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好吃的面馆:这就是娱乐——《娱乐至死》书评

　　这本书刚刚面世时就把它与作者的另一本书《童年的消逝》一并买回来了，但当时确实只是翻过。记得一位远方的朋友来信谈到过阅读这两本书给他带来的震惊体验。在2005年的一次小型会议上，面对一位与会者提交的关于波兹曼的论文，我还向他请教过波兹曼的一些情况，但这本书却一直放在书架上。现在，这本书该放到我的案头了。

　　毕竟是翻过，对波兹曼的观点已不陌生，但细读起来，依然觉得很受震动。不过，根据作者征引的材料，我马上就对此书的写作年代和出版时间产生了兴趣。然而，看这本书的版权页，并无交待，只好去查英文书目。很快就有了结果，此书出版于1985年，而且，原书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后面还紧跟着一个副标题：“娱乐业年代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两者相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名，却不知译者为何没把这个副标题译出。

　　这本书首先让我吃惊的地方是它纠正了我一个常识性错误。记得在哪本书里读到这么一个观点：美国人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发动了战争并疯狂迫害犹太人，大批的知识分子就不会去往美国；如果欧洲的知识分子不去美国，美国今天还是文化沙漠。此说在我心里萦绕很久，然后便形成如下错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底蕴的国度，20世纪以来，又因为大众文化闹腾得厉害，就更没什么文化了。然而，波兹曼却说，美国原来其实是很文化的。

　　这个文化就是印刷文化传统。大量移民到了美国，除了劳作之外，他们还享受着从英国传过来的所有的文化成果：科学、艺术、文学……这些方面的书籍总能以最快速度走到美国人的手里。于是，阅读蔚然成风：“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另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是，至19世纪，美国的演讲厅已经普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每个演讲厅通常都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一到晚上，人们便走进演讲厅，去聆听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的演讲。由于深受阅读文化和演讲文化的熏陶，狄更斯访问美国才能人见人爱，如同今天的影视明星；当时的美国人能连着听七个小时的演讲而乐此不疲，而那种演讲常常使用书面语言，句子结构复杂而微妙，对听众的理性思维、理解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于是，美国人变得理性、严肃、专注，喜欢沉思默想，善于思考问题。作者说：“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此推断并形成结论，我们没法不相信这种判断的可靠。

　　然而，随着电子文化的来临，“阐释年代”结束了，“娱乐业时代”翩翩而至。这个时代从电报被发明用于新闻报道便现出端倪，到有了电视之后开始走到极致。于是，新闻、政治、体育、商业、布道、教学活动……所有的一切都做成了娱乐节目。如此一来，其后果也就让人触目惊心，因为长期浸淫于娱乐的环境中，人们学会了感官享受，看过即忘，心不在焉，没必要当真，却遗忘了思、理性、责任甚至起码的同情。

　　曾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批评某电视节目在播放俄罗斯人质事件的新闻报道的同时，屏幕下滚动播出了有奖问答。发贴者说这让他“想起了周星驰电影中的经典场面：周星驰与吴孟达互相击掌，高呼：耶！恭喜你答对了也，然后跳舞庆祝”。发贴者说，电视节目面对其他族群、其他地域的人道主义灾难，竟将它们看成了娱乐！

　　网友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老实说，我也看到过类似的节目，我当时只是觉得荒诞），但是按照波兹曼的观点，这在美国简直不足为奇。因为美国的媒体在娱乐的氛围中早已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

　　让我再以自己的一个亲身体会为例。

　　在与朋友的一次通信中，我曾表达过我对当今教学活动的不解与不满——如今教师上课的内容被要求做成PPT，要多给学生提供一些视觉画面（比如图片、电影等等）。学生也越来越对纯粹“讲述”式的课堂教学说三道四，为什么不能把课堂变得欢声笑语一片呢？为什么不多给我们放几部片子呢？学生们总会提出如上要求。读了波兹曼，我才知道教学活动如今已成了娱乐业的一种拓展性成果。因为在美国，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是万般无奈的）：“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学生在“娱乐至死”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又认为：“把电视、铅字和电脑这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能够培养高层次的思维能力。”教学课堂自然也就不得不变成一个娱乐的场所。而所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家伙如果不能知错就改幡然悔悟，那么下岗的日子恐怕也就为期不远了。

　　作者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曾提到了两个人的预言，一个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个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作者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已然失效，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变成现实——作者在全书中所要论证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观点。美国人正如作者所言，大概已经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