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甄子丹有多少身家:杨振宁的是与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06:00:23
杨振宁的是与非
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中国政界、学术界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崇。然而在民间，杨振宁诺奖得主的光环却似乎没那么耀眼，他近年的一些言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还招来了很多批评与谩骂，甚至是嗤之以鼻。
近日，89岁高龄的杨振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重申了6月出席“邵逸夫奖”时的观点。他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还称“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这些话随之又引起了争议。【详见附件1：钱炜 安然《 “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公允的说，部分国人对杨振宁的误解确实太深了，这是需要澄清的。但作为科学大家，在科学发展问题上的看法上，杨振宁的说法确实值得商榷。
89岁的杨振宁在研讨会上做研究报告
一、有些中国人对杨振宁的误解确实太深
1986年杨振宁回国看望邓稼先
杨振宁、李政道之争：杨振宁并非为人狭隘
国人对杨振宁“有看法”，起源于杨振宁与李政道之争。作为携手捧起诺贝尔奖桂冠的首两位中国人（1957年获奖时两位均为中国国籍），杨振宁与李政道本是学术上的好搭档，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因为诺奖争功的问题，两人最终闹翻。直到新世纪以来，均已至八十高龄的两位昔日伙伴仍为这件事不时闹出风波。这一幕，无疑是崇尚“和为贵”的中国民众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桩学术公案于是成为聚讼不已的一大话题，很多中国人非常关心两人闹翻的责任到底在谁。从可靠的事件顺序梳理来看，是李政道首先宣布“宇称不守恒”发现的主导权归他，杨振宁才对此做出反驳。并且考察文献可知，李政道在70年代和2004年对“宇称不守恒”发现过程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各种证据来看，并不支持李政道的说法。
另外，李政道还披露，两人合作的第一篇论文，本是他的贡献较多，且当时的习惯是署名按字母排序他应在杨之前，但杨振宁却表示自己年纪比李大，所以要求署名在前，这也是“抢功劳”。但据研究，李政道提出的“署名习惯”也并不存在。
然而，由于李政道回国较早，并且大力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的建设，国内民众在该问题上往往支持李政道。并且因为杨振宁的其他争议，在杨李之争上倾向于李政道的就更多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不管谁是谁非，杨振宁既然争这功，那也说明他不大度，气量狭隘。不过，既然牛顿、莱布尼茨这种历史上的科学巨头能为微积分的发明权争破了头，又何必苛责杨振宁？【详见附件2：杨振宁《<李政道传>有不实之处》】
学术盛年没回国，杨振宁面对邓稼先应感惭愧？不是杨振宁有愧
指责杨振宁的另一个常见说法，是将他与邓稼先作对比。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中学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在美国还是同屋，关系极好。然而，学成之后，邓稼先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报效人民，为中国核事业隐姓埋名三十载，甚至献出了生命。与此相对，杨振宁拒绝了其父让其回国效力的想法，不仅如此，获得诺贝尔奖后甚至还加入了美国国籍，“为美国做贡献”。
这一反差极为明显的对比，虽未成为教科书上的典型案例，但在国人的口耳相传中，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极佳范例，邓稼先、钱学森们成为人们颂扬的对象，而杨振宁却成了反面角色。
然而，这种比较对杨振宁是不公正的。邓稼先学的是核物理，钱学森研究的是火箭导弹，都是国内两弹一星工程所亟需的人才。而杨振宁是搞理论物理的，非常不擅长搞应用、搞实验，而理论物理对当时中国没什么太大用处。而只有在美国做研究，他才可能达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并且，理论物理作为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开的，造福的是全世界。
猜想一下，杨振宁回来后会是什么结果呢？看一看同期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的遭遇就知道了——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黄昆，51年回国去了北大当物理系教授，然而57年反右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无法进行学术研究，文革时期在实验室洗瓶子。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由于有海外留学背景，甚至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在文革中被批斗迫害致死。
杨振宁不回国，岂能怪他？【详见附件3：(因网站被控，暂缺）】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没有什么实际水平？完全错误
由于杨李之争，以及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被当了反面教材，许多国人对杨振宁有了更多的误解。有不少人认为既然杨振宁的诺贝尔奖主要靠李政道才获得的，那么他水平其实不怎么样。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连杨振宁的半页论文都看不懂，但对这说法却深信不疑。
实际上，除去“宇称不守恒”这一诺奖成果外，杨振宁够得上诺奖级别的成就至少还有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费米-杨模型、杨-巴克斯特方程，以及在统计物理、相变处的热力学函数行为、玻色气体等各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成绩。有专业人士甚至认为，杨振宁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详见附件4：《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杨振宁回国后并非不做学问不教书只捞钱
在90年代末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后，还有很多人攻击杨振宁每年拿了很多经费，但却只捞钱不做学问、不授课。这种指责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据了解，杨振宁在回国前把他在美国的别墅卖了，捐了100万美元给清华，而他在清华的年薪约100万元，也分文不取。他在清华以“理论物理前沿研究与学术交流”等名义申请的经费，也主要投入在他建设的清华高研中心，邀请最好的专家来华交流。此外，杨振宁还积极地到香港募集了数千万的资金，清华高研中心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物理人才。其中就有杨振宁亲自带的研究生。杨振宁在50年代未能报国的遗憾，现在也可以说补上了。
除此之外，杨振宁还亲自给本科生讲课，清华大学为此制作了20课时的杨振宁教学视频。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已至望九之年的杨振宁在学术上仍非常活跃。据介绍，2008年起杨振宁在冷原子领域做了不少很好的工作，相关论文已经发了近10篇，这在年轻学者中都称得上高产。【详见附件5：张国《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
82岁杨振宁娶28岁翁帆：指责站不住脚
在所有对杨振宁的非议中，要说最大的一个，还是2004年，其原配杜聿明之女杜致礼去世后不久，82岁杨振宁续娶28岁翁帆这件事。这个非议其实最没有道理——无非就是老夫少妻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已。但这又不是婚外恋、包二奶，名义上完全是两厢情愿明媒正娶。硬要揣测背后的原因或对此进行道德上的谴责，都站不住脚。
更何况，这段婚姻已经过去了七年，到目前看上去仍十分美满呢？
二、在科学发展问题的评价上，无法认同杨振宁
由上可见，杨振宁所作所为，并没有辜负一个大科学家的身份。然而，也正因为杨振宁在中国首屈一指的科学家地位，他对科学发展的看法，才必须要重视。而杨振宁的某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祸害苏联生物学达半世纪的李森科
苏联科技确实有其优势
在6月出席“邵逸夫奖”颁奖礼的时候，杨振宁称，“民主的话，可能被发现的人才会比较多，但苏联很不民主，很多科学很进步。”
作为物理学巨擎，至少在物理方面，杨振宁这一“苏联科学很进步”的论断是错不了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1956年至1964年间，8年时间内6位苏联学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昌盛势头一时无两。50、60年代的苏联，在很多科学技术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除去航天航空、核物理等众所周知的应用学科的成就外，在基础研究方面，数学、力学、核聚变学、固体物理学、化学、宇宙学、地理学等方面，苏联都可以称得上领先。
而苏联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实行集权政治、计划经济确实是分不开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运行非常复杂的精密系统，为此需要实行非常科学的管理。而只要统一地、科学地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等有限资源用于国家规划的重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或称“资源聚合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工业化、科技进步就能在短时间内飞速前进，此即“斯大林模式”，也即杨振宁所说的“果断有远见的政治更能有效推动科技发展”。
这种优势，集中地反应在“大科学”的项目上，即核工程、航天航空等需要交叉协作、高度协同以及系统规划，投入海量人力武力的项目。通过行政指令的的严密指挥，苏联的科学家们像零件一样有序地工作，完成了一项项夺目的成就。
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将30年代以来苏联的这种科研方式称之为“规划科学”，认为这是苏联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与美国进行竞争的关键。
另外，鼎盛时期苏联对科研人员的待遇也充分体现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看法。顶尖科研人员的薪资往往高于高级别的行政人员，还有额外的津贴，甚至巨额的奖金，其社会地位也非常高。
不过，苏联科学史家科热伏尼科夫也指出，俄国革命前的世界级科学家如门捷列夫和巴甫洛夫等培养的弟子，以及此前在西欧诸多科学大师手下留过学的精英们在这一时期的成熟，也是苏联科学昌明的很重要原因。【详见附件6：周忠宝，马超群《“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内容、解释和意义》】
但杨振宁忽略了另一面
然而，“科学发达”并不是苏联科学事业的全部。一个广为人知而杨振宁没有提到的事实是，正是在政治的不当干预下，苏联的生物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违反客观规律的李森科宣称能从根本上证明一切生物, 从冬小麦到人本身, 都可以通过科学来塑造。他认为没有命中注定的东西, 他不相信遗传基因，也许是相信李森科的理论能解决国内迫切的粮食问题, 苏联当局对李森科大加推崇。反对李森科做法的农业科学家瓦维洛夫被指控为“英国间谍”投入监狱, 后来被迫害致死。美国摩尔根开创的遗传学体系被打为伪科学，致使苏联遗传学受到致命摧残。他的错误理论和方法被普遍推广后造成苏联农业上的减产和歉收。李森科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控制着苏联的生物学界, 并使其混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生物学界的风暴后来刮到了其他学术界, 在医学界, 凡是反对巴甫洛夫学说一概被斥为反动。物理学界开展对爱因斯坦“相对论” 的批判，作为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控制论”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禁止在苏联传播。
显而易见，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影响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 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对苏联科学事业摧残得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一大批科学家、技术专家遭到逮捕判刑，甚至被处决。数不清的栋梁之才被看作敌对势力，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朗道、苏联火箭之父科罗廖夫都被监禁起来。
苏联不民主的集权制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前进，但毫无疑问，不民主制度对科学事业的潜在危害也是必须要指出的。
苏联体制存在的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潜在危害不仅仅来自于统治者本人，集权政治、计划经济下的科研体制本身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详见附件7：沈栖《解读李森科事件》】
计划体制下的“创新惰性”——苏联科技繁荣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苏联科学技术事业的运行效率大大降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增长速度几乎停滞, 科学产出明显减少。这个现象是随着苏联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而同时出现的，这实质暴露了集权政治、计划经济下科研体制的固有缺陷。
哈耶克指出，计划经济根本上的问题就是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不管再怎么严密地制定生产计划、分配计划，靠少数人设计出完美运行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才能较好地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行政指令式的规划逐渐僵化以后，苏联科研投入大而无当、军事民用转化率极低、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科研人员与企业关系不密切的弊病便一一暴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创新惰性”，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科学事业无法持续繁荣。【详见附件6：周忠宝，马超群《“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内容、解释和意义》】
中国科技发展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在最近的访谈中，除去用苏联举例子外，杨振宁还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他举例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他还举出了屠呦呦率领的团队发明青蒿素的例子。
不错，49年后中国能做出两弹一星 、做出杂交水稻、做出青蒿素，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绩，然而，这些成就的成色是有很大问题的。偏科特别严重，跟国防有关的科技得到了全力的支持，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而很多不受重视的项目成就都接近空白，基础研究更是全面停滞。事实就是，在上世纪50、60、70年代的世界科技舞台上，中国的贡献是相当小的。
这当然是因为，中国沿袭了苏联的科研制度，但做得却还比不上苏联——本来对科技的重视就不如苏联，但在搞运动等方面则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杨振宁的同行黄昆、赵九章们的经历不就说明一切了吗？更何谈培养科研人才？据统计，被中科院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收录的科学家中，从1949年后大学毕业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区区43人，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数603人的7.1％，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接受大学教育或在外国留学归来的。建国30多年后，我国自己认定的培养出来的科学家都如此稀少，钱学森、温家宝都曾表示非常遗憾1949年后中国没有培养出杰出的科学人才，前三十年的科技发展总体水平可见一斑。
事实上，中国科技的大多数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市场经济，开始尊重科研规律，并与世界充分交流后才取得的。杨振宁称中国科技发展快，恐怕主要也是基于最近十几年的印象得出的结论。
科学研究需要自由与民主
与前述推崇苏联“规划科学”的贝尔纳同时，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波兰尼在1940年成立了“科学自由学会”，力主科学的自主性, 反对贝尔纳等人的计划科学观点。波兰尼认为，科学的自主性作为西方所崇尚的科学传统, 一直被认为是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自发的好奇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科学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自由也是科学技术主体的一项权利, 科学家应该享有这种追求深奥的高深学问的自由。科学的进展往往是由无法预料的步骤实现的, 具有不可预知性和不可计划性, 科学的根本创新离不开科学家个人的自由探索。
波兰尼还认为, 科学的计划化或计划科学有悖于科学的自由前提和自由品格, 因而对科学发展而言并非都是福音, “科学的计划化” 或“计划科学”将会中断“科学”一词所表达的追求, 而代之以另外的一种行动, 那根本就算不上科学, 这“简直无异于杀死了科学。”
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这种自由，往往也只能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体制下才能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最具原创性的科学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国家里产生的原因。
大项目之担忧是杞人忧天
其实，贝尔纳、波兰尼的观点各有正确之处，并非不可调和。杨振宁举原子弹为例，强调科研项目要“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仿佛必须要“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才能“把科技推上去”。可是要达到“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非得“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才能实现吗？
实际上，“规划科学”绝非只有苏联、中国这种体制才能拥有，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甚至如今的跨国“人类基因组项目”、“国际空间站”不都是高度复杂、实行规划的范例吗？民主体制下，一样可以有“大项目”。而且在这些项目中，更好地达到了“计划”与“自由”的结合。
三、俄罗斯民主转型对科学事业影响的启示
俄罗斯数学怪才佩雷尔曼
俄罗斯转型对科技事业的影响或是杨振宁担忧的来源
杨振宁之所以提出“不民主体制对科学事业的促进作用”，担心向民主体制的转变会影响科技事业，其实也并非无的放矢。苏联解体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出现了巨大的动荡，科技事业出现了一落千丈的局面。在“休克疗法”下，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从鼎盛时期的4%左右下降到了只有0.6%，原来受政府大力扶持的科研单位迅速失去了资金保障，科研人员待遇大幅度下降。出现了大量的人员流失，最好的科研人员都去了国外，整个90年代被称为“俄罗斯科学的冬天”。
以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为例，俄罗斯独立以来到现在，一共颁发了5次菲尔茨奖，共有18位杰出的数学家获得此项殊荣，其中有6位俄罗斯人获奖，然而，这6位俄罗斯数学家只有一位生活在俄罗斯本土，就是大名鼎鼎的破解了“庞加莱猜想”的佩雷尔曼，其余的都去了国外。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杨振宁说“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安稳发展的方向。”【详见附件1：钱炜 安然《 “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俄罗斯的教训并非不能够避免
俄罗斯民主转型对科技事业的负面影响，与“休克疗法”有极大的关系，与新的自由体制和旧的计划思想临时的不兼容有很大的关系。这些教训也并非不可避免。
事实上，目前中国无需经历俄罗斯那种休克疗法，市场经济实行了三十年，很多方面已经逐渐跟世界的普遍规范相接轨。在科研领域，只要尽量去除各种干预，如院士评选中体现的、杨振宁自己说的——“在美国，要想成功竞选，是70%靠研究成绩，30%靠关系和做人的态度。但在中国是倒过来的”，通过改革科学院的领导机制，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中国的科研事业不就可以焕发出很多新的活力吗？
当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或那种的问题，但绝不可能必定得使用“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来保障科研活动“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而另一方面，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要想杜绝科研腐败，推动科研活动更加自由，在科学界推进民主都是不二之路。
结语
作为迟来的归国者，杨振宁对当下中国的维护，更多反映了他的“家国情怀”；然而，作为科学界泰山北斗，杨振宁是否更应该发出批评的声音，来促进我国科学事业更好的发展呢？
附件1：
“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钱炜 安然
“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
清华大学科学馆，走廊尽头这个近30平米的房间因为没有丰富的物品陈设而显得有些空旷，然而这个房间里却有一个用来思考整个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大脑。
物理学家杨振宁端坐在办公桌前，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始终用一种缺少变化的语气与我们交谈。他神情温和，那是一种让人感到难以改变的温和，甚至连时间对他的改变都显得那么艰难——这位89岁的东方男人看起来非常健康，言谈举止间保持着足够清晰、敏捷的状态。一个小时的谈话刚一结束，他就起身拎起黑色文件包步出办公室，结束了他日常的半天上班时间。
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即使抛开“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个光环，杨振宁的人生依然有诸多的戏剧性：他生于民国时代，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西南联大完成大学教育，长期在美国投身于科学事业，最终回到祖国。
科学馆西侧的近春园是杨振宁“小时候到处游玩”的地方，从这里走到他在清华园的寓所“归根居”只有一段20分钟的路程，却浓缩了他89年的人生。在这位科学家身上，我们不仅看不到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印迹，也找不到科学天才惯有的孤僻和怪诞。难怪杨振宁的一位老友称他为“最正常的天才”。
就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你对这两本传记评价如何？它们可以看做是对你人生经历的全面总结吗？
杨振宁：我想再三地讲，中国对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历史很长，但现在像西方写人物传记那样去做的，却是很少的。西方人写传记，最大的特点是求真实。而中国当代的很多传记，比如关于华罗庚的、陈景润的，都不忍卒读，是“传记文学”，与文学相关，就有空想的成分在里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
这两本书相当不一样，《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
一个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两位作者没有机会跟这些人长谈，所以不能那么全面。
江才健的书是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他也跟大陆的出版社联系了要出版，后来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因为书中涉及到李政道和我的事情。中国政府尽可能地不要牵扯到这件事里面去，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江才健的书在大陆出版，似乎会代表政府的一个立场。可是后来李政道的传记在大陆出版了，于是江才健又重新联系了这边的出版社，因而这本书最近刚刚获得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你和李政道的关系，我们知道你表示过不再公开讨论此事。但我们还是想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事变迁，你现在对于当年和李政道的矛盾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杨振宁：（沉吟许久）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布，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中的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示，自己最高兴的事，是他因为获奖，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赠了一个免费的停车位。我们听说，你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也有这样一个停车位，而这个停车位还时常被别人所占据。获得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杨振宁：多半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获奖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是在科学前沿非常专注地做研究，获奖之后，也还是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少数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呢？是有的，但也是少数的。我以为，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请评价一下目前国内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
杨振宁：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大举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现在几十年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
科技的发展，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要有大众的支持，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赶上来，是很难的。中国在经济情形这么差的时候，都能使卫星上天，当然是非常成功，而不是非常失败。
但你如果要问我，物理学的前沿，中国发展得怎么样？那当然还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不过，我认为整个发展的势头很快，我可以预言，在以后十年、二十年，在中国本土上，做出最重要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医学界的一个大奖，其中今年的临床医学奖，给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件事情证明，在中国的土壤上，事实上曾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可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被认可。屠呦呦之前没有被国际认可，原因是她的成果没有用英文发表，而且当时又是集体制，弄不清是谁做的。
如果单讲物理学的话，国内也有很好的工作，比如高温超导，在国际上也被公认是一流。
中国新闻周刊：但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一段时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院士评选中落选，由此引发了人们关于院士制度的讨论。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观察？
杨振宁：你要说任何一个国家选院士，过程是不是都有问题？回答是，“是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唯一在中国才有的。美国有2000多个院士，每年选一次，过程是很复杂的。在美国竞选院士，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学术成就，二是做人的态度、人事关系。在美国，要想成功竞选，是70%靠研究成绩，30%靠关系和做人的态度。但在中国是倒过来的。这是我们现在讨论得很厉害的，而这种讨论是有好处的。今后，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往美国那个方向走。
至于饶毅，虽然我和他不是同一个领域的，我想他的工作是没问题的，不过他的作风可能很多人不喜欢，所以他们不投他的票。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形，这并不稀奇。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在邵逸夫奖颁奖仪式上你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对科学的推动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你能否对这个看法做一些解释？
杨振宁：当时有人问我，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另外我还想多讲一些，最终的问题是，什么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中国成立后，你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曾希望你能回国。但当时你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利于你个人学术的发展。而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在文革期间，你是第一位回国访问的科学家。那么，如今你为什么回到中国、回到清华？回来这几年，你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工作进展如何？
杨振宁：我回到清华来，是因为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副校长梁尤能在1990年代就来找我，他们要打造出第一流的大学，希望我来帮忙。一方面清华有这个需要，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帮清华做一些事 。我不认为这对我是一个压力，或是一个负担，这是我愿意做、值得做的一件事。至于怎么个说法，没关系，这很自然。所以我最终在2003年搬了回来。
今天看来，我这个决定是对的。我是帮清华做了一些事情，也在渐渐地发生一些作用，这将在5年、10年后看得更清楚。我有意识地不要把高等研究中心搞得很大，不要量，而是要质的发展。
我们训练出来的本科生，出国以后，都在国外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今天在美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20个年轻科学家中，几乎有一半都是清华出去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成绩。而现在，在美国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这些人预备回来的越来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投身于理论物理的研究，尤其是受父亲的影响，将物理与数学结合得很好。但这些学科在外人看来不仅非常难以理解，而且是很枯燥的。对于你从中体会到的美妙之处，和获得的乐趣，能够给我们描述出来，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吗？
杨振宁：我曾经专门撰写过一篇文章，叫《美与物理学》。物理学是非常美的，这是因为，整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是非常美的。研究物理你就会感到，在世界复杂的表象之下，有非常简洁的秩序和规律可循。
举个例子，现在的网络通讯、X光、伽马射线，所有这些非常复杂的技术和现象，都是基于几个非常简单的方程式的。当年，麦克斯韦用了四行方程式，就定下来无线电、网络通讯的基础。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式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我在文章中说过，那是一种庄严感、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物理学家从中体会到的美，我想正是筹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最终极的美。
中国新闻周刊：1999年5月，在你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上，你的好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称你是“保守的革命者”，你对他这个说法怎么看？
杨振宁：他说得非常对！当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这不是物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钱玄同和傅斯年发表文章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汉字导致的，因此他们主张废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对于这样的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10月28日）
附件2：
《李政道传》有不实之处
杨振宁
半个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形同陌路。两个曾经最亲密的朋友，为何会反目成仇？2010年1月，季羡林之子季承所著的《李政道传》，详细披露二人恩怨始末。
《李政道传》是一本介乎传记与口述历史之间的著作，作者季承是传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于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与李政道合作的细节，而所说的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应，以正视听。
我要说的，只限于能够根据文献讲清楚的几件较大的事情。书中许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领头编辑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下称《2004解谜》)。
我的毕业论文是自己的研究成果
《李政道传》58页有下面一段关于杨振宁1948年博士论文的文字：“第二个问题，虽然李政道给出了答案，但他那时正忙于天体物理的问题，没有深入去研究。吴大猷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写出来。李政道尊重吴大猷先生的意见，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国际公寓里算这个问题。杨振宁来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计算，于是问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杨振宁回应：
这段文字讲了些事实，可是没有讲全部事实，更没有讲最重要的事实。事实是：当时有一个谜团困扰许多研究β衰变的学者：β-γ关联的计算往往是大算一阵子之后，发现许多项都互相消去，结果非常简单。Uhlenbeck和他的学生Falkoff就被此谜团困扰。[Uhlenbeck（1900-1988）是发现电子自旋的物理学家，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得诺贝尔奖。］吴先生从Uhlenbeck那里知道这谜团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经在研究此问题，而并不是和李谈了以后才开始研究此问题。但我却没有大事计算，而是去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项相消！
想的结果是：对称原理是多项相消的内在原因，从而推广此原因，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全文发表后只有9页篇幅，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学教科书就多处引用了我的这些定理。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但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
《李政道传》第四章多处明示或暗示李政道是费米的博士生，而杨振宁不是。
杨振宁回应：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证明一：费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过不少学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联名发表过理论物理文章。证明二：1948年春费米为了弄懂Schwinger对重整化的工作（这是当时最红的研究领域），每星期两、三个上午在他的办公室中讨论此工作。证明三：费米出差的时候，常请我代课，从没有请李。证明四：费米于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岁。他最后住医院期间我专程自美国东岸飞往芝加哥去看他。李没有去看他。证明五：费米逝世以后，Segre为编辑费米的全集邀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有邀李。等等。
关于排名次序问题，我当时把李政道当弟弟培植
《李政道传》第六章提到了“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所谓“疏离”是指1952年他们两篇统计力学文章的排名次序问题；《2004解谜》的第8问答也是关于此问题的。
杨振宁回应：
首先，需要指出，整体而言，统计力学向来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不是李的领域。从1944到1952年，我单独在此领域发表过五篇文章，其中关于二维晶格系统自发磁化的文章是此领域的一个突破。李一生一共只发表过12篇统计力学文章，其中11篇都是1952-1960年间和我合作的成果，这清楚显示了他在此领域所处位置。而我们1962年分手之后，我在此领域继续工作，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67年与1969年有关一维系统的两篇都具有开创性意义。1999年我获颁Onsager奖，那是此领域最重要的奖项。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领域，在2008至2009年间又已经发表了六篇文章。
至于前述引起排名问题的那两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1951年秋天李来普林斯顿，此时他尚未在统计力学领域有任何学术成果。我向他介绍了我上述那篇二维晶格自发磁化的文章，从此文开始我们企图进一步推广。这两篇文章很有名，是经典文献，都是由我执笔写的。其研究态度与方法今天都公认为是我的风格。当时把两篇文章都签名为杨—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计划两篇文章的签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后来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礼的忠告，签名才变成一篇杨李，一篇李杨。这是什么缘故呢？
Mills（曾经的合作者）说我曾慷慨帮助比自己年轻的物理学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当时把他当作是我的弟弟，尽力培植。
关于决裂，是李政道先引起的争端
李和杨1962年决裂以后，是谁先在公众场合讨论宇称不守恒研究的经过，是谁先引起公开争端的呢？《李政道传》和《2004解谜》都指责杨振宁，说是1983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一书起的头。
杨振宁回应：
事实是这样的。1968-1971年间李在多处作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包括在意大利、哥伦比亚大学等各处。许多听过他的演讲的人告诉我，他基本上是说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是由他开始和主持，中间要找人帮忙计算，就找了我。听后我当然感到震惊与愤怒，可是由于没有见到出版的文献，所以并没有作任何公开响应。直到十年后，我偶然在一本1971年出版的书中，看到了李1970年在西西里岛Erice的演讲，才了解传言并非虚构。这样，我才在1983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中第一次作公开响应。
没有料到我们的被羡妒的合作会演变成后来的悲剧
李政道和我在1946~1957年间的合作非常非常成功。我曾说它当时被同行们羡慕和妒忌。记得那时我也曾为苏轼给他弟弟的诗句所深深感动：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
那时怎么样也不会料到我们的被羡妒的合作会演变成后来的悲剧。
Pais是有名的《爱因斯坦传》的作者。他跟李和我都曾是多年的朋友与同事。他对杨李的合与分写过下面的一段话：
“我认为要了解其中真相，要对中国传统比我有更多的知识……”
在众多讨论杨李之合与分的文章中，这恐怕是最有深度的一段话。（2010年03月21日华商晨报）
附件3：
附件4：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杨振宁(英文名：Chen-Ning Franklin Yang，1922年10月1日-)，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与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和杨振宁是首两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人士。
杨振宁的物理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在统计物理，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特别是他和李政道合作期间成果丰硕。
在统计物理方面，他与李政道合作关于相变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为经典文献；他本人在1967年首先发现的Yang-Baxter方程为可积模型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对物理和数学都有广泛的影响；他还提出了非对角长程序的概念。
1954年，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羅伯特·米爾斯，請移除內部連結助手一道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即非阿贝尔规范理论，杨-米尔斯理论对基础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基础;1970年代他与吴大峻合作研究规范理论的整体性质，亦即规范理论与数学上纤维丛的密切联系，杨-米尔斯理论的数学性质也是近三十多年来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杨振宁与李政道于1940年代末开始亲密而富有成果的合作，但在1960年代初终止。曾是好友的两人，最后却演变成彻底决裂、连碰面都尽量避免的地步，成为华人学术界的憾事。关于他们个人关系分裂的原因，杨李双方偶有公开叙述，然而各有说辞，令外界对真实原因依然不得而知。杨振宁曾形容他和李政道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这样深厚的一个关系，破裂的时候，我想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级的痛苦。”杨振宁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与李政道的决裂是他今生最大遗憾。
根据李政道的文章，主因是谁是其理论(宇称不守恒)意念的始创者之争。
杨振宁晚年不看好高能物理的未来，认为高能物理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杨振宁，原籍中国，汉族，安徽省肥西县人，1922年10月1日生。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理论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57年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则于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此外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卓越的重大贡献。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 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Rumford)，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新快报
附件5：
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
张国
在有人猜测他已不做研究的时候，6月18日，89岁的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在南开大学向同行报告了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他修改了自己多年前一项理论的不完备之处。
除了回答提问时须用助听器，这位老人留给听众的印象是思维之敏捷、表达之清晰不亚于青年，虽然他上一年还大病一场，进过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杨振宁说，自己40多年前的研究涉及了冷原子领域，但当时缺乏实验技术证实，后来因故中止。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实验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自己多年前的一些工作得到了证实，于是又回到了这个领域。目前，冷原子是物理学的热门领域之一。
2008年，86岁的杨振宁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冷原子方面的新论文，令同行惊讶于他的学术活力。此后至今，他已陆续发表了将近10篇论文，放在年轻学者中也属“高产”。
他不喜做寿，因为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
2011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担心他站久了腿会发抖，后悔未能预备一把椅子。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几年慢慢想通了”的困惑。人们原本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振宁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年轻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心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脾气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辩论。
比杨振宁年轻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慨，每次自己不想多干，觉得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谈过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专家”来形容他，认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意见。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张学术上的平等，还体现在，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助中外有别，国人补助5元，外宾补助40元，吃饭时往往隔着一道屏风。杨先生坚持，在南开开会，无论中外，补助相同。
他因有约在先曾谢绝领导人宴请
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院士认为，近年来，一些人对杨振宁有非议，网上有种声音，对杨先生的贡献讲得很少，有些甚至是污蔑。
针对杨振宁的污名包括，有人批评他晚年回到中国，拿了高额报酬，故意说些好话去取悦政府。例如，他赞美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比美国更扎实，批评的声音扑面而来。
朱邦芬说，杨先生接受东西方文化熏陶，他确实是由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讨好政府。
批评者未必知道，杨振宁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面向周恩来总理直陈“中国政府的片面的平均主义已经毁了中国的科学”。
“杨先生经常两头不落好。他不像有些人，拐个弯让你揣摩体会。这是学术大师直率的性格。”葛墨林说。
葛墨林定期向杨振宁报告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有次，两人在北京约谈。恰有某副部级领导去请杨振宁，有位国家领导人邀他赴宴。在场的葛墨林以为，自己要谈的事情没那么紧要，杨振宁应先见领导，谁知杨振宁却谢绝了来自中南海的邀请，原因是“我已经有约会了”。
忆及此事，葛墨林说，杨先生仅因有约在先就回绝了领导，又怎会曲意逢迎？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杨振宁曾“伸出手来”，请他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那年石溪分校的名额已满，杨先生为他争取了额外名额。他说：“杨先生一看到有什么科学前沿的事情，就想到中国该怎么做。杨先生一方面热爱祖国，一方面提携我们年轻人。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够我们学习一辈子。”
他的薪水分文不取
朱邦芬在南开大学讲的一件事情，令在场的许多学者感到惊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立的。在杨振宁将精力转向清华之后，陈省身两次让葛墨林给他带话：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是你的“亲儿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据葛墨林回忆，杨振宁“管”得很细。从1988年开始，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习班，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募捐讲课费。
1992年，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负责打字。他甚至考虑到了外宾喝咖啡的习惯，打算自带咖啡壶。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葛墨林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杨先生率性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他主张“杨李之争”留给后人评判
科学史上，亲密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决裂，一直为人关注。与两位大师均有交往的葛墨林说，关于“杨李之争”，杨振宁一贯主张，双方把所有资料都公布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葛墨林说，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1990年，李政道先生在兰州大学发起一个学术会议，原定的会议组织者在外无法及时回国，临时改由葛墨林领衔组织。葛墨林当时在石溪分校访问，遂向杨振宁表示要早回国几日筹备，杨先生建议他至少要提前10天，还帮忙出面向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发出了会议邀请。
1979～1989年，李政道在中国发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一些中国学者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些人不回来谁负责”。有人去问杨振宁的意见，满以为他会加入反对派，但杨振宁坦率地说：这些人将来回不回国不能由李政道负责。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说话，因为我就是出国没有回来的。
他的生活得益于翁帆的照顾
在非学术领域，外界对于这位物理学大师最大的非议源于他82岁时与相差54岁的翁帆结婚。
2011年，他们惊世骇俗的婚姻进入第7个年头。葛墨林说，原本“说话刻薄”的一些同行，现在也对翁帆评价很高。而他认为，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跟翁帆婚后的照顾绝对分不开。“翁帆绝对是有功劳的。”
杨振宁再婚之前，葛墨林有次去清华探望，发现他穿着睡衣，脸色腊黄，发烧39.3摄氏度。虽然杨先生告诉他，身体如有问题会打电话求助，但葛墨林还是担心，万一有危险而电话不在手边怎么办？
2010年9月，杨振宁突发高烧，陷入半昏迷状态，说的话人们都听不懂，进了重症监护室。葛墨林说，杨先生住院时，翁帆的照料有目共睹。
近些年里，杨振宁已多次入院。葛墨林说，翁帆对杨先生照顾很细，杨先生冬天出门前，翁帆一定为他系上围巾。逛公园，走十几分钟路，翁帆就坚持要歇一歇，找一块石头，扫得很干净。
据朱邦芬透露，杨振宁、翁帆夫妇的共同话题很多。参观美术展后，他们会分别找出最喜欢的作品，再看与对方是否一致。这是二人之间的小游戏。
杨振宁并非不知一些人对于他这段婚姻的看法。他甚至曾与翁帆联名撰文，回应一位香港女作家的批评。在写给翁帆的诗里，他称她是“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这一次，在南开大学，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杨振宁夫妇手挽着手。这是他近年出席公开活动常见的情景。在校方为他举办的生日晚宴上，他表示，自己虽然上了年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年轻，也许这是自己对翁帆有吸引力的地方。早在订婚之初，他就对朋友这样讲过。
令葛墨林感到遗憾的是，外界跟杨先生没有接触的人，总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他，猜测他。而杨先生依然故我。
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文集，收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谈话，有些地方对“文革”某一方面的事物持赞成态度，而他事后也发现了当时的不足。预先看到文稿的葛墨林劝他删掉这些内容，不要引起误会。杨振宁却执意全部发表。他说，自己就是要全都拿出去，让人家可以了解杨振宁真正的心路历程。(中国青年报2011年06月21日)
附件6：
“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内容、解释和意义
周忠宝，马超群
摘要：苏联科学史家科热伏尼科夫曾经观察到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苏联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也即斯大林政治迫害最严厉的时候反而做出了最出色的成就。笔者将这一反常现象称为“科热伏尼科夫佯谬”，并对它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解释；阐述了“科热伏尼科夫佯谬”对于科学史研究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科热伏尼科夫佯谬；苏联科学史
科学史上有很多令人不解的现象，它们常常引起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们的好奇。以研究中国科技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博士，因对15世纪前中国科技一直领先于西方而最终近代科学竟然没有产生于中国这一现象迷惑不解，而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的焦点在于，在各种条件看上去对中国都很有利的情况下(因而近代科学应该诞生于中国)，近代科学却实际上没有产生于中国。无独有偶，科学史家阿列克谢·科热伏尼科夫(Aleksei Kozhevnikov)在研究苏联科学史时提出了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问题：“苏联科学史上令人难以理解的主要事情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便是这个国家的科学为什么并不那么糟糕(如果很糟糕，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而正相反；为什么在各式各样的不利条件下，它仍然干得很好，有时甚至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好”。科热夫尼科夫的疑问是在考察到下述现象时产生的：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恐怖与专制的时代)所做的工作，苏联科学家获得了四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特别的，这些物理学家中的一位--朗道(Landau，Lev Davidovich)——正是在进行他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之前三年(1938年)，由斯大林下令逮捕的。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引起科热伏尼科夫上述疑问的现象称为“科热伏尼科夫佯谬”。
一、“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内容
鉴于“科热伏尼科夫佯谬”不像“李约瑟难题”那样广为人知，有必要对其作更详尽的描述。
1、残酷的迫害
苏联科学界从1928年起就接连受到政治迫害。1928年3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指控煤矿工业中的大批专家和工程师犯有蓄意迫害、制造事故、爆炸矿井、同住在国外的从前的企业老板秘密保持罪恶的勾结，及其他各种罪行。于是，50名专家被逮捕，其中11名专家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被称为“沙赫特案”。“沙赫特案”不过是众多同类性质“案件”的开端。1929年4月，斯大林发表讲话，认为国内还存在着许多潜伏的“沙赫特分子”，要全部揭发出来。于是，包括著名农业科学家A·V·察叶安诺夫和G·多伊阿伦柯在内的一大批老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宣布为“反苏维埃的”“资产阶级”分子而遭到声讨、逮捕、审判和处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科学家大多是某些科学思想学派或理论方面的创始人。例如，俄罗斯遗传学派的创建人切特维利科夫就被逮捕并流放到遥远的乌拉尔地区。26年后才得以复职的他还没来得及领受德国自然科学院为纪念《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而颁发给他的达尔文特别奖，就与世长辞了。1929年夏，苏联科学院被指控为“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中心”。不久，包括三名院士在内的200多名高级研究人员被逮捕，数以百计的人被开除。另一份数据则表明，在1929年秋季短短几个星期内，科学院中总计约650人遭到清洗。1930—1931年，继“沙赫特案”之后，又揭发出“工业党”、“劳动农民党”、“俄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全国局”这样三个大规模的“反革命集团”。伴随着这些事件而来的是生理学家巴浦洛夫、精神科医学家贝夫特列夫以及约飞、塔姆、福克、弗兰克里等许多著名物理学家被斥责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者。一大批出身好却不学无术的年轻人取代了真正懂行的“旧的资产阶级专家”。据统计，1932年苏联专家中工农出身的比例达到65％，比1929年增加了一倍。尽管如此，真正的清洗高潮直到1937年才开始。在这次清洗中，仅天文学家中就有大约20％的人被捕。据罗伊·麦德维杰夫提供的一份名单，1937年至1938年间共有100多名著名科学家被捕，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如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院院士列夫·朗道；前农业科学院院长、科学院院士尼古拉·瓦维洛夫；著名遗传学家奥尔基·卡尔彼琴科；苏联最优秀的飞机设计师A·N·图波列夫。更为触目惊心的是，甚至在1941—1945年战争期间国内的大屠杀也没有停止。1948年，农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纪念会结束后不久，又有约3000名技术人员和学者遭到各种不同的迫害。世界闻名的生物学家瓦·瓦维洛夫于同年被捕，监禁9个月后未宣布任何罪状，由于饥饿和痛苦死于狱中。
2、辉煌的成就
尽管在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下(1924—1953)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苏联的科学仍然在此期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科热夫尼科夫列出的四项后来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工作只是其中最耀眼的部分。这四次诺贝尔奖是：1958年切连科夫(Cherenkov，Pavel Alekseyevich)、塔姆(Tamm，Igor Yevgenyevich)和弗兰克(Frank，IlyaMikhaylovich)对切连科夫效应的发现和解释；1962年朗道的凝聚态理论；1964年巴索夫(Basov，NikilaiGennadievich)和普罗霍罗夫(Prokhorov，AlexanderMilhailovich)的微波激射理论(后导致激光器的发明)和1978年卡皮察(Kapitza，Peter Leonidovich)的低温物理研究。它们的开始和完成时间分别为1934-1937年、1937-1941年、1944-1958年和1929-1937年。除了巴索夫和普罗霍罗夫的工作其最后完成时间距斯大林去世已有5年，其余三项的起止时间都位于斯大林统治时期内。在此期间完成并载人史册的重大科学成就还有：1925年，瓦维洛夫(Avilov，Nikolay lvanovich)提出基因中心论；1928年，谢苗诺夫(Senmenov，Nikolay Nikolaevich)发现链式分支反应并作出解释，随后提出热爆炸和链式爆炸理论，后获1956年诺贝尔化学奖；1929年，约飞提出温差电池；929年，齐奥尔科夫斯基(Tsioldovsky，Konstantin Eduardovich)提出多级火箭结构设想；1935年，库尔恰托夫(Kurchatov，IgorVasilevich)发现同质异能现象；1937年，奥巴林(Oparin，Alexanderlvanovich)从存在着甲烷和氨的大气和太阳能能源的观点出发，推理得出了可能逐渐出现生命的一系列步骤，首次科学解释了地球生命的起源问题；1939年，弗里拉夫和彼特罗基洛克发现铀核的自发裂变现象；1945年，维克斯列尔(Veksler，Vladirmir losifovieh)研究出一种新的加速原理——自动稳相原理；1948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可用于生产的原子反应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项都是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除去它们，苏联作出的值得称道的科学成就就所剩无几了。事实上，苏联哪个时代创造的科学成就都没有斯大林时代多。斯大林之后再也没有人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了。但斯大林时代恰恰又是苏联政治最不民主的时代，是苏联科学家遭受政治迫害最深的时代。面对这种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强烈反差，我们如何解释?
二、“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解释
要解释“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目光就不能局限于政治环境这一消极因素，而要透过它去看同时伴随的各种不易察觉的积极因素。
1、外国援助
A·C·萨顿(注意，此萨顿非Gorge Sarton)曾对苏联经济发展作过细致研究。他认为，苏联建国后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本国的制度安排，而在于德、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对苏联的大量技术援助。而这些技术援助主要集中于1930年至1945年间，也即斯大林的主要任期。根据萨顿的考察，苏联只有两个主要项目--SK-B合成橡胶和拉姆津“单程”锅炉——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较次要的设计(几种飞机、一种机枪和一种无动力的联合收割机)可以准确地被看作是苏联的技术成果，其余则全是从西方转移而来。斯大林亦直言不讳地说：1944年以前苏联建设的所有大型企业，三分之二是美国援建的。德英美等国不仅向苏联输入技术和资本，而且直接派遣各种专家参与和领导苏联的工业建设。据萨顿收集的资料统计，仅1932年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种外国专家即达6800人之多。
应当指出的是，萨顿本人并没有提出外国援助促进了苏联科学发展的观点，他只是认为这些援助对苏联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无疑也惠及科学。首先，只有当外国援助使得苏联经济迅速发展后，苏联的科学研究在资金和设备上才能有坚实的保障。科学发展进入20世纪后，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都已非从前所能比，只需纸笔的牛顿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没有相应的设备和经费，在20世纪开展科学研究只会举步维艰。而要提供这些设备和经费，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外国的援助不但使得苏联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从而间接上为苏联科学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在少数情况下还直接为苏联科技人员提供实验设备。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曾在英国的卢瑟福实验室工作，1934年卡皮察回国后卢瑟福将他在英国研究用的实验设备全部移交给了苏联科学院，使得卡皮察得以继续他的研究，最终作出后来荣膺诺贝尔奖的杰出成就。这样的支持对于建国不久、百废待兴的苏联是绝不可小视的。其次，外国的技术援助还使得苏联科学家有可能从短期的工业应用研究中解脱出来，从事长期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事实上，50年代后，苏联在基础科学领域成就渐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外国技术专家撤走后，苏联大批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人员不得不转向直接面向国民经济的应用研究。1955年，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A．N．Nesmeianov)就抱怨：院士中工程师太多了，并且政府与党的官员接连不断地以解决范围狭小的生产问题的要求来干扰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工作。科学院应该干他最擅长的工作，而把工业研究让给其他机构来做。
可见，斯大林时代外国提供的大量技术援助是保证当时大量科学产出的重要外部条件。但单纯从外部因素考虑“科热夫尼科夫佯谬”显然是不全面的，要说明苏联的科学成就还必须从苏联本国的内部条件着眼。
2、制度变革
事实上，已有论者指出，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西方(指西欧)科学开始衰落，而苏联科学却“风景这边独好”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种优越体现在：首先，苏联能够发现资本主义制度上的一些缺陷，在科学上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加以弥补。20世纪20年代，在单个研究所，而不是在大学或学院进行研究的概念，在世界各国还是比较新的。苏联在考察西方模式之后大胆创新，建立了研究所这种新的新模式。事实证明，苏联的研究所模式对于集中人力物力从事专项研究是颇有成效的。至少在短期内科学家能够避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心从事科学研究。其次，与人们通常的想象的相反，当时的苏联科学虽然采取了集中规划的方式进行，但苏联科学仍然维持有相当多的自主权。美国科学史家韦斯特福尔在考察近代科学的建构过程中曾指出，作为一种建制的科学在17世纪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法国的皇家科学院，一种是英国的皇家学会。前者组织严密，国家支持大，资金充裕，可以从事像测量地球这样耗资巨大的项目研究，但同时受到政府的支配也大；后者组织松散，国家干预少，气氛自由，允许进行各种业余爱好研究，但政府支持少，不能从事大型研究。与这两种科学组织形式比较起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苏联科学兼具二者之长而无它们之短。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势决定的。由于制度变革完成不久，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帝国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持一种猜疑甚至敌意的态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1928年以前，科学院中没有一名院士是党员。为了反对政府下达的指令，科学院经常拿出自己的工作计划与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展开对抗。这种对抗的旷日持久从代表政府立场的沃尔根院士在1933年的一次的讲话即可见一斑，他说：“除了某些早已在科学院工作的同志以外，许多同志也许都不能想象，为了把科学工作的计划这个简单的思想运用到科学院中来，曾经要求我们进行了怎么样的斗争，作了多少努力，进行了多少谈话，科学院的共产党员和靠近它们的非党人士在这件事情中付出了多少劳动”。这样，虽然苏联政府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对科学院相当重视，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科学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它在获得大量国家支持的同时，却又不为政府的短期利益所支配，这就使得苏联能够在三、四十年代做出一批高质量的基础科学成就。50年代后，科学家对新政府逐渐认同，政府的控制力加强，科学家自由研究的机会减少，于是出现像原子弹、氢弹、卫星等应用科学成就逐渐增多，而重大基础科学突破逐渐减少的现象。
3、环境逼迫
前面两条分析从间接上解释了“科热伏尼科夫佯谬”。它指出了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苏联，除了存在比较明显的恶劣政治环境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积极因素在起作用。但事实上，即使是恶劣的政治环境这一消极因素本身，在当时也产生了某种积极作用，因为在恶劣环境下，有一种退守和寄托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对此，司马迁有过很好的论述：“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来者。”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我只能决心作防守的计划，一个铁打的大'不’字，是我唯一的防御武器；一个'逃’字，是我打算对付敌人追击过来的时候的战术方针。一次又一次的引诱和攻击，果然来了，总算凭着上面所说的战术，没有遭到很厉害的蹂躏。然而我认识了危机是重大的。我这才了解了我那些朋友，怎样一个个地被人勾引过去的，才多少体会了我为什么感到四壁萧条，'我们’都化为乌有了。这是一个辛酸的局面。这个局面，便更促使我把地质当作防空洞，喘息所。”[14]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像李四光这样将科学作为“防空洞”和“喘息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当现实不能令人满意时，科学不但是可以退守的物质领地，而且是可以寄托的精神空间。在这种状态下从事科学研究，往往会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执著追求，也就往往会产生重大突破。斯大林时代正是这种情况。另外，斯大林时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斯大林一方面逮捕了很多持异见的科学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这些优秀分子来帮助发展国内经济和赢得对外战争，于是许多科学家得以在监狱里继续他们的实验和研究。在监狱里科学家们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同时，他们也受到了更少的外界干扰，这对他们埋头工作反而是一个短期内更为有利的环境。
4、效应延迟
上面的所有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下的：即结果产生的原因是与结果同时发生的，斯大林时代的科学成就只能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条件去分析。但事实上，这一假设是不合理的，由于光速的有限性，任何一项作用发生后都不会立刻产生效果，而是需要一段时间。只是通常情况下由于所需时间很短，我们会误以为作用原因与作用结果同时出现，这就是所谓“延迟效应”。延迟效应不只是物理上的独有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也广泛存在。所以，在分析“科热伏尼科夫佯谬”时我们必须问：斯大林时代的科学成就是不是斯大林时代造就的？即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卡皮察和朗道为例，他们一个在英国工作过14年，一个在德国和英国访问工作多年。正是这些年在国外的接触和积累，才使他们回国后能够在短期内做出杰出成就。原苏联科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科学》一书中将1922－1928年这段时间称为苏联科学的黄金时代，但事实上这段时间内苏联的科学成就并不突出。可见所谓“黄金时代”并不是指科学产出，而是指科研环境，即作者指出的“新的形势，再加上国家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给予大力支援，为苏联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异常良好的气候。”正是这段时间的良好气候孕育了三、四十年代真正的“黄金时代”。换言之，斯大林暴政时代的科学成就，部分是前十年的良好环境延迟作用的结果。同样因为延迟作用，斯大林时代的暴政所产生的恶果要等到斯大林时代结束后才慢慢显露。只有考虑延迟效应，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之后政治走向民主，科学却反而走向衰落。
三、“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意义
“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能够引起人们对俄罗斯和苏联科学史的兴趣和关注。由 于俄国在地理上的特殊位置，它既不完全属于西方国家，也不完全属于东方国家。这一尴尬地位使得俄 罗斯和苏联科学完全没有被纳入世界科学史的进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汤浅光朝注意到了20世纪世界科 学中心由西欧转移到美国，却忽略了在西欧科学衰落和美国科学兴起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过渡时段：20世 纪20至50年代。在这个过渡时段，苏联科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50年代后的 美苏争霸，但是，如果没有苏联科学在50年代之前的崛起，美苏争霸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科热 伏尼科夫佯谬”对理解世界科学史的变迁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中国而言，“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意义则更为特殊。这不只是因为苏联与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因为，中国50至70年代与苏联20 至50年代的情形惊人的相似。同样是政治环境很糟糕，却同样做出了出色的成就。1982年中国评出的 一大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几乎全是这个时候做出的。相反，后来政治环境变好了，一等奖却连年空缺。 因此，“科热伏尼科夫佯谬”对中国而言具有普遍意义，对“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理解也会有助于对 中国当代科学史的理解。
当然，就一般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理论而言，“科热伏尼科夫佯谬”仍然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科学 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巴伯在考察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构造了一个有利于科学进步的理想社会类型，并认为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自由”国家比纳粹德国和苏联那样的“极权”国家更接近于理想类型，因 而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16]。 如果剔除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巴伯的观点可以更中性化的表述为：自由、 民主比计划、专制更有利于科学进步。我们承认，在一般意义上，巴伯的观点能够概括绝大多数事实。 但诚如默顿敏锐指出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同一种文化价值可以导致出直接相互矛盾的结果。”例 如，19世纪当纯粹数学兴起的时候，许多科学家都一致反对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主义限制了科学潜在生 长方向的可能。但是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初，当科学尚未获得社会自主性的时候，科学家们却总是急于宣 称它们的科学发现对社会如何如何有用，因为唯有如此，科学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同样，无论 是自由、民主还是计划、专制也都可能在科学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时而是“好人”，时而是“坏人”。 所以，如果说“科热伏尼科夫佯谬”不能完全改变我们以前的看法，它至少能帮助我们深化以前的认识， 从而避免任何简单却失之片面地概括。
在方法论上，“科热伏尼科夫佯谬”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研究科学史的国别研究，不能局限于 这个国家内部，而要广泛注意国家间的科学交流。用系统学的语言来阐述就是，在考察系统内部结构的 同时不能忘记系统的外部环境。科学史的研究方法有一个从内史到外史的演变过程。如果将科学作为一 个系统，那么所谓内史方法就是只研究系统的内部结构，而外史方法就是同时考虑系统的外部环境。但 是，当科学与社会一体化之后，当科学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构成一个新的系统时，就需要将外史方法 进一步扩展，继续考察这个新系统的外部环境。这时的“外”就不只是科学之外而是国家之外了。我们 在“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解释（1）中揭示了这一点。其次，不但要注意理想和成熟形态的社会因素 对科学的影响，还要注重那些非成熟形态、过渡性的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比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从建立到成熟有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个过渡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具有典型资本主义和典型社会主 义的特点。因此，它对科学的作用和影响也具有双重特征。这时，任何成熟的理论都不可能对其作出准 确刻划，它需要重新理解和解释。第三，科学史研究需要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对反常现象作出 较好的解释。因为科学创造不但是一个智力过程，也是一个心理过程；历史不但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 一个人工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史研究不但要将外史方法扩展，还要将内史方法扩展，不但要研 究科学的内部，还要深入到科学家的内心。最后，科学史研究应尽早摆脱静力学的研究方法，积极运用 动力学的分析工具。因为历史的本质在于它的时间性，将历史做成切片进行研究的静力学方法恰恰抽掉 了历史的这一本质，于是像“延迟效应”这样的普遍现象反而常常被科学史家所忽略。（2011年11月04日北京市政府网站）
附件7：
解读“李森科事件”
沈栖
历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李森科事件”，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一个黑暗的深渊。李森科本是一个学识浅薄、无甚建树的宵小，却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其钻营投机、献媚权贵、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卑劣手段和卑微人格暂且不论，解读这一深重灾难的政治、社会、学界的生态原因，于今仍会给人以一定的警策和启迪。
非科学的功利性的目标介入，催生了伪科学。众所周知，科学最高的价值就是求真，所有的科学规律都是为求真服务的，其他一切非科学的功利性的目标介入科学研究，都极有可能使研究成果“失真”，从而动摇整个科学的基础，使科学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同时也会催生大量伪科学的出现。李森科将自己的“学说”,夸大为一种哲学体系，使之赋有一种社会政治内涵，因此其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功利，即完全服从于他的狭隘的政治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为了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他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经不起任何科学理性的检验。例如，他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而认为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才能取得好收成，但为了提高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实验田的产量，李森科却暗中施用了大量的化学肥料，因此，李森科实验田的产量并不能证明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的优越性。诸如此类的伪科学在李森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屡见不鲜，它直接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局面。
学术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真正的科学被扼杀，真正的科学家被驱出科学的殿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科学界已经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一些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并由此引发了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疾风暴雨。李森科靠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这一政治动向，于是他处心积虑，把自己打扮成苏联著名科学家米丘林的继承人。他宣称：只有细胞才是遗传的单位，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在李森科看来，由孟德尔和摩尔根等人建立的西方遗传学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因此应该被禁止。李森科甚至把被誉为“20世纪生物学的路标”的苏联科学界泰斗瓦维洛夫诬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作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瓦维洛夫强调的是严谨的思维、严格的实验，绝不容忍科研中的个人随意性，而米丘林则不然，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规范的科学训练，多依个人的经验和直感从事科研工作。前者为实验性的科学家，后者为经验性的技术专家，所信守的学说不同，本是可有“互补”的优势，然而，一经贴上“阶级”的标签，使之成了势同水火的对峙阵营。瓦维洛夫等科学家及其所有的遗传学研究变成了“戈培尔的宣传工具”，被扣上“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帽子。李森科甚至杀气腾腾地下令：“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我们的科学中消灭掉！”1948年的“八月会议”前后，多达3000名遗传学家、农学家、植物学家被诬指为“科学上的反动派”而遭逮捕、流放，当时西方科学界不约而同地将“八月会议”同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迫害等同起来。在李森科把持下，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研究一蹶不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世界遗传学已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巅峰状态之时，苏联遗传学还停留于细胞遗传学时代，整整落后了一个甲子！
苏联一部分知识分子丧失良知，对“李森科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李森科围剿遗传学、镇压瓦维洛夫的过程中，苏联知识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在瓦维洛夫瘐后十五年，其侦查案卷公开，令人惊诧的是，诸多耳目竟然来自知识界，换言之，瓦维洛夫早就生活在告密织成的罗网之中，诸如亚库什金、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格·尼·什雷科夫等，都成了权力机构安装在瓦维洛夫身边的“窃听器”，这些犹大式的教授、博士助桀为虐，使李森科借助当局的政治迫害如此得心应手，如此肆无忌惮。可以毫不夸饰地说，瓦维洛夫实际上是政治强权和文化败类合谋的牺牲品，而“李森科事件”也正是这两者交媾的畸形儿。
强权左右科学研究，势必酿成暴力肢解科学的悲剧。李森科明知在学术上战胜不了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李的这一战略得到了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怂恿和支持。李森科的“看家本领”便是“春化法”。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森科的父亲把冬小麦的种子在春天播种，结果，当年的收成出奇的好，这件事情引起了当时还是育种员的李森科的注意，于是，他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育种方法，即在种植之前令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当时正在为粮食短缺犯愁的斯大林对李森科的“伟大”发现大加赞赏，下令：“地无分南北，一律大种春小麦！”还明确表示：“党需要的不是像瓦维洛夫那样，而是像李森科那样工作。”斯大林还亲自垂询、校阅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的主题报告《论生物学现状》，这一主题报告翌日刊登在苏联所有的中央级报纸上，总发行量达七千万份（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可有一份）。而赫鲁晓夫不仅全力支持李森科的《农作物遗传性定向变异的理论基础》，还指使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设定一个委员会起草法令，规定苏联的所有生物学家必须以李森科为榜样，面向生活，加强生物学同实践的联系，从法制上来强化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得他对一班反对者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他倚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宠幸”，以其“理论”对现代遗传学进行全面进攻，并逐渐将恶劣影响波及整个苏联科学界。
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恩所说：“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三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毁灭公理。”1965年，李森科的垮台和在苏联生物学界掀起波澜壮阔的“瓦维洛夫之春”运动，完全印证了这一不刊之论。（2009年03月24日东方网）（腾讯“今日话题”第18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