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有你 叶非夜书包网:毛泽东在苏区被架空原因：在组织路线上失人心

核心提示：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文摘自《黄克诚自述》 作者：黄克诚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 出版

1930年底，蒋介石调兵十万，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敌人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奉命于12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麻田一线荫蔽集结，待机歼敌，同时严密封锁消息。

敌军进入我根据地以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而处处扑空。而我军以逸待劳，消息灵通，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12月29日，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进至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日晚8时，下达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红一、红三军团即刻奔袭就敌。一夜之间，我军即从小布、麻田地区扑向龙冈，于翌日上午10时许，对敌第十八师发起总攻，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经过激战，将该敌两个旅一万余人全部歼灭，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

龙冈战斗一结束，我军即转头直取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我红三军团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插南团。这时，敌第五十师恰从东韶进至南团，当即被我歼灭一个多旅，残敌掉头向东韶方向逃窜。

龙冈、南团两仗，打得敌军丧魂落魄，丢盔解甲，抱头鼠窜。我军声威大振，乘胜转入反攻，将敌军全部逐出了中央苏区。我军还趁势在文昌、宁都、乐安、永丰等县，摧毁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毛泽东有首《渔家傲》词的上半阕，就是描述这次反“围剿”的情况：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词的下半阕，是写准备反第二次“围剿”的情形：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瓒戴了高帽子游街示众，旋即将其处死，割下其头颅，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麓山。

还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代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ＡＢ团”。毛泽东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有史以来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在肃反打“ＡＢ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ＡＢ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ＡＢ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因此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ＡＢ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穿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ＡＢ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ＡＢ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