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jia的小说:千年变局下的中国画大师

2011年6月11日至7月10日，由天津博物馆与海南省博物馆联合筹划的“走近大师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中国画精品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让我们一睹大师们的艺术风采

市场经济哺育下的“海派”绘画

海南博物馆陈列部林晖向记者介绍，此次选择这5位大师的国画作品进行展出，一方面是因为5位画家具有公认的大师级地位，另一方面，这些大师都与“海派”绘画有很大关系。

任伯年(1840-1895)和吴昌硕(1844-1927)是“海派”绘画的创始人，其后的齐白石(1864-1957)，在题材选择、设色方式等各方面，都承袭了吴昌硕的风格。在一段时期内，张大千(18991983)也被划入“海派”画家之列。徐悲鸿(1895-1953)虽不属于“海派”画家，但他与“海派”名家有诸多交往，并流传下许多画坛轶事。

“海派”绘画的诞生，正逢中国步入社会近代化，开埠后的上海滩冲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中国近代城市文化开始崛起。为适应历史发展，中国绘画进行了自觉的改革，从孤芳自赏的雅文化走向了世俗化。“海派”绘画逐渐形成我国近代第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区域画派，开创了中国画商品化的最佳形式，同时又是中国画从传统向近现代转轨的成功典范，成为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转折点。很长一段时期内讲到“中国画”，人们观念中所出现的正是“海派”绘画这样一种或大或小的重彩写意形式。

尽管博物馆的馆藏作品不以市场价格来体现其价值，但据业内人士估算，此次省博物馆展出的这40幅大师精品，总市价应在亿元左右。

朱墨钟馗和传神花鸟

此次展出的任伯年8幅画作，均为设色纸本，林晖说，这正体现出发端于任伯年的海派绘画，将传统文人画主要抒发个人感情的形式，与民间需要的艳丽色彩相结合，变个人写意情趣为市场所需的重彩写意特性。

进入展厅，首幅作品即是任伯年于1878年作的朱笔重彩《钟进士斩狐图》。任伯年是目前所知画钟馗最多、艺术水平最为精湛的画家。据称，目前所知任伯年钟馗画传世约10多件，绝大部分为国内各美术馆、博物馆所收藏。

这幅《钟进士斩狐图》中，吴昌硕题跋“横眉如戟叱妖狐，顾九堂前好画图。路鬼揶揄行不得，愿公宝剑血模糊。”与画中钟馗愤世嫉俗、饱经沧桑的正义之气正相呼应。

展出的任伯年作品中，有5幅是他最擅长的小写意花鸟图。观任伯年的花鸟画，会有这样的体会：尽管画作中大面积是山石或花枝，但映入观画者眼中的第一物往往是鸟。这就是任伯年用色和构图的巧妙之处。

展出的《梅雀图》中，以占到画面一半的山石、梅枝和一只小小的麻雀进行大小对比，用细碎线条，衬托出展翅的雀儿，妙趣无穷。

吴昌硕和齐白石的桃

此次展出的吴昌硕和齐白石的画作中，均有一幅“桃”图，均为二者进入晚年后的作品。海南画家蔡於良说，这两幅“桃”画，正表现出了吴昌硕和齐白石之间的师承关系。

有研究者认为，齐白石衰年变法，多取法吴昌硕。这取法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笔墨精神，其中尤以画桃极为神似，但齐白石的寿桃无论在技法还是表现力上都超越吴昌硕。

吴昌硕的《桃石图》，创作于1919年，是年吴昌硕76岁。画面右侧一粗干自下向上，两簇茂密的枝叶中，斗大的桃实或隐或现，上下呼应，用鲜艳的西洋红和藤黄结合点出，处处能见用笔的轨迹，整件作品风格热烈昂扬，笔墨纵横，充分体现出吴昌硕深厚的篆籀书法功底。

齐白石的《寿桃》，桃的画法变化吴昌硕的“点法”为“写法”，上部用较为浓重的胭脂一笔笔写出，且分出浓淡，下部着以藤黄而成，叶子墨中略加花青和藤黄，仍给人“墨”的感觉，产生“红花墨叶”的视觉效果。全图桃的用色浓艳泼辣夸张，与简疏的叶枝对比强烈，使整幅作品看上去显得丰富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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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赠《马》

徐悲鸿的奔马，与齐白石的虾一样不仅驰名宇内，更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经典的意象和艺术符号。林晖告诉记者，此次展出的徐悲鸿《双马图》，画作背后记录了一段珍贵的爱国故事。

《双马图》作于1950年，但缘起于1937年，当时徐悲鸿在长沙举办画展，于李四怡堂药铺见到清代大书法家伊秉绶的八幅书法作品，一直难以忘怀。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为使不致失毁，徐悲鸿得知这八幅作品还在李四怡堂主人李寿增家时，两次写信给友人谢梅奴，请他动员李家转让。李寿增同意转让，但要价不菲。

谢梅奴告诉李寿增，徐悲鸿此举并非私人收藏，而是中央美术学院想作为书画文物资料收藏，是为国家保护文物。李寿增深为所感，愿将作品慷慨相赠。但由于李四怡堂是家族产业，需征得另外三兄弟同意。徐悲鸿获悉后，表示愿画马四幅送李氏兄弟以示谢意。在徐悲鸿回赠的四幅作品，唯有李寿增得到的是双马图，即本次展出的《双马图》。

据介绍，与其它奔马作品不同，此幅双马在奔腾中似有交流，喻示了一种战争中的友情。此外，右侧马伸出的前蹄被适当拉长了，这种比例略微失调带来的错觉，实是画家运用了透视学原理，以使该马显得更加神速，两条前腿几乎要腾空而起，为徐悲鸿晚年的画马佳作。

敦煌归来的张大千

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所画仕女图，境界极高，有“张美人”之称。19世纪40年代，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这使得他的仕女画风格发生了开创性的转变，由此前的明清仕女图多呈现娟秀修长、削肩瘦颈的“病态美”，转变为盛唐风格的丰满润泽、富丽华贵，仕女服饰上的纹样组合，也多取自敦煌绘画中的装饰图案。

本次展出中，有一幅张大千作于1944年的《纨扇仕女图》，单绘一执扇仕女立于画中，空无背景，仕女微微侧身，细长的丹凤眼盈盈欲滴泪，神情落寞忧郁，衣饰细节勾勒笔致清润，具有鲜明的敦煌唐人画风。蔡於良说：“这幅图中，张大千用淡墨勾勒轮廓五官，眼眶、腮红以淡硃砂烘托，额头、鼻梁、下颚以白粉晕染，为传统的‘三白’画法，是张大千笔下美女的一大特色。”

张大千还以善画荷花著称，有“古今画荷的登峰造极”之誉。据说，张大千33岁时住进北京颐和园，其间5年，他花很长时间在颐和园内湖畔观察荷的千姿百态，研究它的生长规律。

赴敦煌临摹佛教壁画，通过细心揣摩佛画中莲花宝座的造型，张大千领悟到了荷花的轮廓线条和神韵之间的关系。敦煌归来，他的荷花为之一变。展出中一幅张大千创作于1945年的《墨荷》，泼墨拙厚飘逸，以草书笔法为之，行笔奔放，清新中见精神。

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正由于张大千的精湛艺术，才使得敦煌惊艳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