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星火路你懂的:蔡定剑教授去世：一生用行动追求宪法平等

　　[导语] 就在去世前不久，蔡定剑教授还发表了“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一重要言论，对那些认为民主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谬论予以反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于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病逝于北京305医院，享年55岁。去年6月，蔡定剑在体检时查出已是胃癌晚期。此后，他一直非常乐观，努力配合治疗。在癌细胞业已扩散至全身之后，他的家人表示，“能够坚持至今日已是奇迹”。蔡定剑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1月26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我曾是一名战士，我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来战胜它”。在与癌症斗争一年零五个月后，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昨日凌晨3时许病逝。

　　“仕而优则学”的思想者

　　2004年，官至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的蔡定剑，49岁之际挂冠而去，担任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宪政研究所。

　　蔡定剑，这位体制内的笔杆子，1955年出生于江西新建，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大塘中学毕业后，受当兵的哥哥影响，蔡定剑参军，守卫福建海防。即使在部队，他也是个爱读书的战士。

　　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复校，蔡定剑成为复校之后的“黄埔一期”。学校原校长江平曾称赞，蔡定剑属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1982年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干事。1983年至1986年间，蔡定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守一先生。出于对法律的热爱，1986年，蔡定剑研究生毕业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领导的讲话稿。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回忆，当时正好是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也比较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是想去为人大制度的发展做点事情，很快成了学者型官员，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员，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学术情怀和改革激情。

　　但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定剑曾说，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妻子刘星红说，上世纪末蔡定剑就有到高校去的想法了。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错综复杂；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收容制度被废止，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的冲突，蔡定剑实在难以弥合，于是下定决心，回归母校，教书育人，传播民主与法制。

　　富于实践精神的学者

　　蔡定剑曾说，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的印痕。

　　学生朱国锋回忆起蔡定剑的宪法课时称，他和别的教授风格很不同，宪法课理论性很强，研究生们大多热衷于讨论西方政治制度，但蔡老师并不从外国宪政史讲起，他上来就讲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会结合许多基层的案例。

　　“他很注意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事件，并鼓励同学们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当时我们很多农村同学都参与了他的一个关于农村社会法制建设调查的项目。”朱国锋说。

　　蔡定剑去世前的三年间，一直与财政部财科所合作，致力推动上海闵行区公共预算改革试点。

　　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刘晓楠说，在这个项目中，蔡定剑关注了非常多的细节。为了解决人大代表看不懂报表的问题，蔡定剑一方面研究如何让财政预算报表通俗化，另一方面推动政府对人大代表的培训。

　　“这些都是具体的小事，但蔡老师相信小事积累会影响大局。”刘晓楠说。

　　“民主与法制”的播火者

　　蔡定剑去年在大学做了10余场讲座。他常说一定要重视对年轻人的教育，通过他们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

　　在参与和推动社会制度改革的同时，蔡定剑也花了许多精力在“为民主思想传播鼓与呼”上。在《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眼中，蔡定剑是中国民主与法制“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研究宪法的学者都在讲平等权，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但蔡老师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追求宪法上的平等权。他能联合十多所学校，在同一天进行反就业歧视的宣传，还能深入到招聘会上来反对就业歧视，“给我们宪法学者带了个头”。

　　在推动反就业歧视时，蔡定剑与他的学生一起走进招聘会，多次出现在国展等招聘会上。

　　2008年在北京一场招聘会上，蔡定剑看到一家保险公司的招聘告示上写着，25岁到45岁，“党员、军转、教师、律师、营销经营者等优先”。蔡定剑对他们讲，这些要求属“就业歧视”条款，“这是涉及公平的问题”。

　　令《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当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蔡定剑开始对媒体采访有求必应。那时他身体已不好，李蒙说：“感觉他是拼了命地要把想法告诉媒体，传播出去。”

　　积极的理想主义者

　　虽然癌症晚期带来的剧痛经常令蔡定剑没力气说话，但他留给学生和朋友最后的形象仍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笑容可掬的师长形象。

　　“他即使病重仍然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同事刘晓楠说。蔡定剑生病后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治疗，并对病情一直都抱有乐观态度，工作从未因病耽误。

　　“他是个积极的理想主义者。”刘晓楠说。大到国家的宪政体制，小到对一段公路的交通，蔡定剑无不报以理想主义的态度，他总是希望事情都“趋近完美”。

　　拖着被癌症折磨的身躯，蔡定剑在上月仍参与组织了三个会议，十月中旬有关代表法的研讨会、有关反就业歧视的培训会，还有促进《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的研讨会。

　　妻子刘星红说，当时蔡定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刚刚做完最后一次化疗。在会议期间，蔡定剑多次疼得无法吃饭，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忍着，装得没事一样。

　　在蔡定剑知道全国人大邀请同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去参加有关代表法的专家座谈会后，他把有关代表法的会议纪要交给了焦洪昌，“拜托他交给全国人大，还在手机里跟焦洪昌说了半个多小时，拜托他要说出哪些观点。”

　　刘星红说，自己没有劝阻蔡定剑组织召开有关拆迁变法的这次研讨会，“在大家都期盼新法出来时，又没有下文了，他有点追求完美，为了会议组织得更好，他非要去，我理解他。”根据蔡定剑的设想，这次会议要讨论拆迁的正当程序、合理的补偿标准，并希望形成一个有关拆迁立法的具体模板。

　　当时的会议主持人张千帆说，“我当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我特别向与会者大段地介绍了他，他是真正的战士。”

　　●1955年

　　生于江西新建，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务农，随后参军驻扎福建。

　　●1983年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法学学士），1986年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

　　●1986年至2003年底

　　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专门进行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

　　●2004年1月

　　他调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迄今。

　　本报记者 郭少峰 孔璞

　　蔡定剑：使命未尽而斯人已去

　　蔡定剑，1956年生于江西新建，在动荡的时代里，1975年，他中学毕业后即加入行伍，驻守福建海防。1979年，人生的第一个转折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到来，蔡定剑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文革后复校的第一届学生。此时不仅仅是政法大学的复校，也是中国整个司法体制元气恢复的起点。

　　蔡定剑勤奋博学敏思笃行的特点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展现，大学期间，他不仅撰写了两篇犯罪心理学的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还自行调查研究，撰写《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一文，该文获得全国青年调查征文一等奖。

　　蔡定剑1982年从政法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干事。不安于现状，他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陈守一先生。在他的而立之年，1986年底，研究生毕业后的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从此与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结缘。

　　1987年，最强调民主法制的中央领导人彭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将立法调研工作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室则将这项工作交由蔡定剑带队负责。这部至今依然引起诸多讨论中国民主未来的法律，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村民自治是中国选举领域一直未跨过去的小岗村，一个最实际的争论，从彼时起到今日依然存在：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如何共存，如何保持农村稳定，要不要给农民自治权，在农村能不能实行民主。彭真要求对该法案进行立法调研，也因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官员为主体组成的全国人大代表强烈反对村民自治和村级民主，这些官员已经习惯于党和政府对农民长期采用的行政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

　　彼时的蔡定剑，即展示出扎实的实操功力。在调研中，蔡定剑从政府实际需求出发，将政府需要村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村民自治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也是应该的，是发展趋势。

　　在这份调研报告的影响和彭真的力推之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终于顺利通过，为中国广袤而荒芜的民主大地上撒下了种子。

　　1992年，蔡定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借鉴西方代议制思想，著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依然值得关注的见解，比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实行竞选、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等等。本书此后不断的修订和再版，在国外也有着重大影响。

　　1999年，蔡定剑系统总结和反思建国后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推出专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一书。在书中，蔡定剑提出了要正视司法腐败问题，并呼吁进行司法改革。同一年，法制画上句号，法治载入宪法，法律在中国，不再是统治的工具，而是社会公认的规则。从此，民间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热情一路高涨，而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探讨也越来越多进入公共视野，社会规则的变化悄然入夜。

　　年复一年，蔡定剑在体制内的职位也不断上升。2002年底，就在蔡定剑担任副局长之时，他作为课题负责人调查撰写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这份报告，扎实有力的回击了有关中国选举的若干流行谬论。这份报告写到，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

　　2003年，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已经明显，法治的话语替代了市场的话语，成为了社会公共话题的主流；孙志刚被打死为契机，全民间的参与和官方的互动，废除了横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基层民主大选中，全国范围内大批独立候选人涌现出来，竞选风起云涌；无论是农村税费还是城市拆迁，用法律维权，民间高涨的维权热潮，让人们给2003年冠以维权元年的称号。这一年，不谈宪政的学者不是好学者。

　　同一年，“选举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但在这一向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的路还很长。”不久后，蔡定剑，离开体制走入民间，继续学术和实践。

　　之后，蔡定剑多年理论研究、实地调研和游学世界的积淀充分释放，迎来创作的井喷。2004年一年，蔡定剑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人大研究》等公共媒体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人大与选举制度的实现、预算审计与监督政府等等事关民主与权利议题的文章。

　　而转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蔡定剑依然持续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高超的实操能力。蔡定剑一方面在公共场合不断的言说，宣传法治、呼吁废除拆迁条例等等，另一方面又积极在实践领域努力的往前推进每一小步，主持反就业歧视的研究和行动，为中国协调委员会选举设计规则。

　　然而历史只留给了蔡定剑七年的时间来释放自己无比的激情。这七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起起伏伏，民间对法治、宪政的热诚忽高忽地，而蔡定剑一直坚韧的前行着，推进法治。只可叹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生者面对英年早逝的蔡先生“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的遗言。

　　蔡定剑在个人著作集《黑白圆方》的扉页上，援引顾城的诗作为题记，“上帝给我黑色的眼睛，我以它来寻求光明！”蔡先生已经仙去，有着黑色眼珠的人们，依然将追寻着光明而前行。

　　来源：南海网 作者：姚遥

　　友人哀悼：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蔡定剑教授是一位坚忍不拔的建设者，是一位苦口婆心的布道者。

　　我的同事蔡定剑教授，昨天凌晨离开了我们，我很沉痛，网络上悼念的文章很多。一个并无任何行政头衔的学者，何以获得如此广泛的社会爱戴和尊敬？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蔡定剑教授，我认为他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横议处士。我国古代把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叫做“处士”，把直言不讳地纵论时政的行为称为“横议”。蔡定剑教授就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横议处士。《新京报》等媒体上他有专栏。对于社会重大事件，时常看见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发言和呐喊。

　　这些年来，有些学者得了软骨病，放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守护神的责任，这些人其实在害政府而不是帮政府。就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发表了“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一重要言论，对那些认为民主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谬论予以反驳。去年冬天，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颁奖仪式上，已知自己癌症晚期的他发表获奖感言：“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某些官员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不要短视。（大意）”他说话时的调门并不高，但我感觉这是已知自己存世不久的他，对同事的我们沉重的嘱托。

　　蔡定剑教授不仅是位理论家，而且是民主法治执着的践行者。他对我国的人大制度有着精深的研究，对于中国的民主和宪政历史进程有着准确的判断，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观点。他与许多学者包括我自己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他不满足于对于现实政治的批评，而且执着地参与着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他将很多精力用于法治普及与宣传，推进多处地方政改，参与制度设计，包括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

　　他不像某些空头理论家，用云遮雾罩的理论，忽悠民众，营销自己。他不是厌世者，整天发泄不满，指责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他不是革命者，从不指望民主法治可以通过激进的行动，毕其功于一役。他一再警醒社会和政府，要尽可能避免动荡的到来；他某些言论虽然有些“出格”，但一直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出，我想这和他的建设者姿态有很大关系。他看到社会的不足，同时看到社会的进步；他用言简意赅的文字，轻声细语的言谈，哺育着他的学生，提醒着他的民族。他是一位坚忍不拔的建设者，他是一位苦口婆心的布道者。

　　大约四月前，在一场关于政府财政公开的学术报告现场。他在主席台上时，面带微笑，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但报告完毕以后，他来到台下，坐在我身边，我目睹他疲惫地用手支撑着头部，闭目养神，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水。由于担心询问他的病情会加重他心理负担，我没有说话。但在那个夜晚，在那个会场，我真心感受到，坐在我身边这位瘦弱的同事，是民族的脊梁，是一枝明亮的蜡烛，他正在燃烧着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滋养着学生，照耀着社会。

　　逝者往矣！那么，什么才是对蔡定剑教授最好的纪念？我想，就是更多知识分子像蔡老师那样扛起启蒙的使命，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和法治。

　　愿蔡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何兵（学者）

　　■ 网友悼念

　　@于建嵘

　　尽管我们祈盼上苍赐以奇迹，尽管您走得依依不舍，可您还是走了。兄弟，我们只能祝愿您在天国没有这么劳累。您放心走吧，一定会有更多人看着您的书继续前行。

　　@孙述洲

　　我所看过的蔡定剑教授的文章，不发虚言，言辞犀利，直陈中国问题，即使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民主宪政，可谓真的汉子。

　　@绿茶

　　推荐蔡定剑教授今年的新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蔡教授走了，但他留下的作品和思想值得我们阅读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