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明鹿鼎记36: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五)

　　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上海各界许多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我也耳濡目染，与很多名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例如中国文坛巨匠巴金。我们家住在武康路117号时，与住在武康路113号上的巴金家仅有二三十米，我经常在路上与巴老不期而遇。其他在上海的著名艺术家，如京剧泰斗、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也都是我十分敬仰的大家。

　　“文革”中，与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一样，各界知名人士也成了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的重点对象，几乎无人幸免，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仅以巴金、周信芳和贺绿汀三位大家的受难经历，来揭露这些知名人士在“文革”所遭受的深重劫难。

　　周信芳从7岁就登台演戏，艺名“麒麟童”，青少年时代便饮誉大江南北。他一生中演过近六百出戏，创作、改编了两三百出戏，成功创造了一大批经典的戏剧人物形象。他主演的《打渔杀家》、《徐策跑城》、《追韩信》、《乌龙院》、《四进士》等剧目，成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从五十年代起，周信芳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职务。1959年，年届64岁的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同年，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之托，主演并导演了倡导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京剧《海瑞上疏》，在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引起了轰动。

　　周信芳及夫人裘丽琳在三十年代曾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们对当时化名为“蓝苹”的江青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从1963年起，以“文化旗手”自居的江青到沪搞“文艺革命”，其中《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是她主抓的两出样板戏。周信芳对江青从不阿谀奉承，对她到处插手“摘桃子”、窃取别人创作成果的行径也十分看不惯。在创作“样板戏”方面，周信芳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例如，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都给主要演员安排很多大段唱腔。1965年，江青下令上海京剧院停下锣鼓，单打一地搞这两出“样板戏”。身为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严正提出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睚眦必报的江青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信芳的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意与他这样的人坐在一起。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经周总理亲自提议而担任了大会顾问的周信芳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京剧革命作出过的一些尝试。这篇文章拿到张春桥那里，没想到他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跟着江青鞍前马后搞“文艺革命”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刊出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点了《海瑞上疏》的名。随后，张春桥窜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山》为名，当众讨伐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1966年2月12日，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解放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把《海瑞上疏》说成是“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诬称《海瑞上疏》“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5月26日，张春桥又指使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的文章，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这三篇文章把周信芳抛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周信芳压来，他被责令交待问题。6月中旬，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周信芳的文章，诬蔑他是“反共老手”、“京剧界的南霸天”。

　　8月22日，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一群红卫兵造反派到长乐路的周信芳家里抄家。周信芳的儿媳敏祯遭到毒打，昏死过去。造反派抓到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把她的一头短发剪成“牛鬼头”，玫玫从此被逼疯了，后来被收进上海市精神病医院。周信芳和儿子回家后，造反派在周家开起了批判会。周信芳面对造反派的逼问，只是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共产党员！”造反派随后在周家乱打乱砸，把他穿着戏装，与周恩来总理、陈毅陈老总的合影统统撕得粉碎，还用墨汁在墙上涂上“打倒周信芳”的标语……

　　“一月风暴”中，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游街示众”。他胸前挂着写有“反动权威周信芳”的白色大牌子，其中“周信芳”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红色的“×”。周信芳被造反派打得口鼻流血，脸上青紫一片。此后，他被关进了“牛棚”，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打骂。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质问周信芳：“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周信芳回答：“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造反派说：“你演《海瑞上疏》，还不是反对毛主席？”周信芳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自己硬要把嘉靖皇帝跟毛主席扯在一起，这是你们的反动，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啊！”造反派被说得恼羞成怒，对周信芳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周信芳与夫人裘丽琳数十年来患难与共，感情深厚。裘丽琳自己多次被造反派拉出去殴打，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可是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她还对女儿说：“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不然他们要打死你父亲的。”有一次，裘丽琳与其他几个文艺界的女“牛鬼蛇神”被一伙造反派拖上卡车，押到西藏路的一所中学里。几个造反派把裘丽琳拖进在一间空教室里，没问她一句话，抡着木棍和铁管就是一顿乱打……还有人把裘丽琳背到背上，像甩口袋一样一次次地从头上摔出去，直到她昏死过去。临近半夜时，家人发现裘丽琳蜷伏在楼梯底下。她的头脸已经肿得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鲜血从衣裤里渗出来。裘丽琳从此卧床不起。

　　周信芳的儿子周少麟先是关进“牛棚”，在木工车间劳动改造，后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

　　1968年11月14日，经张春桥亲自批准，73岁的周信芳以“三反分子”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进了少年犯管教所，与我母亲关在一地。在狱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审问，写交代材料，但他始终不屈服。他戴着1600度深的眼镜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密密麻麻地写下心得体会。有一次，有个专案组人员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上来就拍桌子，破口大骂。可周信芳不慌不忙，冷冷地问旁边的人：“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1969年，周信芳和周少麟先后被释放回家。而此时，裘丽琳已经病逝。家人就瞒着周信芳，说裘丽琳正在住院，不让他去探望。周信芳很快觉察到其中的变故，但并不追问，不再提起夫人，只是经常面壁而坐，痛哭饮泣。转过年，周少麟因看不惯江青一伙在报上大批夏衍及《赛金花》，私下对人讲起江青三十年代曾争演赛金花失败的不光彩历史，第二天就被拘捕，并以“防扩散”的借口判处五年徒刑，押到安徽劳改农场服刑去了。但是，这些灾难和变故并没有击倒周信芳。他对儿媳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就周信芳、巴金等上海文艺界几个头面人物的定性结论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参照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对他们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解放”。报告递上去，张春桥十分震怒，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对周信芳、巴金这样的人，不枪毙就是宽大了。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是反革命了。”张春桥的这个批示在上海流传开来，也传到了周信芳的耳朵里。张春桥一伙最后给周信芳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宣布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周信芳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个结论！”宣布结论的人怒气冲冲地离开后，周信芳仍然平静地埋头读书，时而轻声哼起《徐策跑城》中的一段唱：“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恨，只是来早与来迟……”

　　1975年春节过后，周信芳终于盼到了儿子周少麟刑满释放，但此时他已经80岁了，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山医院。3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信芳含冤病逝。这位“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要好好地活下去”的艺术大师眼巴巴地等待着还他清白的一句话，但没等到。他的遗体抬出病房时，住院的病人闻讯纷纷跟在后面送行。

　　1978年8月，上海市委作出为周信芳平反昭雪的决定，并于16日举行了平反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同样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的上海市文联主席巴金，声泪俱下地为老朋友致了悼词。

　　巴金比周信芳年轻近十岁，两人早在三十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已相识，解放后长期在上海负责文联的领导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曾一同远赴前线慰问志愿军，友情非同一般。

　　早在三四十年代，巴金就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大家了。他创作的《家》、《春》、《秋》的“激流三部曲”和《雾》、《雨》、《电》的“爱情三部曲”，成为中国几代人爱不释手的优秀文学作品。他一生笃守“说真话，做好人”的人生信条，尤其在历经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悲惨岁月后，他更加强烈地呼吁人们讲真话，一如既往地感动人民。巴金晚年的一个梦想，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希望人们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重演。

　　巴金说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十年“文革”中“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他曾回忆说：“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

　　“文革”一开始，全国的知名作家大部分靠边，巴金也在其中，他预感到自己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大革命”中在劫难逃。1966年8月，他刚在机场送别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由人变成了“牛”。他先是被编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一个创作组里学习，组长是一个工人作家。同在作协分会的叶以群8月2日跳楼自杀了，巴金不知老友已死，在批斗他的大会上被迫跟着人们喊“打倒叶以群”，什么也不敢想。同在作协分会的孔罗荪被揪出来了，造反派要巴金写揭发他的材料，巴金不会编造，只写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造反派不满意，于是揭发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越来越多。造反派到处散发巴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巴金的大标语，在马路边竖起对巴金的大批判专栏。被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点名批判后，巴金又陷入抄家和揪斗的风暴之中。

　　有一次，巴金正在作家协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上中学的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用鞭子抽打巴金，要巴金带他去自己家里接受抄家。这个红卫兵不知道巴金是干什么的，只听说他是“坏人”。巴金被打得只能拼命奔逃，非常狼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出现了，拉着巴金到大厅去给外地来串连的学生“自报罪行”，那个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了。

　　那几个月里，巴金白天在作协分会，一天几次地被外地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又一批翻墙入室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们。他每天靠服药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夜晚一听到捶门声就浑身发抖。

　　张春桥一伙篡夺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后，巴金被扣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多次在上海杂技场等电视批斗大会上接受批斗，挂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杀气腾腾的造反派叫嚷着要“砸烂”巴金的“狗头”，而巴金自己也不得不跟着举手高呼“打倒巴金”的口号。巴金还被揪到工厂、农村、学校游斗，后来又被宣布“隔离审查”，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他回忆说：“十年浩劫的头几年特别可怕，我真像一个游魂给带去见十殿阎王，过去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全给揭发出来，让我在油锅里接受审查、脱胎换骨。十幅阎罗殿过堂受审的图画阴风惨惨、鲜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代’，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在反思这场人间悲剧时，巴金仍感到自己的心在出血，对那个“由人变兽”的年代不堪回首。与他同时代的老舍、赵树理、杨朔、海默等很多杰出作家没能逃过劫难，而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办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

　　对巴金打击最大的，是他夫人萧珊的悲惨去世。因为被诬为巴金派到《上海文学》的“坐探”，萧珊也进了“牛棚”，成了“牛鬼蛇神”，被罚扫马路。有上学的小孩见到她，骂她是“巴金的臭婆娘”。当时造反派让萧珊清扫武康路、湖南路一带的马路。我有好多次经过武康路、湖南路的时候，总能见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在弯腰扫地。她那清瘦的背影与我母亲很像，我每次见到她时，总想起我的母亲。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仍然难受不已。

　　有一次，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进来“抄家”，萧珊为了保护巴金，害怕他被揪走，就偷偷跑到街对面的派出所请民警干预。派出所当时只有一个民警，不敢管。恼怒的红卫兵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抽打萧珊。她被打得左眼乌青，押回来与巴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在巴金“日子难过”的日子里，她也跟着挨斗，但她情愿多受一点精神折磨以减轻巴金的压力。她一天天憔悴下去，终于病倒了。当时巴金正在奉贤“五·七”干校接受审查。有人劝萧珊打电话找巴金回来，萧珊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巴金从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巴金想给夫人好好检查一下病情，但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医生或实习医生随便开点药就把他们打发了，连拍一张肠部的Ｘ光片都办不到。假期满后，巴金又请了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情日趋严重的夫人。但请假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当巴金再次要求延长假期时，单位里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巴金第二天就回到干校。巴金的女儿、女婿也向那位头头求情、解释，但是他严词拒绝，还说巴金“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巴金只好第二天回干校了。

　　萧珊后来靠一位亲戚的帮忙两次“开后门”，才拍了片子，查出患的是肠癌，且早已经扩散了。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但她只活了三个星期。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开恩”，在萧珊入院前一天，允许巴金回了家，让他有机会陪伴夫人度过最后一段生命时光。萧珊去世后，巴金一面拍着紧裹着她遗体的人形白布包，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

　　“世纪老人”巴金一直到2005年10月去世时，都始终把夫人的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仿佛两人从未分离过。孩子们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二老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向东海。

　　贺绿汀是从“文革”这场劫难中顽强地幸存下来的又一位上海杰出的“世纪老人”。巴金主张“讲真话”，贺绿汀提倡“干实事”。巴金享年101岁，贺绿汀1999年4月去世时也已经是96岁高龄。

　　贺绿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暴动，二十年代末坐过两年国民党的大牢，“七七事变”后相继在大后方、苏北根据地和延安从事革命工作。他的成名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开创了西洋音乐“中国民族化”的先河，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音乐人才。

　　贺绿汀与“四人帮”一伙的交锋，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江青来上海蓄谋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十足音盲的姚文元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文章，散布“防修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谬论。敢于坚持真理的贺绿汀对这位随心所欲地乱打棍子的年轻“批评家”很看不惯，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严正而善意地要求“批评家”不要强不知为知，并指出了姚文元文章中的十多处错误。贺绿汀说：“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点功夫，实事求是，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此文一出，一片哗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江青一伙以“学术研讨”为幌子，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为阵地，对贺绿汀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围攻。

　　1966年“文革”大幕拉开后，江青一伙控制下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借用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的名义，仿效聂元梓等人炮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腔调，于6月8日开始“炮轰”贺绿汀，说“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天后，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文化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随即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们争相揪斗的“革命对象”。他的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家中所有生活用品、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连贺绿汀从国外给女儿带回来的一个洋娃娃，竟也被捅上几刀，开膛破肚。“打倒”的标语，从床头一直贴到大门口。

　　有一段时期，贺绿汀和同是老共产党员的夫人姜瑞芝不堪造反派的搔扰和纠缠，每天一大早就乘公交车躲进西郊公园，直到天黑才敢回家。可是有一天晚上，夫妇二人还是被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造反派抓到了学校。造反派用皮带打得两位老人鼻青眼肿，还逼迫他们跪在教室里，给他们剃了阴阳头。批斗快结束时，这些造反派用浓浓的墨汁泼在他们身上，高声叫着：“瞧！这对黑帮！”

　　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失去人身自由。姜瑞芝与两个女儿躲在家里，晚上不敢开灯。岁末寒冬的季节，家中被抄得只剩下有一条破棉絮，母女三人只好紧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御寒。很快，姜瑞芝也失去了自由，与丈夫一起被游斗、隔离。

　　贺绿汀被囚禁音乐学院期间，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逐一剖析，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贺绿汀这一勇敢的举动激怒了丑恶势力，也遭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张春桥一伙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1968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两周后，贺绿汀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对贺绿汀的遭遇十分同情。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十分恐惧，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所谓的“贺绿汀翻案集团”，并成立了专案组，以此加强对贺绿汀及其亲人的迫害。他们把贺绿汀的次女贺晓秋、三女贺元元以及贺元元的男友叶华利软禁在学校里审问，派专人监视。贺晓秋曾独自跑北京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失望而归。学院革委会据此诬陷贺晓秋是“反动学生”，逼她交代是否帮贺绿汀递送“翻案书”以及发表过“攻击江青”的言论。我当时也被打成“反动学生”，造反派以“攻击中央文革”的罪名把我关进了交通大学的牛棚。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还就贺晓秋的问题专门向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诬陷说贺绿汀及其亲人等在组织“翻案集团”。徐景贤4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案十分重要，是一个十足的翻案阴谋，请上音革委会查清后，好好开一次电视斗争会，同时在报上揭露，工作要做得扎实一些。”

　　徐景贤的恶毒批示很快制造了一幕幕新的人间惨剧。姜瑞芝被诬陷为“翻案集团”的“罪魁祸首”，后来又被定性为“叛徒”，关进了少教所。三个女儿都被定为“翻案集团黑干将”，受到“隔离审查”……专案组人员4月4日拿到徐景贤的批示后，加紧了对贺晓秋的审讯，并拿出批示内容恐吓她。4月7日，贺晓秋趁看守她的红卫兵不注意，逃回家中，开煤气自杀，刚刚大学毕业就走上了绝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竟先后波及株连了多个地区的30多人，除逼死1人外，还逼疯1人，致残4人，隔离批斗20多人！

　　4月25日，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紧锣密鼓准备的批斗“贺绿汀翻案集团”电视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在会上，倔犟的贺绿汀针锋相对地当众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无耻造谣，迫使张春桥不得不中途叫停电视直播。会后，贺绿汀被毒打一顿，戴上手铐坐牢。

　　贺绿汀在狱中多次受到严刑拷打，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但他坚强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他每被提审一次，就会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白。一次，他对提审人员说：“你们把我关在屋子里打，我没有办法。但要开大会和群众见面，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敢把我写的几十万字的材料公布于众吗！”看管人员打他，他就大声喊：“×××打人喽！”关在同一幢楼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就是通过这个喊声，知道那边关的是贺绿汀，而且他还没有屈服。

　　张春桥曾说过：“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贺绿汀关在少教所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他。可当周恩来总理多次追问贺绿汀的情况时，张春桥却装聋作哑。幸运的是，贺绿汀有个曾是毛泽东的多年同班同学的三哥。正是因为三哥进京面见毛泽东求情，他才于1973年1月24日懵懵懂懂地走出了关了五年的少教所。当得知心爱的次女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受尽无数折磨也不曾落泪的贺绿汀顿时放声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四人帮”在上海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