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债txt左情右爱久久:雷颐：晚清“立宪”为何输给“革命”

雷颐：晚清“立宪”为何输给“革命”

时间:2010-11-30 11:28 作者:雷颐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2519次

 　　“立宪”输给“革命”令人惋惜，然而不能因此以感情代替理性分析，应理性地看到，立宪派的“路线图”确实完美，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说到底，立宪是被清政府“遏制”的。

1908年《申报》上刊登的一幅反映清末立宪的漫画，作者的意思是立宪制度与君主专制一脉相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清末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前者输于后者，令人扼腕，因为接踵而来的就是灾祸不止的社会大动荡。邵建的《革命遏制立宪》和《立宪派的民主路线图》令人获益匪浅，但仍应进一步追问：立宪为何被革命遏制？一个美好的“路线图”为何没能实现？ 　　谁都没想到武昌起义两声枪响就使大清王朝轰然坍塌，远在美国科罗拉多的孙中山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此事。偶然“两枪”即使一个王朝覆亡，亦说明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根本动摇。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一次，举国舆论“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五年之后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而这五年中，清政府并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先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 　　在巨大压力下，清廷终于在1906年9月1日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不喜欢革命，而是支持立宪。 　　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它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结果连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本来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这一点，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广大留日学生因清廷“假立宪”而由支持“立宪”到倾向“革命”的转变，确实，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传。所以1907年初他发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确是一语中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在此种情况下，立宪派都不能不倾向革命，革命就成为“宿命”。 　　“立宪”输给“革命”令人惋惜，然而不能因此以感情代替理性分析，应理性地看到，立宪派的“路线图”确实完美，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说到底，立宪是被清政府“遏制”的。近代中国的“激进”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革命派“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而要不断改革。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革命遏制立宪 　　邵建/文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光绪26年是公元1900年。年初，清廷有这样一道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今再次“着即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两颗人头十万两，梁启超头上就有五万。然而这价值五万两的梁氏脑袋，此刻正在勾画五年后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事略。 　　1905年，清廷在朝野立宪风潮的压力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直接奏请下，决定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由此揭开清末新政中最具实质性改革的一幕。 　　这一幕是朝野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在野推举宪政最力的便是身为逋犯的梁启超。1900年，梁启超的《立宪法议》标示其宪政思想成型，这一年梁氏年仅27岁。以前，他追随老师康有为从事维新运动，从维新到立宪，几年间，任公在思想上开始逐步脱离康有为而自成机杼。康是以前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任公却是几年后立宪运动的领袖，尤其在言论表现上，他已堪执知识界立宪之牛耳。 　　正如当时媒体指出，“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如果说维新二字我们今天一眼看去尚不知其所指，但立宪二字的政治指向却非常明确。这是20世纪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政治改革，可惜它十年怀胎，未能一朝分娩，反而流产于它的对立面同盟会和清廷。 　　中国立宪话语虽然早于“戊戌变法”时就出现，但那时未得要领、流于空泛，转过世纪以来，立宪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时代主题，并逐步从限君走向虚君。因此，以削弱君权为目标的立宪篇章是自梁启超始，梁的立宪思想又是自《立宪法议》始。该文不仅是后来立宪运动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是它的运作大纲。 　　梁氏的立宪举措，远观乎英而近取诸日。英式的君主立宪是目标，日本的做法则是抵达目标的路径。日本“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1889年公布宪法，期间20余年属于预备立宪。参此，任公倡议清廷下诏以20年为限，实行宪法政治。因日本明治之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梁氏向清廷提议“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另外“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其次，“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复次，“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辩难讨论”，五年十年之后，形成定本，“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这是梁任公1900年的立宪初步。可以看到，清廷实际上是逐步照行。1905年五大臣出洋，几乎就是踩着任公的规划往前走。更让人惊奇的是，五大臣回来后的宪政考察报告，经由随同出洋的熊希龄暗中牵线，竟由任公主笔。这不奇怪，当时国人中最具宪政知识的，非任公莫属。五大臣等为妥善交差，亦以梁氏执笔为其最宜。后来，载泽在第二次奏请立宪的密折中说：“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两宫阅后，俱为之动容。不久，朝廷下诏，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这时，朝廷真立宪也好，假立宪也罢，只要让立宪上了道，它就有自己往前走的力量，并不以朝廷的真假意志为转移。 　　上个世纪前十年，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大好时光。但，历史最终没有选择梁启超，正如梁启超最终没有选择革命（梁此时一度倾向革命）。 　　革命破坏立宪，造成了一个百年来的革命世纪。尽管如此，梁的立宪思想对我们今天来说依然是弥足珍贵的。只是长期以来一顶保皇之帽，我们早已把它否定了。其实，即使当时清廷中人都能看出保皇乃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但，满人不信汉人信，革命派为挤兑立宪派，以保皇帽子相扣，外加民族主义的排满号召，果然把青年吸引到自己阵营中来。一次次发起几乎是屡败屡战的暴动，让梁启超眼见年轻鲜活的生命倏忽而逝却徒唤奈何。倒是在他们之外的袁世凯看得清楚，他说满清是一棵将近300年的老树，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搞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又没有力气。 　　是的，百十年来，在政治激情与政治理性的颉颃中，后者岂止无力，简直是一次次宿命性地败北。 　　立宪派的民主路线图 　　邵建/文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清末立宪派经常给人一个误导性的表象，好像它只要宪政、不要民主。其实，从理论上说，立宪就是民主；尽管这个命题未必能反过来，即民主本身却不必然宪政。 　　把问题还原到历史。早在立宪派之前的郑观应等人就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立宪派从不反对民主，民主同样也是它的目标。但和同盟会不同，它主张由立宪到民主，反对由革命到民主。1902年，梁启超虽然大力提倡立宪，但也大幅偏向革命。对此，梁的老师康有为非常焦虑，特地写信给众子弟，题为“答南北美州诸华商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这是一个很彻底的保皇派的声音。 　　康有为是一个政治西化的儒生，在立宪问题上，他将现代西学和传统儒学交互阐释。根据传统公羊学的“三世说”，康有为指出君主专制是“据乱世”，争取君主立宪是“升平世”，而民主共和则是“太平世”。这“三世”的次第发展既是民主的时间表，又是它的路线图。 　　因此，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就是从专制性的君主之国到君主立宪式的君民共主之国，最后发展为现代共和性质的民主之国。康有为一点都不回避自己，说：“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盖今日……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康的意思很明显，民主固为公理，但要一步步来，切不可越级。就此，康认为欧洲诸国为中国同时提供了正反之例：“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这些国家以英伦为首，走的都是君主立宪的道路，并最终成为民主国。 　　反面的例子是法国：“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因此，康有为担心，中国和法国一样，都有自己的君主传统，直接以民主反君主，等于直接问鼎权力，君主当然不会轻易交出，这样势必导致革命。革命即内战，用暴力转移政权的内战不仅可能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康有为更担心：这样的革命“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拿破仑为民主，则益水深火热矣”。这层意思如转用梁启超的表述则更显豁，即经由内战式的革命获致民主，看起来民主，其实是“民主的专制”。 　　从这里不难看出，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一样，并不排斥民主；只是抵达民主的路径依赖不一样。一是取径于立宪，一是取径于革命。立宪派对革命以及革命是否能获致民主的担心（这种担心其实更是预言），不仅见其上，更在见诸辛亥以后的百年史，兹不言。仅就立宪言，宪政何以最终通向民主，盖在于它本身就携有民主的基因，抑或它本身即民主之初步。 　　从君主到民主，什么是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康有为说：“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君主专制是指所有权力都在君主之手，君主立宪则是指君主不但要按宪法办事，而且要根据宪法将手中的一些权力让渡于民，比如立法权和行政权。清末海外立宪派如梁启超不断上书作文，就是呼吁朝廷出让这些权力以保持自己的万世一系。本土立宪派如张謇等组织各地咨议局赴京请愿，要求立开国会，也是要把行政权握在手中。这样的诉求既是立宪的，也是民主的。原来完全属于君主的权力一旦分别转移到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君主立宪就是一个虚君过程，带有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从部分权力到全部权力，君权虚而又虚，以至于无，最后只保留一个君主名号，便成就一个完全的民主国。这是英伦等欧洲立宪国共同走过的路，避免了革命、内战和杀戮；因此这条道路为康梁所仰重和效法，也就不奇怪。当然，辛亥革命枪声一响，这条道路遂被堵死。于是我们都说立宪不可能成功，事实上它也没成功。 　　但，历史在每一阶段，俱有多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多读些史料，不难发现，根据立宪派当时所形成之势，立宪之成功并非遥不可及的悬念，只是一个时间。时间倏忽一百年，回首这枪声不绝的百年革命史，立宪固无论，民主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