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江南恨txt微盘:戴笠、毛人凤、郑介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02:12:00
戴笠----“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毛人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笑面虎”、“毛军师”、“毛大秘书”
郑介民----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情报工作主持人，军统大特务
戴 笠
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 “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
戴笠
别名：
春风，字雨农
民族：
汉
出生地：
浙江江山
出生日期：
1896年
逝世日期：
1946年
职业：
军统特务
毕业院校：
黄埔军校
人物简介
戴笠（1896一1946）身高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
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产党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军事调查统计局。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 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一个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
戴笠之死深究：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蒋介石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已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检、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由军统掌握的武装有几十万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装备。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其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之强，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戴笠在国民党中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还要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其次是军事和财政，但后者他还能轮流交给别人掌管。但对于特工，他从来不交给别人，从不让给别人过问，只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见他对特工的控制。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
一是灌输忠诚思想。他后来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军统头目都梯、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但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位高权大，蒋介石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威胁自己。
而且，特工的一切重要事情、任命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定，以防止擅权坐大。以戴笠而论，干了10年军统头目，论职不过副局长，论衔不过少将，而且始终是内部任命，直到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住。十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靠蒋发家，报蒋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委派来美龄去看望，表明蒋介石对戴的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另外，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资历、水平、能力绝对斗不过蒋介石，一是没有这样的胜望，二也跳不出蒋的手心。戴笠曾经看过多少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还不是一个个败在蒋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也还是被蒋-一击破。所以，戴笠早就看透了，他惟一的出路只能必须得到蒋的信任，否则没有任何出路。戴笠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思想、行动、心理、好恶、性格等无不研究透彻，揣摩迎合，所以一直得到蒋的欣赏；也在所有的特务组织中，最得蒋介石的信任。
戴对蒋的忠诚也是无可挑剔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否认。
戴笠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曾与胡宗南计划，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去发展势力。
但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
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的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借口抗战胜利，撤去戴笠的兼职，如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继续渗透。在军统与中统其它派系的斗争中也稍稍抑制一下军统，如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的猜忌，不由得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以求醒悟。每有余暇便让秘书、他的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每讲到
当然，蒋介石现在还并不想除掉戴笠，他只是有所猜忌和戒备，只是先从抑制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蒋的心理，也开始防患于未然。对蒋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极力与宋美龄、宋子文进一步密切关系；与胡宗南、顾祝同等实力派将领盟誓以为后盾，同时挟洋人以自重，向海军发展，免得被蒋介石借口只是个特务而被铲除。拉拢蒋介石周围各色人等包括唐纵的关系，使他们为自己说好话，继续巩固军统局内部，培养毛人凤，以为退路。戴笠也开始整肃内部，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
蒋介石因在抗战时期，有用戴笠之处，故一直没有大动作。
作为蒋介石来说，他是靠特务起家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决不会放弃特务统治这一宝贝。从内心来说，签订纪要只是虚伪应付，他还是从骨子里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和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应付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同时他觉得正好赶上时机有了借口，就是可以抑制一下戴笠和他的军统，使其不能再继续膨胀发展。
蒋介石随即向戴笠秘密发出指示，要求他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的口实。
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很高明：
一、撤销军统，使他有履行“双十协定”的信誉，应付了舆论。
二、抑制了戴笠，使军统再也不能构成对自己的潜在威协。
三、化整为零，并不是取消，等于加强，将来可以东山再起。
四、打着履行“双十协定”的旗号，戴笠无话可说。
五、将戴笠捏在手里，将来撤销军统局对戴笠用与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蒋介石的这一步棋确实非常高明。
但戴笠看到蒋介石的命令，心情却极为恐慌。戴笠心里很清楚，他不可能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终于要开始动手了。
戴笠也明白，如果真的化整为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本钱了。戴笠考虑，先将军令部二厅、内政部警政司掌握起来，将军统控制的军事情报、稽查和国民党军队各级谍报参谋人员划归进二厅，将特工警察划归进警政司。另外加快成立交警总局，将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军统特务团、军委会别动军、交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及税警部队，加上接受投降的汪伪税警团和汉奸部队共7个多师，全部编成18个交警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和4个教导总队，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程度也很高。戴笠极重视这些军统掌握的武装部队，认为是最重要的本钱。
但是，尽管化整为零保住了大部分实力，但军统局一旦撤消，尽被分割，自己将无处可去。关健还是要夺得海军司令的职位，这只能依靠美国人。
于是戴笠以视察为名飞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加紧联系，并达成他为戴笠活动的许诺。随后，戴又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登陆事宜。戴笠立即与美驻津司令、海军陆战第三师师长拉上关系，并设立机构居间联系。
这使得蒋介石有些犹豫，因为蒋极重视美国在华军事部队。蒋要打内战，一再请求美国部队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至1946年，美军在天津登陆就近五万人。蒋介石明白戴笠与美国人的关系的能量，所以还觉得戴笠尚有作用。
戴笠也抓紧时间，加紧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部门合法安置军统特务。仅军统举办的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就达15万人，这都让戴笠绞尽脑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来回奔走，研讨对策。
戴笠还认为，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军统才有出路。他也认为军统的牌子由于反共太臭名昭著，但决不会真正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否由他来继续执掌。
正在筹备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国共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议案。
戴笠的对立面和政敌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这一口号的质问得到大多数人出于不同目的赞成，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其实，这是很多人对蒋介石特务统治的不满。因为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至于其它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耻。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务统治的始作诵集大成和保护者蒋介石居然并不反对，甚至也持赞成态度。
其实，这不奇怪。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5人小组的成立，是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并对他全面监视，准备彻底解决对自己的威胁。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在会议中，马上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8人小组虽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7个人却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亲自数次电谕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赶回重庆，参加准备向他发难的8人小组会议。
而且，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戴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戴笠，而蒋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之。
蒋介石指定的对付戴笠的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他人分别是宣铁吾、陈悼、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陈悼、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长和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四人代表了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特工警察化。宣。李等人均与戴笠有矛盾。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但是被蒋介石笼络，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蒋介石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毛人风等已获得这些人的捣鬼计划，在蒋介石通过军统发给戴笠的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蒋的电谕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也明白，宣、李、黄三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蒋在利用他们整掉自己。戴笠遂回复了一封有愤激之词的电报，但毛人风以为用词不妥，压下未回复，来电请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经飞机失事了。
戴笠明白，与蒋对着干不是上策，开始考虑“以进为退”，始有出国避风的打算。
就在蒋、戴之间斗法的关键时刻，一场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蒋、戴之间的矛盾自然化解，云消雾散了。
戴笠的死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戴笠的死实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他在北平正在处理有关肃奸事宜。这时，蒋介石已知悉美国人建议、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对海军进行改组，撤换海军领导人，任命陈诚兼海军署长。戴笠仍不死心，邀请柯克到北平，作最后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汉奸川岛芳子时，知悉军统布置处负责人马汉三曾叛变投日，还从川岛芳子处搜去了一柄乾隆龙泉宝剑。当时这把剑是孙殿英赠给戴笠转交蒋介石的，戴当时交马汉三保管。马汉三叛变时，剑又为日本特务田中所得，田中将此剑又交川岛芳子保管。
马汉三叛变后，因献剑免去一死，被释放。以后侥幸过关，仍在军统工作，爬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马汉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亡国外。
戴笠在发现马汉三匿剑、投敌之事后，又发现他还有贪污的劣迹，非常气愤。但戴当时焦头烂额，要应付蒋介石的“端锅”方案，又要赴青岛再次与柯克会晤，还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最后还要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议，实在无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先索回了宝剑，又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烟幕弹，马汉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戴笠在离开北平前，已经充分预料“一锅端”方案给他将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在
从戴笠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做好应付“端锅”的准备，并也做好引退的准备。
此时刘玉珠已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借口登机检查“安全”，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上午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同时，各报刊载戴笠遇难消息，以飞机失事定调。
戴笠之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片混乱，有人欢喜有人愁。
蒋介石刚开始如释重负，因为他再不必费尽心思抑制其人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又逐渐产生了痛惜内疚和若有所失的感情。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戴笠是个特工奇才，蒋介石的江山稳固，戴笠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且戴笠非常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人才加奴才。他的才干在蒋的心中比任何一个国民党内的官僚都不逊色。而且他能了解、揣摩、执行蒋介石的任何企图，防患于未然。他已成为与蒋默契之极的心腹，军统也成为蒋介石须臾不能离开的工具。
戴笠一死，军统的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不能与戴笠相比，工作处处被动，不仅不能开拓发展，稳固蒋的统治，反而连维持现状都颇困难。戴笠死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各大中城市频繁的学潮，民主党派的活动，都使蒋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军统接班人不具备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所致。因而每逢遇到棘手的麻烦时，蒋介石总想起戴笠，想起他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思考周全不给蒋带来政治后果、处处秉承旨意、时时体念自己苦心、双方默契协调几乎天衣无缝的种种长处。愈到后来，蒋介石愈感到戴笠的才干无人可以取代，蒋因而不时后悔把戴逼得太急，那时蒋介石还不知马汉三谋害内幕，总以为自己逼戴前来开会，才使他在恶劣气候中丧身的。
蒋介石的后悔心情转为了他对戴笠的悼念活动的态度上。
戴笠的悼念活动，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其规模、声势，大的吓人。
随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为戴笠举行公祭。
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全国各省的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公祭。北平、济南、贵州、重庆、成都、昆明、南昌、上海、合肥、无锡。兰州、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纷纷举行了数千人乃至5万人的悼念祭礼。各地主祭人均为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北平是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山东是省府主席何思源，贵州是省府主席杨森，四川分别由卫戍总司令王缢绪（上将）和军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张群在两地主祭。江西是省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王陵基（上将），安徽是省主席兼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上将），江苏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 章士钊挽戴笠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因为蒋介石有旨意，所以这些要员心中明白蒋介石是有意把戴笠的追悼活动办得隆重些。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数百名军政大员为戴笠送葬。陪同蒋出席葬礼的有宋子文、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邵力子等。蒋介石亲送了题为“碧血千秋”的花圈，还亲笔写下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子心”，这很可窥见蒋介石失去戴笠的痛悔心情。
蒋介石着特级上将制服，亲至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戴笠灵堂吊唁，又亲自护送戴笠灵枢至钟山灵谷守志公殿。送葬队伍除数百名军政要员外，还有数万人参加葬礼。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蒋介石在葬礼上亲自致读长篇祭文，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在朗读祭文时，蒋介石又一次流下眼泪。
两个月后，内战开始爆发。蒋介石却专门抽出时间，与宋美龄专程到灵谷寺凭吊戴笠，据说蒋介石一直面对戴笠遗像长时间凝视，也一直没有说一句话。
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有一次对人慨叹：戴笠“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因为蒋介石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每每依靠戴笠化险为夷，每当风云变幻之际，戴笠也会以自己的政治敏感，为蒋提供情报，出谋划策。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愈发感到了失去戴笠的重要性。因此蒋介石每每歉疚，也每每怀念戴笠。
凭吊之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择风水绝佳的安葬地。毛人凤、沈醉等陪同蒋介石走向灵谷寺后山选址。但因宋美龄穿高跟鞋不适崎岖山路，蒋介石表示以后再来。
半个月之后，蒋介石在毛、沈陪同下，再到灵谷寺后山选址，走来走去，直到满头大汗。
1949年，毛人凤觉得戴笠生前与共产党作对，罪恶太重，怕解放后掘尸毁墓，便计划迁葬到台湾。但因水泥灌注大结实，无法可想，只好放弃。
戴笠的老母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由毛人凤一直模仿戴笠口气逢年过节发电报祝贺，以造成戴笠留在人间的假像。戴母在五十年代初期死于大陆，她一直以为戴笠无恙。戴笠之子戴藏宜因与戴笠之弟戴春榜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华春荣等罪行，解放后被政府镇压。戴笠儿媳郑锡英及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回衢州娘家，不久隐居上海。孙女在回衢州之前送人。
1953年初，一直不能忘怀于戴笠的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开始寻找戴笠遗属，命令毛人凤不惜代价将戴笠遗属和后裔从大陆接到台湾。
毛人凤奉蒋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从台湾潜至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接上关系，找到了郑锡英一家，并为四人办好了去香港的出境证。1954年初，因前来接应的特工必须带领她们出境赴台，郑锡英只好将次子送给别人，让特工顶替次子之名，带她和另外二个儿子。同至香港，再至台湾定居。
蒋、戴之间的恩怨至此结束。
1948年，马汉三、刘玉珠等谋杀戴笠内幕被发现，蒋介石怕公布有损于军统和国民党声誉，便只以贪污罪等将马、刘等三人处决
先说他的影响力：
戴笠16岁到了上海，精于心计的戴笠竟与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由此他结识了蒋介石。于是南下入了黄埔军校。
1927年底，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完了，但是戴笠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他还是很勤快地为蒋介石做些情报工作。随后，蒋介石再度复出。重回政坛的蒋介石，深感特务工作的必要。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敌对势力，于是戴笠顺利当上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他的人脉很广，加上有结拜兄弟杜月笙的帮忙所以很吃的开。
戴死后，不到两周，蒋于(
再来说他的死，有一说法是蒋介石设计的。
1945年8月，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了“和平建国”协定，协定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实际上，这就等于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戴笠。戴笠第一次感觉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来自民众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政敌，此外还有颇有顺水推舟之意的蒋介石。
1946年3月，借解决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蒋介石亲自发电，催促戴笠速回重庆。戴笠心底越发不安，他已经猜测到回去的结局。几天之内，戴笠连续收到重庆发来的多封电报，搅得戴笠实在有些心慌意乱。
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要见的美国客人已于当日飞往上海。戴笠只好决定在青岛休息一夜。
美制DC-47飞机品质一流，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意外。
假设性的推论：
一开始，戴笠追随蒋介石，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政治靠山，蒋介石也想利用戴笠的忠心和才干，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后来，蒋介石发现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老蒋很担心养虎遗患，于是蒙生了干掉戴笠的想法。戴亦曾感叹：“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而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当蒋介石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让戴笠永远地消失。这是一种看似非常合理的解释。但造成DC-47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是个未解的悬案。
戴笠神秘失踪后，蒋介石的举动：
所有的搜索没有任何结果，蒋介石最为担心的是，作为国民党情报部门核心的戴笠，如果真的到了共产党那边，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关于戴笠之死的传言
据说军统的头子戴笠，他年轻的时候请人算过八字，测为火旺之相，需有水相济，于是他请人取了个别名叫江汉津，三个字全有水字旁，所以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戴笠还取过很多化名，因为他们军统都是搞特工的，有时需要用化名联络，他就曾经用过洪森、沈沛霖等等代名，就连代号里都要有水。可是唯独他坐飞机掉下来的那天，鬼使神差的非要用“高崇岳”这个名字，见山不见水，犯了大忌了，结果飞机就撞到山上坠毁了，收尸的那些人一打听，才知道，飞机撞上的这山叫“戴山”，残骸掉进去的山沟叫“困雨沟”，分明就是收他命的鬼门关，所以这些事，真的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戴笠和周佛海的较量 到底有多血腥多恐怖
-汪伪时期，中山东路1号的身份为何备受瞩目
-南京中山东路1号易主，为何引爆上海滩大恐慌
-戴笠和周佛海的较量，到底有多血腥多恐怖
繁华的新街口，人群熙攘的中山东路，一栋坐北朝南的民国建筑吸引了众多过客的目光——那就是中山东路1号的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旧址。它的门口矗立着四根高达
银行拒收汪伪中储券埋下祸根
汪精卫的司马昭之心，激起了众多国民的反抗。记者在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料室发现，就在
毫无疑问，上海金融界接受中储券与否，成为其能否最大限度顺利推广的风向标。于是，汪伪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而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中的银行”，碍于面子的关系，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此埋下蒋介石指使戴笠针对伪中央银行用非常手段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的成立以及其分行在上海的行径，使得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焦虑万分。汪伪政权将自己所掌握的法币尽量投放出去造成市场法币充斥，中储券缺乏的假象，从而把收兑比率压低到100比50，即100元法币只能换50元“中储券”，法币被大规模地回收，外汇市场变化加剧。蒋介石一面要求上海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尽全力阻止中储券在上海的发行。
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从南京本部到上海分行的职员，都得到了保证：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作为后盾，他们根本无需为人身安全担忧。同时，“76”号用各种手段，强行各大银行接收中储券，中储券在上海已渐成规模。
而汪伪政权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推行得远比上海顺利。他们强迫南京市民将国民政府的钞票一律调换成汪伪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汪伪政府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国民政府钞票，到全国其他使用非中储券的城市抢购大批黄金进行囤积，变相地大肆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
面对这种局势，戴笠明白，仅凭嘴上的威吓和对汪伪银行职员的人身威胁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场针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袭击在酝酿中。
1942年2月的一天，军统人员在营业时间，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了袭击。一时炸声四起，子弹横飞。行里的伪职员，本来都是提心吊胆的，一闻警声，立即抛下手中的活计，各自夺门逃避。但还是有人被弹片及子弹击中，尤其是该分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受到重伤，被送至大华医院救治。
“76号”用两颗定时炸弹还以颜色
军统的此次袭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连续几个星期不敢有人上门，行里的职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周佛海，得悉之后，大为震怒，即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命令“76号”主任李士群，对国民党中央银行进行至少是同等级的报复。
怎么报复？李士群也费了一番脑筋。中央银行行址在上海跑狗场内，一般的银行业务，则撤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的后门内(前门在静安寺路，因嫌它太出露，故改由后门出入)。李士群让手下做了两颗定时炸弹，一个把它送进了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放置在水泥楼梯底下的黑暗处；另一个则由一个特务扮作邮差，冒充投递邮包，把它送到了白克路。
两颗定时炸弹果然先后都爆炸了。第一个炸弹摆放的位置因为这水泥的楼梯，正是出入要道，或许还由于水泥的关系反应力大，受伤人也多一些。而第二颗炸弹，因为传达室把它当作邮包收下后，还未送到里面就已经爆炸了。虽受伤的人不若逸园那么多，但已将银行的门面炸坏了。周佛海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表示赏洋三万元。周佛海一向以出手大方闻名，这一次，三万元的数目也是十分阔绰的。但李士群对这个数目却异常不满意，他认为，这可能是周佛海出手最阔的一次，但对于他而言，却是太少了，他对其他人说：“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哩!”
中行职员的生死被抽签的办法决定
中央银行被炸后，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之间的较量也开始升级了。戴笠听闻消息后当即决定要再次出击，以牙还牙实施报复。可是中央储备银行必然有了戒备，如果再度袭击，肯定不能占便宜。军统人员出去调查一番，打听到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次袭击中受伤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在大华医院治伤，于是，于
刚刚扬眉吐气没些日子的周佛海，闻讯后更加气急败坏，立刻要“76号”进行再报复。李士群觉得两处中央银行都炸过了，再炸也没劲了，就让手下去打打中国农民银行，谁知手下却弄错了，炸了当时在霞飞路上由中统特务任经理的江苏农民银行，仅炸伤了两个人。周佛海将“76号”大骂一通，还要其继续进行报复。李士群于是让手下继续完成打击中国农民银行的任务，这次采取的方式是向中国农民银行投放炸弹，伤了十几个人，现场惨不忍睹。可是周佛海认为这样的威慑力不够，要“76号”作更大的报复。
李士群只好再想办法。当他站在“76号”办公室苦思冥想的时候，目光停留在与其邻近的中国银行别墅上，这栋别墅是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于是在晚上，李士群和爪牙杨杰等人带领了大批特务，将中行别墅团团包围，从住在里面的众多中国银行的职员中，拣出六个重要的职员，押到“76号”，其余人员被以警政部的名义全部扣留在中行别墅里，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外出。
到底怎么处理这么多的“人质”，李士群颇为踌躇。后来不知谁给了他一个点子，不出人命肯定没法对周佛海交代，但将这六个被押的高级职员全杀了，影响也太大了。干脆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三个来枪毙，这样也可以消了周佛海的气了。这些职员无奈地接受了强加于身的命运，有三人中签。但到了最后，只枪毙了两个，另一个则由于人脉较广，家中经济殷实，花了大把的银子给了“76”号，等于是赎了张肉票，才捡了条小命。
那么，其他扣押在中行别墅的那些职员，又会被如何处置呢？记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一书中看到：“警政部软禁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职员一二八人……警政部宣布，准予保释，恢复自由。”但这些获得自由的银行职员，很快就被“76号”驱逐出了中行别墅，而这栋房产，则由“76号”接收去了。
李士群松了口气，这下周佛海应该消气了吧。可事实上，周佛海仍不满意。
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再遭屠杀
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周佛海在这件事情上露出了其嗜血的本性，他认为杀了两个中行职员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口气出得还不够。他想得到这样一个效果：狠狠地报复，要让军统明白，“76号”会以更严重的方式对待其打击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行为；同时，也要让老百姓一想起这件事就会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产生异议。李士群受领命令后，显然看出周佛海已对“76号”不满了，只要了中行两个职员的性命对于周佛海来说，是一丁点血腥味儿都没闻到。
李士群知道，周佛海不是一般的可以应付的主儿，他想要的那种效果，只有通过一场更大的血腥行动才可以达到。但是，要想把中行别墅里已驱逐的那些职员再找回来，势所不能。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李士群命杨杰带领了大批特务，乘车驶至1412弄中国农民银行的宿舍里，把在睡梦中的银行职员，全部唤起，驱赶至楼下，一个一个并排站好。这些人睡眼蒙眬，尚未反应过来，只能迷迷糊糊地听命排好。谁知杨杰突然命人端起快机枪，一阵扫射，这排列的二十多人，全部倒在血泊中，无一幸免。杨杰见目的已达到，遂迅疾率众跳上汽车驶回“76号”。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是“群雄”逐鹿的场所，每天都有火拼和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发生，各国租界都有许多的无头公案。杨杰认为这次屠杀被自己处理得干净利落，他向李士群保证，此事办得是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这次屠杀，出现了一条“漏网之鱼”。
唯一幸存者指证“76号”屠杀罪行
短促有力且密集的枪声惊醒了整个里弄的居民，他们知道弄堂里出了乱子，可是如此乱世，人人都学会了自保，谁也不敢开灯起来查看事由。幸好，同弄3号的住户蒋福田，是法捕房政治处的督察长，也是个军统人员，听到枪声后，他偷偷地打了个电话给法巡捕房，期望巡捕人员早点过来控制事态发展。但“经验”丰富的巡捕房人员，过了一段时间才赶来将1412弄全部封锁，此时倒卧在血泊里的人已全部身亡，凶手亦早已逃逸。于是到楼上再去踏勘，他们居然在浴室里发现还有一位农行职员躲在其中。
原来，当“76号”这批特务们进门上楼的时候，他正起床小便，因窗外透进一些亮光，便没开电灯。当他听到大批人上楼，且气势汹汹地叫人起床，知道出事了，便躲在黑暗中屏住呼吸，特务们也没想到，深更半夜有人会抹黑上厕所，只想速战速决的他们根本就没查看浴室。这位幸存的职员记住了特务叫嚣时的只言片语，成为日后指证汉奸特务们滔天罪行的重要证据。当他跟着巡捕下楼后，看到自己的同事全部倒毙在血泊中，吓得面无人色，抖个不停。他是中国农民银行宿舍里，这次集体凶杀案的唯一幸存者。
虽然“76号”严格封锁消息，全国各大报纸无一登载，但这件集体凶杀案仍在第二天被人们口口传出，“76号”的行径仍大白于天下，整个上海滩处于惊恐之中，尤其是那些银行职员，更是连家门都无法迈出。许多职员家属，宁愿亲人丢掉这只银饭碗，也不许去行里上班，眼看上海滩金融界一片混乱，于是金融巨头们纷纷出来调停。军统和“76号”也都意识到，如此伤筋动骨，对谁都不利。大家偃旗息鼓，鸣锣收兵。
日本投降后，在“76号”的特务中，作为直接的屠杀者，杨杰是最先被中统逮捕的，由中统把他移交给军统后，南京军事法庭将杨杰判处死刑。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山东路1号曾被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借用，不久又归还给交通银行；其后，这里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地，后来又成为工商银行的办公楼。如今，这栋老建筑正在维修，日伪时期强加在其顶上的小楼也在近期拆除。而六十多年前由这里延伸开来的那段血雨腥风，却鲜为人知。
戴笠死亡疑案探秘：坠机是意外还是谋杀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离板桥镇大约
消息传出，中外震惊。尽管在媒体的对外报道中明确指出，因为恶劣天气原因影响，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但是在民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一些人认为，戴笠并非死于飞行事故，而是被人谋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
那么，戴笠——这个有“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死因到底为何？事隔多年，直到今天，围绕着这个神秘杀人魔王的一生，人们仍然津津乐道，谈论着形形色色的传说。
中国头号特务头子
戴笠，原名戴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有着国际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赌博。他终日浪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由于精于心计，竟然很快与上海滩著名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结成了拜把子兄弟，随后又认识了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也在上海滩寻觅机会的蒋介石。
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决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心壮志。他毅然南下广州，投奔昔日上海滩的旧交，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从此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戴笠的命运也因此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治集团的风云人物。
不久，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疏远蒋介石，但是戴笠却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在蒋介石下台期间，他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提供各种信息。
果然，事实证明了戴笠的远见，下野后不到一年，蒋介石再度复出。东山再起的蒋介石，从遇挫的经历中，深感信息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所有敌对的势力。但是，由谁来负责这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呢？蒋介石想到了危难时期对自己忠心不二、一直追随左右的戴笠。
于是，蒋介石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统”。当时的军统局长是贺耀祖，但是他仅仅是挂名，而戴笠才是实际上的军统负责人。抗战初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得到空前发展，戴笠也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头号特务头子。从此，戴笠开始了自己人生征途最关键的旅程，同时也开始了千夫所指、罪恶深重的情报生涯。
戴笠一生负责特务组织达20多年，期间干了很多伤天害理、让国人深恶痛绝的事，包括策划和制造了很多社会影响很大的案件，例如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等等，让世人闻之色变而又愤恨不已。
神秘失踪的专机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一个绝好的消息，对戴笠和他的特务组织却是一个坏消息。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期盼着即将迎来的久违的和平，迫不得已，蒋介石也于这年8月力邀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事”，恢复和谈。双方通过共同协商，签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就意味着戴笠和他统率下的军统组织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将成为在政治上被革除的对象。
由于军统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在重庆谈判的提议发出后，打倒特务、撤销特务机关的呼声在全国此起彼伏，一时间戴笠和他的军统组织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狼狈不堪。杀人如麻的戴笠此刻心中也不禁恐惧万分，那种恐惧并不仅仅来自于全国民众对他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政敌，更有顺水推舟，想把他当替罪羊供奉出来迎合国民的蒋介石。就连戴笠自己也承认，蒋介石在当时做出取消特务组织的决定，确实比较高明：第一可以应付舆论，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第二可以解决军统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第三还可以解决戴笠个人实权的问题。因此，此时此刻，昔日威风八面、万人惊恐，今日穷途末路、万人唾骂的戴笠，也不得不绞尽脑汁地筹划一下自己的后路。
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度过危险，东山再起，继续他的政治生涯；有些人则认为他会急流勇退，回家孝敬母亲，陪伴家人；而第三种传说则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严厉的审判。其中没有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高级官员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蒋介石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介石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
面对众说纷纭的社会舆论，戴笠表面上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拖延时间的办法，一边假装无事，一边寻机观望。刚好抗战胜利以后，一些汉奸案件、敌伪财产案件需要处理，所以他当时以此为借口，在全国各地巡视检查情况，迟迟不回重庆。
1946年3月，借解决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蒋介石亲自发电，催促戴笠速回重庆。看完电报，已如丧家之犬的戴笠心底越发不安，他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回到重庆后的结局。
一定不能回重庆。走投无路的戴笠决定铤而走险，进行最后一搏。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从
戴笠为什么不顾蒋介石要他尽快去重庆的命令，先去了青岛呢？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戴笠深知蒋介石迟早要打内战，内战需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来完成运兵、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军事任务，要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做成这件事，戴笠觉得蒋介石肯定会改变主意，对他重新重用。其次，要是戴笠真的干不成特务头子了，他当时考虑想当中国的海军司令。当时，美国海军是戴笠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甚至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1946年3月，美国第七舰队的柯克上将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而戴笠也在柯克的身上花了大量的功夫，他甚至命令部下特意为他去上海精心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
十分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要见的美国客人已于当日飞往上海，戴笠扑了一个空。筋疲力竭的戴笠决定在青岛休息一夜，与此同时，他给
当天下午，戴笠的专机飞抵南京上空。然而，南京同样也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无法降落。
1点13分，南京机场突然收到一条自称是“222号飞机正在降落”的神秘电讯后，再无音讯。
下午4点，重庆军统总部突然接到上海发来的一封绝密电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
毛人凤，军统少将秘书，戴笠指定的留守军统总部负责人，接到电报后，马上命令重庆电讯总台向上海、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特务发出紧急指令，尽全力寻找戴笠和他专机的下落。
从
很快，蒋介石知道了消息，他立即命令毛人凤迅速扩大搜索范围，并且一再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莫衷一是的死因
很多人对戴笠的死因表示怀疑。
戴笠当年乘坐的是一架美制DC-47飞机，它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DC-3民用运输机的改进型，也可以作为客机来使用。自1946年，DC-47飞机先后有70多种改进型，一共生产了
10928架，是历史上生产制造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在战场上广泛运用C-47运输机。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州盟军的主要运输机。因此，它的质量应该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它的机体、发动机以及无线电通讯系统等等，在当时也都是性能卓越。所以从飞机的本身来说，因为DC-47飞机的性能故障，而造成戴笠机毁人亡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是不是因为天气恶劣，或者是因为驾驶操作失误，从而导致飞机坠毁呢？
专家认为，一般来讲，这两种情况同样不会发生。一是因为当时的飞机已经具备了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能力，二是因为事先有地面的调度和指挥人员，他们可以告诉飞行员如何在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起飞和着落。
而且，戴笠事先就有因天气不好、飞往其他地方的思想准备。因此，飞机在青岛起飞前，他就叫飞行员多加了油，如果南京天气也不好的话，飞机完全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去着落，根本不需要在南京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强行着落，所以这也是人们认为不是天气原因的依据之一。
另外，当时国民党的空军人员，都是经过选拔的优秀人员，完全是在美国接受的全面技能训练，似乎也不可能犯操作失误那么低级的错误。而驾驶戴笠专机的飞行员更应该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具备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飞行的能力，一般不会发生操作失误、导致飞机坠毁的情况。
如果把天气恶劣，飞行员的驾驶技术，飞机的性能，这些客观原因都排除在外，那么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DC-47飞机的坠毁呢？难道，正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戴笠的死亡并非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是有人谋杀？
戴笠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杀人无数，仇家自然大有人在。那么，究竟又是谁谋杀了这个素以暗杀闻名的“戴老板”呢？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制造了这起天衣无缝的坠机阴谋，并把这场弥天大案掩盖得如此巧妙呢？
最有机会下手谋杀戴笠的是他的随行人员。但是，在戴笠飞机上的随行人员，都是他的手下，有军统的官员，有他的保镖和翻译，还有他的好朋友。这些人跟戴笠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无缘无故，自然不会去冒险刺杀戴笠，更不会为此同归于尽。
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最有机会谋杀戴笠呢？
蒋介石？一种说法认为，最有可能、最有机会对戴笠下手的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想要搞明白戴笠的死因，首先要回顾一下他和蒋介石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起初，戴笠追随蒋介石，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政治依靠，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提供一个有利的保护，蒋介石则想利用戴笠的这种忠心和才干，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介石对戴笠的重用，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言听计从，应该说都是事实。
戴笠素来行踪诡秘，为人低调，在公众场合几乎很少露面，但是到后来，蒋介石却发现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1942年，煞费苦心的戴笠特意邀请蒋介石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戴笠的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的庞大实力，从而向蒋介石邀功。然而，戴笠却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引来的却是蒋介石对他的猜忌。从此，蒋介石对戴笠始终心存防范，戴笠至死也不过是个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调查统计局局长，在国民党众多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之中，仅仅获得一个区区的少将军衔。同时，蒋介石派了他的一个亲信叫唐纵，到军统局做帮办，实际上是监督戴笠。
蒋介石和戴笠的矛盾激化发生在抗战胜利以后，欲取消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个时期。当时，蒋介石为了迎合舆论，要取消特务组织，这样戴笠的去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戴笠为了个人前途，先谋求警政部长这个位置，但是蒋介石没同意，后又想当海军司令，这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而戴笠利用私人关系去跟美国拉关系，更增加了蒋介石对戴笠的猜忌。蒋介石担心戴笠会采取强硬的反击措施，所以先下手为强。在他看来，戴笠确实是实力强大却又野心勃勃，他掌握着重要的军事力量，同时又和美国打得火热，这些都让蒋介石非常担心。
当时，戴笠的势力的确非常强大。他的军统特务们，只听“戴老板”的，不听蒋介石的，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个时候戴笠的队伍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之众，而且青一色美式装备，所向披靡。除此以外，戴笠还掌控着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戴笠呼风唤雨的能量在蒋介石政府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而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如果真有一天，戴笠想要成为中国的太上皇，超过蒋介石，那么蒋介石担心美国人会支持戴笠。
戴笠也感觉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不满，所以他有一句话：“如果不死在共产党的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中。”尽管戴笠利用各种手段力图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反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当蒋介石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他认为戴笠联合美国人，目标无疑是要来对付自己。此时的蒋介石深深感到，戴笠的存在，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许是蒋介石担心养虎遗患，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让戴笠永远地消失。这是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
戴笠死后，他的儿子多次上书，要求追查谋杀戴笠的凶手，但每次上书都被蒋介石挡了回去。
马汉三？几年以后，对戴笠死因始终心存怀疑的军统少将特务沈醉，再一次来到岱山飞机坠毁现场，重新调查收集飞机坠毁的情况，并寻找现场遗失的物品。这一次，沈醉得到了新的线索，当地老百姓把一个鞘柄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的宝剑交给了他。
这柄宝剑的出现，让众说纷纭的戴笠死因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人们不禁要问：这把宝剑究竟属谁所有？为什么会出现在戴笠的专机上？它和戴笠的死因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据说，因为这把宝剑的发现，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国民党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所谋杀。
马汉三，军统的一员干将，长期在北方从事情报工作，成绩卓著，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地位也越来越高，担任过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又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多次受到戴笠提拔重用的马汉三，难道会恩将仇报谋杀他的顶头上司戴笠？
1946年，为了躲避面见蒋介石，戴笠不得不借各种名义拖延时间，在全国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这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他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大名鼎鼎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平的特务组织。却没想到，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原来，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经被捕叛变，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川岛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变时献出的九龙宝剑。
这把宝剑就是沈醉在坠机现场找到的那把宝剑，它本来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盗窃慈禧墓时得到的宝物。
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的一柄九龙宝剑。这柄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1939年春，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
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寻觅机会拥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
马汉三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以后，为了活命，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结果他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日本人投降后，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此刻藏在大间谍川岛芳子在北平的家里以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中搜出了宝剑。
戴笠从川岛芳子口中获得这个意外消息以后，马上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对自己并不忠心，竟然还有贪污的劣迹。此刻的戴笠对马汉三已经心存不满，但是自己既要对付蒋介石，又要和一心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对抗，同时还要处心积虑地与美国人拉上关系，为自己的前途铺路，他实在无法分身来收拾马汉三。
马汉三发现事情败露以后，也很聪明，他主动把宝剑交出，并且为了迷惑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他还给戴笠送了好多金银财宝、古董、字画。
为了稳住马汉三，戴笠将计就计，故意把自己留给马汉三上司的一封信，托马汉三转交。戴笠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在信中露出将重用马汉三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不出戴笠所料，马汉三果然偷看了戴笠留给他转交顶头上司的信。但是，马汉三在特务机关混迹多年，十分狡猾，他已经看出戴笠在演出一场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回过头来，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为了不被杀死，马汉三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死戴笠。
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为了安抚马汉三，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信息，却最终为戴笠引来了机毁人亡的灭顶之灾。
马汉三和戴笠共事多年，知道戴笠风流成性，于是将自己的机要秘书、年轻漂亮的军统特务刘玉珠送给戴笠，美其名曰照料戴笠的生活。戴笠一看刘玉珠漂亮的样子马上就非常喜欢，认为是马汉三想戴罪立功才这么做的。再加上刘玉珠也是军统的人，戴笠觉得比较可靠，就带着她从北平到天津到青岛。
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没有遇到他约见的美国客人，于是决定在青岛过夜，次日赶往上海。有人认为戴笠急于回上海，是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但是，事后有人发现，在青岛乘机的时候，刘玉珠并没上飞机，因此，就有人怀疑，很有可能刘玉珠在青岛机场上，对戴笠的飞机动了手脚。
人们推测，戴笠启程当天，刘玉珠一大早就悄悄来到机场，以她军统华北督导员的身份作掩护，以检查“安全”为借口，很容易地登上了戴笠的专机。乘周围无人之际，刘玉珠迅速将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隐秘地安置在戴笠的专机上，随后，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的晨曦里。
戴笠死后，蒋介石并没有撤销军统特务组织，只是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名为保密局。
1948年9月，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被秘密处死。耐人寻味的是，处死的罪名不是谋杀，而是贪污。
美国特工？关于戴笠的死因，还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戴笠是被美国特工谋杀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探听到，戴笠要对过去所有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一场大清洗屠杀，情报局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大流血，必须制止这场愚蠢的屠杀行动。
美国战略情报局得到戴笠将在青岛过夜、次日飞往上海的情报后，迅速指示在青岛的美国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这种看法认为，飞机里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它被调成在
莱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撰文，把戴笠作为“中国的间谍王”介绍给美国公众。关于戴笠的死亡，他写道：
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相信。新闻简报是
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飞机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就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尸体。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梅乐斯4年前在重庆送给他的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已经确定了他们上司的身份。不过，时至今日，60年前发生在南京上空的那次神秘的坠机事件，仍然是个未解的悬案，关于一代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之谜，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蒋介石对爪牙戴笠何时开始不放心的
蒋介石对戴笠的不放心，其实从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大庆活动时就有了。
过后，戴笠亲自组织了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和程序进行推敲。有些布置和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由于蒋介石要来参加活动，戴笠对警卫工作抓得特别紧。当他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时，立马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可想而知，戴笠对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视程度。是的，在这个十年中，戴笠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使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特务处发展成为，触角可以伸向国民党政府的每个角落的庞大的组织。这里面当然有蒋介石的用心，更使戴笠用尽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
当时，任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的毛万里,给庆祝大会送来的对联颇能表达戴笠的心事。该对联的上联是“从鸡鹅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不同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敌我决不两全”。戴笠收到该对联后细读了多遍，在欣赏之后总还觉得缺了点什么。过后，他把上下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家巷”，把“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把“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这样一改，不但把“四?一”两字巧妙地嵌入了对联，还高度概括了军统十年发展的历史，而且也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于是，该修改后的对联成了庆祝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主联，并悬挂于庆祝大会主席台的两侧，可见戴笠的用心良苦。
戴笠将车绕场一周后，停在了那幅主对联前。蒋介石下车后就走上了主席台，他是否看清了主席台两侧的主对联,戴笠已来不及去多想。不过,戴笠看得出这天蒋介石的心情很好，因为蒋介石在与数千名军统局的特务人员见面，以及检阅军统特务武装的队列表演时全都面带笑容，并还不时地说些勉励的话。应该说,蒋介石对戴笠通过这次庆祝大会来展示军统的实力是满意的,但对军统有如此的阵势似乎有些意外。蒋介石尽管仍旧是笑容满面,但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因为他清楚，此时的戴笠不但有了自己的特务武装，而且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这些数量相加人员不下几十万人，而且大都装备的是美国的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工、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工为先。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而形成失控的势力。为此，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在军统发展的十年里,戴笠干来干去始终只是军统局的副局长,军阶也只有少将,而且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才由国民政府给予正式公布。戴笠也是绝对聪明之人，对蒋介石的做法心中有数。但他出于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拥护和忠于蒋介石几乎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戴笠知道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是跳不出蒋介石的手掌的，惟有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被蒋介石重用。为此，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和揣摩至透。例如，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在十只公文箱左右，可见数量之多之滥。但是对戴笠的特工工作，蒋介石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和分化搞垮反蒋派及勾结日伪人员等，蒋介石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所以，戴笠对凡涉及政治上的事件和话题从不用公文形式，对蒋介石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用脑袋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戴笠也只讲“奉谕”两字，究竟奉谁之“谕”，他从来不做解释。
对戴笠的这样做法，蒋介石是满意的。
为此，蒋介石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和微妙的事情交给戴笠处理。在处理这些事情中，使戴笠感到最难处理的要数一件“冒充领袖亲兄弟案”。河南省许昌市的双槐树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由于他长相与蒋介石极像，在受了别人的启发和指点后，就从乡下找到了许昌城里。过后由许昌的驻军，把郑绍发送到了当时在叶县的汤恩伯。郑绍发见汤恩伯后就说：“在家中我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不断，父亲不幸死去，母亲只好带着老三嫁给了浙江的一个商人后南去。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的意思。”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了郑绍发的自我介绍后，联想到蒋介石的祖籍确有河南之说，加上郑绍发也像蒋介石，就派人把郑绍发送到了重庆。这件事让蒋介石十分尴尬：认吗，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不认吗，也不好，似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了郑绍发，这当然是易如发掌，但会给人留下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对郑绍发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蒋介石的声誉。蒋介石思来想去许久后，把此事交给了戴笠处理。戴笠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郑绍发是够得上杀头的，但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和“可杀”等，可见没有深责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该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事大有考究，对郑绍发下手重了或轻了都不好，况且蒋介石祖宗上的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不让他到处乱跑。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了军统的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郑绍发转到息烽集中营后，戴笠指示新建房屋一栋给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上给予优待。同时，戴笠还让人定期给郑绍发家中寄钱。一段时间后，戴笠干脆让人把郑绍发的老婆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了息烽集中营内。戴笠在处理郑绍发的事情是否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戴笠在处理此事上无疑是准确把握了蒋介石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蒋介石能把如此微妙的事情交给戴笠处理，也说明了蒋戴关系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这是蒋介石的其他亲信难以得到的恩宠。
但这种关系随着军统成立十周年的活动的结束开始了变化，因为戴笠手中所掌握的实力已超过了让蒋介石放心的程度。
于是，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对军统局采取了抑制措施，很快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的帮办。表面上唐纵是协助戴笠工作，实际上是要对军统的行动和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进行监视。唐纵是湖南炎陵县人，比戴笠小三岁。他身材略高，鼻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看上去文静温厚，颇有点书生风度。其实，唐纵是个老成持重和长于谋划的特工专家。由于他与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在特务处共事，多年来戴笠对唐纵的感情不薄。特别是自唐纵进入侍从室第六组任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给予照应，规定军统局的总务处给唐纵的生活予特别补助，逢年过节更是大把地赠物送钱。戴笠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唐纵在新的位置上利用职务继续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但是，唐纵也是个有野心的人，自从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拿定主意，在军统与其他情报系统的磨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对予戴笠请求要给予的援助，唐纵大都以种种理由推辞了事。为此，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主动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不独如此，唐纵为了避开他与戴笠曾有过的关系，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局的长处，切中要害地批评军统局工作中的不足。加上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不拉帮结派，在情报综合工作上勤于思考和严守秘密，这些颇能讨得蒋介石的看重。被蒋介石看重的唐纵逐渐地被蒋引为心腹，也是蒋介石萌生了扬唐抑戴的念头。所以，也就有了唐纵重回军统局任帮办的事实。戴笠是极敏感的人，对此举，他已意识到蒋介石对自己已有了防范之心。不过,过后的林世良一案,更使戴笠感觉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猜忌和戒备。
林世良一案起源于滇缅公路的走私活动。
一九四二年初，滇缅公路全线修成通车。由于此时香港和越南的进口通道已被日本军队切断，滇缅公路成了国际上支援中国的唯一的陆上通道。为此，国民党的各派政治集团竞相组织运输单位开进滇缅公路，大搞走私贩私从中牟利自肥。其中，国民党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林世良，自恃为皇亲国戚更是有恃无恐。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负责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中央银行信托局在香港的经理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滇缅公路通车后是他派林世良负责那里的运输物资的任务的。林世良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及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地私运各种紧俏物品大发国难财。
这年的夏天，日本军队开始了攻占缅甸仰光的军事行动。当时，中国积存在仰光的公私物资的数量甚大。就在林世良抢运公物的过程中，私商大成公司有一笔价值一千六百万法币的车胎和五金等走私物资托林世良运回重庆。林世良认为这批货物运到国内价值可达三千万法币，见其中油水甚大也就同意冒险包运。此事很快被军统局获悉，并由军统滇缅公路警务处在中缅边境的畹町检查站进行了查扣。戴笠当时正在东南沿海陪同梅乐斯考察，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回重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得此报告后怒火交加，因为社会各界对滇缅公路上的走私活动已民愤很大，国际上也指责国民党政府官商勾结鲸吞国际援助物资，所以蒋接到戴笠的报告后立刻批准将林世良逮捕。
戴笠奉命后，即以财政部缉私署长和战时货运局局长的身份赶赴昆明，将正在昆明太和酒店的林世良逮捕后押回了重庆。戴笠在对这起走私巨案作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中央银行信托局理事会主任秘书兼信托处经理许性初，曾为林世良私运这批物资伪造了押汇契约。过后，戴笠又将许性初押送进了监狱。林世良年轻英俊，办事玲珑，专门以讨好孔家上下而为孔祥熙和宋霭龄所赏识，并已视为未来的女婿。许性初是复旦的毕业生，又是从意大利留学归国的洋派人物，由孔令侃介绍给孔祥熙主办《财政评论》月刊，为孔家两代人都赏识的人物。
所以，林世良和许性初相继被戴笠逮捕后，孔家所有人都很紧张。
由于林世良已把走私巨案中得来的部分钱转让给了孔令侃和“
也就在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高级特使威尔斯到中国，考察了解国民党接受美援后的使用情况，并转达美国政界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走私猖獗、贪污成风和军队混乱等的愤怒和忧虑，建议蒋介石对政权实行有效改革。蒋介石送走威尔斯后不久，就看见了列举林世良的种种不法行为的报告。本来心里就窝着火的蒋介石，不假思索地提笔在林世良的原判决上批上了“立予枪决”四个字。戴笠通过内部关系很快拿到了蒋介石的批示，他知道要是孔家知道了肯定会全力进行营救，为此当夜就将林世良处决了。
当孔家知道了蒋介石的批示后，
蒋介石是个家族观念高于一切的人，遂改变了原先的主意，要收回“立予枪决”的手令。但此时，林家已接到了“收尸”的通知。当蒋介石明白了其间的原由后,感到自己似乎中了戴笠的圈套,不由得大怒要拿戴笠问罪。后经陈布雷等人的说情,蒋介石才放过了戴笠,但也给戴笠批了“擅权嗜杀”四个字。
孔祥熙原与戴笠之间无大恶，林世良一案后与戴笠结下了不解之仇。
在不久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筹备会上，孔祥熙联合与戴笠一直对立的陈立夫和陈果夫等人，向蒋介石提出了弹劾戴笠的提案，控告戴笠兼任缉私署长期间私敛资金，以武装缉私为名扩充特务武装破坏军令统一等。蒋介石对此提案心中是有数的，他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安抚孔、陈等皇亲国亲戚，而以“雨浓兼职过多，精力分散”为由，撤去了戴笠的缉私署长的职务而让孔祥熙推荐的宣铁吾取代。其实蒋介石的真正心事是慑于戴笠手中的权力过大，如不加抑制将难于驾驭。随着戴笠缉私署长的撤职，所有各省的缉私处长全被撤换，军统局的人员全部遭到排斥。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戴笠被解除缉私署长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报告中对解除的原因作了分析：1、对部下管教不严，数次发生擅自绑架和处决的行为，特别是对林世良的处理；2、军统本身腐败的“缉私活动”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们“腐败利益”相冲突；3、国民党秘密警察内部发生激烈内斗；4、因为日本人成功的反间谍活动，使军统在沦陷区的情报组织遭到破坏；5、
蒋介石对戴笠的这种戒备心理很快反应在对
为此，
没有过多少时间，
回去后，戴笠先命令将
从蒋介石派唐纵到军统局任帮办，到林世良案戴笠缉私署长的撤职，再到
首先，戴笠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介石的忠心来减少蒋介石的戒备和防范心理。一九四二年十月底，蒋介石决定赴兰州和西安地区视察。戴笠抓住这个机会，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并亲自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以此巩固自己作为蒋介石心腹的地位。蒋介石在兰州期间,警卫工作除了内侍卫士以外,另有兰州的宪兵和警察配合协助。戴笠对此还是不放心，又从军统兰州特工训练班中挑选了一批学生担任蒋介石的便衣警卫。蒋介石到西安后，戴笠仍对“西安事变”记忆犹新，他亲自拟定了整个警卫方案，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所有的军警宪特力量，在市区的每条大街和巷道都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当蒋介石看到整个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十分周密时，他放心地对戴笠说：“你这样做，我能睡好觉了。”
其次，戴笠加强了与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间的感情。戴笠清楚，蒋介石素来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在关键时刻能说得上话或真正敢说话的也只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俩人。宋美龄以夫人之尊自不必说，而宋子文虽与蒋介石有龃龉，但因他挟江浙财团之力，而又得欧美资产阶级宠爱之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终与一般权臣亲贵不同。戴笠也正是看准了这点，在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到美国争取美援时，就与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宋子文在美国待了两年，这期间戴笠与宋子文的电讯和信件不断，他及时将国内政坛上的种种内幕和动向告诉宋子文，使身在异国的宋子文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当然，戴笠也得到了宋子文的好处。在军统局经济最困难时，宋子文在美国曾数次电令中国银行的代总经理贝淞荪拿出钱来接济军统，每次都不少于二百万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子文为抬高自己的身价，以与美国交涉繁忙为由迟迟不肯回国。后由于蒋介石催得急，宋子文就此事就商与戴笠。戴笠在这点上与蒋介石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向宋子文多次发电力陈国内对苏、英、美等国外交的重要性，认为宋完全有返国的必要。宋子文在戴笠的劝导下，很快结束了在美国的生活回到了国内。宋子文回国后，戴笠考虑到他曾在上海北站被王桠樵暗杀过，为此对他的警卫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戴笠亲自帮助挑选警卫人员和制定警卫计划及检查警卫措施，其重视的程度不亚于蒋介石。对此，宋子文极为感激。另外，宋子文在寻欢作乐方面的需求，戴笠除了及时满足外而且还安排得天衣无缝。久而久之，宋子文把戴笠引为密友和心腹，几乎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戴笠在宋美龄面前当然不便朝夕走动，但他通过西安事变已感觉到宋美龄对他观感不坏。所以，戴笠在平时对宋美龄周围的人包括佣人和女仆都极力笼络。
三是，戴笠加强了与胡宗南的合作，欲拉其作为自己的后盾。随着反共产党活动的升级，胡宗南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不断加重，地位也逐步提高。一九四二年初，蒋介石手令胡宗南代理委员长行营西安办公厅主任。三个月后，蒋介石再让他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此时，胡宗南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高，在加上他自拥有几十万大军，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戴笠与胡宗南本来就是至交，当他有了想挟胡以自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与胡宗南的关系。由于戴笠的努力，他与胡宗南在政治问题上互相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也相互帮忙，俩人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胡宗南每次到重庆晋见蒋介石之前，必先到戴笠处研究一番，在由戴笠面授机宜后，才去向蒋介石面呈情况，并回答蒋介石的垂询。胡宗南每到重庆，均由军统局为他安排住处和用车。甚至，胡宗南在重庆时请客时所用的礼品也是戴笠给安排的。为了加深与胡宗南的情义，戴笠还让自己惟独的儿子拜胡宗南为义父。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这在后面还要讲到。
四是，戴笠有意提高了毛人凤的地位，将军统局的许多具体的工作交给毛人凤代为负责，以此来抵消唐纵的影响。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这是蒋介石的意见，戴笠当然不好拒绝，他只好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这就是切实加强军统局代理主任毛人凤的权力，把自己管不过来的工作逐步移交给毛人凤去领导。在他自己离开重庆期间，也由毛人凤代他向蒋介石转报情报和汇报工作。这样的时间长了，毛人凤自然就成了军统局的内当家。唐纵成了被架空的领导，帮办也是帮而不办。唐纵心里明白这是戴笠的主意，但表面上不敢过分与之争锋，只是暗中掌握军统局的动向，并随时向蒋介石密报。与此同时，戴笠对军统内部进行了肃整，以防树大招风惹火烧身。其实，军统十周年的“四?一”大会后，戴笠自己也感觉到军统的团体太庞大了，团体的秘密常常泄露无遗，军统内部的骄傲和懒惰的坏作风所带来的潜在危机日见深刻。为了整顿纪律和作风，戴笠加强了内部的管理和约束，甚至采用了发现办公时间有三次不到的即站木笼子的规定。弄得军统局的特务们个个提心吊胆。对于军统其它方面的矛盾戴笠也采取退避三舍的做法，防止矛盾激化尽量不去触怒蒋介石。
同时，戴笠还对自己的家族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以防被别人作为攻击的口实。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日本军队攻陷了衢州和江山县后，用飞机炸毁了戴笠家的老屋和戴笠母亲经常去参拜的关帝庙。戴笠母亲因失去家院和烧香拜佛的地方后，心情极为悲伤。当时驻防江山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闻讯后拿出三万元现金以供戴家筑房和修庙之用。戴笠听说后，力劝母亲退出那三万元钱，并由自己出资修建了自家的房子和关帝庙。戴笠在处理此事时，得知自己的儿子戴藏宜收留散兵游勇私建自卫团，并自任自卫团团长。戴笠当时吃惊不小，立刻命令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予以制止，迫使戴藏宜交出了自卫团。戴笠清楚自己儿子尽管搞的是民间武装，但私建武装是极容易受人话柄的，到时毁了儿子不说，还将殃及他戴笠自己。
可见，戴笠此时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不过,此时还有一件事使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
自从淞沪抗战失利后，属于戴笠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全数撤到了安徽境内。一段时间后，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争名夺利，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了蒋介石那里。当时因抗战形势吃紧，蒋介石在精力上顾不上，加上时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对戴笠训斥了几句后就让戴自己来处理此事。戴笠受命后亲赴东南地区进行协调整顿，才使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矛盾有了缓解，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多次默契地袭击了新四军部队，为此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但是，忠义救国军本是一批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毗邻的地界上设立关卡，强征暴敛，走私贩卖。忠义救国军的行为，使得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队的矛盾再度紧张了起来。迫使一直沉默的顾祝同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说忠义救国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是十足的一群土匪。要是过去，蒋介石也不一定会把这当一回事，批转给戴笠处理也就了事。可当他对戴笠有了戒备之心后，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方式来处理了。蒋介石接到顾祝同的报告后，仍然批转给了戴笠，但在批示中明确写有“为维护战区军令统一，取消忠义救国军编制”。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如次批示后，显然感觉到这批示里充满着怒气。蒋介石的这一手使戴笠浑身都有了冷汗。戴笠明白蒋介石的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义救国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假如他此次对这事处理不当，那么经过苦心发展起来的这支特务武装要毁于一旦，而且戴笠他自己也会受其牵累。于是，戴笠经过反复考虑，向蒋介石呈送了三条意见：
一是，调整忠义救国军最高指挥人员。周围龙调任军统别动军的总司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由胡宗南推荐的马志超担任。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西安事变前是军统陕西站站长兼西安市警察局局长。由于他在西安事变中贪生怕死，事变结束后被戴笠贬到兰州市任警察局长，后因钻营不得志到胡宗南的手下做了位师长。在戴笠向胡宗南征求对忠义救国军最高指挥人员的人选时，胡宗南推荐了马志超。戴笠对马志超的品行和才能素来瞧不起，但考虑到是胡宗南推荐，加上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容易被蒋介石接受，也就接受了胡宗南的推荐。
二是，就是前面已经写到过的，戴笠在得到梅乐斯的支持后，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训班，分期分批整训忠义救国军的所有官兵。训练结束后，忠义救国军一律装备美式武器，并准备用于配合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因为，戴笠深知这时的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国军队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既然美国人都重视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武装，那么蒋介石就不可能不对原来的决定予以重新考虑。
三是，尽管第三战区因忠义救国军的关系，数次到蒋介石面前告状，早已使戴笠对顾祝同等人心存芥蒂，但戴笠还是决定到第三战区与顾祝同等将领进行面谈，再次协调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关系，并严厉整肃忠义救国军的作风和纪律。
戴笠为挽救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武装可谓用心到家，不过他的心事没有白费，蒋介石很快批准了戴笠的意见，忠义救国军得以保留了。
戴笠终于喘了口气，可他对连续发生在军统身上的事件进行反思后，觉得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的头目，很容易会被蒋介石以某种借口加以铲除，惟有向军界发展才能在政治上增加保险系数。为此，戴笠通过梅乐斯加紧了与美国海军的合作，他想通过这种合作以增加美国海军对他本人的好感，以此让美国人来支持他向中国海军界发展。由于有了戴笠与美国海军的良好合作，加上梅乐斯在美国国内为戴笠进行宣传，为此在埃及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会见戴笠也就理所当然了。但罗斯福的提议,使蒋介石感到了戴笠的力量正在迅速地变强，而且这迅速变强的力量很有可能被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染指。对此，蒋介石内心里有了不安，如果真的戴笠的组织被美国人控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就在这时，一个企图推翻蒋介石领导地位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而及时发现这阴谋的正是戴笠。蒋介石为此暂时隐藏起了对戴笠的不安和警觉。
戴笠领导国民党特务机构18000人为抗日捐躯
军统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活动。
1940 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池步洲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1941年5月，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并判断：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日本海军总司令的损命也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既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
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紧密相连的。据
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附近地区甚至有以戴笠为名的雨农路、台北市立雨农国民小学、台北市士林区雨声国民小学，以及在芝山岩上的雨农阅览室。台湾纪念戴笠的雨农阅览室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绍仪、唐经、陈箓、季云卿、穆时英、傅筱庵、殷汝耕．．．．．．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与日协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根据
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的，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那全部是
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装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得到情报，唐绍仪已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刘戈青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
特工的锄奸刺杀行动不同于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的拼死搏杀，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如刺杀傅筱庵，
1940年9月底，惩戒日寇行动开始。军统武汉区特工根据戴笠指示，把行动重点转向对日寇的刺杀。武汉区军统特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选择好目标后进行周密的准备计划。
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军统上海区，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行动5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60人以上。军统上海区第3行动大队第4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
开封沦陷后，潜伏的军统特工根据戴笠的指示，于
1940年秋，在北平交道口附近发生了日本天皇特使遭枪击，一死一伤。日伪震惊，日军及警特便衣在全城戒严，挨家挨户大搜捕。悬赏5万捉拿凶手，全市一遍恐怖。此事是在国民党平绥军统领导人马汉三指挥下由他的部下马景贤亲自行动的。1940年11月，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组长麻克，击毙日本“兴亚院”派遣到北平视察的特使高月保中佐、乘兼悦郎中佐。后麻克因房东出卖，被捕牺牲。沦陷区军统特工格杀日寇的行动，虽然没有正面战场那种轰轰烈烈，但他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满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杀敌，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鲜血，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毛人凤
毛人凤（1898~1957），字齐五，浙江江山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
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1935年3月，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在汉口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二科第一股股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1938年8月复兴社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毛人凤改任局本部秘书。不久提升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兼甲室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6年７月１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1947年毛人凤为局长.
1949年初，毛人凤跟随蒋介石制定"应变"措施，部署潜伏特务，同时在重庆、成都、昆明、南京、上海等城市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青年人士、青年学生。奉令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各大城市工厂、水电、桥梁等设施。同年，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解放后，蒋介石企图以西南的川、康、滇、黔等省为根据地抗拒解放。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解放大军继续进逼重庆，蒋介石被迫决定由重庆撤退。根据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国民党特务从9月即开始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７、８月间，卢汉在云南宣布接收国民党中央在昆明的机构，限令国民党特务离开云南，成为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得到了这个消息，颇为震惊，亲由台湾经广州到达重庆，解决云南问题。当时，桂系白崇禧主张用武力解决，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主张用政治解决，蒋于是采取政治与军事兼用，一面增派第八、第八十九军分道压入云南边境，一面进行政治解决。那时，蒋介石认为卢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影响，遂秘密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前局长毛人凤（那时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由徐志道继任，但毛仍负该局实际责任）在香港暗杀龙云。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由台湾派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六名特务，经广州前往香港。后来改杀杨杰。
毛人凤做官的秘诀
毛人凤被称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笑面虎”、“毛军师”、“毛大秘书”。毛人凤做官的秘诀是：“忍”、“等”、“狠”三个字。
1946年3月，戴笠摔死在戴山，谁来领导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手段最阴毒的特工系统之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貌不惊人、才不压众的特务毛人凤经过一番角逐，继承了戴笠的衣钵。
有人说毛人凤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不是军统初创时的成员，外勤没有当过站长，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其出任军统头目实属偶然。有人说毛人凤靠的是和戴笠同学、同乡而且沾亲带故，其发迹完全是依靠戴笠的提携。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没有人把道理说透。毛人凤从县衙门的师爷做起，短短十余年成为保密局的看门人，单靠运气和裙带关系并不能解释完全，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青云直上呢？
毛人凤败退台湾后，曾向一个密友透露过自己的做官秘诀全在“忍、等、狠”三字。人说毛人凤肖龟，取的就是他能倔能伸的性格。别人当众搧他耳光，毛人凤微笑自若；蒋介石脱下鞋帮往他脸上乱打，毛人凤说这是“领袖的爱戴”……心字头上一把刀，毛人凤坚信忍能避祸，也能为升官发财铺好路径。
军统主要对付共产党，如
重庆解放前夕，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不久他又在昆明制造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在香港策划了对爱国将军杨杰等人的暗杀惨案……他的“狠”使他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李克农与毛人凤:共产党、国民党两特务的较量
毛泽东曾说过：“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这是对被誉为“特务王”的李克农的最好评价。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和特务机关的首脑，他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党长期以来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国民党也有一个大特务，这个人就是毛人凤。李克农与毛人凤曾有过一次斗智斗勇的较量。
建国后潜逃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自从接替戴笠任局长后，一直想在反共斗争中施展本领，取得“战绩”，以赢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闻知这个消息，毛人凤认为机会到了。毛泽东的专列出发后，毛人凤和美国顾问布莱德密谋，制定了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的计划。
随后，毛人凤命令潜伏在东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两套作战方案。第一套作战方案是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破坏长春14号铁路桥，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第二套作战方案是利用潜伏在北京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的“万能潜伏台”进行指挥，伺机而动。
北京朝阳内路南的一个小巷里，有一座小四合院。从外面看，这个小院子和北京城的老四合院没什么两样，这里就是新中国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住宅。这天，肩负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查工作重任的公安部侦查科科长曹纯之走进了小院，李克农认真地听取了曹纯之的汇报，然后严肃地说：“老曹，从今天起，你向我汇报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接近计兆祥的人的侦查情况。”“是!”曹纯之回答。
当天上午，在中央社会部的会议室里，李克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具体研究破获“万能潜伏台”的问题。李克农说：“按毛主席批示的期限，对台湾保密局北京潜伏台的侦查工作，可以提前完成任务。潜伏台就设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决定起获了。所谓‘万能潜伏台’，就是集敌台台长、报务、情报、译电四职为一身的计兆祥。原来提出将敌人一网打尽，从实际情况看只捕计兆祥一人。”
会后，李克农对曹纯之说：“搜出敌台后，来个电话，我要到现场看看。”曹纯之点头答应后立刻回到公安部，向有关同志们传达了会议精神，大家听后都兴奋异常，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当天下午，李国祥处长签发了侦破命令：
关于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一案的命令：只捕计兆祥一人。
李国祥
成润之奉命率队执行此次抓捕任务。由于多日的过度劳累，曹纯之在布置完抓捕计划后竟睡着了。成润之出发后不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刚刚睡着的曹纯之吵醒，他一把操起了话筒。
“喂，老曹吗?报告你，我们捉住了计兆祥，发现了整流器，但是没有搜出电台。”成润之急促地汇报。
“什么?再说一遍!”曹纯之大声问。
成润之又复述了一遍刚才在电话里说的话。曹纯之说：“看好现场，我马上到!”
曹纯之风驰电掣地驱车赶到南池子九洲湾43号，此刻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搜不出电台，就意味着行动的失败。
曹纯之一进门，就看到侦查员们押着计兆祥，站在屋子中央。计兆祥的妻子钱秀莲在一旁瑟瑟发抖，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曹纯之在屋内一边走一边看，锐利的目光搜索着屋中的每一个可疑的角落。巡视一圈后，曹纯之“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烟，可他的目光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四周搜索着……此刻屋内的空气几乎凝固了。
凭着多年的侦查经验，曹纯之感到一定有什么事情是他们没有发现的。可是搜索一番后，并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呢?曹纯之将头靠在沙发上，突然看见屋子天花板上倒贴着一张圆形的《牡丹图》。曹纯之觉得这张图似乎有点别扭，凭直觉他觉得电台很可能就在这里。随即他用手一指，大声命令说：“上去，把电台取下来!”
侦察员辛立学拉过一把椅子，跳上去推开《牡丹图》，果然图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大黑洞。辛立学掏出手枪，纵身爬进去。侦察员沈继宗也一跃钻了进去。不一会儿，侦查员从里面取出了美制的凝SST-I—E型25瓦电台、美制手枪一枝、一沓情报底稿和书写在《古文观止》上的密码等罪证。曹纯之看了看这些罪证，又细心地翻阅着情报底稿，突然双眉一蹙，对成润之说：“你马上回公安部，向李国祥处长报告，立即命令哈尔滨市公安局配合行动，把敌人一网打尽!”
在罪证面前，计兆祥双眼呆滞，脸色蜡黄。汗水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曹纯之对计兆祥说：“你是不是代号0409？”
“是……是……”计兆祥惊恐地回答。
曹纯之叮嘱在场的工作人员：“将罪犯、罪证看好，我去请首长视察现场。”
曹纯之立刻赶到李克农家，向他汇报了现场情况及敌人情报底稿透露的计划。在谈到敌人情报底稿情报活动计划时，李克农突然站起来，反问：“你们采取措施了没有?”
曹纯之说：“已经派成润之和沈继宗火速乘飞机去东北执行任务。从敌情报底稿上看，他们想趁毛主席回国之际，打我个措手不及。今晚，台湾保密局将派人潜伏大陆，在哈尔滨组织暴动……”
李克农拍了一下曹纯之的肩膀说：“你不愧是一名足智多谋的老将!”接着说：“走，到现场去!”
李克农和曹纯之驱车又来到了计兆祥家。李克农仔细查看了计兆祥的罪证。然后他指着那张《牡丹图》，问计兆祥的妻子：“这是你画的?”
计兆祥的妻子点点头，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
李克农把目光转向计兆祥，说：“不要怕，我今天来，是看你计兆祥发报技术的。就用这部电台，用原来的手法，呼叫台湾保密局毛人凤。我说话，你发报，怎么样?”“愿意效劳，愿意效劳。”计兆祥连声答应，并做好了发报准备。
此时，在台湾近郊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保密局头子毛人凤正在静待大陆方面的“佳音”。他心里盘算着：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中国的风云就会发生突变，到时，自己就功劳大大的了。
坐在保密局督战的美国顾问布莱德，对毛人凤说：“立即电告计兆祥，报告潜伏大陆暗杀队的准备情况，对东北技术纵队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并委任纵队司令马耐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司令。”
毛人凤一边答应，一边说：“按规定的联络时间已经超过了，可现在还没有得到大陆方面的任何反应。”
布莱德意识到了什么，打断毛人凤的话说：“立即电告计兆祥，停止发报，马上转移。”
毛人凤镇静地说：“问题没那么严重吧，共产党再狡猾，也难发现我‘万能台’的踪迹。沉住气，也许计兆祥马上就会发来成功的电报。”
这时，北京南池子的电台安装完毕。
嘟……嘟……嘟……计兆祥呼叫台湾保密局，并传出要毛人凤接电讯的信号。
“来了!”毛人凤叫了起来，他马上坐到电台旁，等待接收、译电。电文很快就被翻译出来。电文内容如下：
被你们反复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起获，少校台长计兆祥束手被擒。今后，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只是恕不面谢。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长。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计兆祥。
毛人凤震惊地拿过译文不相信地又看了一遍，浑身颤抖，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克农”的名字他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冤家路窄。毛人凤十分清楚：过去李克农曾在“国统区”搞情报工作，把当时的特务头子——戴笠搞得焦头烂额。1947年他接任保密局局长后，也被李克农弄得处处被动，防不胜防。国民党政府曾经多次悬赏捉拿李克农，可连一个影子也没有抓到。如今又碰上了这个“老对手”，“万能台”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毛人凤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椅子上。但是，老奸巨滑的毛人凤并没有绝望，因为他手中还有“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重新振作精神的毛人风立刻让电报员回电：“李克农，你走着瞧吧，看到底谁是最后的赢家。”
时隔不久的一个夜晚，一架无国籍标志的飞机低低地盘旋于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两只降落伞从飞机中悄悄落下。等降落伞一落地，埋伏在地面的我方监视人员立刻逮捕了两名特务。
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情报证实：他们二人就是毛人凤派来的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从他们的随身行李中，我方侦查员搜出了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
两名特务分别叫“张大平”和“于冠群”。他们供认：将于次日上午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将奖励反共有功人员。
翌日清晨，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毛人凤的特派员“张大平”和“于冠群”与东北技术纵队司令员马耐接上了头。不过，这个“张大平”已经不是原来的张大平了，他是由中共情报人员假冒的。
寒暄几句后，东北技术纵队的负责人马耐交出了170人的花名册，以备“张大平”按名单向毛人凤邀功请赏。毛人凤的另一张“王牌”就这样悉数败在李克农的手中。
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他是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位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虽然李克农没有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但是他在情报战线这个没有硝烟的无形战场和敌人周旋厮杀，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和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将军的头衔，李克农自然是当之无愧的。
1949年毛人凤暗害陈毅市长阴谋破灭记
当人们沉浸在庆贺新中国诞生并开始热情似火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时，隐蔽战线上却仍然狼烟四起，退踞台湾作困兽斗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他的特务们下达了“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的任务。
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摆在陈毅面前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30%能开工。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储存煤仅够烧7天。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残军，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留下的8个特务组织，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上海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一天，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陈毅接过信，见上面写着“新任上海市长
几天后，陈毅在对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说：“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他们是想要我的脑袋。一粒子弹就想逼良为娼，也太小瞧我啦，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还会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吓住？”
市长的大无畏气概，使许多旧人员深受感动。两个旧人员主动交代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大阴谋：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蒋介石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和设在舟山等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精心策划，已派遣特务潜入上海，要利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手段暗杀我上海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企图通过恐怖事件造成上海社会动荡。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陈毅排在第一位。
敌人的这个阴谋已为我公安部门掌握的可靠情报所证实。
此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的暗杀计划。刚刚解放的大上海，鱼龙混杂，潜入的特务不愁没有落脚点。
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在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
但是，这批特务立足未稳，即被我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二
不甘失败的蒋介石，迅速又派来了由朱山猿率领的第二批国民党特务，欲对陈毅继续下毒手。这次他们除带了枪支和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氰化物。朱山猿，46岁，本名三元，因为有一身轻功，得诨号“山猿”。
接到任务不久，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即将刺杀陈毅的计划，通过保密局设在舟山的电台，呈报本部，请毛人凤核准。这个计划分两头进行：一头是建立“工作路线”———保密局特工赵自强女朋友杨某是越剧演员，最近与赵旧情重续，如胶似漆，据杨对赵说，她有个同乡小姐妹在上海某剧团当团长秘书，陈毅市长鼓励知名人士为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服务，常去该剧团团长家作客。于是想通过赵自强———
毛人凤看完呈报，表示基本满意，当即下令执行。谁知出师不利，负责联络潘震的薛忠瑛折回上海时，被路卡上的公安人员以私藏枪支、伪造身份证的罪名扣留，不得不中断了与朱山猿的联系。朱估计薛那边情况不妙，大摇其头。幸而赵自强这边进行得顺利，他在给朱山猿的信中说：“兄所托之事，一切无问题，请来人提货。”
于是，朱山猿决定孤注一掷，带上武器，直奔上海。朱山猿一伙到上海后，分散隐藏起来。朱独自住进浦东永乐村16号。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外地来沪谋生的苏北籍流民，朱山猿籍贯苏北，操一口乡音，混杂其间，难辨真假。眼睛一眨，已是3月初春，某日，赵自强来永乐村16号见朱山猿，朱问起策反女秘书的事，赵涨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朱山猿一再逼问，才知策反非但没有成功，反让女秘书数落一通，请他“一般情况下不要到团长家里去，团长工作很忙”。朱山猿忙问赵自强，可知道那团长家的布局？赵说去过几次，朱马上要赵绘一份图纸。当晚，朱山猿按图索骥，仗着轻功去团长家进行了踏勘。这时，周围形势已经吃紧，朱山猿却没意识到。先是潘震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接着“上海特别行动组”中有人被捕。不久，上海市公安部门对永乐村16号采取行动，朱山猿警觉，提前一天开溜，侥幸躲过了囹圄之灾。但朱的行动计划已暴露无遗。公安部门意识到朱的危险性，决定派侦察员沈伍打入敌人内部，弄明情况，以彻底肃清包括朱山猿在内的敌特分子。
沈伍受命后，有意识地流露不满情绪，让早已被“内控”的赵自强对其产生兴趣。有一天傍晚，赵约沈碰头，刚谈了两分钟，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从暗角里走了过来，赵连忙向沈介绍，这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组”组长朱山猿。朱朝沈点了点头，开门见山地说：“你原先在警察局工作，应该认识当时的消防处长周兆祥。”沈没有否认。朱山猿接着说：“他已被共产党留用，你能否靠上，把他干掉？”沈说自己已不在公安局，无法接近周。朱问：“你还认得谁？”沈说：“方志超。他现在在一家报社当编辑部主任。”方志超是原警察局行政处处长。朱说：“那你设法靠近方，他的思想赤化了，也应该干掉！”说完，朱山猿匆匆离去。沈伍对朱山猿的布置感到纳闷，经赵自强解释，才知毛人凤那里催得紧，朱只好先杀几个“小的”交帐，以缓解保密局本部的压力。公安部门作了全面考虑后，指示沈伍假戏真做，引朱山猿上钩。
不久，沈伍约赵自强喝酒，饮至半酣，沈对赵说：“朱组长交给我的事已布置妥当，明天下午方志超要出差去外地，我约好中午替他饯行，这正是下手的机会，可我没刀没枪怎么动手？再则动手后，我又往哪里去？这些不知朱组长考虑了没有？总不见得让我杀了人后坐以待毙吧？”
赵自强说：“这个好办，你老兄果真把姓方的干掉了，朱组长怎会亏待你？这样吧，你明天早上去东昌路口等我，我请示朱组长后，武器和指令一起交给你。”
沈伍故意流露出不放心的样子说：“老弟，你不要朱组长、朱组长地喊得这么亲热，我总觉得到时候不仅是我，弄不好连你也一同会让姓朱的踢掉，你要知道，干事时人多的好，领赏时，人越少越好啊！”
赵自强无法说服沈伍，只得摊出底牌说：“那你明天上午9时整到严家阁，直接跟朱讲，我也在场，会帮你的。”
沈伍一听有门，追着问：“严家阁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赵示意他附耳过来，轻声轻语地回答清楚了，然后又再三关照沈伍要守口如瓶。
严家阁是幢普通的老式民居，正门里开着杂货铺，其他的厢房、正房有10余间。间隔里有扇小门，直通后面的大弄堂。朱山猿选中这地方藏匿，是看中它的出路多，容易躲避逃逸。
第二天上午9点，沈伍来到严家阁，对上暗号，被领进朱山猿的房间，朱见沈到来，颇为吃惊，问明来意后大喜，他拿出一瓶氰化钾交到沈伍手里说：“只要倒进几滴就够了！”接着又交给沈一把匕首：“我等你的好消息。”
沈伍退出房间，绕严家阁走了一个圈子，确信无人跟踪后，悄悄来到伏击守候的人员那里报告情况。公安局的侦察员们兵分三路，一路把守弄堂的各个通道；一路占领制高点，另一路进屋捕捉罪犯。由于是攻敌不备，行动十分成功，朱山猿尽管敏捷如电，三窜二窜就从老虎窗爬上了屋顶，但迎着他的却是乌洞洞的枪口！
就这样，又一批欲刺杀陈毅的国民党特务还未下手即被擒获，落入法网。朱山猿1950年4月被捕，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于当年9月1日，处以死刑。
三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他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正在伸向陈毅，然而此时的陈毅却执意要将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陈毅上任后，看到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员太多，每月的薪金开支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为此，陈毅决定对政府机构、人员实行精简，并宣布自己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为6人。负责警卫的保卫部门“抗命不从”，他们认为，上海解放后，平均每天发生两起重大匪特案件，行凶、爆炸、放火、投毒、打死解放军战士、抢走枪支弹药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像影子一样躲在暗处的杀手。尽管陈毅本人对这些并不惧怕，但是作为人民政权捍卫机关的公安保卫部门，岂能对此掉以轻心，况且根据我公安侦察部门掌握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制定的暗杀陈毅的阴谋已在实施过程中。然而，陈毅的办事风格是说过的话一定兑现。几天后，他发现警卫人员一个未减，便叫来警卫处长，对他说：“精简机构是全党的事，谁都要严格执行，我当市长的能不带头执行？我这颗脑袋就这么值钱？”警卫处长心里想：说一千道一万，首长的安全要保证。他自己说不通陈毅，便把分管治安的副市长刘晓请来帮忙。刘晓劝道：“陈总，目前上海情况这么复杂，警卫不能减，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呀。”“是我的安全重要，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党在群众中的信用重要？”陈毅反问道。“这不矛盾嘛，”刘晓还是劝说，“为你的安全考虑，也正是为党的事业考虑嘛！你看，在战场上，主要军事指挥员的安全重要不重要？”陈毅坚持自己的意见：“同志哥！我身边搞那么多人，子弹要来还是会来的，而群众则要对精简机构失去信心，这就严重了。今天我做主，不管怎么说，警卫人员非减不可！”就这样，陈毅硬是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了6人。
刘全德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颇有名声。他是江西省吉水县人，当时36岁。20年代末参加青年团，30年代初参加共产党，曾担任红一军团班、排、连长，搞过军队保卫和情报工作。1935年11月，他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一头拜倒在特务头子戴笠脚下。由于他胆大慓悍、枪法娴熟，深受特务机关赏识，认为他人才难得，就送他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从此他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鹰犬。先后当过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季仲鹏、毛森的副官，军统江西站行动组副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中校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上校警卫组长等职。他先后执行过数十次重要人物的暗杀、爆破行动，屡屡获奖，是一个极狡猾的老手。刘全德深知眼下谋刺陈毅与当年暗杀佘珍等人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汪伪内部矛盾重重，到处都有他们军统的密探，在他们的掩护下，他才得以轻而易举地得手。如今风云变幻，不但解放前夕毛人凤布置在上海的潜特已纷纷落网，而且上海解放后，从台湾潜入上海的特务为了求生，也多向公安机关投案和自首。现在去谋刺陈毅市长，必凶多吉少。但在毛人凤面前，刘全德怎敢违令，当天，他就动身飞至仍被国民党盘踞的舟山定海。
同日，一份特急绝密电报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的手里，电文大意为：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少将组长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到上海执行谋刺市长陈毅的任务。杨帆看完电报，立即驱车直驶陈毅市长寓所，向他作了汇报。陈毅市长听后淡然一笑，说：“特务要来，你又不能阻止他来，但来了，就不能再让他跑了，一定要全部抓获！”
听了陈毅市长的嘱咐，杨帆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市长寓所和外出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另一方面立即召开公安局社会处各室主任、科长会议，决定集中全力，首先把刘全德擒获。据查，刘全德在上海有4个交往甚深的关系，他潜沪后有可能在这几个关系处居住隐藏。对此，杨帆决定采取“张网捕鱼”和“见鱼撒网”的侦察方案：一是严密控制吴淞口，防止刘从此潜入；二是快速接触与刘全德有关系的4个人，争取他们为我所用；三是继续侦察新的重要线索。
刘全德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到达定海后，连夜赶到女土匪头子黄八妹的巢穴。黄八妹，又名黄百器，以前是上海郊区出了名的女土匪，投靠国民党后被毛人凤、毛森委任为“苏浙清剿总部直属勘乱建国总队副总队长”、“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上海解放前夕，黄八妹携部逃至舟山地区洋山岛屿，曾多次派武装匪特潜沪进行破坏活动，均被人民政府一网打尽。黄八妹是毛人凤埋在舟山地区的一颗“定时炸弹”。
刘全德的确是一只难以捉摸的狡兔。到定海后，他先要黄八妹立即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接着又对黄八妹说，3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败露。他让黄八妹安排安平贵、欧阳钦搭乘去吴淞口的货船进了上海，然后，自己化装成“糖商”，于
在大上海茫茫500多万人口中，要发现和捕获刘全德确非易事。撒出去的网已有几天了，仍不见刘全德的影踪，参战的干警心急如焚，杨帆更是一连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经过连日的排查，社会处发现了几名有接触敌特条件的人，其中有两个值得高度关注。
陆某，解放前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刑警处当便衣警探。1949年5月，毛森充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刘全德曾多次随毛森到过上海市警察局，从而与陆某相识。陆还认识住在长乐路文元坊的刘的密友姜冠球，刘全德抗战前曾住姜的楼上，与姜有房东房客之谊。姜知道刘为军统特务机关效劳。刘认为姜嘴巴紧，不会出卖他。因此，刘全德潜伏来沪很可能会在姜处落脚，派陆某去姜家探听刘全德行踪当不易被察觉。
高某，抗日战争期间曾是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学生，刘全德当时任该校教官。刘在军统特务机关指挥下暗杀佘珍后隐藏在政治保卫学校，该校学生史晓峰掩护过刘，刘对史十分感激，以后两人关系日趋密切。高既认识刘全德也熟悉史晓峰，与刘、史虽无深交，但毕竟是同在一个学校。后来，史晓峰在山西南路开设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作住所，刘全德潜伏来上海也可能登门拜访自己的学生。
社会处决定先让陆某到姜冠球处探听虚实。
当晚，杨帆亲自听取了汇报，认为既然刘全德已经到了上海，那就绝不能让他轻易溜走，更不能让其阴谋得逞。姜冠球家刘虽已去过，但仍要布置侦察人员加强守候，以防刘再度上门，同时令高某向刘极可能前往的史晓峰处出击。
高一离开史家，便想打电话报告公安局，但又怕刘溜走，于是到马路上找了几个巡逻的解放军和交通警，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他们跟随他去抓特务。高某带着解放军与交通警匆匆赶到史家门口，为免打草惊蛇，要军警在附近等他。高以酒醉不能骑自行车要将车放在史处为由独自上楼察看，见刘已脱衣卧于床上，即下楼招呼军警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刘全德擒获。
刘全德的被捕，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侦察人员的干劲。为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便一网打尽，上级决定一鼓作气，兵分两路，一方面布置侦察员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处日夜埋伏守候，以防其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刘连夜进行审讯。
刘全德慑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一五一十地交待了潜入上海经过和活动情况。据其自供：
根据刘全德的供述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情报，公安机关乘胜追击，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19名特务分子被一一捕获。1950年8月，市公安局奉命将刘全德押送北京由公安部审理。同年12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刘全德死刑，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中共情报重大劫难:毛人凤称"搞垮中共半壁天下"
1947年秋，我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其危害甚至堪与当年顾顺章的叛变相比。当时我中情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郑介民和毛人凤曾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后来，我情报部门及时采取了多项善后措施加以补救。
这次劫难与北平的一个飞贼有关
这个飞贼名叫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横行平津从未失手，但在1946年的冬天却栽了跟头。那天晚上，北平市内规模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三楼陈列的最高级布匹竟然被偷个精光。消息传开，全城惊动。在当局震怒后的严密缉查下，小偷在几天后落网，他就是段云鹏。不过这名飞贼很快就被释放，因为当时由军统改名的保密局看中了他的特长，利用他来窃取被怀疑人的资料以判断其是否是共产党。
当时我党北平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而受到中央表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1947年解放战争华北前线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兵力、部署等资料，有很大部分来自该小组的情报。当时中共中央已离开延安，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的日发报时间都在4小时以上，有时长达7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发现。
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当时已经大致确定了秘密电台在方圆一平方公里以内，我情报人员也已经有所察觉。但情报小组与电台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两者是靠专门的联系人发生关系的。也就是说，情报人员无权改变电台的运行，因为北平电台隶属于西安总台，即使发现危险也无法及时通知。
敌人进一步缩小范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都必须仔细观察。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说他在一所豪宅看见一个年轻人，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他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我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敌特抓了“活电台”，最终导致总台台长王石坚的被捕
随着被捕人员的招供，案情迅速扩大。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王石坚情报系统极为庞大，遍布东北、华北、西北，通报的电台有六七部。而这些秘密据点又无法及时切断横向联系，致使敌人在破坏北平地下组织后，能够进一步追踪我党在这三大地区的情报组织。
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采取紧急措施
但王石坚被捕后供出了我华北、西北、东北的情报组织，导致一百数十人被捕。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郑介民和毛人凤更是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王石坚也因有用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特于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另据国民党特务系统原重要领导人文强在铁岭文史资料第七辑“我所知道的项乃光”一文中回忆：所谓特研组又称特情组，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他还指出：“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
李克农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
由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几个最重要的、打入西安国民党军政上层核心的情报人员都由王石坚领导，周恩来自然非常担心。其实王石坚早已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熊向晖等三人，在收到李克农的紧急通知后一直到解放后才安全回国。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1949年北平解放后, 李克农查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写给蒋介石关于破获此案的详细报告，并提审了几个当时直接参与此案的被捕敌特人员，才知道敌人不仅是通过无线电测向，而且还配以飞贼侦察才得手的。于是李克农就在北京西郊主持召开了有百十人参加的总结会议。李克农在会上讲了北平电台被破坏的经过，讲了谢士炎等5人被捕后解到南京，英勇就义于雨花台。李克农还在会上大骂了北平电台的叛徒，也再次对此案暴露出的问题作了检讨。最后李克农还表扬了一位东北的情报员，在出事后仍然不顾危险带着一份关于陈诚作战命令的重要情报进入解放区。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情报工作的辉煌，毛泽东评价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郑介民
郑介民（1898～1959）
中国国民党情报工作主持人，军统大特务。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步科第二期，曾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27年回国，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三期 。毕业后，在蒋介石侍从室做情报工作。1929 年7月 ，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整理委员。1933年春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并担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嗣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军统），复调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旋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45 年 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6月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7月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国共和谈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政府代表；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 年 12 月 ，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复改为参谋次长。1948 年9月，授予陆军中将 ，兼任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9年秋去美国，11月去香港后到台湾。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兼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54年10月，任“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二级上将。
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号杰夫。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文教镇宝芳乡下水村人。
1915年郑庭炳读完小学，考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任书记，后被军阀察觉，缉捕甚急，遂改名介民，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在一养鱼场当帐房，并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著文拥护中国国民党革命救国主张，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1924年4月，郑介民闻知黄埔军校创办，乃与黄珍吾到广州投靠黄埔军校第一期，不料竟未被录取，只得暂时住在同乡邢森洲家，旋投入大本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军士队当学兵，积极补习功课，准备再次投考；8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招生时，郑介民考入步科，郑介民在黄埔军校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25年9月郑介民从军校毕业，入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1927年8月从苏联毕业回国，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总队长贺衷寒）队部政治教官，不久受潘佑强推荐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杜从戎）秘书。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郑介民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专门从事特务工作。1929年初，郑介民假装失业到武汉，利用他和李宗义（李宗仁之弟，人称“二总”）的同学关系四处活动，离间桂系部队，收买拉拢桂系将领，搜集情报；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通过郑介民顺利收买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服从中央”，桂系很快失败，郑介民回南京复命。1930年初任陆军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政治部主任，不久兼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后兼任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政治部主任，监视桂系部队；4月广西主席俞作柏响应张发奎反蒋，郑介民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出广州；12月从香港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上校参谋。1931年11月蒋介石准备成立“复兴社”，郑介民请求参加。1932年3月被选为“复兴社”干事会干事，
1933年1月，华北局势紧张，郑介民兼任复兴社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调整部署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4月间，郑介民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侦察为日军收买的前北洋军阀陆军上将衔张敬尧的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泅钦等人，于
1937年7月抗战爆发，9月郑介民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掌理军事情报；3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并不到职，由副主任秘书毛人凤代理。1939年9月，郑介民带职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受训，郑介民学习极为认真，著有《谍报勤务》和《军事情报学》等书。1940年4月从陆军大学毕业，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①副所长。1942年1月，郑介民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在会上对东南亚战局有所陈述，但最初不被重视，后其观点为时局证实，方得盟军统帅另眼相看，又被蒋介石指定参加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担任情报方面的联络工作，此间郑介民先后被派往印度、锡兰、爪哇等地，在盟军协同对日作战中提出不少意见。
1946年1月，郑介民成为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他开始暗中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2月，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地主恶霸为基础组成的“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到军调处执行部“请愿”，郑介民指使特务流氓混在其中，进行捣乱煽动，要求“共军立即撤出河北”，冲进中共代表办公室捣乱，连美国代表也觉得郑介民的做法太拙劣；
1950年初郑介民去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郑介民虽身为国民党特务头子，但与戴笠截然不同，他战略眼光精确长远，又具研究精神，著述甚丰，曾因此获得一枚积学奖章，被国民党内一些同行称为“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情报专家、“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抗战期中对共产党的对策》、《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等。
军统巨头郑介民的谍报人生
郑介民，海南文昌人，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号杰夫。
分化桂系显身手替蒋除去心腹患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 “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拔去这个眼中钉。
郑介民虽是一小小侍从，却最善察颜观色，他揣摩了蒋的心思后，向自己的上司王柏龄透露了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是同学且私交甚好的关系，并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做分化桂系的活动。王柏龄将此事汇报向蒋介石后，蒋非常重视，亲自对郑面授机宜，命他即刻动身去武汉。
郑从南京悄悄溜到武汉后，假装失业，故意住在一家小客栈，并做出一穷困潦倒的样子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求见李宗义。当时四集团军总部的军官们习惯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在总司令部内一向受到各方面的尊重。李宗义当时见到郑介民落魄的样子，马上答应收留他；第二天再去小客栈看郑时，更毫不怀疑，完全相信了他编造的假话，要他立即搬进总司令部和自己同住一室。李宗义随后带他去见了李宗仁和总司令部的许多主管人员，并常常陪他出去玩。这时总部一些想讨好“二总”的人，对郑介民也特别巴结，他便慢慢开始活动起来。首先把李宗仁部的兵力部署和装备等弄清楚之后，又把总司令部和各方联络的密电本偷拍成照片后再送回去。当时李宗仁总部的一些机要人员，一是麻痹大意，二是受了郑介民的贿赂，所以郑在武汉很短时间内就摸清了第四集团军全部情况。
王柏龄把郑得到的情况不断向蒋介石汇报后，蒋十分高兴；又叫王柏龄通知郑介民抓紧分化、离间桂系将领。郑一方面派人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的却是广西人”等挑拨离间的话，加深鄂、桂两派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派人拉拢一些桂系中的湖北将领，向他们提出“鄂人治鄂”的口号，桂系中的鄂籍将领胡宗锋、陶钧等都极力赞同，他们更尽力去争夺地方上的权力。这样一来，许多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便大为不满，郑又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
当蒋介石的阴谋布置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了变化。1929年，他还想扩大地盘，与蒋介石平分天下，暗中企图把桂系势力从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积极做好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1929年初，李宗仁不经过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直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免去亲蒋的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任命何键为湖南省主席。这时，何键一方面接受李的任命，同时又向蒋介石去请示，蒋介石认为消灭桂系的时机到了，便于
这时，早被蒋介石分化了的桂系部队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怿、陶钧亦通电下野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其它桂军亦纷纷退出武汉，桂系在湖北十多万人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治疗眼病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这么快就失败，他从上海经香港转回广西，还准备收拾残部与冯玉祥合作共同反蒋。通电发出不久，蒋又指使广东的陈济棠部进占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得不逃往香港。
潜心钻研谍报精英
德意考察强化军统特务机构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二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了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他们并对德、意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借此搜集了不少特务工作方面的材料。
德国之行，使郑介民加深了对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了解。他对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几番周折，才被允许接见。希特勒在召见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
1935年春夏间，郑介民等人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的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做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最初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种种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都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并在以后的反共工作中起过作用。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此后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虽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却只用了十多天时间，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但不出一个月，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
神机妙算预言盟军登陆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很有一套办法，便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1944年夏，郑介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有的美军将领说是在今年，有的说是明年。当问到郑介民的看法，郑说：“可能在今年6月初。”于是，多数美军将领都哄堂大笑，认为绝对不可能。
谁知，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
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合。如果错过了时机，那天在冬天来临之前，盟军就不可能有如此充裕的时间实施登陆了。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后，不由得称赞郑：“料事如神，是一个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这种赞誉代表着他在蒋心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谍报奇才潜心著书郑毕业于黄埔军校，却一直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他战略眼光精确长远，又具研究精神，著述甚丰。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抗战期中对共产党的对策》、《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等书。著作问世后，很多国民党内的官员都佩服他的学养深厚，不愧为情报权威。蒋介石对他这种钻研精神很是赞赏，不仅予以明令表扬，还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让魏菲尔叹服郑做情报工作时，爱分析形势，研究战略、战局，在一些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上往往有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这也是他多年情报工作积累的经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进入了由孤军奋战走向联盟的时期。1942年1月，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孤悬海外，远离英、美，资源不足，兵力不够，无法防守，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桂系问题迅速解决之后，郑介民即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蒋接见他的时候，紧紧握着他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此机会当场把蒋介石给他的一笔未用完的巨额特别活动费的存折交还，更加受到了蒋的称赞。从此，初显谍报天赋的郑介民，深得蒋介石的重用，扶摇直上飞黄腾达。
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的，但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因此他常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
郑介民在蒋介石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梧的北方人一样，黝黑的面孔上整天带着笑容。他经常爱穿挂满勋标的笔挺军服，神气十足，乍一看去，俨然是一员正式军官。
郑介民一向以所谓“老成持重”与“博学多才”和“肯钻研问题”著称。他与人谈起话来，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着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不易摸清他的真心实意。我是他十多年的老部下，长期和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得很有限，所以要求全面深入记述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郑介民于一八九七年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一九三零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八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他。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四年
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取录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取录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辞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 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初期的特务活动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所以我了解也比较具体。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择和陶钧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到一九二九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输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于一九二九年四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锋、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发表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拍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当时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进行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一九二九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同年十月初，俞作拍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的理想那么大。他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十二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这次回来，蒋介石给他冷了一个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等书，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
复兴社特务处时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一九三六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一九三二年三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
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者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虽然请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基干。以后郑才介绍了邢森洲、王昌裕、郑公弼等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
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知道蒋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所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均失去联络。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一九三三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外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刚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才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一同赶到古北口。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
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一九三三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一九三四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七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过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和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他们。希魔看到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时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关系吹牛皮。
一九三五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间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一九三三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从一九三六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三四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交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六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除一面派大军镇压外，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十二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等以后，又以四十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四十余人叛陈投蒋。
七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并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八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抗战期间的活动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迦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一九四零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风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一九四二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风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风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一九三九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时，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
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一九四O年四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令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的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一九四零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宜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江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江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
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一九四零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帝密切。以免引起英帝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帝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帝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与军统负责与英帝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入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一九四二年前后，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幸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
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六千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六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三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
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一九四四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六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
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发表他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发表。
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帝特务。
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俾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帝还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最后，美帝才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对美帝“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
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美帝文化特务头子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一九三三年，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
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一九四六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得多。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当特务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帝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
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径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希望能早日同这个为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径波联系好以后，郑第一次去见司徒的时候，两人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郑在北平时，司徒每次来平津活动，郑都赶去迎接。司徒在南京过七十岁生日时，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蟑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帝国主义。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一九四四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四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
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为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
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截去，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有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蒋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出人，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也是负责蒋的警卫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后，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正在赶办赴美手续中，一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帝的帮助上面。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去香港转赴美国。以后听说他由美回台，蒋介石派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他之出任这个职务，是与这次去美有重要关系的。
郑介民在与英美两国公务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曾颁给他两枚勋章，英国人也给过一枚。他还有一枚法国勋章，这个勋章的来历不清楚，他平日在闲谈中也没有说过。
国共和谈期间的特务活动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
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
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认为蒋介石挑选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子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沉重，不像往日那样一团高兴指手划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一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他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而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报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向这些大特务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下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帝在这个问题
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棋、董承烈、黄介新等一百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公布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前，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二十四日下午，毛人风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返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特务们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局召集各单位负责特务们开会。
毛人风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的领导下继承戴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请郑训话。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风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
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不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人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口头上虽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风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民，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
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在重庆只停留四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我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宁县山上暴尸三日被大雨冲洗，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三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我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老婆要这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我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敌伪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
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三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四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
积极反对共产党义最害怕共产党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风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一九四七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九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风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到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十一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
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
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二十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一千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XX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
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风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风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
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我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帝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一九四八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在短期内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
以后他帮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台湾。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样指望。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帝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们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帝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
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任国防部次长时期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帝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二十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帝方面供给的。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风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帝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也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
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便同意了。蒋介石看到郑、林两人会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一九四七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三十多人，迄今还能记得姓名的有：吉章简、马志超、马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检、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贤、简朴。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来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帧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风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从中指使，处处故意气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辞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
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一九四八年初改由毛人风继任局长。
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自己也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没有做成。
不负责的作风与贪污公财的手法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下面略举数例，以概其余。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反动派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
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
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一九四七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新、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伅、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四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却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对本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四十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风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三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一九四六年五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
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京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
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沦。我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关照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牢来威胁，又各发一百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植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
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枢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五千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陆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一千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一千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六千五百大桶。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五百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
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一千多两黄金。
一九四七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一九四七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一九六零年突患急病死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