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孙亚龙原版:“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2)

　　中南海“黑旗事件”子虚乌有

　　中秘室的运动比全国慢“半拍”，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在1957年夏末己经结束，而中秘室的整风才刚刚结束，从9月份开始了一场持续达一年的争论，焦点是围绕着何载的问题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右派”性质的问题。

　　戚本禹等人认为何载被调离中秘室，是整风和反右斗争的成绩，积极性愈来愈高，更加活跃，四处联络，多方活动，在中南海又掀起了新一轮大字报浪潮。针对戚本禹等人的做法，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也开始写大字报，质问：“戚本禹究竟要干什么？”

　　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当时国际友人常来中南海），不利于领导机关办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联，毛主席常去那里散步，会干扰和影响他的工作。对领导同志有看法、有意见，属正常现象，可以写小字报，也可利用晚间或节假日时间，在西门政治局会议室开会提意见反映问题，不要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种方式不妥当。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少奇同志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党委对何载问题作了认真研究，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针。尽管这个提法不够科学严谨且打着“左”的印痕，但党委还是明确指出何载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属于右派性质的错误。工作组遵循党委的指示，协助中秘室继任领导组织、引导整风运动。秘书室多数同志认为这一指示和做法，符合中央精神，符合中办秘书室的实际，符合对何载同志的客观评定。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中秘室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时，大家自觉不自觉地联系秘书室整风运动的实际。绝大多数同志拥护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和做法，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则始终坚持罗列的三个问题，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

　　争论意见此起彼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看法。戚本禹等8人把两种不同意见比喻成两种不同的旗帜，主张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红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黑旗”，何载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自称是举“红旗”的，置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而不顾，私下向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反映秘书室的整风动态，说他们8个人被人跟踪、信件被检查、个人历史受到审查，认为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领导是在袒护和包庇何载。他们越部门串科室，以串联的方式鼓动群众不要听机关党委的，散布要撤换领导的言论。其言其行激起主持公道群众的愤懑，也引起了组织和领导高度重视。4月14日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和秘书室负责人王刚两同志遵照杨尚昆同志的指示，专门召集秘书室工作人员会议，组织大家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继任的党总支书记李东冶同志，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党支部、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欢迎他们对领导提出批评或建议，但不要夸大事实，不要无限上纲，要分清延安和西安，等等。但自称是举“红旗”的人不承认错误，认为领导上压制批评，反对“左派”，扶助右派。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中秘室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听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在5月3日，召见了杨尚昆、刘华峰、王刚（已故）、晓岚、李鉴、戚本禹、林克等人，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汇报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干部，说他们压制批评，一些年轻人提点批评意见，不是反党嘛！一位曾参加汇报会的同志回忆说：在毛主席批评后，如果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同志当场承认错误并做出自我批评，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但在毛主席批评后，中直机关党委干部晓岚不服气，正面顶撞了毛主席，她说：他们攻击中直机关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算反党吗？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说：哟！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我看需要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后再处理。

　　在毛主席一言九鼎的时代，虽说是查清后作处理，但他对此事倾向性的态度已决定了调查了解只是走个形式。

　　1958年7月中南海党总支在春藕斋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党总支负责人在会上讲：“原来党总支批评教育的同志中有一位秘书室的干部林克，他同时又是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毛主席学习英文。当时毛主席南下视察，几次问到为何林克没有随行，主席秘书叶子龙找各种理由来解释，最后主席要林克立即赶到南方（长沙）。”总支负责人还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说领导派人对他们进行盯梢，检查他们的信件，审查他们的历史，扶右反‘左’，等等。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

　　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18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还给张希曾、程之、张殿克、景文焕等50多位同志做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装入本人档案。受“黑旗事件”错误处理的人，占中办秘书室80％左右人员。中直机关党委、警卫局、中办直属单位受牵连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受处分、受牵连的同志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历经磨难，饱尝了阶下囚的苦楚，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致病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冤离开了人世。有一位云南大学毕业在中办秘书室工作的同志，被下放到云南偏僻山村任小学教师，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都未平反，原因是档案中装着中秘室“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戚本禹、林克擅自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材料装入同志的档案，犹如给这些同志政治生命压上一座大山，将他们置于长期超“负荷”的重压之下。

　　中秘室人员构成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不应该有右派、“反党错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人，实际上确实也没有右派、“反党错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人。经过历史的见证和考验，被打成右派的4位同志、定为“反党错误”的18位同志、鉴定为“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50多位同志，是经得住风雨洗礼和艰苦磨练的好党员、好干部。尽管他们明明知道“黑旗事件”是一宗冤案而深感委屈，但由于对毛主席的敬爱和从大局考虑而无怨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劳动之中，这充分体现了因“黑旗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具有坚定的党性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由于“王关戚事件”，1968年戚本禹被判18年徒刑进入秦城监狱，成为极“左”思潮的牺牲品。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1997年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1958年盛行的极“左”观点写“黑旗事件”，书籍出版发行不久，他在香港不幸病逝，不难看出40年前的中南海“黑旗事件”是他心头的“郁结”。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宣布：“黑旗事件”是一起大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为王文、何载等4位被错划右派的同志彻底平反；推倒强加在王刚（已故）以及18位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对张希曾等50多位受到不公正处理的同志恢复名誉。1980年经中央批准，恢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建制，后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