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龙夺嫡游戏APP:新加坡廉政建设特点及启示

新加坡经历过腐败猖獗、民怨沸腾的时期，但短短几十年内，不仅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而且成功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反腐倡廉之道，成为举世公认的廉洁国家。最近，我专程到新加坡考察，探究其廉洁高效的奥秘及对我们廉政建设的启发意义。

新加坡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

人民行动党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保持廉洁的重要渠道，执政50多年来，始终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努力做到“不让每一户家庭感到绝望”。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接待日活动、社区基金组织极富特色，规定党的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接待群众上访。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其工作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在我们走访的裕泉社区，社区基层组织的党员风雨无阻、深入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如对群众申请的分组屋、孩子读书、找工作、暂缓还贷等“小”事情，都千方百计予以帮助。人民行动党正是以平时的点滴诚心，经营起了一座牢固的民意长城。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是世界上实行多党制选举国家中对国家控制力最强、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术，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与此同时，新加坡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强调依法治国，提出反腐败四项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在新加坡，即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都会被处以重罚，贪污行为作为严重罪行更是无容身之地，贪污腐败者在社会中难以立足，甚至沦落到“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境地。据介绍，一位即将退休的博物院院长因收受4万新元被判刑一年，他不仅丧失了全部养老金，妻子也因社会舆论压力而自杀，出狱后生活窘迫，晚景凄凉。

（三）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一是秉公执法、有罪必罚。对贪污的界定重质不重量，不论数额，一律治罪，“打老虎，也打苍蝇”，既有因受贿200多万新元被查处的，也有因收受2新元贿赂而被判刑的。

二是敢于碰硬、法不容情。对于贪污者，不论职位多高，都要受到严惩，概莫能外。如前房屋发展局主席陈家彦、前环境发展部部长黄循文、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前全国职工总会主席彭由国、前商业调查局局长格林奈等。

三是雷厉风行、精干高效。贪污调查局特别强调效率，把“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为取缔贪污罪行”作为使命和宣言，在贪污调查局记录中，办理时间最短的案件从接受报案到移交法院只用了7天。

四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调查局内部管理严厉，对于害群之马绝不姑息，曾有官员因参与非法赌马而被清退。

（四）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一是法律完备，系统性强。新加坡宪法、行政法律、刑事法律方面都有详细规定，特别是制定了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防止贪污法》，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一套严格管理、“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

二是注重实效，可操作性强。如《防止贪污法》特别规定了贿赂推定制度，只要行贿或受贿任何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又提不出相反的证据，贪贿罪即可成立，这就解决了贿赂案件因“一对一”而缺乏旁证、无法定案的难题。

三是连锁惩罚，警示性强。假如公务员贪污受贿，就会被判刑坐牢，开除公职，取消养老金，不能再聘用为公务员，连自办企业都不能当董事，同时犯事公务员的直接领导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连锁效应，代价巨大，警示性强，使公务员不敢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四是执行严格，约束性强。如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1986年受到贪污调查局调查指控。尽管李光耀与其私交深厚，但并未因他“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郑章远最后畏罪自杀，留下遗书表示“用自杀来表达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五）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第二，高薪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第三，高薪酬与严管理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