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娇女人最好命吃兔兔:章敬平：法律与政治

章敬平：法律与政治

发布时间:2011-11-04 13:30 作者:章敬平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37次

 　　1945：持不同政见者马寅初

 　　说得夸张一点，1945年的马寅初，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这个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摆脱了当权者的重压，结束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非常生活，以教授之名重返重庆大学的讲台。 　　马寅初本是一介书生，自32岁那年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这个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一直躬耕于三尺讲坛。如果不是孙中山的长子、彼时的立法院院长，邀请他担任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年轻时就扬言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的马寅初，可能不会趟上政治这摊浑水。 　　马寅初与众不同，是立法院中卓尔不群的异类。1939年的一次立法院会议上，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的马寅初，抛出一份议案，建议政府征收“临时财产税”，矛头直指抗战后方的达官贵人，斥责他们利用政治力量，趁火打劫的行为。马寅初说，这种行为突破了官员的底线，实行资本税，必须从他们开始。 　　如果仅仅在立法院说说，哪怕过火，还算是正常的参政议政。毕竟，抽取资本税不是马寅初信口胡谄，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英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向豪门巨室征过资本税。当局最不能容忍的，是马寅初在立法院之外四处“乱讲”，诙谐幽默的他将抗战中的人分成四等：出力的下等人；出钱的中等人；既不出力也不出钱、专发国难财的上等人；掌管大权，手握机密，投机外汇，将不义之财存于国外，一旦亡国就跑到国外吃喝玩乐的上上等人。 　　有一回，蒋介石接到报告：马寅初在重庆向陆军大学的军官们发表了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的演讲。演讲中，他骂孔祥熙、宋子文“猪狗不如”。 　　得罪孔祥熙、宋子文，蒋介石肯定不答应，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受益于“蒋宋联姻”的蒋介石想答应也答应不了，他马上派人约谈马寅初，马寅初回复说，自己是老师，蒋介石要谈，应该执弟子礼，来看自己。 　　蒋介石没有耐心跟他玩礼贤下士那一套，他派宪兵团长，恭恭敬敬地把马寅初“请”出了重庆大学。马寅初是蒋介石的拥趸，身陷囹圄前后，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发表演讲，他都坚持“今日中国，惟有蒋委员长为全国唯一拥戴之领袖”，对于自己所主张的资本税，他说，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没有蒋委员长，是万万不成的。不知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马寅初拥护自己的政治态度，反正，他既没有借助法律程序，公开逮捕马寅初，也没有“玩失踪”，派特务秘密羁押，他编纂了“立法委员奉派考察”的名义，把他作为政治犯秘密囚禁了。 　　我们说，这就是蒋介石的不对了，马寅初的行为，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立法委员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即使有什么不妥，兴师问罪的只能是他的大姐夫、大舅子，他们若是觉得委屈，可以控告马寅初诽谤，法律自有了断，轮不到蒋介石以领袖的名义，替亲戚们出头。事实上，因为是秘密囚禁，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公开陈述过限制马寅初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的理由。 　　即使蒋介石找了个什么理由，也搪塞不过去。且不说立法委员有没有言论豁免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马寅初有自由批评公共官员的权利，也有建议政府征税的权利，蒋介石不能以国家处于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肆意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的确，战争年代的言论自由不像和平年代，和平年代可以自由谈论的问题，战争年代未必可以自由谈论，但是，判断某个战时的政治言论是否逾越了言论自由边界的标准，不是蒋介石及其家族的感受，而是这个政治言论是否会置国民政府于即刻而现实的危险当中，这个危险，是现实中的危险，不是想象中的危险；是即刻的危险，不是潜在的危险。若非如此，国民政府就不能借口国家备战，封住马寅初的嘴。 　　要不是美国人一再施压，1942年夏天的马寅初可能还回不了他在重庆的家。人回来了，自由却打了折扣。虽说立法委员的帽子没有摘，立法院会议照常出席，重返重庆大学的脚步却被神秘的力量所中止，学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离开家，去偏远的民办学校做教书匠。直到1945年，63岁的马寅初才重返重庆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台。这个时人瞩目的政治犯，也算是彻底赦免了。 　　1946：胡适的尴尬 　　1946年12月30日，从外地返回北京的胡适，还没洗去仆仆风尘，就匆匆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采访，说“沈崇案”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学生们冷静，不要将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挂起钩来，混为一谈。 　　沈崇案，是一个6天前猝发于圣诞平安夜的刑事案件。时年19岁的沈崇，晚间10点左右离开电影院，路经东单，被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劫持到附近操场强奸了，待到路人报案，警察赶来，那名协助强奸的士兵迅疾逃离，另一名实施强奸的下级军官被警方拘捕。 　　面对敏感的时局，警方试图封锁消息，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非但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新闻封锁线，还发现了沈崇非同一般的身世：北京大学先修生；清代名臣沈葆桢的曾孙女、林则徐的玄外孙女。名校+名门+美军，都是新闻猛料。 　　北京很快沸腾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跟随新闻报道，声讨美军暴行。国民党在北京的高级官员实在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顺应民意，照会美国驻北京的海军陆战队司令，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逞凶赔偿。 　　注重在“第二战场”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共产党，马上意识到沈崇案是一个机会。以北京大学为重点，中共地下党在各个大学之间进行串联，引导舆论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沈崇个人的正义，扩大到“反美”：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要求美军撤离中国。 　　面对上大街游行去政府请愿的大学生，胡适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对新闻记者表示：强奸女孩子，在东方世界，是个国人同愤的事情，是个特殊的道德问题，学生抗议，是人之常情。不过，大家不能罢课，不能荒废学业。他强调，这件事，说到底，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应该去跟法律讨说法。支持胡适的人进一步表示，准许美军驻扎中国，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问题，学生有权利对这个政策发表意见，他们可以去政府请愿，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要求美军撤离中国。但是，桥归桥，路归路，要求美军退出中国，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沈崇案件是个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最好不要与政治问题发生联系。 　　胡适说，法律归法律，政治归政治，这话肯定没错，而且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规则。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看似理性的声音，只能激起更大的愤慨，遭到更多的谴责。中共主导的《新华日报》次日发表社论，批驳胡适的言论，是“狐狸的同情”，是谬论。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晗回应道：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美国的对华政策问题，我们应该唤起全中国人民来反对。 　　虽然全中国人民没有一致反对，各地各大学学生的反对浪潮可谓风起云涌，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据说有50万学生参与了学潮，高喊美军滚出去。滚滚声浪中，胡适的声音倍显细弱。 　　胡适所说的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时人诟病的问题。按照中美双方签定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美国军人在中国犯罪，由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报军事当局裁判。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强暴我们的姊妹，最终怎样判，得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只能在前期的侦查过程中，干点粗活，将事实大致弄清楚，其余的跟我们没关系。如此情境下，胡适的那一套说辞，愿意静心聆听者几希？ 　　案发23天后，沈崇案悄然开庭。胡适出庭观审，7名美国军事法官组成的审判庭上，一名充任检察官的美军中校当庭表示，两个陆战队员强大有力的躯体对弱小的沈崇形成了威慑、胁迫，否则，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出身名门世家的姑娘，怎会愿意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一个空旷的操场上，与一个不期而遇的醉汉度过三个小时。 　　庭审结束不久，军事法庭判决那名实施强奸的下级军官监禁15年，降为士兵，另一名帮助他实施强奸的美军陆战队员被判监禁10个月，革除军籍。随后，驻华美军司令部的一名将军批准了军事法庭的判决，接下来，对美国司法充满信心的胡适，只需等待美国海军部长的批准，就可以高呼法律万岁了。孰料，海军的法律顾问们在1947年夏天，以证据不足为由，建议海军部长释放肇事者恢复军职。 　　胡适懵了。他立即致电美国驻华大使，火急火燎地敦促美方还沈崇以公正。得知海军法律顾问的建议只是建议，海军部长是否采纳尚未可知，胡适再一次致电美国驻华大使，并在电报上加了“紧急”字样，请他转告美国政府，中国人眼中，沈崇案的最后判决，将成为中国人考验美国司法的一块试金石。 　　不知海军部长有没有辗转听到胡适的声音，反正，他没有成全胡适，“证据不足，撤销原判”这个让胡适心碎神伤的结论，让“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的胡适一脸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