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斗士重生角色守护:百年辛亥：我们往哪里去？

百年辛亥：我们往哪里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 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将君主制送进历史博物馆的辛亥革命转眼整整百年，曾苦苦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妄图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市场的利益冲动。“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 年中国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工业化起步不久。相比之下，最近30 年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和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 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 年后的政治制度，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的先贤，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的民权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 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 年黯然离开政治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就戛然而止。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难以超越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但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 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一念之间的选择。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

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

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 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和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经完成。民生主义在蒋介石偏安台湾时获得了解决，在大陆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国意识”和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纵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既富 足又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的那些人，也不仅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

普通人，因为正是亿万民众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普通人是可有可无的，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领导者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概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2011 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民权，多么美好的词汇，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将继续演变，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不会消失，官场腐败不会消失，普通公民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不久前，一位1985 年出生的女孩在

林希翎追思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泣不成声，她的哭声打动了全场，感动了许多八十多岁的

老人。中国已在转变的路上，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保障

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尊严，高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其他诉求；个体无尊严，

就是民族无体面；个体无自由，即使国家再怎么强盛也与我们每个人无关——这是百年

辛亥未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