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星火路站接女:文革中毛主席是如何保护陈毅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4:40:02

文革中毛主席是如何保护陈毅的

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

——适逢陈毅同志逝世38周年有感                                                                                                    邹 一 民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外交工作中,陈毅同志(注一)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同志并肩战斗,他们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造反派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受到过分的冲击和不适当的对待。 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不幸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任外长(1958年-1972年)。在担任外长前,他于1955年就开始分担和辅佐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主管的外事工作。 1月8日,毛主席在审阅经周总理修改后的中央军委拟定的悼词稿时,删去对陈毅同志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陈毅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由于身体原因,毛主席原本没有计划参加。但在追悼会开始之前,毛主席穿着睡衣急忙赶到八宝山,出席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会前,毛主席接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对他们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1966年5月,毛主席所以决心发动这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他意识到,在共产党执政后进入和平建设的环境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某些中央高级干部,耽于享乐,经不起物质的利诱与考验,他们面对正在变化的环境,丧失了自我调节、适应的能力,出现蜕化变质、贪婪享受等特权思想。某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官气十足、贪图享受。他老人家洞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看到当时中国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不健康的迹象和腐败变质的问题。他担心继续发展下去,会形成危害人民的官僚权贵阶层,会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们了。他还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当了大官了,有了大房子、汽车、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保护大官的利益。毛主席认为,有些人已经蜕化变质了,不再代表人民了,应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防止执政党蜕化衰变,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为此,毛主席要教育和改造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所以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主席斗争和批判的对象是夺取和建立新政权时共同奋斗的战友。毛主席还决定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发动群众批判当权派,使各级领导干部通过“斗私批修”,取得群众的谅解后获得“解放”,继续当官、当好官,使他们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同时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提高思想觉悟,让他们知道如何和怎样走社会主义康壮大道。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10日,毛主席亲自来到北京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通过的群众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29和30日,坦桑尼亚朋友和奥地利朋友分别来函赞扬中国的“文革”,同时对我国驻该国的外交人员在对外活动中表现出 “豪华、浪费、奢侈” 的生活方式提出严厉批评。毛主席历来主张艰苦朴素的作风,对贪图安逸的享乐思想深恶痛绝。9月9日毛主席看过这两封信后,为号召保持清廉、勤俭的作风并起警示作用,即致函陈毅同志,要求外交部全体人员“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围绕着陈毅同志的问题,外交部内有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主张“坚决打倒”,另一派反对“坚决打倒”。毛主席的指示是“一批二保”,周总理主张“先批判后定性”。借此机会根据现有的资料,回顾一下当时的斗争情况。

     “文化大革命”初期,刚参加外交部工作不久的年轻工作人员(没有“长”字头衔的人)积极响应号召起来造反,把斗争和批判的矛头指向陈毅同志和各级当权派。据统计,在1966年6 月6 日至24日短短的两周内,外交部就贴出了一万八千多张大字报。外交部部长助理以上的十四位领导干部都被贴了大字报,百分之百被点了名;司级干部被点名的有六十七人,占全体司级干部一百零六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处级干部被点名的七十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揭发出来的主要内容涉及: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②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对党严重不满,和地、富、反、坏、右明来暗去。③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蛮横专断。④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革命意志衰退。⑤埋头业务,不突出政治,不突出毛主席著作,使用干部重才不重德,对干部只管业务不管政治,作风不民主,“一言堂”,集体领导差,群众观点差,等等。1966年12月下旬,外交部各部门的造反派纷纷成立名目繁多的战斗队,群众对文革的热情更加高涨,不断升温。

     1967年2月,陈毅和谭震林、聂荣臻等几位老同志在怀仁堂开会时抨击某些过激做法,向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提出质问,双方争论激烈。之后,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被林彪集团指责为搞“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当时毛主席指示,批判限制在中央内部的小范围内进行。可是,林彪等一伙却千方百计地把这场斗争捅到社会上去,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煽动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倒”陈毅。有些人还煽动过激派到外交部和中南海揪陈毅,同时向周恩来总理施加压力,要求把陈毅交给群众“批判”。他们的口号逐步升级,由开始“批判”、“火烧”陈毅 ,上升为“炮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最后竟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极端口号。他们写大字报时,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有的大字报还将陈毅的名字倒着写。除少数别有用心者和另有企图者外,群众中绝大多数是革命的。

     4 月5 日外交部夺权派组织(1967年1月份造反派夺了权)发表“关于炮打陈毅的声明”,声称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必须首先集中火力炮打陈毅,必须彻底揭发和批判他的一切错误和言行。”4月13日,外交部夺权派组织伙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等首都大专院校和外事口一些单位的过激派组织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宣称要打倒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4月19日,外交部夺权派组织公开发表“打倒陈毅”声明,不仅说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而且还说他是外事系统“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要坚决打倒。他们煽动外交部的一些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到中南海揪陈毅同志,在街上狂喊“打倒陈毅”口号,妄图逼迫中央接受他们的主张

     4月6日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等四位“造反”司级干部贴出一张题为《一张未贴出的大字报》,揭发陈毅1966年9月24 日在外交部党委召集的司级干部会议上关于文化大革命要讲政策的讲话。他们揭发陈毅说:“有些人就是好乱猜!今天猜你要垮台,明天猜他要上台。我过去就干过这个,结果吃了大亏,犯了大错误。把别人整下台,自己上台,难道你就没有错误?我看不见得!”“你们不能乱猜,见风使舵,这样干,要犯错误。”大字报还揭发陈毅说:“过去我整过别人,也挨过别人整。整我的人,有的过后跪在我面前赔礼道歉。我不记恨这些整我的,我不去报复他;说我好话的人,也别想叫我提拔他”。他们还揭发陈毅在讲话中再三地说:“领导同志要敢于站出来讲政策,不要怕,要能顶住”。 他们还揭发陈毅说:“外交部就是不能乱,就是和别的部门不同,就是要严守机密。有人硬要查档案,这怎么得了啊!(外交部)党委给总理写了报告,总理指示:要坚决顶住,顶不住,派军队接管。我完全同意,一定要顶住。”据此,吴亮璞等人认为陈毅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根子”。

     外交部过激派伙同外事口40多个单位的狂热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大礼堂召开“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誓师大会”,声讨、控诉“以陈毅为首的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资产阶级老爷们奢侈腐化、压迫工勤人员的罪行”,认为“这个特权阶层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压迫工人,必然导致在外交路线上执行刘邓陈的‘三降一灭’(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表示要“坚决打倒三反分子陈毅,坚决贯彻毛主席‘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九·九指示》,彻底埋葬刘邓陈的‘三降一灭’的反动外交路线,把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他们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的外交路线。

     毛主席和周总理是爱护和保护陈毅等老干部的。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更是众所周知的。4 月30 日晚,毛主席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次“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看焰火。五月一日晚上,陈毅和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批判的老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毛主席一起观看了焰火晚会。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毛主席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毛主席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这一切表明毛主席是反对打倒陈毅等老同志的。
     可是一帮过激分子无视中央对陈毅同志的作法。5月11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些狂热派分子冲进外交部,妄图揪走陈毅。他们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
7 月8日外交部办公厅王海容(毛主席的侄外孙女,时为外交部办公厅的科员)和刘华秋等十一位同志贴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大字报称,围绕批陈毅问题,在部内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要以敌我矛盾来处理,一种认为应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经过学习和研究,他们认为,中央对陈毅是:“一批二保”。 大家“对他的错误要进行无情的揭露,彻底的批判,真正把他的错误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切实肃清他的影响和流毒。绝不能对他的错误采取包庇、姑息、手软的态度,绝不让批判陈毅错误的斗争半途而废。”大字报说:“从现有材料看,总的说来他(指陈毅同志)还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对他的错误的批判,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大字报表示完全拥护周总理“先批判后定性”的指示。之后,王海容等十一人还陆续贴出《再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大字报和《三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大字报。

     在“左”倾思想笼罩下,自7月15日至8月5日的21个昼夜,北京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过激派仍然坚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组成所谓“揪陈(毅)大军”(约3百余名学生),到外交部东交民巷30号办公楼对面的广场上“安营扎寨”,要求揪出和批斗陈毅。他们在广场上召开了“批斗陈毅誓师大会”、“陈毅推行三降一灭外交路线罪行报告会”、“陈毅黑史报告会”等。他们还组织宣传队在天安门、北京火车站等地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他们恶毒污蔑和攻击陈毅同志。
8月7日晚,刚代表中央处理完《武汉事件》返回北京的王力在钓鱼台办公室专门接见外交部姚登山(注二)和夺权派头头王中琪等七人,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文革期间被称为“王八·七讲话”)。 王力表示坚决支持姚登山、外交部极端派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极端派揪斗陈毅同志,煽动外交部造反派进一步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总理。

     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是可以揪。”“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红旗造反团》、《六一六》(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狂热派)揪陈,到外交部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没有错” 。“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

     王力还煽动地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借着这股黑风,8月11日下午,外交部的夺权派伙同外事系统三十多个单位的过激派组织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和陈毅与会。极少数过激派千方百计地在会上制造“打倒陈毅”的气氛向周总理示威。当周总理进入会场时,突然从会议厅二楼投下四幅“誓与三反分子陈毅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前排几十位女学生也展开了“打倒陈毅!”的标语。与会者狂呼“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等口号。会上有六位代表发言,内容主要涉及所谓“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所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等。期间多次要陈毅低头、弯腰、“请罪”,还有个别极“左”分子冲上讲台企图殴打陈毅。由于事先安排解放军战士坐在台下的前几排,他们及时上台保护陈毅,极端分子的阴谋才没有得逞。最后大会主席团宣布“批斗陈毅大会的通令”,要陈毅“在十五天之内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递交有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认罪书。”大会主席团还建议中央,“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8月14日,外交部夺权派、驻外使领馆《九·九战斗兵团》(部分驻外使领馆人员成立的组织)和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部分留学生成立的组织)的数十位极端分子冲入东交民巷40 号外交部政治部办公大楼,篡夺外交部政治部的人事大权;查封干部司办公室、秘书组以及各处的档案柜,封了所有的公章和钥匙;并勒令干部司的当权派和工作人员离开办公室。

     8月19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极端派冲进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党委办公的地点,“查封”外交部党委,“授权”外交部激进派接管中央外交大权,成立“临时指挥部”,发布“通告”,叫嚷“两个政权不能同时并存”,宣布“停止外交部党委一切工作”,部党委“不得擅自召集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注:外交部夺权派组织)负责处理”。他们就这样强夺了党中央的外交大权。

     8月21日深夜,外交部机要局《八·一八》、《大喊大叫》等激进战斗队袭击张闻天家,将张和他的夫人刘英劫持到外交部。23日召开斗争《三反分子张闻天大会》,逼张闻天承认陈毅是他庐山会议发言的后台。

     更为严重的是,8月22日晚,所谓北京“反帝反修联络站”中大专院校内一小撮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非理性的极端分子,打着“抗英斗争“的旗号,煽动数千不明真相的群众,打伤警卫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二十余名解放军战士,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殴打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砸毁代办处的陈设,烧毁汽车,最后用汽油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办公楼,造成了建国以来震惊中外“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

     此前已发生过三起严重涉外事件,即1967 年6 月17 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6 月29 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8 月5 日砸印尼驻华大使馆。加上8 月22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文革时统称“三砸一烧”事件。这“三砸一烧”涉外事件使我国对外关系处于停滞和倒退的状态。在外國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著稱的新中國,突然變得那樣的蠻橫和不可理喻。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受到嚴重損害。毛主席制定和周总理执行的我国革命外交路线幾乎被严重的極“左”思潮所窒息,人为地制造了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空前紧张关系。
9月初,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严惩王力、姚登山等人的罪恶行径,制止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泛滥。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主义者和特权权贵人士毕竟是少数。对广大领导干部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而不应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极“左”的结果使亲者痛仇者快,给文革帮了倒忙。群众运动有时难于驾驭,过激行为有时也难于掌控,但这里面不排除少数人在幕后煽动和误导。他们打着拥护毛主席的造反旗号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野心和阴谋。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时在思想上既要反对“左”的思想倾向,又要反对右的思想倾向。反“左”必须防右,反右必须防“左”。不同这两种思想倾向作坚决斗争并战胜它们,就不可能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1968年初,外交部在纠正和批判“左”倾错误时,本应密切注视右的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但事实上出现了另一种情况。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位当权派(一位副部长、10位司长、16位副司长、19位大使、2位代办和43位处级干部)贴在一张8千多字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副标题是“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

     91人大字报认为,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打倒陈毅是阶级敌人的政治阴谋。大字报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大字报指出,1967年,‘王八·七’一伙泡制了一个打倒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计划,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他们的黑手也伸进了外事系统,公开提出“打倒陈毅”。

     大字报分析说,“为什么许多同志顶不住这股逆流的压力,看不清阶级敌人的阴谋,也跟着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因为“有些同志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有些同志‘私’字当头,个人主义膨胀。他们的动摇性很大。有些同志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思想方法有片面性。这个口号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违反广大革命群众意志,利用极‘左’思潮煽动起来的,是强加给群众的,是用以对抗中央的。”

     大字报还列举了1967 年在“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下,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对外斗争引上了邪路,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大字报指出: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而展开的一场斗争,绝不仅仅关系到陈毅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究竟由什么人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大字报还揭露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为打倒陈毅而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段,断言: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大字报最后说,“我们同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的领导下,做好工作。“

     当周总理获悉大字报的内容后非常重视,立即让他的秘书钱嘉栋打电话给外交部党委和群众组织转告他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不能笼统地认为提“打倒陈毅”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因为这里有不同情况,有的人提这一口号,的确是从恶意出发的,但有的人提这一口号是从善意出发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有否定一切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应当马上想办法来弥补一下。之后,钱嘉栋秘书再次打电话到外交部,第二次转达周总理的批评。钱嘉栋说,“周总理认为这张大字报不是一个片面性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错误。总理一直说过要防止老保翻天,现在就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帮了倒忙。关于‘打倒陈毅’的口号,要一分为二。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多数人提这个口号只能对他们进行解释工作。”

     2 月28 日陈毅致函周总理。他郑重声明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指示,并说91人大字报的“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气的。”对于“打倒陈毅”的这个口号,陈毅说,“首先要分清:有少数坏人利用这个口号来实现其个人野心,绝大多数群众对我的严重错误表示极大愤慨而喊此口号,两者不能混淆。”对于91位大字报签名者,他说,“他们与我共事多年,我平时政治不挂帅,对他们帮助太少,我作为领导者,对于他们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3 月1 日,陈毅请外交部同志将他2 月28 日写给周总理的信用大字抄写后贴出去,向群众展示他的态度。

     3 月5 日外交部党委作检查,公开承认部党委对于91人大字报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月5 日周总理在研究完工作后,对戴路(91大字报签名人,时任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说,“你们那张大字报有三个错误:(一)为保自己,91个干部出来亮相,借口保陈总,实为保自己。(二)你们保陈总,帮了倒忙。(三)你们对群众有对立情绪。

     3 月6 日陈毅来到外交部,向全体人员作检查。他首先承认“错误”并说,“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极其严重。我总是保护老干部,总是指责革命小将,指责青少年过左,总是不看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极端的严重右倾”。对于91大字报和“打倒陈毅”的口号,陈毅说,大字报的“要害是借保陈毅之名。实行保自己,”“以‘打倒陈毅’口号来作为革命与保守,正确和错误的分界线。这个提法就是完全错误的。”“91人大字报实际上就是以我作为划分的标准,”“广大的群众喊‘打倒陈毅’的这个口号,是对我一些严重错误表示极大的愤慨。”

     陈毅还批评部党委说,“部党委的要害是私字当头、怕字当头、我字当头,让91人大字报出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部党委的同志应该到群众去作深刻的检查,特别是不能故态复萌,这次是一个故态复萌的一个表露,仍然是想恢复当官作老爷,恢复不民主,恢复一些问题由少数人作出决定就要人家执行,根本不愿意请教群众。”陈毅又自责说,“我在部党委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多少年来,我对大家督促不严,我对大家要求不严,总是保护,从保护出发,从团结出发。”

     3 月9 日姬鹏飞同志(常务副外长)代表外交部党委作检查。他说,“在91人大字报的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从右的方面干扰了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的错误助长了右倾保守思潮的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新反扑。”承认“事先个别同志看过听过大字报底稿,并且出过点子。大字报贴出后,又都看过,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他认为大字报的“要害是借保陈毅同志之名来保自己,为保自己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否定了过去一年多来外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绩。”“因此我们要对当前外交部运动所发生的曲折,承担主要责任。”

     4 月1 日晚,周总理在接见某国大使后对宫达非(91人大字报签名人,时任非洲司副司长)和三名工作人员闲谈。回顾1967 年的外交部运动时,他说,“去年二月逆流牵涉到外交部就是想完全恢复。一月夺权,我们说,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我一直坚持这一点,但是超过了,象去年(1967年)8月份极‘左’要夺外交大权,就错了。你们批判了,做得很对。但是如果象部党委想一切都恢复旧秩序,就错了,我是一向反对的。”“右的想恢复旧官、旧秩序,在部司级干部会上,我听到不少司局长有抵触情绪,当然,批判行动上有些过火,革命总有点过火,要经受考验,但极‘左’方面不满足,所以从5、6月份开始就起了变化,问题来了。”“极右要复辟,搞二月逆流,同时,派生出来极‘左’,这并不矛盾,有右就有极‘左’,就有形‘左’实右。5、6月份有了土壤,因为有了国际事件(指1967年由于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我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7、8、9月就大闹特闹,我这是指国内;在国外,使领馆早就闹了,不执行‘二·七’指示(注三)。二月逆流的结果,必然要产生极‘左’思潮、极‘左’行动。后来批判极‘左’,右的又起来了。”
     谈到91人大字报时,周总理说,“91人大字报要恢复旧秩序。这说明外交部保守势力相当大。91人大字报是外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代表作,要彻底批判。”周总理又说,“91人绝大多数是认识上错误,我们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绝大多数是认识上的错误,极少数是死不改悔的。但绝大多数经过这次批判会提高觉悟,前进一步。但要防止又来一个极‘左’抬头。”
     总之,“左”与右对革命事业同样会造成危害。
     1971 年10 月25 日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 月8 日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出国赴纽约前夕,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到符浩(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和陈楚(时任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时,周总理说他俩是“91 人大字报的签名者”。毛主席笑道:“我还是赞成九十一”。 后来叶剑英元帅去医院探望陈毅时,就对陈毅说,“毛主席说:‘我还是赞成九十一’。”
1972年1月6日,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在毛主席处商谈完工作后,毛主席对周、叶说:“现已证明不存在“二月逆流”,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周总理当即委托叶帅火速赶往医院向陈毅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此时陈毅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听完毛主席的话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几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 60年代中期,毛主席毅然依靠红卫兵、造反派发动文化大革命,动员广大群众揭发我们政府机关内各级领导干部的错误和缺点,采取了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把各单位的当权派们给“斗”了。毛主席“整”他们的目的还是为了教育他们,让他们的头脑清醒清醒,绝不是为了打倒他们。 群众运动的参与者本不应意气用事,不实事求是,不调查研究,而“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更不能自以为“造反有理”,就可以无法无天,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左过了头,就转向极端,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文革中的批斗、游街、武斗等激烈作法,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性,把阶级斗争搞得无限扩大化,伤害了许许多多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没能取得成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革命史表明,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总有人充满革命热情和愿望,但想法简单,求胜心切,好走极端,逢事都想以“过正”手法,达到速成的目的。结果因思想和行动极度超越现实,欲速则不达,反致失败。这些人思想行为可称为极端左倾。所以毛主席多次号召全党同志应当认真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学会运用革命导师的思想方法解决问题。 革命者应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左派”幼稚病》这篇宏伟著作。这是共产党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让我们在革命的实践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  

注释

注一:陈毅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
注二:姚登山是山西襄汾人,生于1918 年,出身贫农,20 岁时参加共产党。抗战期间,他当过游击队长和县委书记,在山西家乡一带打游击,抗击日本鬼子。建国后调到外交部工作。文革时,他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当时是大使馆的第一把手)。期间,他带领大使馆全体人员坚强勇敢地反击印尼反动派的抗暴斗争。1967 年4月回国后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是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他利令智昏,对抗周总理的指示,紧跟王力和戚本禹“造反”,要坚决“打倒陈毅”。1967年9月王力垮台后,姚从“红色外交战士”和实际掌握外交部运动大权的显赫人物,突然一下子沦落为一名“阶下囚”。他被隔离审查四年(1967年9 月至1971年6 月),被囚禁九年(1971年6 月至1980 年8 月),一共被关了十三年。 注三:1967年2月7日,毛主席签发外交部草拟的电报,明确规定我国驻外大使馆和一切驻外机构不得成立造反组织、不许夺权、不许由造反派监督当权派,制止驻外使、领馆文革运动向逆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