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公馆by殇绝天下:历史的犹豫

 











    

历 史 的 犹 豫
翻开中国历史，有一个特殊的时期令人十分着迷。它始自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终于隋王朝的统一，历经魏、西晋、东晋、南北朝，时间跨度近400年。
大一统的秦汉王朝之后，中华历史似乎失去了前行的方向，在秦汉帝国通往隋唐帝国之间的断层处，做了一次深呼吸。历史似乎在犹豫，是继续走集权的帝国道路，还是回到先秦的封建邦国时代？这一犹豫，在政治、经济层面上，造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乱世。然而，在文化领域，却催生出了一种迥异于历代的气象，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气象。建安风骨、正始名士、竹林七贤、晋人风范，这些闪光的词汇无不脱胎于那个乱世。魏晋风度便是这个时代文化与精神的高度凝炼，它与晚唐诗歌，宛如两朵奇葩，绽放在姹紫嫣红的中华文化花园之中。
这以后，虽然中国历史以乱世为背景，也曾出现过短暂的文化繁荣，如五代的山水画、词，元代的文人画、元曲等，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思想等级，都远远不能与魏晋相比。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时代，需要走得尽量靠近一些，仔仔细细地打量打量。

一
魏晋文化的万千气象，必须要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说起。这个人就是三国的曹操。
不错， 曹操的一生都在征战，一生都在权谋。他曾在徐州城外制造了尸横遍野的屠杀，也曾让孔融、杨修这些文化大家作了刀下之鬼。因而，他在戏台上的脸被涂成了白色，是白脸奸贼的代表；他在书场的醒木折扇间，被刻画成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势利小人。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虚假的道德判断和民间过度故事化的重重迷雾后，会看到一个堪称文化巨人的曹操，他的生命格调是那么雄健，他的文化光芒，让所有的政治对手都黯然失色。在那个有名的乱世中，他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存在。
是他，首开文风之先，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他身前的两汉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还从属于政治、经术等，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文的自觉”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在我们今天看来，贾谊的《过秦论》固然气势汹涌、沉郁磅礴，但在当时，却只是一个政治文书。汉代的文学，以汉赋为代表，可这些皇皇大赋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还承担着“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治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属于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汉赋大师也不过是皇帝弄臣而已。无论是汉赋还是乐府诗，主题都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功利世俗的“事功”。
跳下马背的曹操，改变了这一切。他厌倦了兴亡成败，看空了身前身后事。在征战的间隙，转而对浩渺的宇宙，对转瞬即逝的生命，对难以捉摸的命运发出了探询的声音。他满眼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看到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他在疑问“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他感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不信命运的无情，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的慷慨之声。
他轻轻落在纸上的这些字句，一扫汉代的世俗功利，雄浑朴茂，刚健大气。他英雄主义的人格使他敢于直面人生，直抒胸臆，深发感喟。他在文化领域的横空出世，标示着人的觉醒，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整个文坛为之一振。
仅这一点，就足以让天下所有的对手都匍匐在他脚下了。然而更让当时的英雄气短的是，他还有两个出类拔萃的儿子——曹丕、曹植。如果对照一下那位扶不起的阿斗，暴戾乖张的孙浩，就知道曹氏在血统上的胜利是如何彻底了。
曹丕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政治事业，也继承了父亲的文化事业。他将当时一流的文人，都聚集到了自己身边，他的《燕歌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他以文坛领袖的身份，做起了文学评论，起到了框范文坛的作用。弟弟曹植更了不起，政治上的失意造就了他人生的诗意，落寞孤独的诗意，他于是在字里行间，开始寻找一种完美的意境，他的《洛神赋》，更是将华美的文风呈献给世人。如果说，建安文学人的主题是在曹操笔下复活的话，那么，美的主题就是被曹植确立起来的。
建安风骨，正是围绕曹门三杰的一批文人，兴起的文坛新风尚。汉末，占统治地位的儒学被一帮“乡原”们改造成了经术。当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后，人们开始了对权威的怀疑，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以此为思想基础，建安年间的文人们，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在时间和空间中弥散开来，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
正是这种时代精神，宣告了魏晋风度的到来。

二
魏晋风度，总是与竹林七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竹林七贤成了魏晋名士的代名词。
翻开任何一本中国美术史教材，都会看到一幅古墓出土的画像砖，内容就是竹林七贤。这些人既不是天上的神仙，也不是阴间的鬼阎罗，更不是帝王将相，可死者却愿意与他们在地下长相厮守，这足以说明他们是何等深刻地进入了人们的内心。
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魏晋风度。可这样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如何肯轻易地让人读懂？即使是在今人看来，他们的行为也是那么的怪诞不经——
你看，好酒如命的刘伶，竟对那些非议他酒后在家中赤身裸体的人辩说，天地是我的家，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这些奇怪的人为什么钻到我的裤子里来了？
阮籍为了躲避与司马懿结亲，居然两个月里天天酩酊大醉，让提亲者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终于使机智不右于诸葛亮的司马懿无奈作罢。
还是阮籍，听到母亲亡故的噩耗，居然要继续将棋局走完，过后却因悲痛而大口大口地吐血。
风姿绰约的嵇康居然跑到洛阳郊外去打铁，向秀还要帮着他拉风箱，而当当朝重臣钟会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随从前来拜见时，他们竟连白眼都不给人家一个。
更有甚者，嵇康居然在砍头之前，在刑台上安详地抚完一曲《广陵散》，而后从容赴死。而他死前唯一的遗憾，就是未能将此曲传于他人。
李泽厚先生说，药、酒、姿容、神韵，再加上华丽好看的文章，构成了魏晋风度。
他们有很多人吃一种叫“五石散”的毒药，大约类似于今天的大麻等毒品，以求刺激。他们几乎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后也会狂癫不羁。他们的姿容秀丽，也是天下闻名的。他们拥有独特的内在气质，这内在的气质更以神韵的方式外化于人。他们的文章更是惊世骇俗，《大人先生转》、《与山巨源绝交书》至今余韵绕梁，不绝于耳。
与其说他们符合魏晋风度的特点，毋宁说是后人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了魏晋风度。
这只是魏晋名士的外在表象，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远比这些要深刻得多。如果说建安文人从文学的角度对两汉的世俗传统进行了反叛的话，那么，竹林七贤则从更高的层次，从人的精神的层面，对两汉的思想核心——名教进行了全方位的反叛。
名教要求人们遵循孝道，这孝却是淹没在一片繁缛的礼节当中，难见真情。阮籍偏要突破礼教的束缚，而以真悲切的吐血凸现孝的真谛。名教要人们以天子为天下的家长，一切唯天子利益马首是瞻，嵇康偏要退隐山林，宁愿打铁，也不做官，甚至不惜与最好的朋友绝交。他们酒后的放浪不羁，也是对名教虚伪的行为规范的反叛。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在大声呼唤着泯灭在名教酸腐皮囊深处的人性之光。如果你仔细品味，会发觉他们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精英们，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只不过，他们提前了一千多年。
竹林七贤整体上是避世的，他们的避世，虽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抗争手段，但其中也蕴含着许多的无奈。这是一个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他们这些贵族唯有躲避才可能免于一死。他们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他们外表尽管装饰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一面。”（李泽厚语）也只有在这样的深度上，才能真正解读魏晋名士们惊世骇俗的举动。
假如说建安风骨还有一些“慷慨多气”的建功立业的成分的话，那么，到竹林七贤，人和人格本身，已经成了这一时期文艺和哲学的中心。
人的觉醒从曹操到嵇阮，终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
如果要为魏晋找寻一个关键词的话，我以为，“气韵”二字至为恰当。
当铜钟被敲响的一刹那，巨大的声响爆开了空气，人们不禁为之一惊。然而，凝神屏息后，在弥久不散的袅袅余音中，一种精神共鸣般的美的感受会从心底款款升起。这就是“韵”的感觉。“气韵生动”是华夏美学的核心原则。对气韵的追求始自魏晋，这标示着，美终于在魏晋独立了出来。
在我们今天看来，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云龙纹自然是美的，他们的线条充满力度，气势逼人，造型狞厉而摄人心魄。然而，这些纹饰在当时，并不承担美的功能。人们需要纹饰的狰狞，需要纹饰的压迫感，需要纹饰营造的恐怖气氛，却唯独不需要它的美。它的美学价值是依附于它的社会、政治、宗教价值之上的，没有独立的身份。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汉代，汉代的画像石、漆器和人偶雕塑，都是在极力复现琳琅满目的现实世界，虽有朴拙稚气的美感，但并没有对美自觉的追求，美依然附着在事功之上。
这种现象到了魏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变成了晋人有意识的追求，人们不再为美添加社会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功能。华夏美学的各个艺术部类，几乎都滥觞于这个时代。假如人们要问历史上哪个时代最美，我想答案一定是魏晋。
对美的自觉追求，始于晋人对人物的品藻。古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健美的男子如果上街，身后会跟随一群少女，她们会追随着他，赞美他。对这一幕我们似乎很羡慕，其实不必。我们的晋人同样有此风尚。那时洛阳街头如果有美男子坐车经过，女人们会纷纷将水果投放到男子的车上，以示倾慕之情。
其实，正是在竹林七贤代表的人的觉醒之上，人们开始了对人外在姿容和内在品质的评判，而且蔚然成风，甚至深入官场，形成了有名的“九品中正制”。诚然，魏晋对人物的姿容极为重视，史书上都有对人物外表的详细描述，如说王羲之“飘如游云，娇若惊龙”，说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甚至他的醉态也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然而，晋人的关注点，却是透过秀美的姿容，直达人物内部的格调，他们是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这正是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在人物品藻上的具体表现。
中国第一个的画家，诞生于这个时代，他就是顾恺之。在他之前好像有一个曹不兴，是三国东吴人，可惜没有画作存世。值得注意的是，从顾恺之开始，画匠成了画家，再也不是汉代作坊里埋头作画的匠人，而是对美有自觉追求的个性化的画家。这比西方人又早了一千多年。他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是中国绘画的奠基之作。
然而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美的自觉的，是晋人书法。秦小篆尽管很有金石韵致，汉隶尽管朴拙大气，但是，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对汉字写法的规范，是一种收敛的精神。然而，到了魏晋，人们不再满足于被束缚手脚，在对美的追求的强烈欲望促使下，晋人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行草。这种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宗白华语）这是一种将内心的自由和外部的规范完美结合的艺术，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等级的艺术。把这一精神体现到极致的，便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同一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塑像艺术成熟了起来。云冈石窟的雕像艺术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北魏石窟雕像的“秀骨清相”成了一个时代艺术风貌的代表，也成了一个遥远的绝响。寺院建筑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艺术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陶渊明的山水诗。他是一位真正的出世者，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他的山水诗，把人的精神追求寄托到了拟人化的山水林间，让精神脱离了人的肉体，不滞于物，这正是风韵之美的内在核心。他把人的觉醒和美的追求这两个时代主题提升到了一个远远高于同代人的高度。陶渊明的价值，当世并未得到重视，到了唐宋才被人重新发现。是他，从精神上启迪了唐代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更在精神上导引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典范——宋代的苏东坡。
从曹氏父子对人性的呼唤，到嵇阮人的完全觉醒，再到晋人对风韵之美的自觉追求。魏晋风度在精神上，终于达到了一个顶峰。

四
对魏晋文化，我们在惊叹之余，禁不住会追问这灿烂背后的思想原因。
佛教的传入理应成为众多理由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正是汉末佛教的传入，让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一次质变，也使魏晋文化相比于前代，具有了“异质”的特性。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华文化史上，能与先秦诸子百家相提并论的思想文化现象，只有佛教的传入。它的到来，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华文化的成分，更为重大的作用，是弥补了中华文化的漏洞。
死亡是宗教的终极命题，灵魂命题是附着在死亡命题之上的。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没有对死亡形而上的解决方案。儒家思想对死亡，是避而不谈的，所谓“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认为精神自由了，就无所谓生死，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却并非解决方案。道教倒是认真地面对死亡的课题，但它的解决方案很蹩脚，将生无限延长，以长生不老来隔离死亡，这就需要当世成仙——自然是不可能的。法家的死亡是形而下的，他们更乐于制造死亡，用以警示活着的人。这说明，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在宗教信仰领域存在着巨大的空缺。
这种疏漏在大一统的太平时代不易察觉。然而，进入乱世，死亡成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命题。战祸、饥荒、疾疫接踵而来，人世间充满了杀戮和毁灭，“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饿死衢路，无人收识”，现实生活如此悲苦，生命宛如朝露，身家毫无保障，命运不可捉摸，生活无可眷恋。世人的精神世界崩塌了，迫切需要来自灵魂层面的支撑力。这时，人们才突然发现，从传统文化中无法找到这样的支点，没有人能告诉人们如何超越死亡。于是，悲惨世界被迫呼唤宗教的力量。
在这个背景之下，佛教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华夏大地，不太费劲地到达了中华文化的主干部位。中华文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高等级的死亡解决方案：现世的苦难，会在来世得到福报，死亡，不过是因果转换的节点而已。这样，好人好报的简单法则被扩展到转世轮回之中来验证，乱世中不安的心灵得到了抚慰，他们在对来世美好的憧憬中，忘却了身处的苦难，绝望终于转换成了希望。
恰如器官移植一样，外来器官总会引起机体的排异反应。佛教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的产物，必然会与中华文化固有的成分产生碰撞，并引发一系列重大思想文化现象。碰撞首先发生在佛道之间。佛教一开始是借助道教传播的，早期老子、佛陀被合并供奉。甚至有“老子西出函谷关而化为浮屠”的二教合一的说法。但两者的精神差异很快让它们分道扬镳。其后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现象，几位信奉道教的皇帝，发起了灭佛运动，对佛教的传播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最终，佛教凭借其高深的宗教理论打败了道教，并将其打入了二流宗教的行列。
事实上，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真正的对手是儒家，他们的冲突在当世而不在来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按照儒家忠孝伦理构建的，佛家因超越生命而对当世的鄙夷，出离尘世而对家庭结构的破坏，与儒家社会结构形成了重大的现实冲突。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必须予以调和，否则会造成社会的解体。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与妥协，构成了后世中国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直到唐代禅宗的出现，才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禅宗以为，证得佛果关键在于心灵的超越，无关乎外在的形式，只要心有顿悟，不离滚滚红尘，一样可以立地成佛。这就将佛教导引到纯精神领域，限制在人的内心，从而将世俗世界留给儒家去打理。这就在精神上使二者得到了协调，不过此时的佛教，早已是中国化的佛教。二者角力的结果，终究还是儒家占据了上风。
然而，正是儒释道相互之间的斗争、妥协、吐纳、整合，才让中华文化的内部结构充满了张力。这也正是中国化文化焕发青春、保持活力、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由于魏晋处在儒释道多元对峙的初期，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化更加富有活力，更加个性鲜明。

五
伴随着佛教进入中国，另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也在同时发生着，那就是中华民族的血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两个重大的历史进程，其实源于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大举入侵。佛教因军事征服而大大加快了传播的步伐，中华民族的血统，也因为异族的征服，被注入了一股强悍的马背上的雄风。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汉王朝确立的汉民族，其血统的纯洁性止于秦汉。魏晋开启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巨大历史进程，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始自魏晋。
黄巾之乱后，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连年征战，生灵涂炭，人口锐减，经济衰退，汉代雄风不再，中原元气大伤。东晋短暂和平后，司马氏家族内部纷争再起，八王之乱又一次把中原推入战祸。此消彼长，汉族实力大减，北方游牧民族乘势而起，向中原发动了接力式的进攻。匈奴人，鲜卑人，羌人，氐人、羯人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形成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此后，汉人的东晋政权，与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隔江相望，各自画地为牢。
这时，一个叫苻坚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是一个游牧部落的首领，却有着难得的世界情怀，他坚持多民族和平共处，不搞民族差别，这情怀比起几百年后的蒙古大汗、满清皇帝，实在是高明了许多。他在世界情怀的鼓舞下，立志要一统天下。于是，他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陈兵于淝水之滨，力图一战而宇内定。
历史在这里做出了不合常理的选择，东晋名相谢安之侄谢玄，竟以区区八万之师，大败前秦，苻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仅以身免。其实，历史的非理性往往蕴涵着真正的理性。苻坚所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尚未做好接收天下的准备，假如苻坚成功，天下必将陷入更大规模的、更为持久的混乱。
淝水之战使南北朝对峙的态势稳定了下来，也为后来融合了胡人血脉的新汉人一统天下预留了机会。这以后，北方胡汉相融的进程加快，胡人在先进的汉文化熏陶下，迅速由野蛮走向了斯文，汉文化也敞开怀抱，大剂量地吸收着异族文化的新鲜成分。百余年后，不仅文化上难分彼此，血统上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海内混一。
南朝的东晋，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永嘉之乱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始终在北方，南方仍处于未完全开化的状态，素有“蛮夷”之称。魏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汉人开始南渡，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至宋靖康之变，南宋偏安江南始算完成。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还在南方。而南北朝时的东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初始阶段。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北方汉人迅速胡化，南方蛮夷迅速汉化。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是，北方的血统强悍了起来，南方的文化精致了起来。
最终，大隋王朝凭借北方强悍的体质，完成了天下统一的历史重任，南朝的文化艺术，在反方向上实现了对北方的征服。
魏晋独特的文化气质，与这一时期民族成份的巨大改变，大有关系。

六
魏晋的时代精神里，似乎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贵族气息。
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中国贵族时代的一次回归，是继两周军事贵族时代之后，又一个门阀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贵族制度的一次回光返照。这以后，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样的贵族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两大高峰，都产生在贵族时代。先秦的封建军事贵族时代，产生了诸子百家思想，汉唐之间的门阀贵族时代，产生了魏晋风度。贵族与文化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逻辑的必然。
余光中先生说，这世界上什么都是忙出来的，唯有文化是闲出来的。或许这就是文化与贵族之间割舍不断的联系吧。
中国古代贵族，与西方的贵族不一样。在西方世界，知识掌握在教会手里，知识分子都在修道院里。国王和贵族只是军事专业户，中世纪大部分的国王和贵族都是文盲。中国的贵族则不同，他们同时还是知识分子，即便是春秋战国时期落魄的士人，仍然是贵族之末，只是到了秦汉王朝以后，才变为四民之首。
文化是一种精神创造，客观上需要一种精致的精神空间。而这种精神空间，除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外，离不开大量的闲暇时间、优裕的生活条件的支撑。这些条件，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神父和教士具备，而在魏晋时期的中国，只有贵族才具备。
魏晋文化的贵族特性，不仅仅在于它的创造主体是贵族，更在于它所具备的独特的贵族气质。晋人的绘画，不求媚俗的形似，强调以形写神，追求“传神”。它的书法，笔墨落下，线条飞动，虚实有致，筋骨俱有，发乎心而超然物我。它的雕像，秀骨清相，眉宇间却总是透着一股淡淡的病容，使它一眼就可从历代雕像中区别出来。
这里丝毫没有否定劳苦大众文化创造力的意思，民间创造和传承的大众文化，同样是中华文化的一条主线。但是，与贵族精英文化相比，二者之间在气质上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民间文化，大都是浓郁的，华丽的，壮硕的，写实的。魏晋精英文化之美，却在简约玄澹，超然绝俗，这就是晋人的贵族气。
魏晋文化的贵族气质，还在于它的超脱。唐宋同样是文化灿烂的大时代，唐诗宋词，甚至被称为中华文化的顶峰。但是，这些在集权统摄下的文化产品，总脱不了某种功利性。而魏晋文化之胜，就胜在完全超脱功利上。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而这两者，确乎只能属于内心高贵之人。
当然，与贵族占有的社会资源相比，他们的文化产出毕竟是不成比例的。强调魏晋文化的贵族特质，并非为贵族制度招尸还魂，而是呼唤人们精神领域的贵族气节。毕竟，贵族精神的缺失，就是精神高度的缺失。
这一点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今天，无论是奥运鸟巢，还是世博中国馆，都是鲜艳的红色，巨大的体量，高高在上的气势，其美学根基无非是世俗的夸张和权力宣扬，既有世俗文化媚俗的一面，又有权力文化功利的一面，早已失去了中华美学“气韵生动、意境超脱、简约玄澹”的原则，早已失去传统精神中的高贵之气。以媚俗为高雅，以平庸为高贵，美丑不辨，贻笑大方。
当人们站在这些建筑前面，回望魏晋时，会不会产生某种羞愧感？

七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是一个创造的时代，是一个融合的时代，是一个高贵的时代……
然而所有这一切，本身并不是目的，他们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暗示着什么，期盼着什么……
果然，历史，在长长的犹豫之后，终于做出了选择。
我们看到，通往大唐的大门，被缓缓地推开了，盛唐那依稀的身影，在前方变得越来越清晰。
写在后面：
我感觉，在中华文化的机体上，有三个关键穴位，一是先秦诸子，二是魏晋文化，三是“五四”反传统。对先秦和“五四”，我先后都说了一些话，文字不算很长。原打算对魏晋也按这样的规模说说，没想到一下笔，才知道短文说不清楚——把文章写短是一种能力，不得已才把它拉长了。
前三部分，我按照建安风骨、竹林七贤、晋人之美的顺序，力图说明魏晋风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在写的过程中才发现三者之间有着逻辑递进的联系，可见写文章其实是对思维的深化。后三个部分，我试图从佛教传入、民族融合、贵族制度三个方面，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历史原因。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观点大部分并非自己的，而是这两年做“失脚闲人”看闲书的心得，被我杂七杂八拼凑在一起的。这么说吧，凡是正确的观点，都是别人的，凡是错误的，都是我自己的。对错杂糅，大家凑合着看吧。
于我来说，写下这些文字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说明这两年的散淡日子并没有白过，起码没在闲暇时间去干坏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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