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北:老子生平三考 (下)

　　一、

　　众所周之，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而为何得名“老子”？而且，《道德经》又名为《老子》？对此，史学界说法不一，这成了一大历史之谜。

　　现将在 这个问题上的几种现成说法甄别如下：

　　一是“长寿说”。因为李耳长寿，故被称为“老子”。

　　李耳的岁数有多大？孔子曾说：“窃比于我老彭”。古传彭祖寿高八百，老子与之齐名，看来岁数确实不小。司马迁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又，汉郑玄注《礼记·曾子问篇》说：“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可见，李耳长寿，当属无疑。

　　此说虽然有理，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特别在先秦的那个时期中，人生七十，便视为“长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孔子也有七十余岁，当在长寿之列，却为何不见其有“老”字之说？

　　应该说，不独李耳，先秦百岁之人可能大有人在，而这些人却未见于“老”字，也未见于书载，这又是何故？

　　故“老子”以“长寿说”得名，值得商榷。

　　二是“耆老说”。因为李耳在部落为“耆老”，德高望重，故被称为“老子”。

　　梁启超认为，原始社会的“巫史”多由耆老担任。据《后汉书》、《华阳国志》所载，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耆老”，他们是各个部落的长老兼巫师，享有很高的威望与权力。故认为“老子”得名，源自德高望重的“耆老”。

　　此说，可见李耳西出函谷关后，确实到了四川，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但是，说李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当过“耆老”，则不可信。

　　故“老子”以“部落耆老”得名，可能欠妥。

　　三是“姓名说”。认为李耳本姓“老”，故被称为“老子”。

　　对此，如廖海庭说：“先秦诸子中，孔子姓孔，墨子姓墨，余可类推。独老子姓李，不曰‘李子’而曰‘老子’者，‘老’‘李’一声之转，‘老子’犹‘李子’也”；高亨亦曰：“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矣。……周秦旧籍，若庄、荀、韩非、《吕览》、《礼记》、《国策》等，于孔、墨大师皆举其姓，独老子则称老聃而不称李聃，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明见老子原姓老矣。”

　　此说显得有些奇怪。因为通观史籍，举国内外，似乎未曾见到过有“老”姓之人。故尔普天之下，唯独李耳姓“老”。这岂不感到奇怪？而且，纵有“一声之转”则只表现在口头上，然而在文字上也表现如此，这就令人不解了。

　　故“老子”以“老姓”得名，实无根据。

　　四是“尊称说”。认为李耳受人尊敬，故被晚辈和后学者尊称为“老子”。

　　有人认为，晚辈和后学者在老年人面前，特别在德高望重的老年人面前要恭顺，要毕恭毕敬，同他们说话，绝对要禁止直呼其名，而呼唤他们时要使用尊称。因此认为，“老子”是晚辈和后学者对李耳的尊称。

　　道理虽然如此。但是，晚辈和后学者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的尊称，必须要加以姓氏，方能有所区分。比如，儒家门徒谓孔丘为“孔子”，等等。如果不是这样，在尊称上含糊其词，相反，达不到尊称的目的。比如，当在尊称“孔丘”的时候，只言“子”。那么，这个“子”是谁呢？特别是在没有一定的语言环境下，这种说法，怎么也是令人不可明白的。如此，便使“尊称”就显得毫无意义。

　　故“老子”以“尊称”得名，逶实片面。

　　除此之外，还有以“神仙”说而得名的“老子”。此说，无非是历史上对老子的“杜撰”和“神话”罢了。故不必多说。

　　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是“老子”得名之由来。而李耳之所以得名“老子”，是因了“密传说”的缘故。因此，笔者今天提出“老子”得名之第五个理由，这就是：老子思想的“密传说”，使李耳得名为“老子”。

　　二、

　　所谓“密传说”，就是婉约的、秘密的表现出了在“《道德经》思想”传承之中的一种不公开的、但又点到自明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表现如“老子”与“孙子”在“血统”关系上的一种“暗喻”。

　　此说是否有理？

　　要了解这个“密传说”，就必须了解老子是否有“保密”的思想及其“保密”的东西。

　　对此，答案是肯定的。

　　《道德经》明确的指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就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保密”思想。

　　那么，《道德经》“保密”了哪些东西呢？

　　概括的说，就是“保密”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武术”、“武学”思想。

　　因为，《道德经》说的“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其中，“国”，无疑的，为动词，就是指的“兴国”、“立国”、“保国”、“卫国”之意；“国之利器”，就是指的“柔弱胜刚强”这一“思想武器”。故尔，在老子看来，这“国”之所在表现在：一是只有统治者做到“无为”，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方才可能“顺应民心”，止息社会的“武”、“戈”，出现上下“同心”、“同德”的局面，促进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发展，实现“兴国”；二是只有统治者，以“不争”为“争”，方才能够使国家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实现“保国”；三是只有统治者“顺应民心”，做到“民心无敌”，方才能够面对强敌而使国家巍然不动，实现“卫国”；四是只有做到以“柔弱胜刚强”，即以“武术”为物质批判武器，注重条件和时机，方能取而代之统治者的地位，实现“立国”，等等。这些，就正是老子要“保密”的根本东西。

　　显而易见，上述这些思想，如果不保密，李耳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并且就会使《道德经》不可能流传到今天。

　　那么，《道德经》是怎样进行“保密”的呢？

　　笔者在《“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道德经》的“保密”，主要表现为“几多几少”：一是讲哲理多，命题少，甚至于开篇就将“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命题隐去了；二是讲“柔弱胜刚强”的事例多，理论少；三是讲武术理念多，方法少，甚至将武术众多打法法则隐去了；四是讲“以德治道”多，“武术”少。这几多几少，加之行文无序，又书以韵文体形式，故使人难以把握《道德经》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至于命题与论证之间的关系也就看不明白了。故谓“《道德经》，五千言，玄而又玄”之说，正起于此。

　　正是《道德经》的“保密”，使得晚辈及后学者在继承《道德经》思想的时候，必然同样采取了“保密”的态度。此之，则形成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之“密传”的事实。

　　那么，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晚辈及后学者是什么人呢？

　　在先秦诸子百 家中，除开李耳的道家之外，如在儒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等等之中，哪些秘密传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呢？

　　这里，只消稍微分析一下就清楚了。

　　首先，最不可能与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有传承关系的，当是儒家、法家、名家。

　　简单说，因为，比如孔子，即儒家，它讲的“道德”，是“宗法伦理”修养方面的道德，这与老子讲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道”和“德”的思想，特别是由“道”，即“柔弱胜刚强”所产生的“武术”、“武学”思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比如法家，它讲的“法、术、势”三位一体，就是在为“刚强胜柔弱”造势、建言，而这明显与老子的以“柔弱胜刚强”来批判“刚强胜柔弱”的思想相悖。

　　比如名家，它讲逻辑，讲“名正言顺”。无疑的，它是维护孔子“克已复礼”的“正统”思想的。

　　其次，不可能与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有传承关系的，当是墨家、阴阳家。

　　简单说，因为，比如墨家，虽然它讲“兼相爱，交相利”，与《道德经》的“有德司契”的契约观如一脉相承，讲“尚贤”、“尚同”，与《道德经》讲的圣人要“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如出一辙，讲“非攻”，与《道德经》的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好像一致，等等，但是，它却没有认识到《道德经》在对“国”的认识上的“柔弱胜刚强”思想这个根本。

　　比如阴阳家，它讲“阴阳”，讲“五行”、“八卦”，但其作用旨在“堪舆”，和看凶吉、看风水、看相等等，故其完全与《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一样。

　　除此之外，剩下的就是兵家、纵横家了。

　　而这两家，正继承了《道德经》“国之利器”的“武术”、“武学”，即“兵法”、“智谋”思想。

　　概括的说，《孙子兵法》讲的“道、天、地、将、法”，其中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思想。它贯穿了老子所揭示的基于“柔弱胜刚强”而产生的“武术”的“内在条件”和“三种武学境界”。《孙子兵法》明确的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完全接收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武学思想。《孙子兵法》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还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完全接收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的“上乘武学境界”，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谋”思想。

　　同样，纵横家以《鬼谷子》一书为代表，也完全继承了老子的“智谋”思想。正如史书评论：“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等，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因此，有“《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之说。

　　如果说《道德经》，与兵家、纵横家的武学思想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道德经》主要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单打独斗”，主要揭示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内在条件”的话，那么，孙子、鬼谷子则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集团作战”，主要揭示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外在的主、客观条件”。这个情况表明，老子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有关。

　　由此可见，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兵家、纵横家才继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武学思想。而且，兵家、纵横家谨遵《道德经》“保密”的告诫，故对其“武术”和“智谋”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出处，实行了严格保密。

　　对此，有事实为证。

　　证明一：《孙子兵法》、《鬼谷子》，及后来的《三十六计》等等，在其书中均不见师承关系，不明武学理念的源流和传承关系，这是何故？这难道说都是历史的“偶然”吗？显然不是。而这种情况，正反映出了历代兵家对《道德经》之“国之利器”的保密告诫之“忠诚遵守”所致。这就是唯一可信的解释。

　　有《三十六计》之“编者”说，其计谋源于《易经》。但是，《易经》本质上是一部“占卜”书。对此，《孙子兵法》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可见，《孙子兵法》尚不信占卜，“不象于事”，“不验于度”，那么，《易经》又何来生得出“兵书”？然而， 事实上，《三十六计》充满了《道德经》的“武术”和“智谋”思想，其战例几乎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柔弱胜刚强”思想的结晶。因此，兵家、纵横家继承了《道德经》思想。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证明二：《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是“始于春秋，最后形成于战国时期”，并公认为“并非是孙武一人所为”。可见，《孙子兵法》有着众多作者，前后计有几人。既然如此，除开孙武之外，其他几人也都姓“孙”，这可能吗？显然不能。其中的“隐秘”，难道就不是“保密”？

　　证明三：从时间上看，据笔者考证，老子大约生活于“西周中晚期”，即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而孙武、鬼谷子大约生活于东周中晚期，即出现了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时期。这就使得老子的“武术”、“武学”发展为“兵法”、“智谋”完全符合逻辑。

　　证明四：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分“德经”和“道经”。其中，“道经”侧重讲哲学，主要包括“武术”、“武学”；“德经”侧重讲政治。“德经”和“道经”因有“道、德一统”、“以德治道”的思想从中连接，故《道德经》必是一部“兵书”无疑。既是兵书，后人必然要对其保密，而且必定“密传”。历史的看，对“武术”、“武学”的传承，自古以来就讲“口传心授”，就讲“不传外人”，这已经是不成文的传统和规矩，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基于此，《道德经》思想必然“密传”无疑。

　　先秦“隐士”的出现，正是对李耳及其《道德经》传承并保密的表现和结果。

　　在中国先秦，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士”的阶层。但是，“隐士”，作为“士的阶层”中的组成部分，它出现于何时呢？笔者认为，它最早出现于西周末东周初的时期。即为李耳“道学” 的传人。

　　什么叫“隐士”呢？

　　对此，虽然《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但其解释，完全是今天“庄子式”的解释。故这种解释，至少在先秦时期是错误的。

　　而西周末和东周时期的“隐士”是怎样的呢？他们通常居于山林僻静之地，但有学识、有专长，虽然游离于政局之外，却不乏具有干预政局的能力，于是“隐士”便得以产生。“隐士”并非就不出山做官、干政，而是要待以合适的时机。

　　那么，先秦时期的“隐士”指的是哪些人？这就是兵家、纵横家。

　　且看事实。

　　比如孙子。据苏州孙子兵法网记载，孙子曾有两次隐居的历史：一是公元前523年孙子离开老家乐安，来到了吴国，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他奔吴后，在今苏州的穹窿山“辟隐深居，十年面壁，潜心著述”。成书《孙子兵法》；二是公元前483年孙武又过上“辟隐深居、著书立说”的生活。

　　比如鬼谷子。史载，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然而，这些“隐士”在修什么道呢？

　　这里，以与孙子、鬼谷子几乎是同时代人，并同样是“隐士”的陆通来说明。

　　古籍中记载：春秋楚昭王时期(约公元前523年～前489年)，“楚国名士陆通入蜀来峨{峨眉山}结庐耕食隐居”。

　　可见，陆通是奔老子在峨眉山所创的“道学”而去的。

　　据笔者研究，老子大约于西周“共和行政”时期，奉周王室之命，为“周家占地脉”而西出函谷关，到了今四川的“西南蛮夷”之地。老子在“西南蛮夷”之地的荣德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并在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其道学主要内容是：旨在缔造和传播“以武制武”的“武术”，和“止戈为武”的“武学”，特别是“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老子的道学，发源于峨眉山，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流传入中原地区。

　　由于老子的道学，其基于“柔弱胜刚强”的“武术”、“武学”思想是对西周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王道”、“霸道”的批判，因此，在流入蜀国、流入中原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秘密”的形式。正是这“秘密”的流传形式，就打上了宗教的色彩。故老子的“道学”又被视为“道教”。因此，当老子的“道学”传入中原的时候，就导致了中原“隐士”的出现。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隐士”就是老子道学的密秘传人。

　　正是如此，“隐士”的出现，表明了老子道学在密秘之中传承。

　　这里，老子西游的行踪，就与梁启超的这种“李耳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当过‘耆老’”的考证就联系起来了。

　　但是，笔者之所以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其原因在于，老子不可能“直接当过”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中的“耆老”。而是认为，老子创道教而“坐阵”峨眉山，统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而实际有了“耆老”之名，和“耆老”之实。这就是分歧之所在。

　　五、

　　正是对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保密”的结果，方才有了“老子”之说。

　　先秦的隐士，即兵家、纵横家，他们既继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但是，又不忍心埋没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正是在这两难之间，出于无奈，而不得不以“曲笔”和“暗喻”的办法来达到两全。

　　而所谓“曲笔”和“暗喻”的办法是什么呢？

　　这就是，借孙武之姓，并将“孙子”引伸为“血统”意义上的“孙子”，而将李耳视为“老子”，即“爷爷”，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爷孙”血脉嫡传关系。

　　正是在“老子”与“孙子”的对应关系中，暗中体现出了“爷爷”与“孙孙”的血缘关系。这样一来，做到了“引而不发，跃如也”，让人们去猜。其结果，一方面，达到了遵从《道德经》“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以及对“武术”、“武学”的保密告诫；另一方面，又委婉的、隐约的点明了兵家、纵横家的“兵法”、“智谋”的师承和出处，进而则点明了《道德经》的“武术”、“武学”的本质，而做到了一举两得。

　　那么，这个“曲笔”和“暗喻”是否合符历史实际呢？

　　笔者认为，这完全否合符历史、符合逻辑。

　　因为，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出于对老子的敬奉和崇拜，并给予了老子以部落的最高的礼节和待遇，于是尊老子为“耆老”。故在这里，“老子”之“老”，发源其间。可是，当老子的“道学”，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地区之后，由于中原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蛮夷”之地，故谓李耳“耆老”之说，这到了中原根本就不能入流，就会叫人看不起。于是按照先秦中原以“子”为尊称的贯例，故在这里，“老子”之“子”，便发源其间。正是如此，中原便取“耆老”之“老”，与“子”连在一起，称李耳为“老子”。这就是李耳得名“老子”的由来和原因。

　　由此可见，在“老子”与“孙子”之间，不仅表现出了“血缘”关系，除此之外，还有着“部落首领”与“部落臣民”的“统率”关系，宗教“教主”与“教民”的“传承”关系。因此，前面第四种说法，即“尊称说”之所以“片面”，就在于，除了对李耳尊敬之外，还有“继承其事业”的意思。

　　综上所述，李耳得名“老子”的由来和原因，正出自于李耳道家之晚辈及后学，即如兵家、纵横家，他们遵守李耳及其《道德经》之“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告诫，和对其“武术”、“武学”的“密传”所致。唯有这种解释，方才符合历史、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