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松山机场免税品牌:辩证法的三重智慧

辩证法的三重智慧

    辩证法的要义有三

    一，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是自觉地看到矛盾的双方；

    二，清晰地把握对立双方存在的条件，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

    三，在对立基础上实现统一，创新性地解决矛盾。

    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爱”是一种行为、一种态度、一种崇尚和执著的精神。爱智慧，只有“爱”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手段或“桥梁”，也就是好的方法才能达致智慧。在方法荟萃的世界里，辩证法当执牛耳。爱智慧而不懂得辩证法，无异于“爱”而不得其“法”。

    以辩证法求智慧，不能只限于辩证法的概念或理论，那只是关于辩证法的知识。只有“化识为智”，将辩证法知识化作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和精神，辩证法才能成为抵达智慧的桥梁。那么，如何做到“化识为智”呢？首要的一点，就在于掌握辩证法的作用机理。

    “两面神”思维，助你走出“牛角尖”

    在西方文化里，辩证法被俗称为“两面神”思维。中国古代辩证法家创造的“负阴抱阳”、“有无相生”、“反者道之动”、“物盛而衰，乐极生悲”、“物极必反”等思想，西方古代辩证法家概括的“散而又聚，合而又分”、“在圆周上，终点就是起点”、“海水最干净，又最脏：鱼能喝，有营养；人不能喝，有毒”、“最美的猴子同人类相比也是丑的”等思想，都是辩证地看到了事物的两面性。既然“两面”通观，就不难得其中道，所以，辩证法是达致中道的智慧。

    我们都知道，作为方法的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致命缺陷就是只关注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关注问题的另一方面。辩证法则相反，通观问题的对立面。

    塞翁在“失马”事件后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通观祸福两面而达致中道的智慧。在别人看来，家里的马丢了，一定很懊恼。面对前来劝慰的乡邻，塞翁并不悲伤，而是说：“谁知道是祸是福呢？”过了一年，塞翁丢失的那匹马不仅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可爱的小马驹。邻人纷纷来道贺，塞翁却未喜形于色，而是说：“谁知道是祸是福呢？”塞翁的儿子从马上摔下来，腿折了，邻人来安慰，塞翁十分平静地说：“谁知道是祸是福呢？”过了一些时候，塞外发生了战争，朝廷征集青壮年入伍。塞翁的儿子因腿部残疾而免于应征。应征的青壮年大多战死疆场，塞翁和他的儿子却幸免于难……

    塞翁超越了孤立的“福”或“祸”的时间和空间看问题，考虑到了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不钻牛角尖，不走死胡同，处事深远，胸襟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显示出的正是一种中道在握的智慧。

    只有条件把握准确了，看法才能正确

    当然，“塞翁失马”中“祸”与“福”的转换是十分偶然的，但是，正是那些偶然的因素促成了后来种种变化的结果。辩证法并不止于对事态的静观，而是特别注重把握对立双方相互依存和转化的条件关系。

    有则小故事说，古时一位秀才，在朋友聚会的唱和中突然冒出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引来了一片嘲笑声。柳絮是白的，怎么可能片片红？就在那位秀才陷入窘境之际，一位朋友站出来说：“这是前人的名句，全诗是：廿四桥畔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反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齐声喝彩。在“夕阳反照”的条件下，白的柳絮变红了。正像这首诗给我们的启发一样，现代辩证法在继承古代素朴辩证法通观两极精髓的同时，更强调对“两极”存在条件的把握。只有条件把握准确了，看法才能正确。

    抗日战争初期，“亡国论”和“速胜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论调，毛泽东却得出了不同于常人的“持久战”论断。这个论断是建立在这样的条件把握之上的：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因此这场战争会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战略方针。经过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持久战”论断胜利了，这也正是辩证法的胜利。

    创造条件，主动促成转化

    仍以“塞翁失马”为例。在现实中，促成“祸”与“福”转换的偶然因素不一定能构成必然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失却了其中的某一偶然因素，促成“祸”与“福”转换的“条件链条”就会断裂，“祸”与“福”之间就难以相互转换，那么，其中的“坏事”毕竟还是“坏事”，“好事”也还是“好事”，双方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动地向对立面转化的。要变“被动”为“主动”，就需要首先弄清楚促成两极转化需要哪些条件，然后主动创造条件，从而生成你所期待的结果。

    宋代真宗时，皇城失火，宏伟的昭应宫被毁。大臣丁渭受命修复皇宫。施工时间短，任务重，既要清理废墟，又要挖土烧砖，还要运进大批建筑材料。怎样才能完成这样繁重而又紧迫的任务呢？经过思考，丁渭想出了一套“变废为宝”、事半功倍的施工方案：先把皇宫前大街的土挖来烧砖，大街成了一条河沟；然后把卞河的水引入河沟，用来运输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皇宫修好后，放掉水，将废墟留下的残砖断瓦等填入河沟，修复街道。这样，挖河一举，使得取土、运输和清理废墟这三个孤立的问题联系起来，实现了“弊”与“利”的转化，加快了工程进度，提前修复了皇宫。

    总之，辩证法是通向智慧的“桥梁”，其要义有三：其一，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是自觉地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矛盾的双方；其二，片面而“深刻”的形而上学方法不好，“全面”但肤浅的素朴辩证法也不好，现代辩证法的精义是清晰地把握对立双方各自存在的条件，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其三，在对立基础上实现统一，即在充分把握对立双方存在和转化的条件之后，创造条件，创新性地解决矛盾、消解矛盾，达到和谐统一。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习胜）

《 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04日   15 版）

    ·延伸阅读·

    辩证法内蕴的三重智慧，是有标准、讲正理的智慧，不是那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的狡黠。

    在一些人看来，春秋末年邓析所持的“两可之说”极其“智慧”，而《荀子·非十二子》却指责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辞”，但又承认“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据《吕览·离谓》记载：郑国有一富户，家里人淹死了，有人得到了这具尸体。富家人想赎回这具尸体，但得尸者要价太高，富户向邓析求教。邓析对他说：“你放心吧，这个得尸者（除了你）是不会卖给别人的。”得尸者听到后急了，也求教于邓析。邓析又回答说：“你放心吧，那个富户从别处是买不到这具尸体的。”富户急于赎尸，否则尸体会腐烂；得尸者也急于卖尸，否则腐尸会成为麻烦。邓析抓住了赎尸者和得尸者双方所存在的矛盾：一个想以低价赎回，另一个想卖得高价；双方都因此而既急又不急，故而操“两可之说”，对双方都以“安之”答复。但尸体腐烂这一客观事实是不以双方主观立场、目的而变化的，双方都以“安之”处之，最终必然都不能“安之”。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而是积累甚至激化矛盾的馊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