台，那是相传宋代大儒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地方。 无论是求学奋进的长沙，还是生长启蒙的韶山，对毛泽东来说，都有太多的悲欢，太多的回忆，也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诗情。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了趟故乡韶山。 从1927年初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 毛泽东深爱自己的母亲。毛泽东的母亲，为人宽厚仁和，慷慨大方。正是母亲的慈爱，给了他一副眷爱天下穷苦人的心肠。 这就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毛泽东曾把她接到长沙治病，还搀扶着她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位农村妇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了平生惟一的一张照片。 1919年10月母亲病故，毛泽东赶回韶山时，二弟毛泽民对他说：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听后心如刀绞。面对孤灯，他彻夜守灵，含泪写下一篇四言古体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噙大海。” 毛泽东的一位族兄读了《祭母文》，感慨万千，当即抄录了一份，还在文末批注说，“皆是至性流露，故为之留存，以为吾宗后辈法。” 韶山，在毛泽东心目中永远是神圣的。在故乡面前，他永远是一位农民的儿子，永远怀着敬畏之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能回故乡，便让长子毛岸英代他探望父老乡亲，并特意让他突击学了一些韶山话。儿子临走时，又交待说，“你必须在二十里外的银田寺下马，然后步行回到韶山。” 1950年，毛岸英按照父亲要求，回了一趟韶山。可半年后，他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朝鲜，并永远地埋在了那里。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有六位亲人献出了生命。 如今，阔别三十二年的毛泽东回来了。 回乡的第二天早晨，韶山还没有醒来，他就踏着小路，来到了父母的坟前，献上一束苍翠的松枝，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虔诚地说了一句：前人辛苦，后人享福。 毛泽东来到自己题写校名的韶山学校，少先队员簇拥着他，给他戴上了红领巾，留下了这张至今让我们能听到笑声的照片。 在故乡，毛泽东更加忘不了的是乡亲们。晚上，他专门请了几桌客。参加的有韶山老地下党员，有1925年他在韶山一带发动农民运动时的积极分子，有牺牲了的革命烈士的遗属，有他小时候的老师，还有一些亲朋好友。毛泽东举起酒杯，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敬意。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毛泽东的名言。韶山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国一样，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人民的追求和奋斗，才使山河旧貌换了新颜。 客人们走了。深夜时分的毛泽东依然沉浸在陶醉之中。三十二年的烽烟岁月，三十二年的故园情思，三十二年的乡亲面容，三十二年的家乡巨变，怎能不让他思绪联翩呢？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七律•到韶山》，毛泽东最早起的题目叫《归故里》。 当年，怀着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一伟大理想离开故乡的毛泽东，有着鲜明的爱憎。“黑手”代表的恶势力压迫和“红旗”昭示的反压迫斗争，前赴后继的人民牺牲精神和今天的光明新天，构成了诗人的大悲大喜。 这是对韶山和韶山人民的咏赞，何尝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咏赞？故乡变化如此，中国变化何尝不是如此。 写完《七律•到韶山》之后，毛泽东的诗情又投向了整个中国。他于6月27日离开韶山，6月29日从九江下船上了庐山。登上庐山，正是红日方升之时，兴奋中的毛泽东，站在高处，极目望去，很是开阔，仿佛能够收尽注入鄱阳湖的九条水流，能够纵览横浮在长江流域的彩云，能够穿透三吴之地的浩渺烟波。 生机勃勃的大好河山，装点了毛泽东的诗情，于是他又作了《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六天之内，连作两诗，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由此可见他当时的诗兴之高昂，可见他由故乡而全国的开阔胸怀。 犹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样，诗中的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表达的依然是爱憎分明的褒贬，依然是泾渭分明的对比。 东晋的陶渊明也曾到过庐山，并在庐山脚下当过一段时间的县令。在庐山上诗兴大发的毛泽东，想起了这位老去千年的诗人。陶县令看不惯世势，辞官隐居，梦想着桃花源那种和平自由的理想世界，那时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如今呢？乱世以成遥远的记忆，中国已经实现了陶渊明梦想的那种境界。闭塞的桃花源也该是山口打开，让人到里面耕田同乐了吧。这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问得多么富有诗意和机趣。接下来的答案，不正是《七律•到韶山》里说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吗？ 故乡情思，便这样和中国情思融合到了一起。本来，中国是放大的故乡，故乡是缩小的中国。 1975年，毛泽东阅读了汉末辞赋家王粲的《登楼赋》。或许是被赋中“情眷眷而怀归兮”的故土之思感动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和怀念。王粲写《登楼赋》的时候才三十多岁，远远谈不上老年。毛泽东不正是在借王粲之赋，抒发胸中的感念吗？ 思念故乡，自然会想起亲友。怀想亲友，自然会越加地钟情于故乡。 1959年回韶山的时候，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看见对面一个风景秀丽的山谷，便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 于是，便有了这幢为来韶山的中央领导提供开会和休息场所的灰砖平房。早年这里因为有一个常年水滴不断的小山洞，人们便把它称为滴水洞。 1966年6月，毛泽东曾回韶山滴水洞小住。要走的时候，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以后很难再回来了，竟久久不愿离去。当工作人员催他上车时，他说：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1976年，毛泽东病重时，用韶山话多次说：我要回滴水洞。 然而，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毛泽东喜欢把生活哲学化。1957年，在飞往苏联的飞机上，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毛泽东问，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应该怎样解释呢？尤金回答说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自己没有研究过。毛泽东的解释是，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哲学和生活，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常常是统一的。毛泽东也喜欢把生活浪漫化。 1960年，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他问，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 工作人员感到纳闷，这还用说吗？我们当然是住在地上的凡人。 毛泽东却说，如果其它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那我们就是住在天上，我们就是神仙。 神话和现实，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常常交织融汇在一起。 独具个性的胸怀和想象，给毛泽东的思绪和诗情添上了翅膀，使他能够在平凡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凡的意味，使他习惯于从各种神话传说中汲取超迈的灵感，在上天入地的想象中，抒展自己高古飘逸、卓尔不群的思维，融铸文采绮丽、浪漫奇特的华章。 在中国，曾经有一种流传久远的灾难，但绝不是虚无的传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科学家便发现了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的肆虐，至少有两千多年了。它遍布南方十二个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一千万人染上这种病。 得这种病的人肚大如鼓，骨瘦如柴，身无半分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变成侏儒，少数严重病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1955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做斗争了！” 只过了三年，便传来捷报。在中国南方，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彻夜无眠的毛泽东兴奋的浮想联翩，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际，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两首《七律•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浮想联翩的毛泽东，目光没有停留在江西的余江县，也没有只停留在中国的版图上面。他似乎已经把整个地球当作一只宇宙飞船，在浩茫的天宇中巡游。 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之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诗人没有感到渺小，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他仿佛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宇宙主人，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是何等崇高的驾驭意识，何等潇洒的超越情怀。一派掌上乾坤、俯视人间天国、打破仙凡界隔的巨人气象。 诗人为什么有如此自信而超拔的想象？曾几何时，神医华佗也奈何不得那遗患人间的小虫；曾几何时，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哪怕他在关心民间疾苦，所看到的，依然是东逝水波承载着人民的悲哀年复一年地流淌，所听到的，依然是万户萧疏鬼唱歌。而在新中国，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开始消灭这为害人民几千年的瘟神了。如今，他已无处藏身，只能在人们点起蜡烛、烧着纸船的庆祝声中被送离人间。 改造旧世界的成功实践，必然升华为对新世界的执著热情。于是，在千村薜荔人遗矢消失之后，便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绿水青山不再枉自存在了，它们变得有了灵性，和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行为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的美妙变化。他期望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 单纯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毛泽东的兴奋。写完《七律•送瘟神》，他又续写了一个后记，说：“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为诗写后记，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他还预感到，对他诗中的一些想象，可能有些人看不懂。果然，这两首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毛泽东的诗句是不是有误？因为我们坐在地球上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封给胡乔木的信中专门作了解释。他说，地球的周长约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说有一千条银河，只是言其多而已。 朴实的道理，似乎一点就通。深刻的哲学，本来蕴含诗意。在诗人看来，人们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浪漫思维，是因为囿于习俗，迷信未除。 毛泽东善于砸碎旧世界，但他对构想新的世界却更为钟情。对新社会的梦想与追求，是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一面旗帜，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探索者。 汉代的杨雄写过《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毛泽东的这两首诗词，无疑是逐灾灭疫、追寻康乐之境的“送神歌”。 不拘陈规的浪漫想象，对目标的执著追求，使毛泽东时刻以诗人的想象关注人生和时事的变化，关注着自然和宇宙的真理，关注着使命和目标的实现过程。 在毛泽东的奋斗生涯中，他经常倡导破除迷信的思想作风，希望人们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激情地工作，理智地决断，热情地想象，冷静地实施，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 在诗歌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一朵开不败的奇葩。诗人毛泽东独特的游仙之路，铺就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美辞华章。 在毛泽东眼里，他的故乡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南岳七十二峰挺拔在这片土地上面，仿佛耸立起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环绕其间的三湘四水，又装点出格外的风姿妖娆，仿佛给了这片土地充溢的生命活力。还有浩瀚的洞庭湖，让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长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正是这片土地，给了毛泽东山的坚韧，水的灵动，土的质朴，火的热烈。毛泽东实在太钟爱故乡的山水了。 有一次，毛泽东和他的湖南老乡聊天时，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不久，他就收到了这位老乡和其他早年好友一道送来的九嶷山的斑竹，还有一根斑竹毛笔。 这些带着独特斑点的竹子，称为斑竹。它凝聚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虞舜到南方巡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是尧帝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连忙追寻到九嶷山。她们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落在沅湖一带的竹林上，竹子便通挂起她们斑斑点点的泪痕。从此，这里便有了斑竹，人们也把它称为湘妃竹，因为娥皇和女英这两位帝子是投湘水而死的，她们成了湘水的灵魂。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屈原。他在《九歌》里专门写下了《湘君》和《湘夫人》。屈原想象着：“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李白。他在《远别离》一诗中想象着：“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一美丽的传说，也感动了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 如果说《送瘟神》是悲欢离合的“送神曲”和“巡天歌”，那么，这首《答友人》，则是美幻飘逸的“怀乡曲”和天上与人间的二重奏。 如果说《送瘟神》是想象着人间的我到天上巡游，那么，《答友人》则是想象着天上的神到人间巡游。 无缘游九嶷山，毛泽东在梦中神游了一番。在诗人的想象中，娥皇、女英两个帝子以云为衣，乘风而下，何等的飘逸。她们的到来，淡化了屈原、李白想象中的愁苦不堪。斑竹一支千滴泪之后的红霞万朵百重衣，使抑郁悲哀的凄绝化作了光昌流丽的美艳。从远古走来、从天上走来的虚无飘渺的仙人，便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诗人借助她们的眼光，看到了人间发生的奇迹和感人的壮景。 “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和盘托出诗人对故乡湖南，以致对整个中国的期望，又仿佛是在向未来倾诉，期望着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留学生们说的这句话，对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拥有感同身受的共鸣，产生过巨大深远的鞭策。 毛泽东从来不轻视小人物，毛泽东特别喜欢青年人。他相信群众的力量，所以他重视小人物。他钟情于未来，所以他寄希望于青年人。对于青年的人生，他特别偏好和推崇一个“气”字。志气、热气、生气、朝气、豪气，这些词汇注释着他对青年人深情期待和热情称赞。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二十九个古今中外青年才俊的事迹。这当中，有二十九岁就创利佛教的释迦牟尼，有十四岁就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白袍小将罗成，又在赤壁之战中率兵抗击曹操几十万人马而大获全胜的周瑜和诸葛亮，还有三十岁出头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有在十六岁就发明棉纺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的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 青年人中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些英俊天才？毛泽东说，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是要提倡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和创造精神。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畅想着社会主义新人身上散发出大胆进取、昂扬奋斗的人格气象。 1961年夏天在庐山上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中，毛泽东为自己，也为青年，勾画了这样的人格气象：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庐山，你这壮丽奇绝的峰峦，奇伟幽险的瀑布，变化多端的云海，数不清的名胜古迹，给了诗人太多的素材和灵感。身在庐山，人们总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总有一种开阔的诗情，总有一种置身事外的飘洒和俯瞰河山的豪气。 在诸多吟咏庐山的古代诗词中，毛泽东似乎特别偏好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1959年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把这几句诗写下来寄给已经牺牲了的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还特意交待说： “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61年夏天第二次在庐山开会，毛泽东又把这几句诗抄写下来，还在末尾注明：“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 或许是有感于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紧张形势的压力，毛泽东的题照诗也写得有些沉重，但基调仍是明朗的进取和对胜景的赞美。 有人说，诗中赞美了遒劲的松树品格，它昂然挺拔于天地之间。尽管乱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它仍然是那样地泰然自若。有人说，诗中赞美的是飞渡的乱云，它在暮色压迫之中依然我行我素，勇往直前而又从容自如。 诗无达诂。不管哪种解释，似乎都传达着毛泽东乐观自信的精神，这也是当今社会的新人们应该拥有的人格志向。 也是在1961年，毛泽东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诗中，更是鲜明地歌颂了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 当时，由于国际形势很紧张，中央号召大办民兵师。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组织。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东看到了他身边工作人员背枪练习的一张照片，禁不住称赞说：“好英雄的模样”，即兴写了下面四句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完这首题照诗，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 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在战争年代是“万历赴戎机”，是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和平年代，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总之，是时刻准备着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去拼搏、去奋斗。 这首七绝，因为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在六十年代曾谱成歌曲，唱遍神州，妇孺皆知。 如果说，中华儿女的“奇志”，在《为女民兵题照》一诗中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他的杂言诗《八连颂》里，似乎已经抛开诗的含蓄，直接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了。 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随着《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的播放，同样传遍了神州。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有人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意思是共产党抵挡不了糖衣炮弹的攻击。到1963年，十四年过去了。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花花绿绿的上海，驻守在南京路的八连没有被染黑。他们继续保持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本色，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1963年，国防部授予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号。这是让毛泽东欣喜的消息。好八连的作风，正是他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人气象的一个缩影。 196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两天后，也就是8月1日建军节那天，他写了他一生中惟一一首民歌体的杂言诗：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歌颂八连官兵，不如说他是在全面构想和描述他心目中的新人气象。除了去腐蚀，永不沾，新人们还要不怕刀戟、鬼魅和帝贼的压迫，还要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纪律各个方面达到新的境界。这样才能成为如松柏的奇儿女。 喜欢传统格律的人，或许不会特别欣赏这首毫不含蓄的杂言诗，但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当时部队战士喜闻乐见的快板诗、民歌调，才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欣喜之情，才足以传达他对新人气象的构想和描述。 当然，毛泽东也会以传统的诗体来传达他的这种期望。那是1965年在南昌的时候。 南昌旧时别称“洪都”。 作为诗文大家，毛泽东或许最为瞩目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在这里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专门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来考证被他称为英俊天才的王勃在南昌写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确定他当时也不过只有二十四岁左右，并称道他不仅高才博学，而且为文光昌流丽。 作为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或许更为感慨1927年在南昌爆发的八一起义。正是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抓起了枪杆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走出了六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南昌，也就成了一个令人怀想的红色起点。 然而，历史似乎已随岁月之河漂流远去。毛泽东或许会在滕王阁下徘徊观赏，也会到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旧址凭吊感念，但眼前的赣江之水却无疑承载着他的现实思绪从历史流向未来。于是，他1965年在南昌写下的《七律•洪都》，却并非吟咏洪都之事。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诗人1964年曾来过一次南昌，所以说此番之行是又一年。这时候，他已经七十二岁，生出了鬓雪飞来的感慨，并有成废料的自嘲。这自嘲当然不是古稀年华的自怜，相反，倒是充满信心的豁达和诙谐。他坚信自己的身后和历史的前面，有长在的彩云和新天，更有后浪推前浪一般层出不穷的后继青年。 在谙熟历史演变的毛泽东眼里，这些后继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气质呢。毛泽东想到了东晋初年名垂青史的志士祖逖和刘琨。祖逖和刘琨生长在动乱年代，他们在年轻时便怀抱宏大的报国之志，为此闻鸡起舞练剑，磨砺意志本领。后来，祖逖带领一百多部曲誓志北伐。船到江心，他敲打着船浆发誓，我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的敌人，绝不再渡此江。祖逖北伐果然成功。刘琨听到这个消息，感慨地说，我经常枕戈待旦，立志报国，不想祖逖真的比我先在北方挥鞭立马了。 历史上多难兴邦的奇志儿女，就这样传递着毛泽东的深沉情怀，昭示着他渴望的新人气象。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毛泽东种下诗句，期望它长出全新的文明，全新的人。 就在写《七律•洪都》的那一年，在北京的中南海里，毛泽东又一次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见面了。斯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年轻的一代将会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闭着眼睛，感慨地回答说，“我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人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料的历史条件去决定。今天和未来的青年人会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 这是诗人的回答，更是智者的回答。 走进毛泽东的个性世界，你会发现，那是一道丰富多样的亮丽风景。他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朴实。他十分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罕见地严肃认真，猛烈逼人。他细致谨慎，明察秋毫，又粗犷洒脱，坦率外露。他有成就大业者的坚韧和耐心，而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不坐失分秒。 何等真实而又洒脱。这时一位卓越领袖的性格世界。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人神话世界里，那个敢于反抗旧秩序的孙悟空。 孙悟空，一位神话英雄，一位永远的战斗者。他不愿受无谓的拘束，敢于袒露自己的个性追求，甚至上天入地，向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向芸芸天神们服从的权威和遵循的规范挑战。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捉鬼降妖，从不退缩动摇，更有一副识别善恶的火眼金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永远的革命者、进取者不正需要这样的信念和毅力、这样的作风和胆识、这样的情怀和智慧吗？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这个英雄。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赞赏。 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便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剧团。 在诗中，郭沫若对人妖不分、善恶不辨的唐僧很是生气。因为正是他的愚钝，才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于是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之辞。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他的想法和郭沫若不同。于是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清扫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毛泽东十分赞赏孙悟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打鬼”精神，在舞台上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因为现实中的“妖雾”又重新弥漫起来了。 的确，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和世界，在毛泽东的感受中是多事之秋。东西方冷战格局冲突加剧，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机，一些国家加入了反华大合唱，国内的经济建设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去克服。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毛泽东常常谈论不怕鬼的话题。 他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为了在社会上倡导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让人汇集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他还在序言里加下了这样的文字：”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 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他在诗中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这首词的主题很明确，这就是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要团结战斗，不怕攻击。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诗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了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词的上阕，嘲笑反动势力对中国的攻击是苍蝇碰壁和蚍蜉撼树。这种自信，似乎比战争年代写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还要超迈。词的下阕，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发展为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表达的依然是诗人一贯提倡的“打鬼”精神。不过，诗人的这个愿望似乎更为急迫了。一万年的拖沓，从来急的道理，光阴迫的现实，促使他发出只争朝夕的号召。 毛泽东坚信，在人与鬼的关系上，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促进这个转化，需要特殊的人格精神。因为，在春暖花开到来之前，总是冰雪覆盖的严酷寒冬。 肃杀的严寒，引发出毛泽东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对使命有浓烈的热情，在冬天便有浓烈的诗意。对使命有执著的坚持，在冬天便有执著得豪气。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 下雪时候，他总是觉得很开心。 在杭州，这样的雪景并不常见。巧的是，毛泽东1953年底第一次到杭州时，这里竟飘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 他早上起来，一望西湖内外好似冰雕玉琢，非常兴奋，立即出外踏雪。工作人员乘机给毛泽东拍了这张照片。后来，许多人看了，还以为是在中南海拍的呢。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诗人毛泽东又想起了雪，也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11月6日一大早，他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个便条，找来明代诗人高启的一首咏梅花的诗来读。随后，又用草书写下全诗，还注明，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的兴奋心情。 三番五次找古人写梅花的作品来读，显然是在构思自己心中的梅花形象。最后，毛泽东想到了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在陆游笔下，梅花是寂寞的，于生不逢时的处境中，它只好孤芳自赏。“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俯视世界风云的变幻，于日理万机之时托物言志的毛泽东，注视起寒冬腊梅。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一缕梅魂，千古心香，几乎成了寄托如此情怀的共同典型。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雪中的梅花，成为了一首美丽的诗。 这首《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在诗人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尽管冰凌悬挂于危崖，朔风呼啸于旷野，可是，梅花却偏偏要在这时候怒放。她置寒风于不顾，视冰雪如温床，由此越发显得俏色夺目。没有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参不透这样的梅魂；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挑战，画不出这样的梅骨。 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多么传神，多么美丽。美得劲拔，美得潇洒，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更为传神的是“俏也不争春”。梅花超越时令的开放，无非是为了证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也不会故作清高，像梅花仙子那样飘遁远去，而是躲在万花丛中，露出会心的微笑。没有猎猎的真情大志，悟不到这样的梅趣；没有浩浩的理想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梅神。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不正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应有的风采吗？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心海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梅花与冰雪，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一根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这首《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正是鲜明的品格和高扬的使命感，才使毛泽东唱出了红梅赞和豪杰颂。因为人生不仅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使命。真正的人生，既要顽强地学会生存，也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使命。生命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升华，历史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前进。 1972年9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随后，他又指着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表示，“这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这次见面，给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圣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导师”。 没有肥沃的诗歌土壤，产生不了伟大的诗人和史诗般的华章。 卓越诗人的横空出世，脚下必定有奔流不息的文化滋养。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捡金。 他仿佛是在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文化故道溯流而上。 于是，煌煌楚骚汉赋，嶙嶙魏晋风骨，巍巍盛唐气象，咚咚大宋声韵，猎猎金元缕曲，一一奔来眼底。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现代诗人徐迟向他请教应该怎样作诗。毛泽东写下了三个字--“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词长河的主航道。没有忧虑，没有悲愤，没有抗争，没有进取，便没有真情大志的佳作。于是，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不得志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迎面走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天子呼来不上船”、啸傲红尘的李白，还有眼望国破山河在、老泪纵横的杜甫。 这一边有听一曲琵琶、泪洒青山的白居易，那一边有登楼远望、心忧天下的范仲淹；大江上有苏东坡月下把酒、声声向苍天发问；灯光下有辛弃疾挑灯看剑、夜夜梦里沙场秋点兵；更有那柳永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吟咏歌唱，李清照为梧桐更兼细雨黯然神伤。 这些诗人诗作，刻写历史，刀刀见血；鞭笞黑暗，字字带泪；思索人生，笔笔入理；憧憬光明，声声不倦。 展读这些老去千年的诗人诗作，现代革命家毛泽东是在倾听、是在感叹、是在对话，还是在倾听那不平之鸣、怨悱之声？ 在古代诗词长河中，爱国主义是诗人们最普遍、也最深沉的情感。这一情感，在面临河山分裂的南宋词人陆游、辛弃疾、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的笔下，汇聚成慷慨激越的豪放声浪。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常常被这些慷慨悲歌的声浪感动甚至震撼。越到晚年，越能激发起他深沉的共鸣。 由昆曲艺术家蔡瑶仙吟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或许会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心声。他曾曾整整一天放着这盘录音。是什么打动了他？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或许，岳飞的《满江红》也会告诉你毛泽东的心声。在1975年7月23日接受眼睛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他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词曲声中，他被送上手术台，被送下手术台。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写的《示儿》诗，曾感动多少仁人志士。 毛泽东改写了这首诗。他说：“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又别有一番风景。 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流到近代，产生了一位和毛泽东的心息息相通的卓越人物，他就是鲁迅。 毛泽东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 鲁迅的故乡在浙江绍兴。1954年，毛泽东到绍兴参观了鲁迅的故居，在鲁迅笔下经常提到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徘徊寻望。他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1961年，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读其诗，品其人，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1931年2月，鲁迅为纪念在上海龙华被害的包括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革命青年，在一首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怒吼：“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一怒吼，在毛泽东心里唤起深深地回响，于是，便有了“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由鲁迅，毛泽东想到了浙江绍兴历史上的雄杰名士。这里，有留下《剑南诗稿》的南宋大诗人陆游；这里，有辛亥革命志士、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她牺牲前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慷慨诗句。 剑南歌接秋风吟。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炽热情怀和崇高气节。 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构想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时候，便以政治家的胸怀昭示人们，“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一生钟情古典诗词，孜孜不倦地实践着他的这个主张。中国古代灿烂的诗流，是通向毛泽东心田的精神长河。 正是这精神长河，流经新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大变革的土壤上，孕育出诗人毛泽东，浇灌出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诗奇葩。 在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他的诗词，是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当时，山东大学教授高亨读了这本诗集后，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刘可非补记” 由于这首词比较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创作，很快就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于是，有人便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谁写的。查实为高亨所著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词。 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红旗，是毛泽东特别酷爱的意象。从“旗号镰刀斧头”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越过汀江”到“风展红旗如画”，从“风卷红旗过大关”到“不周山下红旗乱”，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壁上红旗飘落照”，从“红旗卷起农奴戟”到“妙香山上战旗妍”，旗帜飘过巍巍井冈、莽莽乌蒙、绵绵六盘、浩浩中国。一曲曲艰难困苦与诗意盎然的红旗颂，注入了诗人缔造红旗、护卫红旗的生死之情。 文采风骚，从来靠的是大手笔；金戈铁马，总会唱响起大风歌。 毛泽东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有人主动谈起他的诗词。 1960年，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这是个很好的教育方式。” 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说，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毛泽东感慨地回答说，对我的有些诗，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有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的诗词。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创新。” 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还有他的诗词，已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征。 岁月推移，不会磨灭永恒的诗篇； 时光流逝，没有沉埋诗人的形象。 诗篇注入了心血，自然会生命绵长； 形象经历了沧桑，更显得新鲜明亮。 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 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