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娱乐圈新闻:大将许光达的..“文革”岁月

许光达，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先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作为共和国开国大将，作为在共和国武装力量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建树、功勋卓著的一位革命家和军事家，那不容侵犯的神圣与庄严，却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被亵渎了……

1966年，风云突变风暴起

1966年9月，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的许光达一行回到北京。机声隆隆，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音格外刺耳，机场四处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看到这些，许光达一行神情漠然，谁也没有吭声。

回到家中，许光达不像往日出访归来那样高兴，而是闷闷不乐的，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想着什么。当高声喇叭里“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吼叫声再次传来的时候，许光达拍桌而起，一股怒火冲了出来。他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怒气渐渐平息后，他又坐下来，向妻子邹靖华打听道:“最近还听到一些老同志的消息吗？”邹靖华说:“最近外面风传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说完，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小报递给许光达。

许光达接过小报一看，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许光达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这事我清楚。”原来,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主要是承担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学校没同意。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变成“二月兵变”，还把彭真、贺龙硬扯进去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时，许延滨、沈燕和曾正魁回来了。许延滨是许光达的独生子，此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同红卫兵串联，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许延滨的未婚妻；沈燕是许光达的养女，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刚才，他们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又发现了不少新闻，见许光达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起红卫兵的“战果”来。

许光达皱着眉，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部吗？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你们年轻，见过的事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听许光达一说，三个青年刚才的那股热情一下给问没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再也没有去参加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向庄严的装甲兵机关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院内，机关办公楼下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红卫兵提出要批斗装甲兵黄政委（黄是刚从工程兵调来的），他们说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有不少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也该清算他的问题，还坚持要在批判大会上给他戴高帽子、挂牌子。

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

经过协商，许光达和红卫兵们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同志都到会参加。

晚上，批判大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刚发完言，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红卫兵，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黄政委戴上。许光达见情况有变，当即起身制止。红卫兵们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

“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许光达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

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台下的人闹闹嚷嚷。许光达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经过医务人员的紧张抢救，许光达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造反派们并没有就此放过许光达，他们带来一副对联，要贴在许光达病房的门上，遭到护士的拒绝后，他们就把对联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老将理应支持；横批:造反有理。

1967年，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1月16日，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了一个重要会议。晚饭过后，正准备回医院。这时，突然跑来一些机关干部和军校的红卫兵。一个小青年喊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说完，一伙人拉着许光达就往办公室走去。

许光达跟着一群人刚走，又来了一伙，闯进家里，为首的竟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一进门，陈志文就直奔许光达书房，打开保险柜，哗啦哗啦地把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又乱翻许光达的写字台、书柜，还是一无所获。后来，他又冲进其他房间，仍然没有搜出什么，就把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之后，陈志文直接找到邹靖华:“把‘二月兵变’的黑名单交出来！”邹靖华这才明白他们要找什么。原来，16日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这些人听见风声，便行动起来了。这简直是莫须有的罪名！

“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邹靖华顶了回去。

陈志文没办法，命令其他人继续寻找。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什么名单，却抄出了一面日本旗，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说这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许光达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二十多年前与日寇浴血奋战，亲自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今天竟然成了投敌叛国的罪证……

被带到装甲兵俱乐部后，许光达发现已经有好多人坐在那里，有装甲兵所属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有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装甲机关院里的人也来了不少。俱乐部的气氛相当严肃，谁也不敢高声说话。

一排红卫兵坐在主席台上，他们手里都拿着红宝书。一个红卫兵冲着他大声说道:“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主要有三个:一、你要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职权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许光达平静地扫视了全场，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许光达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较，回击了他们的提问。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觉得不满，大声地说着什么。会场吵吵闹闹，主持会议的人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让许光达问得张口结舌，只好命令休会。

3月31日，在被关押两个多月后，许光达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了。回到家，许光达继续沉浸在对自己历史的清理之中。他让邹靖华、许延滨、曾正魁和沈燕帮忙整理被抄家后剩下的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过去的一些讲话稿和日记，对照党的方针政策，对照毛泽东的指示，查找错误。他说:“你们都参加过红卫兵，都写过批判稿，现在就要求你们用红卫兵的挑剔眼光，从我的这些材料中找出缺点错误，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哪些是不符合毛主席路线的，我要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邹靖华、许延滨等人按许光达的要求，用大白纸画成表格，一边是许光达讲的，另一边是毛泽东讲的，中间是批注，指出许光达错在哪里。许光达花了很长时间，一共写了十几万字的检查材料。许光达打算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会议上，把这份检查公布出来，认真解剖自己，让自己的“灵魂”亮亮相。他想，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呢？

8月14日，造反派又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不由分说地撕去他的领章帽徽，把他给逮捕了。

邹靖华大声斥责道:“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中央委员、大将，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随便抓人，是非法的。”

许光达十分清醒，他平静地对妻子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那样的生活。”他转过身对刚刚结婚的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

许光达被带到装甲兵招待所。这次关押和上次不一样了。这次已被撕去领章、帽徽，名副其实地成了阶下囚。而批斗也主要是武斗，两个大汉对这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拳打脚踢，打得他浑身是伤，几次休克……

许光达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顶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一顶是“三反”分子。此刻，他最担心的是妻子邹靖华，她能承受得起这种打击吗？

1968年，寒风中的温暖

1968年2月25日，许延滨的妻子曾正魁生下了一个女孩，婴儿的诞生，给这个冷落的家庭带来了一些生气，增添了一份新的希望。许延滨夫妇很想把这一消息告诉许光达，可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好拍了一张照片，让炊事员张进保利用送饭的机会带给许光达。望着孙女的照片，许光达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突然，一只手猛地伸了进来，抢去照片，扔在脚下:“狗崽子的照片，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也是个反党分子！”

“你给我捡起来！”许光达怒吼着，严厉地瞪着看守。看守是第一次看见这位开国大将发怒，大将的威仪震慑了他，一种无形的威力迫使他乖乖地捡起照片。不过，张进保却从此不能再送饭了，家人与许光达的联系被割断了。

2月底的一天晚上十点多，一群造反派闯进了许光达的家，逼迫邹靖华在晚12点前搬到院里的一间破房子，同时规定只准带简单的炊具和行李，其他东西一律查封。造反派还让邹靖华交出银行存折，告诉她工资一律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在邹靖华带走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婴儿小床。原来，许光达被捕后，家人已料到将被扫地出门。他们在帮助许光达整理检查时，发现将军保留的大量资料十分宝贵。于是，他们把这些资料用塑料布包好，平放到小孩床底部的夹层里，上面铺着小孩尿布之类的东西。造反派们当然不愿闻尿味，都躲着这张小孩床，催促许延滨自己把床搬走。

许光达与妻子见最后一面是在1968年的初春。当时，许光达等“黑帮分子”被拉出来打扫装甲兵大院。得到消息后，邹靖华领着一家人早早站在路旁的一棵白杨树下，远远地向许光达望去。曾正魁把女儿高高举起，挥动女儿的小手向爷爷致意。许光达看见了家人，眼里闪着欣喜的亮光，也不断地向家人挥手致意。

连续不的有批斗，使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可是，专案组不给他治疗，逼着他交待罪行。他们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他们公开宣扬，“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贺案中的2号人物”，对许光达要“继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礼”，叫嚷着“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

有一次，专案组对许光达连续批斗了53个小时，专案组的人轮流值班，却不让许光达吃饭，试想一个身患心脏病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磨。许光达心脏病发作了，虽被送到医院，但专案组仍不放松。有这样一份材料，真实地纪录着许光达经受的这段非人的折磨: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

“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

“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变审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里，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1969年，将星陨落

1969年5月16日，“许光达专案组”正副组长徐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去做许光达的工作。他们对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让他赶紧认罪。”

5月26日中午，许延滨、曾正魁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曾雪青去了医院。在许光达的病房里，已经坐着专案组的三个人，门外还坐着一个人作记录。

雪青是第一次见爷爷，“爷爷！爷爷！”喊个不停。经历两年非人生活的许光达，一直处在十分冷漠之中，听着孙女的呼喊，心里一热，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许光达同儿子儿媳见面，一直在监视下进行，儿子想知道爸爸心里想说什么。他掏出一个听诊器，放在许光达的喉头处:“爸爸，我给你听听病。”

回到家里，许延滨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总理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为了使这封信尽快到达周恩来的手里，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正大光明地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周总理。6月2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

6月3日，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许延滨去看，但他们又不放许光达走。10点钟左右，专案组派人来通知说许光达去世了。

6月26日，《解放军报》在报眼上刊登了许光达病逝的消息。

6月30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许光达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就这样，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共和国开国大将许光达，没有死在枪炮轰鸣的战场，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明不白地走了。

整理许光达遗物时，人们发现一本一直放在许光达怀里的浸透了汗渍的党章，里面夹着早逝的女儿玲玲和孙女雪青的照片。而他的另一份遗物，是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是他亲手写的一首诗:

身经百战驱虎豹，

万苦艰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后来，诗人赵朴初读了此诗，极为动情，欣然命笔，作《读许光达同志遗诗感赋》，表达了自己对许光达的崇敬之情，高度评价了他光辉的一生:

刑威不能屈，烈火出纯钢。

节节皆忠骨，寸寸是刚肠。

句句腾正气，字字发奇香。

宜做军民范，永为邦国光。

1977年6月21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经中央军委批准，许光达骨灰安放仪式在此举行。粟裕大将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追述了许光达的生平，评述了他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