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双安50亿:郝吉林：朱可夫事件是彭德怀罢官的深层次原因

朱可夫事件是彭德怀罢官的深层次原因

郝吉林

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如果与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联系起来研究，似乎可以看出，个中确有更深层的原因。

彭德怀元帅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有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早在进城之初，毛泽东就“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等问题产生过高度警觉。这次，毛泽东提出关于军队整风意图，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扔向军队的将帅们，可以说是有的放矢。锋芒直指掌握军队实权的领导人，其真实的目的意在促使他们清醒并警觉，保证军队的组织秩序和工作秩序，吸取苏联的教训，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固。

       朱可夫事件为何会引起毛主席的进一步警觉呢？朱可夫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政府的国防部长，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仅次于斯大林的苏军最高统帅。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七比四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表决。就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竟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苏共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僭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于是，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庐山会议后被同时解除职务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此时，我国军队内部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派系，相互纷争不断。从毛泽东做出军队整风决定到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军内高层日常工作中出现的矛盾日趋激烈。毛泽东关于警惕“朱可夫事件”的隐忧以及要求大家吸取“朱可夫事件”教训的初衷并没有在会上得到切实落实。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一马当先，先后和其他领导人主持会议，对“不服从指挥”的粟裕、对负责军事训练工作的刘伯承、肖克等人进行了批判，最终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内容和结果是有保留意见的。就在粟裕被迫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受挫。党内、军内对这一严重形势的认识差距很大。

       彭德怀在1958年冬回湖南进行了调查，先到湘潭县的乌石（彭的故乡）、韶山，后到平江。了解到粮食没有收好，而上报数字高得吓人。1959年4月，彭德怀出访东欧和蒙古八国，所到之处实地考察和感受了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6月13日回国，第二天，黄克诚又向他谈了山东、甘肃等省出现粮荒的严重情况。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担心党内高级干部未曾取得基本一致认识，便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的意见的人却越来越多。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事情的影响远远超过信的本身，这不能不令他产生严重关注。这就是，毛泽东要在一定范围内评估这位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必须制止和堤防“朱可夫事件”在中国发生。

       庐山会议过去几十年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确站在了高处。他在洞察世界风云变幻的同时，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但是，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给人民政权带来了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麻烦，也给党内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带来了诸多被动。彭德怀的意见书无疑像是在一个火药桶里投入了火种。纠正和扭转已经出现并蔓延开来的消极被动情绪，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开展针锋相对的说服工作，重新燃起全党全民族情绪高涨的热情，继续鼓足干劲，争取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否则，面对国际国内的议论和指责，执政党的地位就有可能受到挫伤和瓦解。

       和彭德怀的决裂以及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很快被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断然摆上了议事日程。

       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还在于，消除了现阶段在中国发生“朱可夫事件”的可能。彭德怀被解除了军队内的职务，同时也维护了军队内的团结和稳定。

       就彭德怀个人秉性而言，

       邓小平曾说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

       邓力群回忆中说，彭德怀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等等。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实际上，早在庐山会议前的1959年4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揭了一通彭德怀的老帐，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所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远远超出了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这封信所涉及的内容本身，是有深层原因的。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你要用你有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似乎道出了他当时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包括了彭德怀。

                            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ffe5b0100usu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