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仁爱区邮编:《礼记》与现代精神文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3:29:20

《礼记》与现代精神文明

赵逵夫内容提要 《礼记》是从先秦至西汉关于《仪礼》解说、发挥文字的汇集,是我国秦汉以前的社会生活史和生活习俗、礼仪制度、人生经验的总结。有些论述有很高的概括性,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它在今天除具有认识价值外,也可以使我们知道在家庭、社会交际和为人处世以至对待本职工作、处理同大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有哪些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其中关于礼的原则的论述,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类活动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 《礼记》;家庭伦理;社会礼仪;民族传统;精神文明;国学

一、《礼记》在今日之价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德国大文豪歌德1827年读了中国明代小说《侠义风月传》(又名《好逑传》)的译本之后,对小说中反映的中国风俗十分称赞,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书中的人物“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和大自然生活在一起”。称赞作者“彻底遵守道德”,并且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我们如果拿《诗经》、《楚辞》和《左氏春秋》中的生动叙事,《国语》、《逸周书》等及大量诸子之作中的精彩散文来看,这个说法是不错的。

当然,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并非全是精华,也有糟粕。其优秀作品中,也有很多需要批判的东西,或需要正确理解的东西。比如《水浒传》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动不动就打架,就杀人,有时杀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就不能认为是应该提倡的。所以,我觉得前几年拍的《水浒传》电视连续剧,其主题歌中有“该出手时就出手”,是未能正确把握这部书在今天应该肯定什么,批判什么,弘扬什么,摒弃什么。目前一些地方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犯罪率高,青少年动不动就打架,自然不能只归罪于《水浒传》这部电视连续剧,但同我们一些文艺作品情调低俗、思想混乱,理论界缺乏正确的引导不无关系,和我们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认识上的错误不无关系。

从意识形态发展的总目标说,不是全盘西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这里还有一个继承民族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提高自信心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应该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从养成人们好的思想作风、生活习惯、礼仪风范的方面说,从建设整个社会文明的方面说,在古代文献中今天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一部书,是《礼记》。

《礼记》是从先秦至西汉时代关于《礼》的解说文字的汇集,共四十九篇,大部分是孔子的弟子、门人和儒家后学传习《仪礼》的“记”。传为西汉戴圣所编。戴圣的叔父戴德也编有一部关于《礼》经的“记”,故后人称戴德所编为《大戴礼记》,称传为戴圣所编为《小戴礼记》。此书初无定本,东汉郑玄作《礼记注》,乃成定本。《礼记》中的篇章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也不是完成于同一个时期、同一个社会环境之中,而是春秋末年至秦汉之际关于“礼”的解说、补充文字和有关论文的汇编。虽然今本《礼记》是汉初所存这类著作中的一部分,但它仍然是一部积累起来的学术史,是我国秦汉以前的一部社会生活史和人们生活习俗、礼仪制度、人生经验的总结。因为礼俗总是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相关,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交流相关,故《礼记》记述了冠礼、婚礼、葬礼、祭礼、聘礼等各种典礼、仪式中的具体做法,以及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亲疏关系、不同辈分、不同年龄的人在各种场合下的不同表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

《礼记》各篇对《仪礼》的解释、发挥,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出根据儒家礼的原则,针对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曾子问》一篇,其中问到一些十分特殊的情况下丧礼的仪节问题,就明显是从战国初至战国末,甚至到秦汉之际的礼学家在丧礼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办法的记录,这很像今天的司法解释。当然它不是由国家有关部门所作,而是由礼学大师或有较高水平、较高声誉的礼学家所定。这些东西长期流传,不断积累,成为篇章。其作者和传习者应为曾子一派礼学家。把《曾子问》说成是孔子答曾子问的记录,是靠不住的。曾子不可能那样挖空心思去悬想生活中很难遇到的各种琐碎的问题,而去刁难他的老师。实际上是那些礼学家为了增加其权威性,而托为孔子答曾子之问,或系于孔子答曾子问有关文字之后罢了。还有的人理解《礼记》为“正式的指导全国的文献”,似乎是周王朝所统一制定,这也是因《礼记》这部书被列入《十三经》而产生的误解。这些都把《礼记》这部书经典化、神秘化了。简言之,它实际上就是先秦之时礼俗及人们有关礼俗各种观念的总结。

就《礼记》全书而言,不具有共时性,而是历时性的,是在流动不居的过程中不断补充完成的。其中有些论述具有高度概括性,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如《祭义》篇云:“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只三十二字,对我国上古时代社会伦理和仪节的变化作了高度概括。“德”、“爵”、“富”、“亲”,分别是上古史前与三代调整人际关系的准则,反映出那几个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四个阶段中都有“尚齿”的一条,也就显示出了中华民族从史前时代即形成的尊老传统。

20世纪7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史学界兴起了一门被称为微观史学的新学科,其所着眼,为人的衣食住行、相互关系,故也即日常生活史。旧的史书基本上着眼于帝王世系、王公大臣的活动,及战争、政令,以至后妃外戚的事迹,真正作为历史主人的广大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人类历史的长河是以怎样的一种文化面貌发展的,根本看不到。所以,微观史学这个学科的产生确实是历史学方面开创性的建设。我以为,中国古代的一些礼学著作,都是十分宝贵的古代日常生活史文献,它们弥补着各种史书的不足。我们读《礼记》,可以知道古代秦汉以前有些什么礼俗,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积累了哪一些关于亲属关系、代际关系、官民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等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是怎样协调各种复杂关系而达到家庭、亲属、社会的和谐的,怎样从声音语言、体态语言、行事仪式上表现出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的。有些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中的争端就是由一些细节所引起的。无论于国、于家、于个人,一些礼节上的小事和平时的为人处事,都可能成为大事变的根源或导火线。所以,即使是从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的历史的研究方面说,《礼记》这部书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今天我们研读《礼记》,其价值一在认识方面,一在借鉴方面。从前者说,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人是如何生活的,秦汉以前的交际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反映出怎样的一种文化特征;从后者说,可以使我们知道古代礼仪传统中哪些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定的意义,应该继承和发扬。一些人看韩国影片,对其中所反映的对长辈的尊敬爱戴和几代人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及朋友交际中讲究诚信与礼节的细节,深为感佩。殊不知这些本来就是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只是韩国仍然继承着这些,而我们则在经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将它们抛弃殆尽而已。读《礼记》一书就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在家庭和社会交际方面有哪些优良传统。我们应该重新呼唤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二、《礼记》中记述的传统礼仪

 

《礼记》各篇论及社会礼仪方面的内容很多,我们这里只谈一谈同今天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家庭伦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都安全、正常地生活,社会就安定,就会减少很多冲突,减少很多社会问题。要一个家庭能正常维持、关系和睦,家庭的每个成员就应都得到健全的发展。而一个人要正常发展,首先要学会感恩。培养感恩意识,第一是要知道报答父母的恩情。有了报答父母的意识,考虑到将来赡养父母,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了不使父母为自己操心,就不会干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而是忍辱负重,克服困难,无论怎样,都会在生活的风雨中前行。对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无论对朋友、对集体、对国家,也无论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关键时刻都是靠不住的。

《礼记》中讲到孝顺父母的地方很多。孝敬父母,不只在衣食方面,也要使其心安。衣食赡养是子女应尽义务的底线。尊敬父母,爱戴父母,是人子最应注意者。《论语·为政》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何以别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又说:“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可见古人所说“孝”的内涵十分深广。我们这里举一些有关平时生活细节的论述。虽然人的言谈举止是思想意识的反映,最关键的是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但思想意识的转变,习惯的养成,有时也要由小事、由细节入手。关于对待父母的态度,其中说: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曲礼上》)

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坊记》)

 

不要在父母前说自己老了,好像要叫父母来侍候他一样,也会引起父母的伤感。有的年青人到人家家中去找朋友,当着人家的父母、祖父母的面呼“老张”、“老王”,这让人不知道你是叫谁。在这种情况下,对同辈朋友应该直呼其名。“出必告,反必面”,就是说出门时要对大人说一声,回来以后也应打个招呼。孙希旦《礼记集解》解释“不言慈”说:“嫌以恩望其亲也。”是说恐怕父母亲会误解为你对他们有什么要求或不满意。所以,平时应该多议论些孝道方面做得好的事例,不要老谈别人的父母如何慈爱子女之类,给父母指样子。所谓“闺门之内,戏而不叹”,是说在父母前应当高兴一些,可以说些开心的话,甚至开玩笑,不能长吁短叹。现在有的人在外面打麻将像疯了一样,回家只作疲惫状,不但让大人感到孤独、清冷,还会让大人以为他工作太累、心疼他。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算是正常的?老人们因为在很多事情上退出社会,有一种孤独感,所以更应该给他们以关爱。当然,由于身体的原因,应得到照顾,但这里所说更多的是在礼节和心理的方面。

《内则》一篇集中讲事父母姑舅应该注意的事项,其中不少论述至今具有参考价值。

(二)关于对待长者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前代人为后代人打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总是由前代人将此前所总结的各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后人,甚至为了这些而作出自我牺牲。我们要尊重他人的劳动和付出,要尊重长者,包括领导、老师和年岁较大的人。《礼记》中关于如何对待长者,也有不少论述。如:

 

侍坐弗使,不执琴瑟,不画地,手无容,不翣也。(《少仪》。孔颖达《礼记正义》曰:“不画地,不无故画地也。手无容,不弄手也。翣,扇也。”)

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

 

在老师、长辈、首长面前,不要心不在焉,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没有吩咐你,就不应自己去弹琴或手在地面上乱画,或作些耍手指、剪指甲、挥扇子之类的事。回答问题之时应该站起来;要注意仪表与表情,要态度端正;回答问题不要人云亦云如应声虫一般,应积极配合,独立思考;不要对方问话还没有说完就抢着回答;向先生请教,也应站起来说,以示尊重。《曲礼上》还说:“君子更问端,则起而对”(郑玄注:“离席对,敬异事也。君子必令复坐。”),是同一个道理。《礼记》中常常说到“君子”、“长者”。“君子”一般是指有一定地位或德高望重、有学问的人,“长者”指年岁大、辈分高或资历深的人。《曲礼上》说:“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那就是说,“君子”并非天生的,决定于自己的努力与行为。有些干脆没有接触过古代礼仪制度之类的青年、农民,在首长、大领导问到自己时,也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所以,礼节方面的很多规程,并非由哪些圣贤所设计、规定,而是基于各种社会关系和人的心理状态自然形成的。就像现在有些白领,虽然没有系统学习或参加过礼仪培训,但能做得大体周到,也是悟出来的。

《礼记·曲礼》还说:“君子式(轼)黄发”,“入国(指都城)不驰,入里必式(轼)”,这既有安全方面的原因,也有尊老、尊重邻里的意思在内。因为邻里当中既有长辈,有父执(父亲的朋友),有亲戚,也有一起长大的同辈人。一个人不能在职务升高之后夸于邻里,骄傲自大。要重感情,有人情味。一个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往往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在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或某企业单位工作,也往往代表着这些单位的形象。从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方面说,这也是亲近人民群众,了解情况,亲密上下关系、官民关系、军民关系和单位同职工及职工家属家长的关系的重要途径。《礼记》中所讲很多事情虽然都是细节,但体现着尊重他人、理解他人、体谅他人的精神在里面。能想得到,才能做得到,而能主动想到一些事,这便是素质的养成。我们前面说思想意识的转变、习惯的养成往往由细节开始,便是这个道理。

这里所论虽然只是平时应注意的小事,实际上表现了一个人的素质。生活中有时听到人说:“某某人因为一点什么小事倒了霉。”这当中可能有客观上的原因,有偶然性,但也往往同个人修养、意识有关,有其必然性。也常听到有的人说这一类的话:“给一个县长、省长,我也能当!”说这种话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不能胜任领导工作的。还有的人年龄不大,说话写文章目空一切,书没有读上几本,已经装得一副饱学大家的样子。不要说外国的,只就中国典籍有多少?要把这些书中重要的著作读完,得多少时间?由其狂妄,可知其无知。《少仪》篇言:

 

尊长与己逾等,不敢问其年。燕见,不将命。遇于道,见,则面,不请所之。

 

遇到辈份或学养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如果看岁数与自己差不多甚至比自己小,就不要贸然问其年龄。为什么?因为问年龄似乎是自己想在这种情况下序齿,以年岁排高下。路上遇见尊长者,如已看见自己,应上前打招呼,不能头一扭走开。在与人的交往中,不要在心理上留下阴影,应该坦诚。在社会实践中,有时候人的非智力因素比智力因素起的作用更大。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胸怀宽阔,能团结周围的人一起工作,这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应有的素质。这些品质有时比多获得某种技能更重要。就是玩一玩,打一场篮球、排球,没有上面说的这些品质也不成,更不要说别的了。所以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成功,要对社会做出大的贡献,不能不先从提高个人素养做起。《少仪》篇多论及一些事长者应注意的方面,可供参考。

(三)关于与同学、同事、朋友等一般人的关系

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学习、生活、工作及养亲育子中,总离不开同他人的交往。所以,从“做人”的角度说,学会与同学、同事、朋友相处更重要。《礼记》中论及平时的言谈举止所应注意的文字也很多,如说到拜访亲友时应注意:

 

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曲礼上》)

 

为什么要这样呢?《韩诗外传》中讲了一个故事:“孟子之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将上堂,声必扬;独户,视必下’(按:《曲礼上》作“将入户,视必下”),论于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无礼!”这就是说,要给室内的人以尽快收拾居室、整齐衣着、以礼貌的姿态接待客人的机会。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闯入人家家里,不打招呼进入他人私处的环境,是对主人的不尊敬,也是不自重的表现,有时候会造成很尴尬的场面,甚至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事故。所以,这些看起来是小事,实则包含着“尊人”与“自重”两层意思,包含着很深的自我修养方面的道理,不只是表面的客气。现在有些青年不敲门即推门而入,或先在窗外探头探脑,显得不大方,也有损于自己的形象。让主人有机会作简单整理,郑重地接待你,双方都会觉得很愉快。人们的交际只应带来愉快,不应带来不愉快。《礼记》中还说:

 

不窥密,不旁狎,不道旧故,不戏色。(《少仪》。郑玄注:“密,隐曲处。不窥密,嫌伺人之私也。不傍狎,妄相服习,终或争讼。不道旧故,言知识之过失,损友也。”朱子曰:“戏色,谓嬉笑侮慢之容。”)

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曲礼上》)

 

这里说的既有注意个人举止的问题,也有尊重他人个人权利的问题。第一条、第二条都涉及到尊重他人隐私权和尊重他人人格的问题,第二条论及体态语言的问题。交际场合中言谈举止既表示着对于对方的态度,也反映着自己在上至国法、下至民俗方面的知闻与学养,当然,也表现着一个人的习性。其中所说“不道旧故”,即不言人以往的过失,以免让人感到难堪。《少仪》篇说:“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质言语。”是说不要挑剔别人的衣服器物。我见到有一个人当着很多人的面揣捏别人的皮夹克,然后说:“这不是真皮。”穿衣服的人为了不伤对方的脸只好说:“是,是人造革。”但转过脸马上说:“总以为自已是真理的化身!”可见随口贬损性地评价别人的东西并不好。也不要以个人的经历去否定别人的说法,因为个人经历也会有局限性,而且那样会显得“唯我独是”,既让人难堪,又不利讨论,也影响关系,弄不好会吵起来。

《曲礼上》说:“将适舍,求毋固”。为什么“求毋固”呢?因为向人提出借什么或要什么,或要求寄居,或要求帮助,人家说没有或说有困难,应该相信人,这也是以诚待人的表现。如果人家有而推辞说没有,可以帮忙而推说有困难,总有其原因,只是不便说而已,应该体谅人,而不必追问其原因。即使可以肯定是借故推辞,也应知趣而退,考虑自己以往是否有处事不周到处,是否有对不住人家的地方;如果有,应在以后的时间中慢慢加以消解。这样做才能增强内省,养成体谅人、注意维持良好人际关系、不断改善人际关系的习惯。《曲礼上》说与人一起吃饭“毋流歠(chuo,饮,指使劲喝汤出声),毋咤食”(孔颖达曰:“咤食,谓以舌中中作声,似嫌主人之食也”),“毋反鱼肉”(郑玄注:“为已历口,人所秽。”孔颖达《疏》:“谓与人同器,已齧残,反还器中,为人所秽”),“毋固获”,“毋刺齿”。与他人同桌吃饭,吃菜、喝汤不能声音很大;自己的筷子已经夹上的,不能再放到大家都在吃的碗碟中去,不能拿自己口中吮过的筷子在公共的菜碟中拨来拨去,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又说:“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同上)为什么呢?因为当着客人的面呵叱狗,可能引起客人的误解,同时也显得不文雅。给别人让食而唾,或咳嗽,会让人感到恶心,也不卫生。《少仪》篇也谈到一些相关的问题。

《曲礼上》说:“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如果是同比较尊贵的客人一起走,也不能不注意这一点。这有一个尊重客人的问题。据说周恩来总理同客人碰杯,都是让自己的酒杯比客人的酒杯稍低一些,也是这个道理。

《曲礼》中论及很多平时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注意之事,不少今天仍具启发意义。因为有些礼仪细节上的问题影响到人们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个人和单位的形象,有时甚至会引起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是代表国家出使外国,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形象。比如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吃自助餐都是吃多少,捡多少,先少捡一点,不够了再捡,不能捡了很多,吃不完丢下。我开会常常看到一些人捡的点心、海鲜、鸡蛋之类碟子里堆着,筷子一放就走了,服务员收拾时一并倒在盆子里做垃圾处理,多可惜!我们要建设节约型社会,每一个人都应从日常生活做起,明显的浪费,绝对不应发生。而且从工作、事业方面讲,也可能只是由于一些言谈举止的不文明,使对方产生不好的看法而坏了大事。比如同外国企业家谈生意,人家可能会因此想到你管理方面漏洞大,不会经营,而不同你合作,或将你当大头来整。

《曲礼上》说:“赐人者不曰来取,与人者不问其所欲。”赠人东西而让对方来取,就有居高临下的意思,即《檀弓下》所说的“嗟来之食”,是不尊重对方人格的表现(当然,对晚辈或很熟的人是例外)。要赠人以物而问对方喜欢什么,这样做或使对方为难不好说,或会助长贪婪、勒索、贿赂之风。故宋代吕大临注:“欲人者问所欲,人之所难言也。”王安石注:“为人养廉也。”《曲礼上》又说:

 

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吕大临曰:“责人厚而莫之应,此交之所以难全也。欢,谓好于我。忠,谓尽心于我。好于我者,望之不深,则不至于倦而难继也。……尽心于我者,不要其必力致,则不至于不能勉而绝也。”“尽人之欢,竭人之忠,则应之者难而交道苦矣,故君子戒之。”)

 

都讲得至为明白透彻。交友要长久,这是对双方都好的。有的人为了朋友的事不惜自己做出重大牺牲,这是由二者之间相交的历史造成的,只要是正义的,这样做的结果即会形成生死不渝的感情。但一般情况下,需要得到帮助的一方不能要求朋友倾其一切而帮助自己,不能用杀鸡取卵的办法利用朋友关系。因为那样做的结果,便会断绝了朋友关系。

还有些是属于生活常识的,如果不知,也会显得大模大样,对人不敬,或者造成不愉快,《礼记》中也谈到。其中还谈到给孩子取名应注意的事等。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礼记》这一部书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什么圣人所定万世不移的行事法则。

(四)关于丧葬礼仪

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明是“连续性文明”,有别于西方的“突破性文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从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连续性,即血缘关系的宗族制度(《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4页)。而人们的亲疏关系,每个人在不同死者葬仪及死后相当一段时间中的行为表现,体现着人们既定的血缘关系和尊卑关系,故古人十分重视丧葬礼仪。《曲礼上》还谈到邻居亲友有丧事时应如何对待的问题。其中说:

 

当食不叹。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fú,牵引棺材的绳索)不笑。

 

《曲礼下》云:

 

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

 

这整体上表现了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在无言之中表现出情感、心理的相通。这样做,任何一家经过一件大事,都会同周围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不会因之引起心理上的芥蒂和怨恨,更不会因为未考虑到邻里、亲朋的情绪而引起争吵与打架。有的人参加吊唁活动,刚同逝世者家属握过手,便谈自己的高兴事,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这是不合适的,与自己刚刚表示慰问的心情及整个吊唁场面的气氛不合。《礼记》中特别说到“当食不叹”。尽管是在有丧之家,在主人吃饭时也不要表现出太突然的对死者伤悼的情绪。因为这样做让家属无所适从,连饭也不能吃。从主人一方说呢,既然是招待客人吃饭,人家吃时你就不要叹气,表示出伤心的情绪,因为你一那样,客人也不便吃饭,要去安慰你。

《檀弓》、《奔丧》、《问丧》及《曾子问》中论述丧礼的内容很多,具体做法今天多不适用。但《礼记》中的很多记述都说明,重要的是葬仪上要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感情。这同现在一些人为了显示权势或钱财而大办丧事、大摆酒席、吆五喝六、大吵大闹的情况完全相反。如《礼器》的篇末记子路主持季氏祭事一段文字,反映了作者反对奢侈铺张而不严肃的礼仪活动,认为礼仪应当严肃,但应合于人们的生活规律。像这些思想在今天也应很好地加以宣传。《杂论》云:

 

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

 

所谓“颜色称其情”,就是说面部表现要与悼念时应抱的情感相一致,所谓“戚容称其服”,是说悼伤的程度(包括哭和各种礼仪规程)要同所穿的孝服相一致,因为一个人死了,相关的人穿怎样的孝服,古代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今天不太讲究孝服的一套了,但亲疏等等关系是确定的,一切都要适当,不足和过分都是不好的。

《礼记》一书虽然特别重视丧礼,但其基本精神是不忘亲恩,并不如汉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守孝之礼被弄得不近人情,虚伪做作。《杂记》还记有孔子的一段话:“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可见孔子在丧礼上是十分通达的,他虽然十分强调孝,强调对死者的追念,重视葬仪、葬礼,但仍然以人为本,以不伤害活着的人为原则。因为他重视礼是为了使活着的人永远保持着一种发展的动力和内在的约束力,生活得更好、更充实、更有意义,更有利于社会,而不是使活着的人受折磨。

以上只是举了一些同今日生活比较切近的例子。《礼记》一书的内容很丰富,有些具体做法今日不能采取,但其所体现的精神对今日以至以后的社会文明仍有很大的启迪。

 

三、《礼记》论做人、尽职

 

礼并不是等于一些仪式的程序或上下尊卑交往当中应注意的事项;《礼记》所讲,并不是一些干条条的规定。孔子以来的儒家学者把礼看作协调各方面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各阶层、各类人相互协调的保证。同时,它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对人的行为的硬性限制,而是根据人们生活的条件,根据人的本性、人的正常感情而确定的。其中不少地方说到如何做人,及作为一个官吏应如何尽自己的职责的问题。

(一)关于做人方面的一些论述,可以说是我们民族优秀品质的总结。如:

 

子曰:“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坊记》)

 

孔子的这两句话有很深的内涵。贫而能自得其乐,一方面说明一个人要在个人生活方面知足,所谓“知足常乐”,看到别人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比自己强,不因此而造成心理失衡,自寻烦恼,更不因此产生嫉妒心理,而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灾及双方。这就是说,人要善于调节自己的心理。另一方面说明,一个人要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明确的生活目标,不因暂时的贫困而精神不振、忧愁忧思。看得远,有大志,这样的人虽暂时贫困,但充满信心,在心中是一片光明。而经济上很富裕的人呢?要好礼,要善于处理好各种关系,懂得关心人,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格,这样,事业才能更好,已有的生活与发展条件才能比较稳固地维持下去,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有人帮助,而不会形成一夜土崩瓦解或墙倒众人推的状况。能深入理解孔子的这两句话,不但事业可以成功,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会获得健康的身体。

 

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曲礼上》)

 

清代学者孙希旦注云:“敖者德之凶,欲者情之私,志满则招损,乐极则必淫。四者皆害于性情学问之大者,克己者之所当力戒也。”

我以为上面这两条在今天对于各类型的人都具有教育意义。

《丧记》引孔子之语云:

 

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这是说,一个有修养的人不能拿自己的特长和能办到某事贬抑无此能力的人,不能拿别人的不足故意奚落人或弄得人家感到惭愧,联系上面各条,意思很明显,不用多说。《丧记》中又说:

 

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fù,赠送财物帮助丧家办理丧事)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又说:

 

口惠而实不至,怨菑(灾)及其身。

 

这里所体现的思想就是:待人以诚,不要只想用空话取得他人的好感,或利用他人,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都可谓千古名言。

一些生活细节方面的事,只要注意,毕竟好办。但有些就需要有很高的道德水准才能做到,我们将《礼记》中的很多话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其中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很多话,是要求人由表及里、由一般的礼节向较高的思想修养方面发展,既有层次,又相互关联形成系统的。

《曲礼上》说: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按:指血气之争)毋求胜,分毋求多。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而能迁。(朱子曰:“己之爱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恶,自有公论,惟贤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废彼也。”孙希旦曰:“财物之积聚而能散以与人,则不至于专利而害义。”)

 

这些都是属于礼的范畴的事,但也关系到人的修养、胸怀和人生志向的问题。一个单位的领导,包括厂长、总经济师等,如果真能做到这一些,也就不会任人唯亲,不会贪污受贿,就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等,有更多的人参与对贫困地区和有困难人群的捐赠与救助。

是不是今天我们讲这些封建社会流传下来的东西,会使交往仪节变得繁复陈腐而不近人情?会形成思想道德、社会风气的复古倒退,使封建主义的渣滓重新泛起?我以为,我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看待过去的东西,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东西,并非全盘接受。对外国文化,我们也只是吸收其于我们有益的,而摒弃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和不合于我们民族传统的成分,道理是一样的。

(二)《礼记》除了讲述到一般生活中的礼仪、待人、做人问题外,也谈到一个人应如何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自己的职责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属于法和制度的范围。但古人所谓“礼”包括礼俗和制度两方面,即所谓“礼制”,儒家特别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认为很多事情决定于一个人自己。即使有法,如果人的道德水准不高,还是常有犯法者,等于无法。《礼运》云:

 

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法所制约的是人的行为的底线,让人的行为不出格,而古代儒家所说的礼则要求人不断向最高的思想境界上去努力。《礼运》中说的“七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十义”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七情为人所“弗学而能”,但真正能在各种事情上表现得正确,有所制约,做到很自然地合于“礼”,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十义”则归纳各种人一生所可能遇到的情况,及应取的态度。其中有些关系在今天已不存在,如君臣关系,但治理国家的人,代表人民掌握国家各级政权的人应如何对待下级,如何对待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应如何对待上级各政府部门,对待有关领导,也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夫义妇听”同今天男女平等的观念不一致,但夫妻之间互相忠诚,关心体谅,互尽责任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如将“夫义”和“妇听”看作互文见义,也是可以的。所以《礼记》中除了讲述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礼仪之外,有关民族的伦理道德和国家的法律制度,在论礼的一些文字中也得到反映。比如: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礼器》)

 

意思是说,要崇尚有德行的人,尊重按法规制度办事、按规律办事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荐举贤才在一定位置上,做事情能发动众人,团结众人同心同德。能做到这些,不仅大至于国事,小至于乡里甚至个人之事都不至有所耽延,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会形成一种好的风气,因为这些举措都是引导人向上的,看起来只是一些具体举措,实质上体现着一种思想意识和心理的建设。

 

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曲礼上》)

 

卿大夫犹今之政府官员,士犹今之普通公务员。这当中实际上也提出了作为统治者和国家工作人员应有的荣辱观。《丧记》云:

 

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

 

我们的政府官员、公务员、教师、医生、律师等等,如果都能确立这种意识,我们的社会会更加美好。《大传》篇还提出治天下应先者五事:

 

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

 

这些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很有参考价值。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既有法治的手段,也要有德治的措施,二者不能互相替代,而只能是互补的关系。

(三)《礼记》更多的是论朝廷宗庙、诸侯间聘问仪式、贵族士大夫交往礼仪及同当时等级制度相关的其他礼仪。其中也说到婚、丧、游艺(如投壶)等中的规程仪节。有些论述,关系到对人民管理中应遵循的原则和如何处理人同大自然的关系问题,因为《礼记》将人们随节气的变化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也纳入“礼”的范围来论述。其中有些文字看似平常,但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如《杂记》中说:

 

子贡观于腊。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腊,一日之泽(郑玄注:“言民皆勤稼穑有百日之劳,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饮酒燕乐,是君之恩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腊祭是夏历十二月农闲之时民间祭农神的一种活动,乡人聚餐会饮,其热烈情况同近代农村中元宵节或唱会戏时相似。子贡饱读诗书,但对这种民间的活动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也不能理解何以老百姓都那样感兴趣,那样狂热。孔子告诉他,老百姓长年劳苦,行腊礼以表示对下一年良好收成的愿望,且有一日之欢乐,又感君上之恩泽,这样才能保持长久的劳作热情。一直让人处于紧张的劳动中,连文王、武王这样的圣君也办不到;而一直让人们悠闲懈怠,无所事事,圣贤之君也不会那样做。也就是说,要给长年辛苦劳作的人一个完全放松、尽情欢乐的机会。这既是对当年丰收的庆祝,也是对下一年紧张劳动的动员,是调节人心理的一种方式。只看到某一点局部的利益而加以限制,是不明智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工农业生产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都证明了孔子这段话的深刻、透彻。

又《王制》中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mí,幼鹿),不卵,不杀胎,不覆巢。”又说:“木不中伐(按:言小而未成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按:言小而不足食),不鬻于市。”这个思想在《月令》篇有很具体的论述。如果我们今天也能坚持这么做,对于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建设规划,会很有益处。

 

四、《礼记》论礼的作用与原则

 

《礼记》中有一些关于“礼”的原则的论述。儒家是十分重视礼的,《礼器》篇的开头说:

 

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內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饗德。

 

郑玄《礼记·目录》云:“名为《礼器》者,以其记礼使人成器之义也。”原文头两句是说:礼可以使人成器,所以有礼就可以使一个人的人格完备。所谓“礼释回,增美质”,是言礼可以使人消解邪念,而增加人品质之美。《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人讲礼,做到“外谐而内无怨”,整个社会自然会很和谐,如流行歌曲中唱的“让世界充满爱”。

但礼并不是行事的规程,不只是一个人外在的表现,外在的仪节只是体现礼的文饰类东西,其根本是人的思想品质。《礼器》中还说: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应,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对礼的意义的认识,不能局限在人际交往的范围内,也不能把“礼”只看作是言谈举止方面的技巧问题,认为只要会做、会说就成。有的人举止过分谦让,叫人感到猥琐和虚情假意,说话花言巧语,叫人感到肉麻、难受,也不好。礼不是让人虚情假意,而是倡导一种真诚的互相尊敬。所以《礼记》中讲礼,首先立足于提高个人修养,所谓“忠信,礼之本也”。“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曲礼上》)重视人格、重视个人的价值。这里并不只是指“大人君子”,而是包括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地位的人,认为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有很好的涵养、操守和品格。

同时,原始儒家也并不是一味地对人进行限制,并不认为遵守得越严、规定得越死越好。这从前面所引《杂论》篇孔子答子贡问丧的话即可以看出。而且,《礼记》中也多次谈到,礼应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少仪》的末尾言:“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藤,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屦,马不常秣。”这就是说,国家因侈靡而导致财物凋敝,则王公大人就应车乘不加雕饰,甲衣不用丝绳作系带,器皿也不加以雕刻花纹,君子不穿丝质的鞋,马不加料。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的侈靡之风是他们带头搞起来的,他们有责任带头刹住这种不良风气,倡导节俭的作风。

《礼记》中关于礼的精神实质、总体原则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有极简要的概括。如: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

礼从宜,使以俗。

礼不妄说(悦)人,不辞费。

礼不喻节,不侵侮,不好狎。

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并《曲礼上》)

 

提出了人们在社会交际方面的要点、普遍原则和一般应该注意之事。我们联系现实,细心体会,每一句都大有文章可作。上至于官员使节,下至于经商、旅游者,这些道理都不应不知。

《礼记》中关于礼的重要论述还很多,不能尽述。总之,不仅其中关于礼俗要求的一些论述对我们今天建设良好的社会风尚,恢复民族的优秀传统有一定意义,关于礼俗原则的一些论述,对我们在社会主义时代伦理、礼仪建设,单位、社区、村镇的制度建设也有一定意义,有些内容对于我们如何处理人同自然的关系也给以很大的启示。

 

五、一部具有丰富思想资源的经典

 

上面主要是从社会学、伦理学的方面说明《礼记》一书的社会价值及现实意义,实际上《礼记》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允执厥中”的中庸理论,“诚,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的“至诚如神”理论等。

在社会政治方面,《礼运》篇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政治理想,将禹、汤、文、武时代称为“小康”,这曾激发了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维。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皆出于此。邓小平同志则借用其中“小康”一词,而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关于教育理论的论述,《礼记》中更为丰富。《学记》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讨论学习与教学理论的著作,有些道理,我以为是教育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则,而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教师并未能做到。如其中说: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导)而弗牵,强(表彰、鼓励)而弗抑,开(启发)而弗达(直接告诉最后答案)。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一个好的教师,除了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外,还得懂得这些道理,才能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不然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会打击青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摧残学生的自尊与自信,扼杀人才。

从文艺方面说,《檀弓》是杰出的笔记文集,叙事简洁隽永,意在言外,韵味无穷,对后来之《世说新语》等笔记文、志人小说以很大影响。

《乐记》则是我国先秦时代有关音乐的一部专著(原二十三篇,今存前十一篇),在我国美学史和艺术理论建构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以往很多人因为受到旧的经学思想的影响和对礼学的狭窄的僵化的理解,对《礼记》的研究无论从角度上、范围上还是方法上都受到较大的制约。我认为今天更应从日常生活史的方面和礼俗经验的方面去观照它,从长久以来被经学家、礼学家说解为僵死礼制规定的文字中,去发掘充满着生活情趣、情感意义的鲜活的人生经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继承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以铸造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有效地吸收世界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而提高自身,因为它没有吸收、消化的机能。现在,国家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又提出要牢固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都是在总结提炼了我国几千年积累形成的传统美德,总结了近百年在反对侵略瓜分、争取自立自强的斗争中表现出的民族精神的基础上提出的。所以,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态度,换一种研究方法,来重新研究《礼记》这部书,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