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晨主角的都市小说:壮医痧病及其诊疗源流

    第一部分：讨论壮医痧病及其诊疗的渊源。通过考查考古等有关文献，结合近现代壮医对本病的认识，论述秦汉以前壮医对痧病的早期认识和诊疗的概况。

    第二部分：阐述壮医痧病及其诊疗的发展。就秦汉以后至唐宋时期，壮医挑痧法经验的积累，明清时期病名和分类的出现，诊断学的进步，治疗学的发展等方面作了阐述。

    第三部分：论述壮医痧病及其诊疗的现代研究。概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继承的基础上，病名和分类的日趋明确，方药内容的拓宽充实，许多学者通过不同渠道对本病的诊疗技术经验进行了发展式的深入挖掘研究，现代科学方法被运用到本病及其诊疗的研究中等方面的内容。

    第四部分：初步探讨影响壮医痧病诊疗技术发展的因素。

    前 言

    壮医痧病是指由于体弱气虚，感受疠气、霉气、痧雾暑气等外邪，或饮食不洁，内伤肠胃，导致气机阻滞，血运不畅，阴阳失调所产生的以痧点和胀累感为主症的一类病症。它以全身胀累，倦怠无力，恶心厌食，胸背部透发痧点，或吐或泻，或唇甲青紫为临床特征，是壮族地区自古以来的常见病、多发病。壮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积累了对本病丰富的认识和诊疗经验。本文拟就壮医对痧病的认识及其诊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影响因素等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专家、同仁。

    一、壮医痧病及其诊疗渊源

    专家指出："旧石器时代，甚或更早一些时间，壮族医药已开始萌芽"。大量的文化遗物证明，远在旧石器时代甚或更早一些时间，壮族先民就已开始在我国东南部亚热带地区生息繁衍，著名的"麒麟山人"、"柳江人"、"甑皮岩人"、"灵山人"、"荔浦人"等石器时代原始人都是壮族的远祖代表。"到了一万几千年前，壮族先民的足迹已遍及岭西"，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有西瓯、骆越、乌浒、俚、僚、南人、僮(良)、土等不同称谓。正是这些壮族先民最早开发了岭南，他们勤劳、勇敢、智慧，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大量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民族文化。壮医先辈对痧病的深刻认识及壮医痧病诊疗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便是壮族先民智慧的结晶。

    (一)壮医对痧病的早期认识

    实践是-切知识的源泉，医学也毫不例外。"医药卫生的起源，主要是人类生产劳动的需要，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医药卫生的发生和发展"。壮医对痧病的认识，是壮族先民在长期同痧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中逐步获得的经验总结。

    1、壮医痧病的客观存在

    在古代，壮族地区先民的生存环境极端险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痧病的产生是无法避免的。《恭城县志》说："岭南通号炎方，气候竞异中州，一岁之间，热过半夏，秋之烦热犹剧，隆冬烈日或至挥扇，盛夏连阴即复凄凉，或可重裘，盖由二气相薄，故乍寒乍热，糜有定期，难乎调摄，易于生病也"。可见，上古时代，壮族先民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生活，加以壮族先民体瘠，劳役持重，贪饮冷的生活习惯使痧病的发生成为必然。《镇安府志》就说："天保县山深箐密，气候多乖，......居此者多中虚，四时均易感冒，或晴雨偶衍即病疫流行"；还说"当地最畏疟疾或头痛寒热，俗称斑麻，寻常医药不能效也"。《上林县志》也说："县治逼近深山，风发于石罅，气蒸于石骨，故侵人尤峻厉，极热之际猝为寒邪所袭，少不加谨深入腠里，即有发烧、发虐及痧麻等症"。这些丰富的史料足以说明，从远古时代起痧病就一直是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痧病发生的客观性及防治的必要性，为人们在医疗实践中对其产生认识创造了条件。

    2、与壮医痧病病症相关的描述

    据考证，壮医痧病在该病名客观存在的前提下，由于壮族缺乏文字记载，几千年来只凭口耳相传，因而壮医痧病病名及其诊疗技术经验在古籍中缺而不备，而是以"瘴气"为其端倪。古籍称古代壮医凡病皆谓之瘴。《岭外代答》载："岭南凡病皆谓之瘴"，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进一步记述："近世因寒热发作，见其指甲青黑遂名曰痧，此病即是南方瘴气"。此外，历代古籍对瘴气成因、症状、治疗的描述与近现代部分壮医痧病相似，如热瘴"其热昼夜不止，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蕴热沈沈，无昼无夜如卧炭中"，而其治疗用"挑草子"法。据考，"挑草子"法乃是目前尚流行于壮族地区的挑痧毒法。这些情况表明，古籍中描述的瘴气包含有壮医的痧病，其中防治瘴气的某些相关经验和方法，自然也包含有壮医防治痧病的经验和方法。因而可以说，在痧病病名产生前，壮医先辈对痧病的认识是有一定基础的，同时也治疗了不少痧病患者。壮医先辈对痧病的初始认识，限于当时的条件，在古籍中是以"瘴气"及某些相应症状描述作为表达方式。但是，作为病名的痧和瘴，在近现代它们的内涵和范围各不相同。从病因、起病、症状而言，瘴是专指疟疾一类传染性疾病，它的发生与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系由感受瘴毒引起，证见寒热时作，恶心，四肢疼痛， 口吐酸水，不思饮食，憎寒壮热，发过引饮等。痧病是指夏秋季节，由于素体虚弱，感受暑热秽浊之气而发生的以胀累感和痧点为主症的一类非传染性病症。两者病症虽不相同，但在治疗上均以调气解毒为原则，因而在治疗方法上，如"挑草子"法，有时是相互运用的。

    (二)早期的防治措施

    1、调气解痧毒治则的雏形

    "壮医治病是有一定法度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大都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壮医根据对人体生理病理和病因病机的认识，在医疗实践中产生了调气解毒的治疗原则，这些原则也是壮医治疗痧病的原则。壮医对痧病的治疗，主要是在调气解痧毒的思想指导下，通过针刺放血、挑痧、捏痧、刮痧、内服清热解毒药等具体方法以促进气血运行，痧毒排除。壮医专家认为，考古发现的两千多年前西周汉墓出土的青铜浅刺针及植物标本铁冬青，便是壮医调气解毒治则的折射。古壮医使用的青铜浅刺针是作为调气治疗的主要医疗工具，铁冬青为清热解痧毒常用药，它反映了早在春秋战国甚或更早，壮医痧病治则的雏形。当然，这些治则的形成和发展与壮医对痧病的认识和诊疗一样，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逐步完善。

    2、早期的治疗方法

    目前壮医治疗痧病的方法很多，概括起来，较有代表性的有：针刺放血法、挑痧法、刮痧法、捏痧法、药物内服、草药薰蒸外洗等等。在近现代临床中，这些方法或单独运用，或综合运用，均取得较好的疗效。我们知道，这些疗法是壮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总结出来的，它源远流长。学者覃氏指出："壮族地区出土的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中的砭(片)石、陶片、兽角、兽骨、骨针等是后来壮医常用的针砭、骨刮的起源"。虽然早期有关壮医先辈治疗痧病的记载不多，但通过考古、考察历代有关文献及民间调查，我们大多会找到各种疗法或多或少的缩影，从中可探索到壮医认识和治疗痧病的历史发展进程。

    (1)早期外治法的起源

    捏痧法：又称扯痧法、拧痧法、挟痧法、钳痧法等，是一种不吃药不打针的独特简便外治法。这种疗法至今在壮族地区仍广为流传。"在没有药物和针灸的情况下，原始人只能以双手按压、抚摸这些简单的动作来帮助减轻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们认为，这种抚摸，也就成了原始按摩的起源"。<医药史话》的这段话，也是壮医早期捏痧疗法起源的真实写照。捏痧疗法，不需任何工具、药物，徒手单人即可施术。这对于交通闭塞、居住分散的壮族先民来说尤其称便。当身躯出现胀痛不适等症状时，为了减轻疾病引起的痛楚，他们运用上述办法，经过无数次的实践，逐步认识了一些有缓解病痛，祛逐病邪的穴位，摸索到一些挟捏手法，最后形成一套古老的捏痧疗法。虽然，古医藉文献中有关壮医捏痧疗法起源的记载阙如，但我们可以这样说，捏痧法的起源比药物、针灸起源还早。这也说明医药卫生的起源，主要是人类生产劳动的需要，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医药卫生的发生和发展。

    针刺放血、挑痧法：壮族先民是祖国医学针刺疗法的创用者之一，这是有关专家学者近年来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考证中得出的结论。考古资料表明，远在石器时代，壮族先民就普遍用骨针、陶针、青铜浅刺针治疗疾病。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马头乡元龙坡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墓葬群的101号墓穴中出土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从外形观察，该两枚针可以作为浅刺的医疗工具。1976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3枚别致的银针。学者们多方考证认为："贵县银针为古骆越人的针灸用针"。1973年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出土有用动物长骨磨制成的骨锥和笄状骨针。此外，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柳州白莲洞旧石器晚期遗址等古人类遗址中都发现有骨针实物。另外，据傅氏考证，"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曾经发现有过古代的陶针。"古代的工具是一物多用的，原始人群运用这些简单的石器也可以作为最早的'外科手术刀'用来切开脓疮，割除腐肉，刺破放血等"。因此，从一物多用的角度看，广西出土的这些可以用作医疗针刺用具的工具完全可以用作针刺放血、挑痧的医疗工具，这是肯定无疑的。

    刮痧法：壮族地区的动物种类非常丰富。考古发现，壮族先民猎食的动物数量巨大。远在石器时代，九涝山人遗址中伴随出土的35个种类的大量动物骨骼中，即有虎、熊、狗、山羊、鹿等动物骨骼。桂林甑皮岩出土的文物遗址中有三千五百多块动物骨骼，其中有猪、牛、羊等动物骨骼。从医学运用的角度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完全有可能将各种动物骨骼进行磨制加工，做成骨弓用于刮痧。今天，壮医仍广泛使用骨弓来刮治痧病。王氏认为，中国民间刮痧法这种传统而古老的中国民间医术起源于"旧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代已很盛行"。它以砭石为开始，随后经过骨弓、陶器、银器、水牛角等工具演变过程。所以，以联系的观点看，我们认为，壮医骨弓刮痧法源出于狩猎时代。

    (2)早期内治法的产生

    《史记，补三皇本记》载："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专家论证，神农尝百草也是壮医药萌芽时期的写照。当然，也是壮医痧病内治法产生的写照。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县挖掘出了相当于西汉时期的罗泊湾一号汉墓，在出土的M1：248，330文物标本中，有由陶盒盛着的一些植物叶子，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铁冬青，并认为是"现在流行于南宁的泡制王老吉凉茶的原料之一"。我们从此物的多种功效分析，认为它是当时人们用于防治痧病类疾病的陪葬药物。铁冬青，民间称"救必应"，是因为它在痧病急救中有立竿见影的作用而得名，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止痛"的功效。壮族民间常用它来治疗暑热痧症等病症，如"狗屎木(即铁冬青)，......木皮善治痧症"。此外，随同出土的还有金银花等植物标本，金银花也是壮医治疗痧病常用药。壮医药用植物相当丰富，现代统计常用的达两千多种。因此，秦汉以前，壮医用痧病内治法的药物，应远远不止铁冬青、金银花两种，出土的铁冬青、金银花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3、早期的预防措施

    筑之干栏，改变居住条件，防治痧病的发生。从考古资料来看，壮族先民远在战国秦汉时期不仅有了较高的针刺治疗痧病技术和药物内服等方法，还根据岭南潮湿多雨的气候特点，设计建造了"干栏式"建筑。在广西梧州汉墓中出土有较多的"干栏式"房屋模型。"干栏式"建筑形式对防治痧病的发生有积极的作用。

    花山壁画是壮族先民在左右江两岸绘制的巨型壁画。对于其中包含的医学内涵，有学者指出：花山壁画"实际上包括了壮族先民生老病死的古代医药卫生广泛的生活图"。花山壁画及"干栏式"建筑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壮族先民至少已掌握了初步的卫生保健知识来防治痧病。

    综上所述，由于壮族历史上无规范的统一的文字，我们无从以文字资料概其战国秦汉及其以前对痧病的认识和诊疗全貌，但以这一时代的"干栏式"建筑、花山崖壁画和新近出土的骨针、陶针、金属针具、骨弓、植物标本等来看，至少在战国秦汉时期，壮族先民对痧病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创制诸如针刺放血、挑痧、刮痧、捏痧等治疗措施和预防保健措施，表明壮医认识痧病的历史渊源久远。虽然壮医先辈对痧病的认识和由此创制的各种简便实用的防治方法无医籍文献记载可考，但是，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后世壮医挑痧、刮痧等疗法之所以能取得较为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当与这一时期日益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密切相关。

    二、壮医痧病及其诊疗的发展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了岭南，并开始设立郡县，岭南正式与内地沟通。此后，各封建王朝分别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民族互迁活动，部分文人官吏和汉人迁入广西，促进了壮医与中原医学的交流。秦汉至宋元，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壮医对痧病的认识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步由简单到深刻，其诊疗方法渐渐丰富，经验日趋成熟。明清以来，随着认识的提高，经验积累的日益丰富，医家们对痧病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痧病专著不断涌现，壮医简、便、廉、验的诊疗

    技术引起了众多医家的重视，在有关文献中，许多带有明显岭南地区壮医治疗痧病的经验被吸收转录载人汉人手迹。随着这些著作的问世，壮医诊疗痧病的经验逐渐推广开来。因此，运用系统信息的方法从有关文献中搜寻，我们不难发现，这段时期隐含在许多书籍中的已演化或尚未演化的壮医诊疗痧病的技术和经验。壮医在保持自己特点的同时，开始吸收其他民族医学的经验，促进了壮医对本病的认识和诊疗的发展。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它的发展是漫长的、渐进的。

    (一)挑痧法的经验积累

    挑痧法，古代壮医又称"挑草子"、，"挑痧毒"、"斑麻救法"。这种疗法是目前壮族民间仍广泛流传的有效的痧病急症救治法。唐宋时期，壮族地区挑痧法已受到世人重视。宋代古籍如《岭外代答》、《岭南卫生方》等各史书对壮族先民应用这种疗法进行浅刺急救的经验作了大量的记述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南方挑草子之法不可废也"。如《岭外代答》载："南人热瘴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其法卷唇之里，刺其正中，以手捻其唇血，又以楮叶搽舌，又令人并足而立，刺两足后腕横纹中青脉，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应手而愈"。全国颇有影响的方书《岭南卫生方》也记载了岭南地区大量的治瘴经验(包括治痧在内)，其中就有壮族先民常用的"挑草子"疗法。"若夫热瘴，......南方谓之中箭或中草子，然挑草子之法，乃以楮叶擦舌，皆令出血，涂以草药，解其内热，应手而愈。此外， 《桂海虞衡志》、广西各种旧县志如《镇安府志》等亦有类似记载。如今，这种独特的治痧瘴法经历代不断总结、演变，发展成了壮医的针挑治痧法。此期，壮医挑痧毒的治则已进一步确立，如认识到"冷瘴与杂病不可刺"，"热瘴只用'挑草子'法"。人们从开始时"不问病源，但见头痛体不佳"便刺，而懂得"挑草子"有一定的适应症，足以说明壮医对痧病认识的深化和挑痧法经验的不断积累。显然，宋元时期壮族地区盛行的"挑草子"疗法乃承前代而来。

    (二)病名和分类的出现

    "痧病"一词，最早见于元代。元·危亦林撰写的《世医得效方》记载："艾汤试沙证。江南旧无，今所在有之。原其证古方不载，所感如伤寒，头痛呕恶，浑身壮热，手足指末微厥，或腹痛烦乱，须臾能杀人。先浓煎艾汤试之，如吐即是。此前诸书不载痧名。有云干霍乱者，有云青筋者，有云白虎症者，有云瘴气者。因而壮医认识和诊治痧病的经验记载略而不详，或有阙如。"痧病"病名的产生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认识的提高而产生的，是疾病病名分类逐步由笼统到详细的结果，是医家们(包括壮医在内)对痧病诊治经验加以理论总结的结果。但痧病乃多种热性病的总称，而不是某一种病的专称，由于病症非一，种类繁多，变幻迅速，有隐伏于别病中者，更有医不及时或治不得法，并发他病者，故壮族民间有"无病不痧"之说。痧病病名繁多，据统计，《痧胀玉衡》中有百余种之多，《验方新编》共记有75种，如风痧、暑痧、阴痧、阳痧、阴阳痧、紧痧、绞肠痧、暗痧、闷痧、羊毛痧等等'，刊，其中有部分为壮医常用名。而笔者据文献及调查统计，壮医的痧病有上百种之多，它几乎涉及内、妇、儿等各科疾患。这一时期，壮医先辈根据岭南特有的气候和发病特点，在痧病分类中突出痧病中的蚂蝗痧和标蛇痧，对妇女经行患痧，谓之"痧麻夹经"。壮医对蚂蝗痧、标蛇痧的命名，则反映了壮医病名的地方特色和壮医对本病的深刻认识。明代由于受到中医阴阳概念的影响，壮医已开始用阴阳作为辨证大纲对痧病进行分类，德保县一位已故老壮医所著的《痧症针方图解》印证了这一点。壮医有暑痧、绞肠痧、闷痧、暗痧等痧病名称，中原医学和其他少数民族医学也有这些痧病病名，这说明壮医与中原医学及其他少数民族医学的互相渗透，相互吸收。痧病分类的出现不仅是壮医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壮医先辈在痧病认识上的飞跃。

    (三)诊断学的进步

    1、症状诊断的进步

    千百年来，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一直是"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壮医对痧病的认识亦如此。壮医先辈认为痧毒中人，可在病人胸背部刮出一定的痧斑、痧点；邪在营分血脉者，则为瘀为蓄，青筋显露；痧毒侵犯机体，则使脏腑阴阳气血相对平衡状态遭到破坏而出现胀累感等主要症状。因此，痧所表现的痧点痧斑、青筋、胀累感等主要特征即成为痧病诊断的依据。此期壮医丰富发展了前代医家关于对痧病的认识，在临症诊断上，症状诊断法日愈进步，成为诊断痧病的主要方法。具体而言，凡痧病症见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绞肠大痛，如板硬、如绳转、如筋吊，胀闷非常者，称为"绞肠痧"；用手指刮前胸见有条索状鼓起，似一条蛇形位于皮下者，称为"标蛇痧"；用手刮前胸，见有条索状隆起，隆起的中部特别高起酷似蚂蝗者，称为"蚂蝗痧"。《验方新编》详细描述了痧毒在表在里，在气分在血分及各种病症的症状特征，为临症诊治作出了贡献，如"羊毛痧，腹胀连背心或腰胯或芒刺痛，用烧酒坛头泥研筛细，和烧酒作团，辊擦痛处，即有细白毛粘团上"等等。从而充实了症状诊断法的内容。

    2、药物试诊法的确立

    由于痧病常与其它病合并出现，变化复杂，在主要症状不明显时，痧病之脉证亦有类似其它疾病之处，临症诊治有时会发生困难。此期，壮医先辈已掌握根据痧病患者对某些有刺激性的药物或食物，有麻木不仁，无刺激的特异反应，作为鉴别诊断痧病的主要方法，开拓了药物试诊法的领域。《验方新编》里有芋艿带毛生嚼不麻法，生黄豆细嚼不腥法。此外，运用系统信息的方法，从有关文献中搜寻，我们还发现这段时期隐含在其它中医书籍中与壮医痧病独特的鉴别诊断相关的方法。如《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中就有生黄豆试诊法、生芋试诊法等壮医先辈常用的痧病试诊法，清初名医张璐的《张氏医通》中亦有相似的记载；广西的各种地方志中亦不乏此类记载，《来宾县志》曰："野芋，叶大似虎耳，根大如拳，颇类芋。生食之舌暴肿，或云断肠。切之有白汁，以摩人身，肌肤奇痒，若病热得摩，反觉舒快。切碎焙焦，入水煎服，其病可已"。壮族民间还有尝烟筒油水无苦辣难受感觉为痧病，或以辣椒擦掌心不知瘙痒热辣感者为痧病等等的痧病与它病的鉴别诊断法。药物试诊法的可贵之处在于简便、准确，融诊断治疗于一体，弥补了以往单一的症状诊断的不足，为临床确诊提供了简便而有效的方法，是壮族民间常用的诊疗方法之一，它标志着壮医痧病诊断学的丰富和进步。

    (四)治疗学的发展

    随着壮医对痧病认识的深化，诊断学知识的提高，临床治疗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外治法的充实、进步

    此期壮医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不断总结，使外治法得到空前发展。一方面治疗方法不断丰富充实，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方法的合理使用，与前代相比，外治法有了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其一，施术操作的具体步骤过程明确完整；其二，施术部位及作用具体明确；其三，施术宜忌明确。壮医刮痧、捏痧、挑痧等疗法被详细收入中医书籍。随着这些医书的流传，壮医痧病治疗经验亦随之流传，影响更加广泛。它丰富了祖国医学关于痧病的治疗学内容。

    《痧胀玉衡》不愧为我国第一部痧症专著。该书系统地介绍了痧症的病因、病理、症状、分类、治疗等方面内容。其中治法方面，针刺放痧提到的百会穴、印堂、太阳穴、喉中两旁、双乳、两手十指头、两臂弯、两足十指头、两腿弯等穴位及针刺用具，刮痧部位如背脊、颈骨上下、胸前胁肋、两背肩臂、头额、腿上部位和刮痧用具如铜钱、绵麻线、食盐等都是古今壮医针刮所用穴位、部位和用具，是壮医痧病针刮内容的信息反映。清代刘奎撰写的《松峰说疫·痧病类伤寒》乃是广收民间治疗经验，其中也有类似针刮记载。《张氏医通》中所用的瓷碗刮痧法，瓷锋针刺委中出血法等等，均是壮医常用治法。《验方新编》乃集壮医治痧经验的大总结，该书详细介绍了针刺放痧和刮痧的部位、用具、操作过程、禁忌等。具体而言，针刺放痧用瓷锋"痧毒太深，即用瓷锋在黑点上将皮略为刺一点，放出黑血，则病必松"，"针刺放痧当用瓷锋作针"，"至于结喉及两边，万不可用瓷锋刺也"，刮痧"择一光滑细口瓷碗，另用热水一盎，人香油一二匙，将碗口蘸油水，令其暖而且滑，两手复执其碗，于病人背心轻轻向下顺刮，以渐加重，碗干则再蘸再刮"。明清时期，外治方法尤多，内涵丰富，各具特色，放血法、挑痧法、刮痧法、捏痧法、拔毛法、鸡蛋清揉擦法、草药薰洗法，各法具备，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下面择其部分试述之：

    针刺放血法：是壮族民间普遍使用的痧病治疗方法之一，多用于痧病的急救治疗。常用穴位有十宣穴、太阳穴、人中穴、百会穴、合谷穴等等，壮族民间一般采用大号缝衣针或自制陶瓷针施术。据覃氏考证，陶瓷针用治痧病是我国南方民族尤其是广西壮族人民发明的。目前仍在广西的柳州、南宁等地区流行。其取穴法多逸出内经、难经、甲乙经之外，与俗称的经外奇穴更不相牟，陶针用于治疗疾病不是遵循中医经络取穴，而是对体表分野取穴，"其刺激分野以线及面为主，较少注意一穴一针"。由于陶针治病取穴的特异，其用于治疗痧病，故使壮医痧病的疗法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挑痧法：前面已述，唐宋时期，挑痧法已受到世人重视，尔后经过不断总结提高，明清时期已逐步完善。这种疗法即是通过针刺病人体表一定部位，于皮下挤出点滴阏血或将重病症出现的皮下疹点的干枯纤维挑出，挑至不再有随针出来以治疗痧病的一种方法，也称"挑放痧疗法"。壮医常用此法治疗暗痧、闷痧、宿痧、郁痧等病症。就针具而言，有缝衣针、三棱针等；就方法而论，有挑针放血、挑针后拔罐、挑针后涂药、挑针后刮痧、挑针后洗浴、挑针后加服中草药等多种。黄氏提出，其操作依据各型痧病轻重缓急的不同可分为"浅刺、深刺，疾挑、慢挑，轻挑、重挑、摇挑"等多种手法和方式。如蚂蝗痧，症见口腔内舌底青筋凸起，用轻挑浅刺手法挑刺金津、玉液穴位，放出黑色瘀血；红毛痧症见胸脘胀闷，烦躁不安，在胸腹腰背部皮下有如疹子或蚊咬痕迹的小红点，或灰褐色斑点用深刺慢挑手法由红点之旁刺入皮下组织深层，然后将针尖向上方挑起，挑出细丝样的纤维，用刀片将纤维切断，直至挑净红点内之纤维。壮乡最负盛名的挑痧壮医是德保县已故壮医罗家安。有报道，罗氏的挑痧操作和取穴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医的传统手法和取穴方法，其操作和取穴原则是"以疾病所在部位为依据，施术者先以右手中指用劲划病者患部皮肤，然后在隆起线两端或中间取穴"，"先针(隆起线)两端，后针中间"。由此可见，罗氏的操作和取穴方法有明显的个性风格，"与中医针刺疗法的传统手法和取穴完全不同，表明其技术不是来自中原，也不是效法中医"。在壮族民间，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婆，连一个字都不认得，但承先辈的口传，对痧病的诊疗积累有一定的经验，懂得熟练地选用一些穴位进行挑痧。这表明，壮医挑刺痧病的经验、方法都是壮医先辈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壮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捏痧法：是一种广泛流传于壮族民间的痧病简易外治疗法。用于痧毒流连营血之间，气机窒痹，胸胁胀满难受者。方法是施术者屈曲右手中、食二指的第二节，以关节曲突蘸石灰水或清水在病者胸、颈、背等肌肉丰厚部位用力捏扯，从上到下，以皮下出现紫黑色瘀斑为度，依次反复左右相对捏扯。根据操作分有单徒手捏疗、双徒手捏疗、捏痧器(壮乡市面有售)捏疗三种。此法多用于标蛇痧的治疗。值得一提的是，《验方新编》详细描述了南方捏痧法："南方秋夏，痧症最多，曾见人猝病扯痧，不药立愈，其法用水拍湿结喉及两边皮上，两手臂弯皮上，两腿弯皮上，将食指、中指拳曲夹着结喉等处皮上，用力揪扯一二十下，则痧气发现，皮上露出黑紫颜色。若是毒重，则皮上必有黑紫点或有黑紫高起一道，须用瓷锋尖在黑紫处轻轻刺破皮，即流出黑血而愈"，并论道"此外治易知易行之法，必有益无损，与痧药均便于行路之人。盖一面吞药，一面自己换手扯痧，立即见效。较之针灸诸方，既简便而且稳当，愿仁人君子留心焉"。鲍氏这段话，既是对包含壮医在内的捏痧疗法疗效的中肯评价，又是对壮医捏痧法的详细介绍和宣传推广。当然壮医捏痧术有如此简便廉验的疗效而引起医家的重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秉承前人的经验不断总结提高而成。

    刮痧疗法：刮痧疗法是壮族人民广泛使用的一种古老而又简单，疗效卓著，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简易疗法。具体而言，医者选用骨弓、瓷碗、苎麻、棉线或野芋头(海芋)、 卜芥(假海芋)等工具或药物在患者体表上的一定部位连续刮动，使皮下显出一道道的痧痕，用以诊断和治疗痧病的一种方法。又分为骨弓刮法、药刮法、瓷碗刮法、线刮法等等。

    骨弓刮法，是用马、鹿等家畜或野兽肋骨做成骨刮弓，根据不同的痧病选在患者背部、肩棱、胴窝等部位进行刮治。

    药刮法，是选用一定的药物在病人体表进行刮治，壮医多用野芋头、卜芥来刮治。方法是将野芋头或卜芥煨热，切去一小片趁热在患者全身从上到下进行刮治，直到皮肤出现暗红色血斑为止。药物刮疗法既是诊断方法，又是治疗方法，它充分体现了壮医痧病独特的诊疗方法。瓷碗刮痧法在壮族地区也普遍使用，据报道，柳州一带的壮族地区还有用苎麻或棉线来刮痧。

    除上述捏痧法、针刺放血法、挑痧法、刮痧法外，在壮族地区使用的其它外治法还有：洗浴法、拔罐法、绞痧法、割痧法、擦洗法、拔毛法、药线点灸法、拍痧法、点痧法、滚痧法、包扎法、划痧法等等。

    从上述各具特点的疗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壮医痧病的外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内涵非常丰富。

    有关此期外治法充实进步的过程，还体现在各种地方志中不断涌现的壮族民间急救斑麻的记载。其中较突出的记载有："五六七月盛暑伏阴在内，乡村人又喜食冷粥，故肩挑劳苦之人，多于中途中喝而毙，俗谓之斑麻，又谓之发痧，以手捋病者自脂及臂，使其毒血下注，旋以绳缚定，刺其十指出紫血，甚则刺胸刺腮刺舌，多有愈者"。考证之，此法即是宋代"挑草子"法，目前仍流传于壮族民间，经演变已成为宁明壮医广泛使用的温刮缚扎刺法。

    综上所述，发展至明清民国阶段，文献资料所记载的壮族地区痧病外治法方法丰富多样，疗效显著，施术比较规范，与前代相比其治疗经验无疑丰富了许多。当然，此期外治法的进步、发展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融进新的经验、方法，从而表现出了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2、内治法的发展

    宋元以后，内治法逐步丰富，成为痧病治疗的有效方法之一，行之有效的方药相袭沿用，创新的方药随着病因病机认识的深化应运而生，层出不穷。本文择其部分试述之。

    (1)药物内容的充实

    从本草、痧病类专著可以看出，与壮医治疗痧病及其饼发症系列症候有关的药物比前代明显增多，除前代所见的铁冬青、金银花等清热解毒或凉血解毒之品外，还增加了肥儿草、野芋头、南蛇勒、石灰水等。许多特色要药出现于中医古籍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龙柏药性考补遗：肥儿草、产广西平乐县，治小儿一切疾及痧胀，需如要药"。

    荞麦"南方亦种，但作粉饵食，乃农家居冬谷也，主治：实肠胃，益气力，续精神，能炼五脏滓秽，作饭食，压石毒甚良；......炒焦，热水冲服，治绞肠沙痛"，"斑痧......，再用荞麦五钱，煎服"。

    "痧症，......急用南蛇勒苗兑酒服之，立可起死为生，最为神效"。

    "痧症诸方，急取生芋头，食之。......屡试神效。"

    广西的各种地方志中，也涌现出各种壮族民间特色药，体现了这一时期药物不断充实的过程。其中较突出的记载有："七叶荆，凡有痧症浸水服可愈"；"水罗卜，治绞肠痧及泄泻"；"肥儿草，能治小儿诸疾，且疗痧胀"；"穇，一名红稗，俗名鸭脚粟，......可以治痧症"；"马连鞍，藤本，有红白二种，红根者可治痧症，相传昔有旅客患痧症，村人以此医愈之，其人感激，与马连鞍赠之，故名"。据笔者在调研中所见，马连鞍确是壮族民间普遍应用的治痧病药物。马连鞍，又称古羊藤，具有"清热解毒，行气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感冒发热，痧症等病症。因此，从马连鞍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壮医先辈用它来治疗痧病有丰富的经验。此外，从广西其它旧县志中所挖掘出的壮医治疗痧病的药物也是不胜枚举，其中较常用的有铁冬青、黄皮果核、凤尾草、三姐妹、七叶一枝花、金银花、两面针、柴胡、香附、路边黄等等。总之，这一时期文献中记载的壮医治疗痧病的药物不但有量的增加，还体现了民族特色的充实，马连鞍、野芋头、荞麦便是其中的代表。野芋头又名朴薯头、海芋，性寒，有大毒，功效"破热，攻毒，祛风，消肿"，入口有强烈的麻痹感，嚼之口舌麻肿，一直为历代本草著作视为禁服或慎服

    药物。《本草纲目》云："其野芋有大毒，不可食"。然而，它却是壮医先辈探索出来的痧病治疗良药。千百年来，壮族人民深刻地了解了它的毒性并懂得合理地运用它的毒性来治热痧、暑痧，壮乡的村边路旁都有生长，表明壮族人民深知"种海芋，去痧气"的意义。广西各地民间就普遍运用野芋头与大米共炒至米黄，然后加水煮，取汁服后洗浴全身，用以治疗痧病。野芋头有毒，其粘液沾染皮肤则发生痕痒，误食则口舌咽喉麻痒难堪，但患上痧病服之反觉甘凉可口。壮医的这种用药与中医以毒药治病"有故无殒"的学理吻合。荞麦，又称三角麦、乌麦，是壮医医治黑痧、乌痧胀的首选药物，也是壮族人民喜欢种植的杂粮之一。据现代资料报道，荞麦具有抗毒抗凝血抗癌的作用。这种药用粮食，在壮乡盛种不衰，表明壮医对痧病的治疗用药有了质的提高。

    (2)方法的丰富

    药物积累的增多，必然带来方法的逐步丰富。此期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简便有效的单验方、急救方。清代痧症专著专篇中的南蛇勒苗"煎水，兑酒服"用于治疗阴痧、阳痧、乌痧、斑痧、绞肠痧取得神效，生芋头"生嚼食之"，生黄豆"细嚼，试痧，亦解毒"，炒盐汤"待冷灌下探吐，解痧毒，定痛，吐去宿食"，荞麦"炒焦，去壳为末，温汤调服"，七叶荆"浸水服"。凡此等等，都是此期方法丰富的反映。

    3、未病先防的防治措施

    伴随着治疗学的发展，壮医先辈总结出了各种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其主要表现在：饮食习俗方面，壮族人民在每个气节或传统节日喜用枫木叶和黄姜各打碎取汁染糯米蒸饭食，或在痧病好发季节吃一些具有防治作用的食物。这种饮食习俗在广西各地方志中不乏记载，如《苍梧县志》载："三月三日取山枫叶汁渍米炊乌饭"。从医疗作用的角度看，这种饮食习俗具有行气健脾，保肝祛风的作用，可预防蚂蝗痧等病症。因为壮医认为蚂蝗痧症见四肢无力，厌食油腻，腹部胀闷，恶心呕吐，掌心及面部暗晦带黄色，眼白轮有血丝或牙龈充血，此乃痧邪人犯肝胆，肝热灼胃脾所产生的症状。起居调摄方面，壮医提出应根据气候寒热温凉变化驱寒保暖，慎起居，节饮食。《武缘县志》曰："晴雨不时，气候易变，乍寒乍燠，调设为难，谚云亟脱亟著，胜似服药，洵確论也"。诸如此类的记载兹不一一列举，这些都反映了壮族先民"未病先防"的思想认识。

    4、规律特点的形成

    (1)以外治为主，偏重祛毒

    壮族医药的首要防治特点是注重外治，"以外治为主，偏重祛毒"。分析考古和一些可考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壮医对痧病的治疗，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中医的发病观。壮医认为对虚实要辨证分析，人之所以发生痧病，是由于素体亏虚，痧毒犯人，为疫气邪毒人中，属有余之证，即使是虚人犯之，亦当以治痧毒为要务。举凡壮医用骨针、陶针、青铜浅刺针、银针或缝衣针等针刺工具进行的浅刺放血、挑痧，用骨弓、瓷碗、野芋头等刮具或药物进行的刮痧，徒手施术的捏痧，草药薰蒸洗浴等疗法无不是这些规律特点的透析。这些外治法，是壮医治疗痧病的主要方法，是壮医治病以外治为主，偏重祛毒的治疗观的具体体现。

    (2)简便实用，疗效良捷

    壮医治疗痧病的各种技术方法的选择运用，一直体现简便、实用、迅速、确切的特点。不仅有是病即有是方，有是方即有是药，而且虽至穷乡僻壤之区，马足船唇之地，无不可以仓猝立办，顷刻奏功。外治法中的浅刺放血、挑痧、刮痧、捏痧等方法的运用均是壮医因地制宜创制的疗法。广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外出求医相当困难，人们有了疾病力争就地解决，或捏或刮，或随手摘来一根植物刺，或随手敲破一只瓷碗制成瓷针，或徒手捏痧，都可立即施术，尤其在野外田间地头，卒然发病时更为实用。药物疗法所用的野芋头、南蛇勒、三角麦、古羊藤、铁冬青、两面针等不仅是壮区盛产，取材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疗效。对于各种疗法的效果，前面提到的文献、地方志都有记述。如针刺急救斑麻，生嚼芋艿进行诊断性救治等等。《验方新编》高度赞誉南方扯痧法，认为"此外治易知易行之法，必有益无损，与痧药均便于行路之人。盖一面吞药，一面自己换手扯痧，立即见效"。《龙脊壮族社会文化调查》还论道："长期以来，壮族人民除用药物治疗各种疾病外，还采用针灸、......刮痧等简易疗法，治疗效果很好，深受群众欢迎"。现代罗氏报道，用壮医温刮缚扎刺法治疗痧症108例，治愈率达80%，取得了满意效果。总之，壮医治疗痧病的各种方法，从取材到施术，都充分体现简便、实用、良捷的特点。简便的取材，良捷的疗效是各种疗法得以代代相传，不断推广的主要原因。正如壮族研究专家所指出"壮族先民是针灸疗法的最早发明者之一，其疗法的最大特点是简便易行，治疗广泛，疗效良捷，因而历数千年而不衰，而且其技术亦不断提高。此外，壮族及先民还针对南方炎热，人易中暑的特点，发明了刮痧挑痧法，亦简便易行，疗效甚佳。

    壮医各种简便、实用、良捷的治疗特点规律，从远古开始逐步积累，至明清时期形成并逐步完善。这些简便廉验的技法和方药广泛应用于临床，并以卓著疗效被收入同期与痧病专篇相关的中医文献中，通过交流充实和丰富了祖国传统医学关于痧病的治疗学，并为现代医学研究痧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在完成本章节之前，有几个问题有必要略作论证。《桂海虞衡志》系宋代曾在广南(今广西)为官多年的范成大所著，全书所录全为广南物产、风土民俗，故其中所收载的瘴气和"挑草子"法内容，毫无疑问为壮族地区内容。《岭外代答》为与范氏同一时代的周去非将自己在桂所见所闻而作。作者曾于淳熙年间官桂林通判，在桂期间足迹遍历八桂，博采壮乡风土民俗，故书中所提及的瘴气及其"挑草子"治疗内容当出自壮族地区无疑。其次，《验方新编》乃清代鲍相璈在广西壮族地区的武宣县写成，从其收载的痧症诊疗内容看，大部分是壮族地区的经验。再者，壮医认识和诊疗痧病的某些经验方法，与其他民族医相同或相似，在祖国传统医药文献中透析出的壮医药内容，说明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组成部分的壮医学和其他少数民族医学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吸收，不断交流的。"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形态结构是个多源一体化结构"。因此，壮医认识和诊疗痧病的某些经验方法与祖国传统医学文献记载相同或相似，又有其特异性；正是祖国医学史上汉医与少数民族医其共性与个性、整体和部分的辨证统一。

    三、壮医痧病及其诊疗的现代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壮医专家学者致力于民族医药的挖掘研究，将千百年来流传于壮族民间的痧病诊疗技术和经验加以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更有效地指导临床治疗。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广泛地进行渗透，出现了多途径对壮医痧病诊疗技术的探讨，产生了众多的新理论、新观点，推动了认识的不断深化，壮医对痧病的认识和诊疗在继承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一)病名及分类的日趋明确

    壮医对痧病的命名，有上百种之多，各不相同，可能与壮医各承祖传，自成体系有关。据已故德保县老壮医罗家安所著的《痧症针方图解》(手抄本)一书所载达82种病症。罗老医师通过临床实践观察发现，壮医所指的痧病，虽然临床表现十分复杂，根据不同的症状可以区分为数十种痧症，但有一定规律可循，寒热就是许多痧病所共有的症状。罗氏在其所著的《痧症针方图解》中明确以阴盛阳衰、阴衰阳盛对痧症进行分类，将痧病分为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盛阳盛、七星痧、耳羊等病症。凡身体肌肤发热，扪之灼热，或热多冷少，甚至全是发热，口渴不解者为阳盛阴衰；凡发冷不发热，手足冷，无汗，口渴喜饮者为阴盛阳衰；凡发热重，发冷重，昏迷，神经错乱，发热时通不过膝和肘，发冷或发热时，手指屈不利者为阳盛阴盛。罗氏对痧病的命名具有其独特之处，其中有二十多种痧病名称是

    中医及其它民族医所没有的，是他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如"天寒"、"地冷"、"蛇龙吊"、"七星"、"五梅"、"电光"、"肚带"、"胫喉"、"耳羊"、"红毛"、"红头痧"、"半边痧"、"阴盛阳盛"等等。目前，在壮族地区最流行的痧病主要有蚂蝗痧、标蛇痧、红毛痧、羊毛痧、绞肠痧。近年来，壮医通过发掘总结民间经验和临床观察研究，将痧病按发病缓急，症状轻重，疾病性质及其兼症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病症分别辨病辨证施治。

    按发病缓急，分为急痧(类似中风、中暑)和慢痧(类似湿温)。急痧，发病急骤，起即心胸紧闷烦燥，四肢麻木酸胀，胸腹大痛，或吐或泻，或欲吐不吐，欲泻不泻，甚则猝然昏倒，面唇青白，目闭，口噤不语，两肘窝处，委中穴处，青筋显露，胸背肌肤见有少量芝麻般大小带浅红色的痧点，脉多沉伏带涩。慢痧(又称暗痧)，发病较缓慢，可潜伏10～20天不等，甚或数月。初起乍寒乍热，继则纯热不寒，怕见光，腹胀灼热，但肢体如冰，头昏目眩，项强痛，倦怠无力，胸脘痞满烦闷，恶心呕吐，脉多濡滞或弦滞。民间以生南星或用生芋擦患者舌上，如不感到舌麻，必是暗痧无疑。

    按临床症状，分有红毛痧、羊毛痧、标蛇痧、蚂蝗痧、痧麻夹经、痧麻夹色等等。标蛇痧为热毒症，症见发热，身热甚，全身不适，口渴引饮，小便短赤，精神疲惫，嗜眠，用手抓拳突出中指二三节棘突，从上往下稍用力迅速刮患者胸前肌肤时，可见局部隆起如蛇奔走活动之形状，故得名。其脉常数疾，舌质红，苔黄厚。蚂蝗痧为痧症较重者，症见头痛剧烈，两眼昏花，胸脘满闷，或大吐，或大泻，或大汗淋漓，全身胀倦，食不知味，在患者胸部或背部如刮标蛇痧样稍用力往下刮，见一显著皮肤隆起出现，但隆起的中部特别高起，酷似蚂蝗形状，故名。患者胸或背部常透发或隐或现，或红或黑的斑麻，且舌胀不语，舌下青筋显露。

    此外，按症状轻重，分为轻痧麻和重痧麻。按疾病性质分为寒痧、热痧、暑痧、风痧、阴痧、阳痧等等。总之，壮医痧病所指范围极广，根据其症状描述，有些痧病与现代医学的某些病症相类似，而多数无法与现代医学的病名相仿，具有一定特色。

    (二)方药的拓宽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壮医痧病治疗的药物内容更丰富，发展更快。就《广西中药资源名录》一书进行统计，壮医常用的治痧药达74种之多，有用全草者，有用根茎者，有用枝叶者，有用树皮者，分别针对各种病症的临床症状选择应用，如青藤仔、六耳铃、牛尾草、旱莲草、龙眼叶等用治痧症夹色；岗松、了哥王根、鬼画符全株、铁冬青树皮、南蛇勒等治疗斑痧热毒；山芝麻、那坡榕、海芋等用治绞肠痧。据《广西民间常用草药》、《药用植物名录》和调查获悉，荆芥、防风、柴胡、大青叶、山芝麻、铁冬青、马连鞍、黄皮果树、路边菊、南蛇勒、野芋头、酸杨桃叶等都是壮医治疗痧病利用率很高的药物。由于病因病理认识的深化，壮医治疗痧病的药物范围有了明显的拓宽，以清热解毒、活血解毒为主的用药配方外，壮医也重视对痧病的合饼病的用药的选择，活血、化痰、行气、消食、补益之品也列入了不同时期，不同证型、兼证的处方中。《痧病诊疗手册》一书中，与壮医防治痧病及其合饼病相关的常用中草药达329种，鳖甲、地龙、全蝎等多味动物药首次载入，扩展了壮医治疗痧病的用药范围，表明壮医用药有了质的拓宽。药物拓宽的同时，药物的组合运用、运用方法也丰富起来，除常见的内服用法外，还有如野芋头、卜芥烧热用于刮痧，海芋与大米同炒至黄加水煎服，了哥王根插入鸡旦煮吃，鲜刺桐木苗(或皮)槌烂调酒服，烟油(旱烟筒内烟屎)涂于舌下，三叉虎、柚子叶、黄皮果叶、黄荆叶、红龙船花、酸杨桃叶、南蛇勒嫩苗等草药，其中任取2～3种水煎取药汤趁热薰痧、浴痧、焗痧等等颇具民族特色的用药形式。这些用药方法是针对痧病系列症候，轻重缓急，因地取材而分别选用不同治法，不同剂型药方，组成系列辨病、辨证论治的单验方和复方组合，显示了壮医治疗痧病方药内容不断拓宽的新发展。在各种方法的选取中，亦充分体现了壮医治病追求简便、有效的特点。

    (三)多渠道的挖掘研究和总结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多途径、多渠道对壮医诊疗痧病的经验技术的整理研究，传统的壮医痧病诊疗技术面貌焕然一新，继续造福于壮乡广大群众乃至全人类。此间各种挖掘、整理、研究、总结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196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收集整理出版了《广西民间常用草药》第一、二集，这是对民间用药经验的收集整理总结。其中包括有各种草药治疗痧病的组方、用法，有急救时的嚼服，有捣烂取汁用开水冲服或调酒服，有水煎服，还有煮水当茶饮，或薰蒸或洗浴等。总之，各种用法无不体现壮医治病追求简便有效的宗旨。由于这本书是联系药物用法来阐述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更为今后的临床合理用药起到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从而促进了壮医痧病治疗学的进一步发展。

    2、《壮族民间用药选编》一书对壮医常用部分治痧药进行了整理研究。其中有将各地壮医对同一味壮药不同药用部分进行了探讨，如山芝麻治痧，有的壮医用根，有的壮医用全草。这种挖掘整理，充分体现了壮医用药特色及不同地方用药的差别。

    3、《常见病民间传统外治法》整理总结了许多痧病民间常用的外治法，如用草药外洗、陶瓷针放血、银针浅刺放血、推擦法、舌下放药法等等，其中包含壮医的治疗经验。这种总结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壮医痧病临床治疗学的研究和发展。

    4、《痧病诊疗手册》从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后诸多方面对壮医认识和诊疗痧病的经验技术进行总结提高。黄氏的这种总结研究，是前人未曾进行过的，尤其是对壮医防治痧病及其并病常用中草药的研究探讨，开创了壮医用药科学性、合理性探讨的先河。甘草，是中医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常用解毒、调和药物，然而壮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甘草是痧病的禁用药物。甘草味甘，凡甘令人壅，故痧病用之恐成痧块，难治。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痧病的厌闻食气、恶食、嗳灰碱气、放恶臭屁等症状，是机体代谢(消化)机能受到严重破坏的体征。甘草中的甘草次酸有降低基础代谢的作用。痧病用甘草，将会降低病体基础代谢的生理作用，而起到损害正气，助长邪气的相反效果。因此，痧病禁甘草的用药经验是有科学依据的。《痧病诊疗手册》等专著的问世，表明壮医对痧病的认识和诊疗已由经验积累过渡到理论升华。

    以上的挖掘研究，虽各有重点，但从总体上都是对千百年来流传于壮族民间的痧病诊疗技术经验、用药方法和用药的科学性进行深入的前所未有的探讨，因而总体上促进了壮医痧病诊疗的发展。

    (四)现代科学在研究中的运用

    医学的迅速发展，为人们更好地诊治疾病带来了福音，但与之相伴随的药源性疾病日益增多，药物毒性反应难以克服已成为现今医学界棘手的问题。传统医学中的自然疗法，以其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受到世界医学界的关注。英国针灸协会主席泰勒博士就指出："自然疗法的创新之处在于为了治愈身体的疾病而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近几年来，自然疗法医学已经变得使人们容易接受了"。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着自然疗法的壮医诊疗痧病的技术方法，诸如捏痧、刮痧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现代科学方法被运用到对壮医这些传统技术方法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中。例如刮痧，是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非药物自然疗法，与现代医学提出的"回归自然"疗法殊途同归，不谋而合。据病理学、生理学观察研究发现，刮痧会使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增强，从而可使肌肉和末梢神经得到充分的营养，促进全身的新陈代谢，还能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对细胞免疫力具有增强作用，从而可增强人体的防御机能，具有"解表祛邪、调整阴阳、活血祛瘀、舒筋通络"等诸多功效，对许多疾病具有防治作用，并能起到保健强身、美容的作用。刮痧疗法的作用机理得到了阐明，为临床更广泛地推广使用本疗法找到了科学依据。

    四、影响壮医痧病诊疗技术发展的主要因素

    壮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生活习俗使得壮医痧病诊疗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其个性特点。影响壮医痧病诊疗技术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崇尚医药因素

    壮医专家经考证指出：在著名的花山崖壁画和古老的铜鼓饰纹中，就已包含有壮族先民崇尚医药力量的内容。一些史书和广西一些旧县志中也有体现壮族先民崇尚医药的记载。《贵县志》就论道：壮族"疾病必延医服药"； 《百色厅志》载："病亦延医多用草药"。由此可见，壮族是崇尚医药的民族。正是这种崇尚医药的精神，使得壮医先辈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诊疗技术，并能使这些诊疗技术保存下来且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发展。

    (二)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赖以发展的根本保证。纵观历史发展轨迹，各时期各朝代壮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其医学的发展。加以社会的需要是医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壮医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壮族地区号称"瘴疠之乡"，痧瘴危害严重。对于痧病，壮医先辈总结出了一整套防治措施，生存本能的需要，为壮医痧病诊疗技术和经验的存在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由于壮医发明的诸多有效防治痧病的方法是简、便、廉、验的，合乎科学的方法，适应人民群众防治痧病的需要，所以它始终在民间广泛地应用和流传，历经千百年而不衰。

    (三)政治文化因素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促进了壮汉文化交流，对壮族地区文化和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元前216年，赵佗建立了南越政权，相传五代，历时93年。赵佗首创的"以夷制夷，和辑汉越"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风俗，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显然对南越民族保存本民族文化是有利的。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文物表明，在南越政权时期，壮医痧病的治疗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在政治因素中，延续近千年的土司制度对壮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影响到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医学发展的各个方面。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始于唐宋，历经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消亡。土司制度的本质是"分而治之"，"以夷治夷"，"以其故俗治"。很显然，土司制度的这种"自治"措施对民族医药的保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首先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立的医药机构中有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为"土人"，医学署的医官本为"土人"即由少数民族担任，这对于发展民族医药特别是壮医药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就文化因素而言，任何文化都具有开放和封闭二重性，壮族文化也不例外。日本塚田诚之博士就说："壮族在接触汉文化之际，可以看到两种对立方式，首先标榜壮族固执地坚持其文化，其次相反地吸取汉文化"。具体就痧病诊疗而言，由于壮民族固执地坚持本民族文化，故本地的诊疗特色(如药刮、针挑、陶针刺血放痧等)得以保存。另一方面，由于其吸取汉文化，壮族地区的部分诊疗经验融进了中医学的内容，人们已使用一些中医取穴和辨证论治原则。总之，异族文化的渗透也促进了壮医痧病诊疗技术的发展。

    (四)地域环境因素

    医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总是与一定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壮医对痧病的深刻认识及其诊疗技术方法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防治本地常见病、多发病--痧病的实践。"岭南烟瘴，尤多痧病"。由于痧病的多发和常见，为壮医先辈对其产生深刻认识有了一定基础。壮医发明的或徒手捏痧，或骨弓刮痧，或陶瓷针、缝衣针刺痧挑痧等疗法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地域环境所使然。

    结 语

    纵观壮医对痧病的认识及壮医痧病诊疗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总的来看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远在秦汉以前，是其渊源；尔后至明清民国时期是其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今是其现代研究和深化发展阶段。

    壮医认识和诊疗痧病的经验、方法源远流长，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它对本民族人民的健康繁衍，对祖国传统医学的繁荣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壮医痧病诊疗技术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崇尚医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因素、地域环境因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