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周星驰打官司的电影:《夏小正》经文时代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7:28:13
王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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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先秦文献《夏小正》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农事政令、语言训话等多方面内容。古今人多有研究，但因传统十二月历法的先入之见，并未能真正了解《夏小正》的历法真相，对其反映的经文时代更是歧义多出。事实上，考明《夏小正》的经文时代是《夏小正》研究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为研究《夏小正》扫清障碍，同时为与《夏小正》相关的夏史等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总结和概述《夏小正》的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历史、考古、文献、天文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先考证《夏小正》十月历的历法特点，继而考证《夏小正》的经文时代，指出《夏小正》是一部夏代流传下来的，并经世代口传，而后到一定时候才形成有文字的古代历法。
关键词：夏小正 十月历 经文时代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夏小正》研究概况
第一节 关于《夏小正》书名及其含义
第二节 前人关于《夏小正》时代的观点
第二章 《夏小正》的基本内容和研究价值
第一节 《夏小正》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夏小正》的研究价值
第三章 《夏小正》历法考
第一节 《夏小正》的历法特点
第二节 《夏小正》与《月令》的天象比较
第三节 《夏小正》与《月令》的物候比较
第四节 《夏小正》与《逸周书·时训》的物候比
第五节 今本《夏小正》十一月、十二月为后人所附的证据
第三章 《夏小正》经文时代推定
第一节 《诗经·七月》所反映的历法
第二节 《夏小正》与《七月》同历说
第三节 周人使用十月历的来历
第四节 《夏小正》经文成文时代
第四章 《夏小正》年代的其他证据
第一节 《夏小正》经文反映夏代社会生活
第二节 《夏小正》考古新证
第三节先秦神话传说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前言
代之书”之叹。(1)《夏小正》内容涵盖天文、历法、星象、物候、农事、政事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先秦时期社会发展及农业生产状况和天文历法及物候状况的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物候学、教育学史、以及训话学都有价值。清儒毕沉《夏小正考注》自序曰：“(小正》于天象、时制、人事、众物之情无不具纪，询为一代之巨宪”(2)。可见其内容宏富而影响深远。
《夏小正》自汉代收录于《大戴礼记》之中，《隋书·艺文志》别出《夏小正》一卷，始出现单行本。自北宋末到清代以前，研究考证《夏小正》的己有十多家。清代文字狱大兴，清儒学者多埋头于为注释而注释，为考据而考据的文字辨伪。对经传俱备、信而可证的《夏小正》考证者也很多，所谓“清儒之治《小正》者四十余家”。这些研究多是考证性质，偏重于对传本的辨伪、释音、辨字、文字疏义等方面的研究。通过这些考证，澄清了该书流传传抄过程中的一些谬误，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夏小正》带来了很大方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此书至今迄无定本，注释也无定论，出入颇大。‘特别是《夏小正》经文产生的地区、时代及传文的作者、时代等问题，更是历来都有很大争议。
夏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由于史料的缺乏，加之考古发掘的实证资料的不足，目前对于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涉及夏代历史文献的《夏小正》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夏代历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是从此目的和意义出发，在前人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历史研究和古代天文学研究成就，利用先秦考古资料，重新考察《夏小正》经文成书年代，并揭示其为十月历的真相，从而有利于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夏小正》这部重要的古代文献，尤
其是对于其反映夏代社会历史诸方面的问题，以便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囿于个人学识和时间有限，《夏小正》的传文年代暂不涉及)。
本文拟分五章，首先简要回顾《夏小正》研究概况，指出其书名源流、内容和价值、考证时代的意义；其次考证其历法特色，重点通过其与《月令》的对比，推定《夏小正》所用历法；再其次考证《夏小正》经文时代，主要通过与《七月》的比较研究，以及周人与夏人同族等，推定《夏小正》经文的成文时代。最后是从社会历史、考古、神话等角度旁证《夏小正》年代之久远，并以结语结束全文。
第一章 《夏小正》研究概况
第一节 关于《夏小正》书名及其含义
今本《夏小正》为《大戴礼记》第四十七篇，其书名称最早出现于《史记·夏本纪》。《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可见《夏小正》早在西汉之前就已有流传。然而观其传文和相关文献，《夏小正》并非其初名。《礼记·礼运篇》云：“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夏小正》传文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小正”。如正月“雁北乡”传曰：“鸿不必当小正之逝者也。”“缇缟”传曰：“先言缇而后言缟者，何也？缇，先见者也。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时有见稊，始收”传中曰：“有见稊而后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时也，皆若是也。”此四处均无“夏”字，而言“小正”，可推知“夏”字为后人所加。清王筠曰：“传文‘小正’字凡四见，《竹书》亦云颂‘小正’，知此本以‘小正’名，‘夏小正’非书之本名。盖大戴以其书最古，特题‘夏’也。”即谓此书本以“小正”名，“夏”为辑录于《大戴礼记》时所加。但从《史记》中己提到《夏小正》一书，得知“夏”字虽不是原书之名，但“小正”之前冠以“夏”字也是由来己久，并非自《大戴礼记》始有“夏”字。由此视之，该书名本无定称，或曰：“小正”，或曰“夏时”，或曰“夏小正”。从前面《礼记》引用郑玄的注释来看，东汉末年还有名为《小正》的单行本流传。自《隋书·经籍志》在《大戴礼记》外单出别行《夏小正》以来，始正式有《夏小正》的专本。后世多称《夏小正》，实则自此而来。《夏小正》书名的含义，历来学者也多有异说。如或释“纪候之书”、或释“虫鱼草木正十二月之节候”、或释“言政令之小者也”，等。今择其主要观点评述，并加个人见解。
《夏小正》的“小”字，古来异说有五：
一、宋代邢昺曰：“《夏小正》者，以虫鱼草木正十二月之节候，起于夏后氏，故曰《夏小正》”(3)。清洪震煊云：“小者，谓动植之物，以动植之物著名于经，邢昺(宋)《尔雅疏》此小正之通例。”(4)今按《夏小正》一书内容丰富，上记天文星象、雨季寒暑，下记草木果蔬、虫鸟鱼兽，并且王事、政事、礼俗、祭祀均有记录，并非仅限虫鱼草木，故上述两种说法有一定疏漏，其义失之偏颇。
二、元代金履祥曰：“小正者，其纪候之书谓之小，则固非其大者也。”(5)清代李调元曰：“曰小正，何也？言政令之小者也。”(6)二说解“小”义为大小之“小”，似未能指明“小”义所指内容。
三、清代诸锦曰：“言小者，趣民事也。”(7)此以“小”义指民事，但未能包涵星象、物候。这种说法与宋邢昺看法相类似，也失偏颇。
四、清代江藩云：“窃谓小，《说文解字》曰：‘从八一，见而分之。’八训为别，别小字微训，之外，又兼他别二义，盖见天象及动植物之物应于时者，以十二月分别记之也。”(8)此说以解字代字义，解释亦不尽然。
五、清吴承志曰：“愚疑此篇乃以官著名也……小正盖夏时历官，著此一篇，以纪时政，累世相传，遂沿为目。”(9)古时是否有小正之官，小正是否为官职，没有直接证据，此说所解释“小正”义缺乏实证。
综观上述几种说法，似以金履祥之说最为简要，但若能以邢昊、诸锦等说加以补充，小正“小”字释义始为恰当。故我们可以说：“夫言小者，趣民事，记虫鱼草木，正十二月之节候之书，则固非其大者也”。
关于“正”字，亦有三说：
一、唐陆德明曰：“正音征”，“小正，之盈反”。(10)司马贞亦云：“《夏小正》，《大戴礼记》篇名，正、征二音。”(11)以音解释“正”义(按音别则义别)，非正之本义，此说不可取。
二、宋邢昺云：“《夏小正》者，以虫鱼草木正十二月之节候”。(12)清孙星衍亦云：“昏旦星昏气候，禹正其名，故曰夏正。正名不遗百物，且体物著名，必辨形声视听之先后，故曰小正。言识大亦识小，非从记酸而博也。”(13)此处解释“正”即正其名之义，但和小字联系，释义不大尽然。
三、清代李调元曰：“曰《小正》，何也，言政令之小者也。”(14)王筠亦云：“‘正’盖‘政’之古文，非正朔之正也。”(15)窃谓此一解释比较恰当。先秦政事，首重治历授时，记天象、物候、民事以授时于民，事情不小，关系农事，作用重大。农耕社会生产力落后，指导农业生产是当时最大的政事。“正”即政也。
综上数解，可知所谓正者政也，小正，即政令之小者。可备一说。所以，《夏小正》可以理解为夏代的农事政令书。
第二节前人关于《夏小正》时代的观点
关于《夏小正》经文的形成时代，历代学者聚讼不已，至今无定论。今先列各家观点，并简单评述之。
(一)夏朝所作说
1.《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也”。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存者有《夏小正》。”
2.汉司马迁《史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
3.汉蔡岂：“《夏小正》者，夏之月令也。”(16)
4.唐一行：“《夏小正》虽颇疏简失传，乃羲和遗迹。”(17)
5.宋傅裕卿：“辞大氏约严，不类秦汉以来文章，信其为有夏氏之遗书。”(18)
6.清毕沉：“《小正》经文为禹启所制，历二千余年。”(19)
从以上各家观点我们知道自汉至清，学者们均认为《夏小正》是夏时月令，但是其中并未能给出充分证据，这种说法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二)周代所作说
1.赵庄愚《从星位岁差论证几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书年代》(20)中认为：“《夏小正》可以认为是周初史官在颁下的历书上所作的附录。”文章的依据是取参、晶、大火、南门共九条星象的记载作分析，从岁差的角度计算，将其中昏中星象出现的日期与三千年前昏中所在的节气相对比，结果基本吻合，证明《夏小正》应是三千年前西周初年的作品。该文是以假设的三千年前星象昏旦中日为基点拟合所定的计算值。从理论上说，可以用不同的假设基点拟合更早年代的计算值，所以并不能以此证明公元前3000年为上述星象唯一的观测年代。这种方法比较粗疏。
2.张汝舟《<夏小正)校释》(21)“《夏小正》先于《尧典》无疑。《小正》为殷周之际颁行之旧典，则不可易也。”该文观点判定《夏小正》所用历法为丑正，从而考证其时代可能在殷周之际，但是关于三正是否为三代之历法至今仍未能得到确定，这种说法不足信。
(三)春秋时代所作说
1.于省吾：“《礼记》和《史记》所说如果属实，则《小正》当为春秋前期杞国人所记。另有一说：古本《竹书纪本》称禹居阳城……近年来考古学也说夏墟在豫西和晋西南部，因此《夏小正》也可能是春秋时期居于夏代旧日领域，沿用夏时所作。”(22)该文主要观点是据《史记》和《礼记》文中所言因孔子提及《夏小正》，故其认为《夏小正》是春秋时代作品，这种说法不够严谨，没有明确指出《夏小正》的时代，缺乏实证。
2.沈文倬：“相传《夏小正》为夏代书，夏代即便是有原始文字，但能否写成书籍，尚属疑问，相传之说不足凭信。《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元年，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祀国是夏后氏的后代，在传说流布中被保留下来，到春秋时被记录成书。”(23)该文观点以夏代是否有文字记录为根据，否定《夏小正》是夏代古书。但我们知道，许多先秦古籍最早是凭口耳相传，并无文字记录。因此，这种说法仍不足证。
3.罗树元、黄道芳：“《夏小正》公元前2000年左右即是夏代的历法，不是伪托，它先靠口头流传，约在春秋前形成文字”。240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以自制的岁差星盘在《夏小正》一月星象出现在24节气之立春的假定下，得出其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其结论也带有一定的假设性。
(四)战国时期所作说
1.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月令》原是自古相传的一篇古籍文献，至于《夏小正》这篇书的著成年代则要晚的多，司马迁认为《夏小正》是孔子以后的学者们所述作，算起来最早也得战国初期才能产生”。(25)这种说法并未能说明《夏小正》经传确切的年代。文中认为《夏小正》是司马迁认为孔子以后的学者所述作，战国时期产生，这种看法比较笼统。
2.刘起釪《古史续辨》：“此书(《大戴礼记》)虽成于战国至秦汉人之手，但和《礼记》一样是研究周代礼教制度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特别是书中记载颇有价值的文献。如《夏小正》，西人恰特莱据书中所载天文内容考证其成书于公元前三百五十年左右，是关于战国中期星象的重要科学资料。”(26)该文看法虽然是引述别人的观点，其根据是以《夏小正》在《大戴礼记》中辑录，而《大戴礼记》是战国至秦汉间作品，《夏小正》中的星象资料也应是战国时期的星象，所以《夏小正》成书年代也应在战国时期。该观点问题在于《大戴礼记》中所收录的文章本来是先秦古文，其中各篇内容肯定早于《大戴礼记》的成书年代，《夏小正》被收录于《大戴礼记》中，它并不一定是创作于此时，它肯定早于《大戴礼记》；另一方面，这一说法也较为笼统，也未能指明经、传时代。
(五)成书于秦汉之际说
1.何幼琦《(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认为：“《夏小正》是纯儒礼家的弃材，形古而实不古。它的物候主要来自《七月》和《月令》，它的天象主要来自《月令》和某种斗建的资料。它成于秦汉之间，‘夏’字是后人加的，最初名为《小正》”(27)。该观点问题是作者不明白《月令》渊源关系，《夏小正》所记载的物候和天象古奥难懂，不成体系，便误认为《夏小正》是依照《月令》及《十二月纪》而窜改而成。事实上中国古代《月令》渊流一向是以《夏小正》为最古，并不因为它文辞难懂便否认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其文辞难懂，物候以条文的形式正可以说明《夏小正》渊源久远，何幼琦先生的说法失之偏颇。
(六)唐人所作说
1。黄云眉《古今伪书通考补注》：“……此可证今本《大戴礼记》非司马贞所见之本，又可证司马贞所见之本乃王肃以后人后伪托也。《索引》又曰：戴德撰礼，号曰《大戴礼记》，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之，今存三十八篇。则《夏小正》一篇，亦司马贞后人窜入”(28)该文据《夏小正》是司马贞后人所窜入《大戴礼记》为由，故认为《夏小正》是唐人所作。这种说法没有根据，自东汉郑玄注《月令》时引《夏小正》八处条文始，《夏小正》一直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故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仍然未能辨明经、传时代，便以为《夏小正》是司马贞等人所伪作，观点也不可取。
今人胡铁珠《论<夏小正》星象的使用年代》：“从天文计算的角度计算了星夏小正》是一部从夏代到周代都可以使用的历法。”(29)天文可能性，可以作为《夏小正》是夏代历法的旁证。问题关键在于《夏小正》是否确实起源于夏代，这是由于夏代文献的缺乏，判断起来还十分困难。另外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中指，从《夏小正》所用历法为十月太阳历出发，认为十月太阳历是伏羲时代至夏这段时期形成的历法，所以《夏小正》也应该是夏朝所流传下来的月令(30)。但人们知道伏羲时代属于传说时代，要想证明十月历是否是伏羲至夏时所用的历法，目前还缺少一定根据，这种说法理论上成立，但仍缺乏实证。
那么关于《夏小正》是否为夏朝所流传下来的作品，它经文的撰述时期是否是夏代，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第二章《夏小正》的基本内容和研究价值
第一节《夏小正》的基本内容
《夏小正》记述和农事有关的动植物生长变化，以及当时天象物候来指导农业生产和与之有关的人事活动，内容涉及农业、天文、人事等诸多方面。具体如下：
一、农业方面
《夏小正》记事以农业为主，内容涉及农业物种、家庭畜养、苑囿园林，农时气候等。历来学者多认为该书是“古之农书”。其中夏纬瑛和范楚玉的《〈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31)一文讲述最详。从书中“经文”内容看，此时农作物种类己经五谷俱备：麻、黍、樱、麦、豆样样都有，如三月“祈麦实”，五月“种麻樱黍”等。
《夏小正》以时叙事，主要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其所进行的生产，有农牧、渔猎、还有园艺及农产品加工，反映了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结构。这时农业虽占重要地位，但人们还必须以渔猎等谋取生活资料的活动来补充人工栽培和饲养动物的不足，如经文关于渔猎的条文，正月有“鱼陟负冰”和“獭祭鱼”，指明鱼的活动时期和渔猎的好季节；十一月“王狩”，则是冬季奴隶主贵族举行大规模田猎活动。经文“囿有见韭”、“囿有见杏”说明有菜园和果园，所种蔬菜有韭和瓜，果树有梅、杏、桃等；农产品加工，如“煮梅”、“煮桃”等。这些是目前己知最早有关我国园艺方面的文字记载。
《夏小正》经文中所记蚕桑技术己有相当水平。当时人们已经注意桑树的修剪整枝，如三月“摄桑、委杨”，即指修剪桑树杂乱远扬的枝条，然后才是“妾子始蚕”。经文关于家禽家畜的记载有“鸡俘粥”和“初俊羔”。前者记鸡产卵，后者说细心的饲养能使小羊羔肥嫩。另《夏小正》经文中养马记载也较多，有“执陟”、“攻驹”、“颁马”及“玄驹贲”等，都指养马过程中具体的活动。其他围绕着农事生产的农时气候也多有记载，如“时有俊风”、“越有大早”、“农纬厥来”、“农及雪泽”等。
总之，就上述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看，《夏小正》对研究我国先秦时期，特别是周代以前的农业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二、天文方面
我国古代天文观测和记载丰富，其星象纪录散见于经史典籍。《夏小正》中的天文内容是远古的天象记录，其天象纪录在二十八星宿中有虚、参、晶、心、房宿，其余大星如织女、北斗，均有记录。如：“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三月参则伏”，“四月晶则见，初昏南门正”；“八月辰则伏，”“九月内火，”；“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等，均记其昏旦伏见，中正当向。表明《夏小正》是以观测某星日出日落后这一段时间内在天空中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和季节的。上述所记星象是容易见到参、大火、织女等星，可见当时尚未达到全面系统观测天象的水平。尽管它所反映的天文现象比较简单，但是可以看出，《夏小正》经文记载的天文历法，已走过了最原始的阶段。它可以根据斗建星象，如斗星斗柄的指向判断季节。如“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这些宝贵的古代天文资料，为了研究和探讨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人事方面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32《夏小正》还记载了反映当时祭祀和礼仪方面的内容。如正月“初岁祭耒’，、三月“祈麦实”，都是有关农事生产的祭祀活动。这些材料正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及人们对农业的重视。二月“绥多士女”，是指男女行“冠礼”、“笄礼”(33)。据《周礼》记载：周代贵族男子在二十岁时在宗庙行冠礼，贵族女子十五岁行笄礼，此后方可婚嫁。《周礼·媒氏》曰：“中春令会男女，顺天时也。”从《夏小正》所记录此条文来看，当时的礼仪己有相当繁缛的形式。再如：“丁亥万用入学”，类似周代的“舍采礼”。《月令》：“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周礼·春官》：“春入学，舍采。”舍，即释，采即菜，释菜礼。这种礼仪是表示入学时对师长的尊敬。又《竹书纪年》载：“有虞氏十七年春、二月，入学初用万。”可见《夏小正》所记入学礼仪为上古遗风之流传。
《夏小正》所反映的祭祀礼仪中，并没有关于祭祀鬼神的色彩。它仅仅是对生产生活中比较实际的大事注重祭祀和祈祷，这与殷代“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的思想有明显的区别.正如孔子总结：“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34)从当时的客观条件看，夏人还没有形成主宰万物的神灵观念，但又不能解释纷杂的自然现象，故采取方式为“事鬼神近而远之”。所以《夏小正》中的祭祀礼恰恰反映这一观念。
四、职官设置
《夏小正》还反映了夏代的一些职官设置情况。十一月“王狩、陈筋革，啬人不从”，十二月“虞人入梁”。这里所说的“啬人”、“虞人”均指夏代职官。《尚书·尧典》说：“汝作联虞”，虞，指官职。《夏小正》传曰：“虞人，官也”。《吕览·孟冬》曰：“乃命水虞渔师”，注曰：“虞人，官也”。可见“虞人”在夏代可能是职掌山泽苑囿的官员。另据古文献记载，古代称斩冰以供备用的官员为“凌人”，称掌管分配土地的职员为“遂人”等。《夏小正》中“音人”、“虞人”是指职官，这些官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生产和生活所需而来。从农业生产的田间劳动，到仓库保管以及苑囿园林，均有专人负责，从中可以看出夏代职官原始低级的特点，与商周社会相比，正反映出奴隶社会的阶段由低级走向高级。
《夏小正》正月“初服于公田”，传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可见当时己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它为研究古代社会土地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资料。
综上所述，《夏小正》作为上古社会流传下来的一部农事政令书，包括了诸多宝贵的资料，为研究和探讨上古时期农业、天文及社会发展的提供了重要依据。不仅如此，《夏小正》首开月令之先河，在它的基础上，产生出《逸周书·时训》、《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越来越完备的月令体系。可见，《夏小正》作为我国第一部天文历法著作，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文献。
第二节《夏小正》的研究价值 从汉代司马迁最早提出：“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开始，历代都比较重视这部古代典籍。如郑玄、陆玑等人给古书作注时都把《夏小正》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加以引用；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字义的解释，许多和《夏小正》相同，成为不少解字条目。唐《大衍历》也以《夏小正》作为注疏古书的根据。可见汉唐时代《夏小正》一直被视为有较高价值的文献，并被使用。至宋代傅松卿分清经、传，为后人研究和使用提供了捷经。明清两代为《夏小正》作注者不少于四十多家。尤其在清代，朴学兴起，学者或为之注音、或训话考证，各有所创见。另一方面，由于《夏小正》年代久远，文辞晦涩难懂，也使之成为一部有较大争议的古书。但无论怎样，作为一部上古遗书，《夏小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文献，从其丰富的内容看，其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
《夏小正》的研究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上古时代的星象及其运行规律的资料，是研究我国上古时期天文星象的重要材料。全书收录的重要星宿的运行规律，历来为天文学家所重视，同时也使许多文献中对星象的记载得到了印证，为后人研究先秦天文史及其星象演变提供了文献资料。
其次，《夏小正》作为农事政令之书，在农业史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上节的基本内容中己经有具体论述，此处省略。
再其次，在语言训话学方面，《夏小正》有经有传，《夏小正》传文对经文的训释反映了其书流传时代的语言面貌。其训释的方法也为后世训话学所继承。后世《说文解字》、《尔雅》等训话书直接受其影响，如《说文解字》的字义解释条文很多与之相同。可见，它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夏小正》也是研究古代汉语词汇及汉语发展史的重要文献材料，在训话学史上具有突出价值。
《夏小正》研究意义重大，而其时代的考证又是所有的研究中首要该解决的问题，经文时代弄不清楚，难以依此去研究《夏小正》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具体地说，研究《夏小正》的时代，有以下几方面作用：
1、为研究《夏小正》文字扫除障碍，也有助于对与之相关的文献的整理研究。
2、为研究夏代历史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夏代历史史料缺乏，加上考古资料证据不充分，目前对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弄清《夏小正》的时代，可以从资料上对夏代历史作出有价值的判断。
3、可以为研究天文学史提供准确的材料。我国上古时期许多文献史料关于天象的记载都显得比较紊乱，使后人不解，《夏小正》中数条夭象、星象的记载本身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它为我们研究古代天象提供了重要线索，所以弄清其时代，可以探明许多上古天文学中的疑问。
第三章《夏小正》历法考
中国古代历法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夏小正》是中国最早的星象物候历，因此，考清《夏小正》经文的形成时代，就需从其所用历法方面入手。要搞清《夏小正》经文的时代，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用历情况。本章拟在具体比较《夏小正》、《月令》的基础上，确定《夏小正》的历法真象，进而初步推定其成书年代。
第一节《夏小正》的历法特点
《夏小正》中有关天象记载是古人观象授时的真实记录，为我们研究它的历法特点提供了重要线索。就《夏小正》的星象而言，是采用多颗恒星或星座和其他形式作为时当某月的标志，主要有：(1)旦见于东方：正月鞠、四月晶、五月参、十月南门。
(2)初昏时织女三星中两小星对于大星开口朝向东或北：时当七月或十月。
(3)初昏见于南中天：正月参、四月南门、五月大火。
(4)旦见于南中天：七月参。
(5)初昏伏于西方：三月参、八月辰。
(6)与太阳的宿度相近：九月辰。
(7)初昏或旦时北斗斗柄指向上或下：时当正月、六月和七月。
(8)银河直贯南北方向：时当七月。
(9)白昼或夜晚时间最长：时当五月或十月。(35)
即所取形式有九种，所用恒星或星座有八个(鞠、晶、参、南门、织女、大火、辰、北斗、银河)，用作各月的标志者有19项，每个月的标志为1至3项不等。这种状况表明人们在观象授时方法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利用多种天象作为同一月份的标志的方法，无疑对确定月份时日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夏小正》星象中，参星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它的昏中天，昏伏于西方，旦见于东方和旦中天，依次被作为正月、三月、五月和七月的标志。也就是说，参星在天运行的四个主要关节点都受到了关注，并加以利用。《左传。昭公元年》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学者考证这当非子虚乌有之说，而是世代口耳相传，确有实据的传说。(36)《夏小正》星象中参星倍受青睐的事实，同《左传》夏代主参之说，实可以彼此印证：即参星的观测与利用在夏代(至少夏民族)历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夏小正》星象确应是夏代(至少夏民族)历法的传统特征。
第二节《夏小正》与《月令》的天象比较 古代一年的时节变化对于人们生产与生活有重大制约作用，人们必须顺应这种变化，并以政令的形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达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37)的月令思想。所谓月令，指“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38)这是对月令十分简明扼要的论述。这种思想在《夏小正》的内容中就有反映，其模式在春秋时期得到充实和发展。在春秋时期以来的月令思想流行的背景下，阴阳家应用天文历法知识，充实与发展了《夏小正》的模式而形成月令的篇章。(39)先秦文献《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是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月令专文。其历法是一种12月太阳历，以立春等节气为月首，并给出了每月初太阳和昏、旦中星所在的二十八宿次。每月月中时的招摇指向等星象标志，以昭明各月起始或月中来临，又在各月内设定6种物候现象，以昭示特定时日可推移，是一种得到充分发展的天文、物候合历。(40)其中《淮南子·时则训》文是由删削《吕氏春秋·十二纪》而得，《吕氏春秋·十二纪》则历来认为抄合《礼记·月令》而成。
从上一节《夏小正》历法特点分析，《夏小正》以星象记历，其星象记录较春秋后历法明显残缺不全。但其记录的天象、物候以及农事诸项，都为后世月令所袭。通过《夏小正》和《礼记·月令》的天象出没动态作一全面分析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夏小正》历法的本质。今人陈久金已将《夏小正》与《月令》星象运行情况作比较，(41)现转引述如下：
(1)、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参宿是很显著的星象，当初昏参中时，正当是现代农历的二月初。《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昏中”。昏中星同是参星，这表明《夏小正》和《月令》的元月在节气上讲是一致的。反过来说，二者的正月昏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二者历法的正月所在的季节是一致的。《夏小正》的正月初也就相当于汉族农历的正月初。
(2)、三月有“参则伏”。“参则伏”是现时农历四月中间的天象。《月令》季春三月旧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胃在西，参在东，中间相隔三宿，但胃宿偏北，参宿在南，当太阳在晶宿时，参星也就隐没在日光之中，成伏的天象。《夏小正》的三月与《月令》的三月在星上基本一致的，但己可看出《夏小正》的天象大约落后于《月令》一个星宿，相当于十余日的差异。
(3)、四月“晶则见，初昏南门正”。旦时“晶则见”为现时农历五月下旬的天象。《月令》说：“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媭女中”为现时农历五月初的天象。《月令》与《夏小正》此时天象已差至半个月以上，但二者相差还不到一个月。
(4)、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参则见是现时农历七月初的天象，初昏大火中也是七月初的天象，二者是一致的。《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为现在农历六月初的天象。由此可以看出《月令》的天象明显地与《夏小正》差了将近一个月。
(5)、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以正月条相同的斗柄指向来判断，斗柄上指的天象应为现时农历八月初，《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大火中，旦奎中”，应是农历七月初的天象。这点正与《夏小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同，二者相差正好一个月。
从《夏小正》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月和《月令》的孟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月，的出没天象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正月初星象是一致的，三月初还基本一致，但已显示出差距。四月初己经差到半个月以上，至五月初和六月初就相差一个月了，这种差距是逐日增强的。
(6)、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在下则旦”。日出前斗柄下指应是现时农历的九月中旬的天象。《月令》说“孟秋三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是现时农历八月初的天象.《月令》与《夏小正》此时同月之间天象大致仍相差一个月。
(7)、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辰则伏”的季节是现时农历十月中旬，《月令》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紫朋中。”为现时农历九月初的天象。二者之间天象己差至一个半月以上。
(8)、九月“内火，辰系于日”。“火”即大火星，也即心宿，辰为苍龙，即房心尾三宿，是现农历十一月中旬的天象。《月令》说：“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据昏旦中星，应是现时农历十月初的天象。二者相差一个半月以上。
(9)、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方则旦”。“织女正北方”与七月“织女正东方”有乱简现象，应是“织女正东方则旦”。据织女星正东向的方向，应是现时农历十二月末的天象。《月令》说：“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尾中，旦七星中。”是现时农历十一月初的天象。二者天象之差己近两月。
从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夏小正》和《月令》天象正月时季节一致，以后逐月相差，在六月初时，二者季节已逐渐差至一个月。从六月开始，其季节差距仍然继续扩大，至十月初时，便相差至一个半月以上。至下年正月的星象者便完全一致。这种有规律的变化说明，经过一年以后，《夏小正》比《月令》缩短了两个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夏小正》是一年只有十个月的十月历。事实上，《夏小正》和《月令》的星象之差，前人也己经看到。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小正》躔度，与《月令》恒差一气。”他已经看到二者星象运行的差异，但因其一年十二月的先入之见，二者比较时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未能触及到《夏小正》是十月历的本质。
第三节《夏小正》与《月令》的物候比较 《夏小正》中关于物候的记述所占篇幅较星象的记载还要多。这些记述是《夏小正》咏成时代物候状况的反映。其关于农事和祭祀活动等安排，大约也是如此。这些内容大部分为春秋时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所采用，足见《夏小正》物候对后世月令及历法的影响之大。从上节星象对比，表明《夏小正》是一年为十个月的历法，在物候的情况上也是如此，先举出若干条较为明显的物候和《月令》物候相比较，可以证明《夏小正》是十月历。
1,《夏小正》的正月与现农历大致相当，故此月的大部分物候都与农历正月相合的。但《夏小正》中正月中“桃则华”与《月令》“二月桃始华”同。两则均记录桃花开这一物候，如果理解《夏小正》在正月底，《月令》在二月初也就容易理解了，那么可以看出《夏小正》一月的物候期要比《月令》长。所以，从正月起，《夏小正》与《月令》的物候己经有了差异。
2、《夏小正》二月“祭鲔”。《毛诗疏》曰：“鲔鱼出海，三月从河上。”鲔是一种到内河产卵的海鱼。祭鲔之举，表示捕鲔的季节到了。《月令》曰：“三月荐鲔于寝庙。”说明捕鲔的季节在三月。可见《夏小正》二月下半月的物候与《月令》的三月物候基本相同。
3、《夏小正》三月：“毂则鸣。”《尔雅》释：“毂，天蝼。”郭璞注曰：“蝼蛄。”这与《月令》四月“蝼姑鸣”相对应。可见《夏小正》三月物候与《月令》四月物候基本相同。
4、《夏小正》四月：“鸣札”。杨雄《方言》云：“蝉，其小者谓之麦蚻。”即麦熟时始鸣的蝉。麦熟在农历的五月初，故《月令》曰：五月，“蝉始鸣”。可见《夏小正》四月的物候和《月令》五月物候基本相同。
5、《夏小正》六月“鹰始挚”，《解诂》曰：“挚读曰击，谓鹰学习捕击也。”《月令》：“七月鹰乃学习”，此处《夏小正》记六月物候之事当于《月令》七月相同。
6、《夏小正》七月有“寒蝉鸣”。农历七月尚未到寒蝉鸣的季节。《月令》曰：“白露降，寒蝉鸣。”白露为八月节，正好为《夏小正》的七月上半月。又据夏纬瑛考证，《夏小正》七月中“爽死”即“爽鸟司”，为玄鸟司分者，春分来，秋分去。42秋分为农历八月中，与《夏小正》七月正好吻合。由此可见，《夏小正》七月的明显物候都必须出现在农历八月中至九月初。所以《夏小正》七月物候与《月令》八月物候基本相同。
7,《夏小正》八月有“剥枣”和“栗零”。据夏纬瑛意见，“剥枣，剥非击之意，而是剥削其皮以为枣脯”，即为过熟期枣，黄淮流域枣子初熟约八月底至九月初。《夏小正》的八月剥枣就相当农历九月下旬。这点《夏小正》的八月“栗零”也与《种树书》说栗子“九月霜降乃熟(熟乃击)”相符。这都说明《夏小正》的八月相当于农历的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
8、《夏小正》九月“王始裘”.裘为皮衣，当为农历十月下旬以后寒冬季节所加之衣。《月令》十月有“天子始裘”的记载，正与此相合。即《夏小正》九月相当于农历的十月下旬和十一月。
9,《夏小正》十月“黑鸟浴”。《传》曰：“黑鸟者何也，乌也，浴也者，飞乍高乍下也。”意为乌鸦成群飞翔。乌鸦成群飞翔季节主要在农历十一月和十二月。又《夏小正》十月“豺祭兽”表示冬猎季节。冬猎季节为秋收农闲时期。农历十月农事尚未完毕，因而猎季尚未到来。另《周礼》中有十二月猎季记载。(43)故可推之，农历的十一月下旬部分和十二月适合《夏小正》的十月。
从以上《夏小正》的物候与《月令》物候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在正月是基本一致的，二、三、四月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大致《夏小正》一、二、三、四、五月分别呈现出《月令》的二、三、四、五、六月的物候特征。《夏小正》六月的物候基本相当《月令》七月的物候。之后，《夏小正》七、八、九、十月物候都大致想当于《月令》的八、九、十、十一、十二各月的物候记录。这也就是说，《夏小正》与《月令》物候的差异是逐月增加的，到十月便差至两个月。这种物候逐月增加的差异，与星象差异的逐月增加是完全一致的、协调的。所以，从《夏小正》和《月令》的物候比较可以推之，《夏小正》是一种十月历的历法。
第四节《夏小正》与《逸周书·时训》的物候比较 我们知道，有关物候现象的次第出现，与一年中时节之间存在基本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每一个相应的物候，都是一年中时节先后的标志。这种用有关物候对每个月时序作明晰厘定的历法特点，在《逸周书.时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时训》记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的时令物候，及其反常所预兆的灾难和祸事(44)。它以二十四节气为纲，每五天为时间段，一月内分置六个物候，一年共七十二侯。如：一月有：“立春之日东风解冻，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雨水
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所以有学者认为“《逸周书·时训》展示中国最早的、完整的七十二物候系统。(45)《时训》以每5天时间为段，界定各种物候出现的早晚关系。这种较明确时间的物候历有助于我们对比《夏小正》中所包含的物候内容。通过二者对比，有助我们判定《夏小正》十一、十二月为后人所附，从而更进一步推定《夏小正》就是十月历。
1,《夏小正》正月物候与《时训》一月有许多相同之处。《夏小正》一月“启蛰”相当于“又五日蛰虫始振”，“鱼陟负冰”可与“又五日鱼上冰”对应，“獭兽祭鱼”对“雨水之日獭祭鱼”。《时训》二月“惊蛰之日桃花始华”表明农历二月初桃花始开。此点与《夏小正》一月“梅、杏、杝桃则华”对应。上述分析表明，《夏小正》一月物候与《时训》一月多相同，其时间从“又五日蛰虫始振”至“又五日草木萌动”，并延续至“惊蛰之日桃始华”，说明《夏小正》的正月也
相当于汉族农历的正月，但较其时间长5-6天。
2、《夏小正》二月有“有鸣仓庚”，与《时训》二月“又五日仓庚鸣”同。《夏小正》二月“来降燕乃睇”，与《时训》二月“春分之日玄鸟至”同，又《夏小正》一月出现的“鹰则为鸿”与《时训》二月初的“又五日鹰化为鸿”同，说明《夏小正》与《时训》二月物候基本相同。
3、《夏小正》“毂则鸣”。《尔雅》释为“天蝼”，郭璞注为“蝼姑”，《时训》四月有“立夏之日蝼蝈鸣”，即农历四月上旬，正合《夏小正》三月下半月。又三月“田鼠则为鴽”与《时训》“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同，“鸣鸠”与“又五日鸣鸠拂其羽”相同。所以可推之《夏小正》三月相当于《时训》三月绝大部分和四月上旬。
4,《夏小正》四月有“鸣札”，郭注“如蝉而小”，即知了鸣叫。《时训》五月夏至日后“又五日蜩始鸣”，即再过五天知了开始鸣叫。二者此条物候相同，即《夏小正》四月已相当于《时训》五月下旬中。其他《夏小正》四月的“王负莠”、“莠幽”与《时训》四月：“小满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等物候相同。
5、《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即相当于《时训》“夏至之日”。
6,《夏小正》七月有“爽死”，按夏纬瑛的解释，“爽死”即“爽司”，为“玄鸟司分者”。(46)《时训》八月的白露之后有“又五日玄鸟归”，即《夏小正》七月。
第五节 今本《夏小正》十一月、十二月为后人所附的其他证据
在前面三节中，我们已经知道《夏小正》原是一种一年十个月纪年的历法，并非一年十二月。那么今本《夏小正》为什么又作十二个月呢？唯一的解释，即今本十一月、十二月为后人所增附。以下再举数证：
1,《夏小正》十一、十二月缺少天象记录
前人在研究《夏小正》星象时，都以一年十二个月的先入之见来讨论，因此在和《月令》的比较时都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得此失彼，往往不得要领。从《大戴礼记》所记载《夏小正》经、传混同不分的情况看，十月以后尚有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文字，但在十一月和十二月中己没有星象的记载。从《夏小正》全年的星象出没来看，至十月就应该结束了，根本不可能再有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问题。所以有学者指出，从八月“辰则伏”可知日在氏宿，从九月的“内火”可知日在心宿附近，则十月太阳必在平宿附近；再经一个月三十六天加上五天的过年日，太阳便从斗宿进入危宿，这正是正月“初昏参中”的月份。这就是说，从天象来看，十月以后不该还有十一月和十二月，而是应该回到正月。所以十一月、十二月不会出现天象记录。又十一、十二月中经文简单，主要记王事活动，如十一月中“王狩”，表示秋收后冬季狩猎活动；或两月记录雷同，如十一月中“损糜角”和十二月重复。所以《夏小正》中记载的十一月、十二月的物候有可能是后人从十月的物候中分出来的。
2,《夏小正》的斗柄指向
古人观象授时，北斗星是重要星象，它不仅明确地指示时间和季节，而且直接影响中国传统天文学发展。天文学上，北斗是围绕北天极作周年旋转，人们根据斗柄的不同指向，可以了解寒暑季节的变化更迭。古人正是利用了北斗可以终年观测的特点，建立了最早的时间系统。成书于战国末年的《鹃冠子·环流》就明确用斗柄指向表示春夏秋冬四季：如：
斗柄东指，一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先民所追求的这种简易而实用的计时方法，具体做法在《夏小正》中也被提及，如：
正月，斗柄悬在下。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夏小正》的斗柄指向表明，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和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之间，已经绕行了天极半周，但相隔只有五个月。即意味着《夏小正》的上指下指之间的半年时间为五个太阳月，即一年并非十二个月，而只有十个月。若以一年为十二个月来计算，斗柄直指到上指只需五个月，而上指到下指则需七个月，这样完全不合理，《夏小正》也不符合实际天象。
3,“时有养日”、“时有养夜”
《夏小正》为十月历的另一明显证据是五月“时有养日”和十月“时有养夜”。《传》曰“养，长也”。因此，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五月有长日，十月有长夜”，即相当于今冬至和夏至两天。《夏小正》五月的“时有养日”和十月“时有养夜”之间半年有五月间隔，意味着全年为十月时间。如以一年十二月校之，从养日至养夜只需五个月，而从养夜至养日则需七个月，这也是明显不合理的，所以只有用《夏小正》是十月历才能说得通。
合以上数证观之，足见今本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情况不符合《夏小正》的本来面目。今本《夏小正》所记人们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活动内容，完全可能是《传》文作者将《夏小正》误当成十二月历，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从十月内析分出来.或是后人因《夏小正》年代久远，不知古有十月历，而将《夏小正》作十二月历。
第四章《夏小正》经文时代推定
在前一章，我们通过将《夏小正》与《月令》、《时训》进行比较分析，已经得出《夏小正》所用历法是十月历。但十月历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历法，仍不清楚。所以要推定《夏小正》经文时代，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证据。本章将通过《夏小正》与《诗经·幽风·七月》的比较，以进一步考定《夏小正》经文的时代。
第一节《诗经·七月》所反映的历法
《豳风·七月》是《诗经·国风》中一首重要的长诗。它生动真实地记述了当时豳地农夫们一年四季从事农业生产的具体活动和过程，既有物候、又有季节星象，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当时历法。
《七月》中关于物候的记述较多，具体各月有如下述：
二月 (春日)有鸣仓庚
三月 (蚕月)条桑
四月 秀葽
五月 鸣蜩 螽动服
六月 莎鸡振羽 食郁及奥
七月 (蟋蟀)在野 享葵及菽 食瓜
八月 (蟋蟀)在宇 剥枣 断壶
九月 (蟋蟀)在户 叔苴 采茶 筑场圃 肃霜
十月 蟋蟀入我床下 获稻 纳禾稼 涤场
《七月》共8章，出现的月份有春日(二月)、蚕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而没有十一月、十二月。另有表示时间的“某之日”。而对“某之日”的不同解释，就关系到《七月》所反映的历法特点。以往考证《七月》历法者多将“一之日”释为“十一月”，“二之日”为“十二月”，“三之日”即正月，“四之日”即二月，从而推定《七月》为十二月历47.这种将“日”序记时强释为“月”序纪时的作法，在情理上无法说通，让人不易接受.
关于“某之日”的意义，《毛传》说：“一之日，十之余也”。这句话可能是原始的释文。实际上，“十之余也”的意义，是一年过完十个月之后所剩下的余日。这点从《七月》多次提到的“卒岁”和“改岁”的活动，也可以得到证实。《七月》第一章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繁发，二之日粟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即过完整冬十月，再经过“一之日”，“二之日”等几天过年日，便过完旧年“卒岁”。第五章说：“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弯窒薰鼠，塞向谨户，磋我妇子，曰为改岁。”很明确，此十月过完，便是过新年，即“改岁”了。《七月》多次提到“卒岁”和“改岁”，却没有一处出现十一月，十二月这两月的名称，意味着一年只有十个月，而并非过完十一月，十二月才过年。
回过头我们再考察《七月》中“某之日”的记事活动。“某之日”活动出现四组，都表示一种活动的连续几天发生。如“一之日搏发，二之日粟烈”，表示寒风作响，第二天更加寒冷。“三之日于粕，四之日举趾”，表示头一天修整农具，第二天下地试耕。“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绷武功，言私其稚，献研于公”，即表示连续两天为公子贵族田猎之事。“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指豳农凿河取冰，纳于凌阴冰窖一事。凿河纳冰也就不可能
分十二月凿河取冰，一月才藏入冰窖，一件事要二个月才完成。前面三章“某之日”的活动也相同，不可能一件活动要持续两个月。从情理上也无法解释。
有学者认为《七月》诗中记载“某之日”的活动都与年节宗教祭祀有关(48)，有一定道理。如“一之日”为狩猎祭、“二之日”为武备祭、“三之日”为农具祭、“四之日”是“献羔祭韭”的农事祭。诗中所载的这几天年节所干的事，只是一种宗教祭祀的仪式，具体活动并非真正这几天内千。这种在十月的年末设置几天为年岁的历法，在我国古代历法中也有。如古彝历一年为365天有余，每年十月，每月36天，其余5日便为余日，置于年终，称为过年日(49)。此与《七月》篇中“某之日”相同。这样，在对“某之日”作“十之余也”的解释正确理解之后，前人注释《七月》诗中存在有两种不同历法，把“日”序记时强释作“月”序记时等主观的解释和矛盾的说法，也就完全克服了。我们也就能正确理解《七月》中“某之日”的含义和《七月》没有出现“十一月，十二月”的理由，从而推定《七月》诗所反映的历法也是一种一年十月的十月历了。
第二节《夏小正》与《七月》同历说 从上节《七月》历法特点分析看，《七月》所使用的历法也是一种十月历。这点与《夏小正》的历法相同。今人陈久金已有此说，证据不足(50)。如果将《七月》和《夏小正》两文作比较，就可以发现二者在物候、农学、星象等记录，特别是物候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现列表分析如下：
┌────────┬──────┐
│《七月》 │《夏小正》 │
├────────┼──────┤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二月有鸣仓庚│
├────────┼──────┤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二月采蓄 │
├────────┼──────┤
│蚕月条桑 │三月摄桑 │
├────────┼──────┤
│四月秀葽 │四月秀幽 │
├────────┼──────┤
│五月鸣蜩 │五月良蛹鸣 │
├────────┼──────┤
│七月蒮苇 │七月秀蒮苇 │
├────────┼──────┤
│八月剥枣 │八月剥枣 │
├────────┼──────┤
│九月授衣 │九月王始裘 │
└────────┴──────┘
1,《七月》和《夏小正》都记录“有鸣仓庚”的物候，《七月》在春日，《小正》在二月。毛诗笺：“载之言则也，阳，温也.温而仓庚又鸣，可蚕之候也。”马瑞辰《诗经通笺通释》曰：“《尔雅》春为青阳，故诗曰春日载阳。”《博物志》：“蚕，阳物也，喜燥恶湿，诗言曰之阳温，正可以生蚕时也.”养蚕在三月，生蚕在二月.所以《夏小正》“二月有鸣仓庚”与此“春日有鸣仓庚”合。另“二月采萦，亦与此春日采蘩祁祁”合，故此处春日指二月，可见两书二月物候完全
一致。
2,《七月》：“蚕月采桑”。《夏小正》：“三月摄桑，妾子始蚕”。《七月》中蚕月所指为养蚕之月。笺云：“条桑扩枝落之，采其叶也”。马瑞辰《诗经通笺通释》曰：《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蚕’，故《诗》以三月为蚕月。”条桑，《玉篇》：“挑，拨也.”引作“挑桑”，云“本亦作条”.条即桃之假借，应为修剪桑枝。此处蚕月。指三月，两书所写均为三月养蚕之事，可见三月物候亦同。
3、《七月》：“四月秀葽。”《传》：“不荣而实曰秀。葵，草也。”马瑞辰《诗经通笺通释》：“谓远志草。”这里指四月远志草开花.《夏小正》“四月秀葵”，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话》云：“《尔雅》曰：‘不荣而实者谓之秀。’幽义未闻，或云《毛诗》四月秀葵，幽、要声伪也。”可见两书四月物候记录相同，均指远志草开花。只是两者在用字上不同，但字义相同。
4、《七月》：“五月鸣蜩”。蜩，蝉之总名。《夏小正》：“五月良蜩鸣”。《大戴礼记解诂》：“良，读曰蜋，《尔雅》曰：‘蝎，蜋蜩’，郭注云：‘《夏小正传》曰：“蜋蜩者，五采具。”《方言》云：“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蜋蜩，秦晋之间谓之蝉。”，”两书五月均有蝉鸣记录，可见两书五月的物候记载亦相同。
5,《七月》：“八月崔苇。”《夏小正》：“七月秀崔苇。”崔苇，指蒹葭，狄草和芦苇。“八月雀苇”这句话省略动词，意为八月收割崔苇。崔苇可以编作席，八月崔苇长成，可作这样的用途。《夏小正》七月“秀崔苇”，指七月崔苇开花。两书是对崔苇的不同时期进行记录。崔苇七月开花，八月收割。说明两书关于崔苇的记录实际上相同的。
6,《七月》和《夏小正》两书在八月均有“八月剥枣”的条文，可见两书对八月记录的物候也相同。
除上述七处记录物候明显相同外，对九月的记载实质上也是相同的。《七月》“九月授衣”指给农夫们发放过冬的衣服；《夏小正》“九月王始裘”指君王开始穿皮衣。两书虽然所记述的对象不同，但都是指因天气寒冷而加衣服的事实。可见两书内容关于九月气候季节的记录也相同。
另外，从星象的记录看：《七月》说：“七月流火”。流火，指火星流过的意思。地球自转，众星也在自东向西不停地移动。“流火”是指此刻大火星很快地从下沉。《夏小正》有五月“初昏，大火中”。这里的“大火”与《七月》中的“火”无疑是同一颗星。星中则反。可见《七月》的“七月流火”与《夏小正》五月“火中”的星象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七月》与《夏小正》所反映的农事节令几乎完全相同，二者所举的物候季节一致，星象也相似。这正说明两者所用的历法是一致的，即都是使用一年为十个月的十月历。
第三节 周人使用十月历的来历
《豳风·七月》所反映的历法与《夏小正》相同，都是十月历，二者之间必然有一定联系，其源于周人与夏人同族的渊源关系。
一、周人与夏人同族源考
灭商而建立周王朝的周人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相传从始祖后程起，到周武王剪商前共有15代。周人祖先后稷弃为舜帝的农官，受封于邰地。其后世代重农，传后稷之业。《史记·周本纪》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说明周先祖后稷与唐尧、虞舜、大禹同时。周先人世为虞夏农官，直到夏末衰时，周人先祖不窋失其官，窜戎狄间，公刘避夏桀而居豳地。故《国语·周语上》祭公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稠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此语一表明周人祖先世代担任虞夏后租农官。二表明商代夏时，周人先祖失去依靠，故“自窜于戎狄之间”。暗示周人和夏人关系非同一般，二者可能是同族关系。故西汉初年娄敬对汉高祖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于部，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51)
周人与夏人同族关系在春秋鲁国人的话语中也能得到证实。《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祖。”夏兴起而说周弃继之，显然不合情理。此“夏之兴”的“兴”字是“衰”字之误（52）。考《礼记·祭法》“夏之兴”正作“夏之衰”，可以为证。
即《国语·鲁语》谓夏衰之后，周弃接着兴起，不说夏亡商兴，而特别举出周来。可见周的始祖弃属于夏族，这才说夏族虽然衰亡，但夏族后继有人。周族为夏人之后，在先秦文献也能得到证实，周人经常说自己是夏裔，见于周初记载。如《尚书·康浩》曰：
惟乃王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显民。用雄造我区夏。
《尚书·康浩》是周公告诫康叔之辞，周公提出文王崇尚明德慎罚，因而才缔造了“夏国”。可见，周初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夏”。同样《尚书·君爽》篇也有类似的记载：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意思是像文王这样有道德的人，才能把我们夏国治理好。又《尚书·立政》篇：
呜呼!其在受德，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评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百姓。
这段话也是周公所作，历述夏商兴亡的历史告诫成王：说商王纣性情强暴，接近坏人，政治昏乱，上帝于是给他们以惩罚，使我们夏国代替商纣接受天命，于是奄有广士众民。
《尚书》中这几篇均为周初文献，周人均称自己的国家为夏。另从《国语·鲁语》谓夏衰之后，周弃接着兴起，不说夏衰商兴，而特地举出周来，可见周的始祖弃属于夏族，夏族虽然衰亡，但是夏族是继有人的。所谓“夏之衰也，周弃继之”，得到进一步证实。可见夏人和周人的确是同族，周人也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有学者推证周虽然与夏为同族，但其社会发展阶段相差悬远，当后稷以前的周族基本上还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同时代的夏族早己是父系氏族社会了。所以周族不是夏族的正支，很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二者有同源关系（53）。
西周王朝成立之前，周人有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从一个弱小的民族发展为力能克商的强盛民族，其形成的历史与发祥的原因，素为先秦史研究者所注意。其中关于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次数及路线有八迁说，九迁说，有山西说，陕西说(54)。其中黄怀信师从文献资料考证分析周族起源，以陕西说为主(55)。他认为周族渊源与迁转路线为：
杜(姜姬)—漆(弃)—闻喜(弃或后世后极)—太原(不窟)一一庆阳(不窟，鞠)—旬邑(公刘)—岐山(古公直父)—丰(文王)。
周族与夏族的渊源关系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夏商周三代考古，根据文献记载的传说史料为线索，开展了古史研究。特别是先周考古和先周文化的探索，基本上实现了“仅仅从传说中的文献记载中去加以探讨和研究是很难理出一个眉目的，它必须结合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研究成果来加以探索和复原”(57)的目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邹衡先生《论先周文化》(58)。该文搜集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并运用了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对先周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第一次系统地对先周文化陶器、铜器进行了分期，归纳了各自特征。文章指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即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其中联档鬲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分档鬲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先周文化的联档鬲是从山西太原地区的所谓光社文化而来。邹氏进而从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上加以补充，并认为大概到古公亶父时，在光社文化区域内不能安居，才西迁至岐山，并和以西北来的另一个姜姓族联姻。另王克林先生《论齐家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之关系—兼论先周文化的渊源》(59)也从考古学文化的蛋形三足瓮的分布及年代方面论证，先周文化起源于山西汾水流域中下游之晚期龙山文化与东下冯类型。
先周渊源与夏族的晋地有关从考古学得到支持，并产生相当影响。故李民《释〈尚书〉“周人尊夏”说》(60)提出周人崇夏，以夏自居，是因周之先民原居晋南，与毗邻的夏族及其它氏族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夏政权动乱后，周人才西迁。以上从文献、历史地理，考古等多角度证明夏人与周人是同族关系。
二、周人幽地用历渊源。 在古代，历学的产生和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情况而来的，因为农业发展必然要刺激历法的发展。古代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或国家，都是以社稷之神作为重要崇拜对象，所以“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被而祭之也”(61)。周人重视农业，推崇后租，并将后稷作为祖神来祭祀，形成一套祖神的神话。《诗经·大雅·生民》，描写的就是他们自古相传的后稷神话：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此文具体描写后稷生下以后，如何得到上帝神灵保佑而成长，又如何播种百谷得到丰收，因而在有邰成家立业。从后稷传说，我们还可以看到周族很早就是个重视农业生产的部族。虽然它比夏族、商族后起，它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就是由于重视发展农业的结果。夏后政衰，周人先祖不窟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传至其孙公刘时开始复兴周人后被之业。《史记·周本纪》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农，行地宜。”就是具体描
写公刘发展农业生产，复修后租之业，提倡农耕，振兴周族。所以《周本记》对公刘评价：“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周人剪商之前居豳地五百多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从事农业生产五百多年，完全需行用历法，指导农事活动。
事实上，先秦文献中也能找到周族在豳地行用历法的证据。《诗经·大雅·公刘》云：“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就是周族豳地用历的记载。传统解《诗经》，皆认为“景”是测日影定向，其实此“景”乃是测日影找日至，以定一年的长短(62)。“相其阴阳”则大约与察看豳地物候而阴阳分月有关。周人灭商之前已有很发达的历数知识，在上世纪周原(即周岐)考古中也得到证实。周原考古出土物有大批周代甲骨。其中有关历法的记载表明周人对天体规律有自己独特的认识(63)。因而周岐的地下甲骨材料也可以作为周族豳地用历的又一个旁证。
周人豳地用历赖《诗经·豳风·七月》得于留存，否则周人豳地用历的事实和特点也就湮没了。故有学者认为《七月》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古拙的豳历，甚至可能是周历的前身”(64)。其实不然，在前文我们已经论证了夏人与周人同族关系，周先人世代为夏人农官史实，以及《夏小正》和《七月》反映历法相同的十月历等事实，故推之周人豳地用历就是夏代流传的历法—十月历，而并非所谓的“豳历”
周人用夏时的史实在文献中也有记载.《逸周书·周月解》曰：
夏数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
其意即夏代的历数符合天地的正气，是前代百王所共同遵行。到周王认真地给百姓传授时令，以及天子巡狩和祭享等大事，都是用夏代以来的历法。《国语·周语》中篇又记载：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侍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
韦注谓：“《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以因也。”正如晃福林先生所指：“这部《夏令》和《夏小正》一样，也当是夏代月令的遗存”(65)。故韦注指出，周人遵循使用夏后氏的《夏令》。
因此，从周人与夏人同源同族、周先人居豳地用夏历、《七月》反映了周先人豳地用历特点、《七月》与《夏小正》同历，都是十月历等，多方面综合论证，可以推定《七月》所用的历法就是《夏小正》所记的历法，周先人居豳地所用历法就是《夏小正》历法。
第四节《夏小正》经文成文时代
一、《夏小正》经文时代推定
“敬授民时”是古代历法特征。古人曰：“古之所以重历者，将以敬授民时，非欲辨象数之差异，论浑盖之是非也，故其法简易。”(66)《夏小正》经文“古奥简易”，以物候记历就反映了早期古历的特点。古代《夏小正》的经文时代虽没有文献记载，但从前文周人用历渊源分析，我们推定了《七月》反映的历法就是《夏小正》历法。那么如能知晓《七月》诗的时代，就可以大致推定《夏小正》的经文时代。因此，《夏小正》经文时代考的关键，就是《七月》诗时代的认定。如果《七月》成诗时代确定，《夏小正》经文的创作时代也就可以基本确定。前人关于《七月》诗的时代有几种说法：
一、西周初年说，以为此诗是周公遭变故后而作。如毛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艰难也。”(67)
二、春秋末年或更晚的年代之说。如郭沫若云：“这不是王室的诗，也并不是周人的诗，诗的时代当在春秋末年或以后。”(68)
三、西周说，即《豳风·七月》“是西周时代豳地农奴们的集体创作”，为豳奴悲叹劳苦而咏。其他许多关于《豳风·七月》的创作年代的较为具体、准确的、无所取舍的论者多取此含糊之说。
事实上，关于《豳风·七月》创作年代的正确与否，应当以论者所采用的方法和所依据的材料的可靠性而定。《豳风·七月》是反映豳农悲叹劳苦而咏的诗歌，其性质属于民歌形式，其最初创作者可能是豳地农夫。因此《七月》诗的年代，必定涉及咏成时间和成诗时间。正如解放后国内学者探明的那样，《七月》诗之原始应是幽地田夫一年四季繁重农活的记录诗“。因此，《七月》诗的咏成时间要大大提早。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室自后稷至武王以前共传15世。这15世以其活动地域和创业成就而言，有两位突出人物代表两个最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公刘居豳”和“古公居歧”。《诗经·大雅·公刘》就是描写和歌颂公刘迁豳大事的诗篇。全诗详尽描写公刘出发前的准备情况，考察和选定豳地肥美平原，选定建筑京师地点，并宴会族众情况，以及对幽地新都布局安排和居处建设情景。如云：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迈风、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公刘迁居豳地，看似避乱、避难而迁，而从公刘“平西戎、邑于豳”等事实看，公刘迁豳的真正目的是扩大农业，振兴周族，巩固和扩大周族国家。《毛传》说：“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追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开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多耕种，行地宜。”所以《周本纪》对此作出结论说：“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一歌乐思其德。”
周族自公刘迁豳地开始，历十二世，皆居豳地，直到太王亶父才有由东北迁回西南的岐山。太王直父迁周族于岐的主要原因是己有剪商的企图。《鲁颂·閟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从太王宜父开始剪商到武王灭商凡三传，其间推之不过百十年间之事，而商“载祀六百”(70)。仅去掉百十年，不失为商的晚期。从周人先祖公刘处豳到太王亶父去豳，其时间应是夏末到商之晚期。《史记·刘敬列传》说：“公刘避桀居豳”。周族居豳地几近五百年之久，豳地是周族真正强大之源地。事实上，重视农业生产的周人自周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平西戎，邑于豳之后，周人先祖在豳地都开山垦地、尽力农牧、提高生产。到太王旦公时，国力己很强大，大可以开拓一下。故自太王亶父至武王三代百十年间，周人就完成剪灭大邦商朝的任务。
周人从夏末至商之晚期，居豳地五百多年之久，《豳风·七月》是反映豳地农奴一年四季繁重农活的记录诗，自然我们可以推定《七月》诗的咏成时间为此段时间之内，它的下限应比周公遭变故而作的西周初年说的时间还要早些，上限则可以推定为公刘时期。
《七月》诗的咏成时间得推定，就为我们考察《七月》诗中历法时间打下基础。史籍载《诗经》中的国风是周朝派“乐官”在民间采集而来，并经其修改润色，春秋时孔子就曾经删改《诗》(71)。郭沫若先生甚至认为“诗经”是经过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删改和琢磨的(72)。因而《七月》诗为后人所改动并不奇怪。后人改诗的目的，正如毛亨所陈，周公遭变故作七月诗，其目的是为了“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73)。即毛亨在不自觉中为我们记录了改诗者的指导思想。改诗者按照这一宗旨，所集中注意的是《七月》诗中所载豳地农奴劳作的艰难，往“致辞王业之艰难”方面修改。故今本《七月》诗即使被删改过，也不会涉及到它们历法。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七月》诗中使用历法的原始性是可信的。《七月》诗中历法确立的时间下限，与《七月》诗的咏成时间一样，至迟可以推到商朝晚期。《七月》反映了公刘时期豳地的社会生活，其咏成时间上限是公刘时期。《七月》所反映的历法既与《夏小正》同，那么作为真正反映“夏四时之书”的《夏小正》经文部分的咏成时代，就不可能晚于《豳风·七月》。所以我们可以推定《夏小正》经文咏成时间的下限，应是公刘时期，即商之早期，甚至更早。夏代行时五百多年，肯定颁布历法，指导农政之事.今本《竹书纪年》记夏禹元年有“颁夏时于邦国”语，就侧面说明夏时历法在夏代确实存在。
二、《夏小正》成书经过推测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把握说夏代己经有成熟的文字，并能系统地记载史实。商代则不一样，一是已有大量甲骨卜辞出现；二是周人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74)故推之，反映“夏四时之书”的《夏小正》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是经过世代口传心授，并没有具体成文成书。考虑到《夏小正》和《七月》同历，《七月》诗的成书下限是商代晚期，《夏小正》“文句古奥”等因素，推之《夏小正》成书应比《七月》早，其经文部分成书年代可能是商代早中期或最晚为商代晚期。西周时为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时的夏人后裔杞国人所用。鲁僖公十四年杞国为淮夷所侵而内迁到现在河南中部的杞县(75)。春秋时，夏人后裔杞人仍沿用，并观测星象确定季节农事，因而将它保留下来。孔子观夏时而于祀国得夏时，并适当整理，所谓“孔子正夏时。”(76)孔子得夏四时之书的杞国，是周王分封夏遗裔的诸侯。当地的夏人后裔在春秋时还保留夏人习俗。杞国人是夏人后裔，理所当然奉行夏时，其历法集中反映在《夏小正》中。周人和杞人都与夏人有渊源关系，有同族性质，二者行用的《夏小正》和《豳风。七月》所反映的历法都是十月历，反过来也说明《夏小正》和《豳风·七月》同历。所以，《夏小正》就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夏四时之书”。孔子得夏四时之书，并经孔子删订而成今本的《夏小正》。孔子删订《夏小正》从其删订《诗经》也可作为旁证。《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整理《夏小正》，并有所倡导。《论语·卫灵公》云“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商之辂，服周之冕。”(77)孔子描绘了一种理想的为邦之道。只是春秋以后社会的进步发展，并没有出现孔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经过夏商周几个朝代的更迭和春秋战国的混乱，夏人势力和夏文化的影响都逐渐微弱，而商周文化影响却日益扩大。战国时夏人后裔杞国被消灭，夏人行用的《夏小正》历法随之也在中原地区被废弃。夏人十月历也就最终湮没无闻，在《豳风·七月》中找到其踪迹。
第五章《夏小正》年代的其他证据
第一节《夏小正》经文反映夏代社会生活
上古时期先人从事农牧业生产，最初主要是根据物候变化来掌握农时，再逐渐发展为观测星象来定农时。进入奴隶社会，劳动分工，有了专职天文人员从事星象观测。夏王朝揭开我国文明时代帷幕，观象授时就是其重要的国政之一。作为中国现知最早的历法，《夏小正》比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甚至比殷墟甲骨文所反映出来的历法要原始粗糙得多。商代己有大小月调整朔望，有“十三月”，亦即“置闰''”以调整年；甚至商代己能测定冬至点(78)。《夏小正》只是把一年分成十个月，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二分、二至及二十四节气名称也不见于经文。其五月记“时有养日”，十月记“时有养夜”，《传》文解释“养”为“长也”，即白天最长一天在五月，最短一天在十月，它们还不是后世所说的夏至和冬至，只是“二至”一种雏形。另《夏小正》记载的自然界现象，以动植物变化最多，被用来作为观象测时的标准星象—辰、参、织女等都是些较容易看到的亮星。这些活动都是由观察物侯向观测星象定农时过渡的痕迹，也说明了《夏小正》产生时代的古老，是种比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
《夏小正》记载生产政事，有农业、畜牧、渔猎、采集，唯独没提“百工”事。商周两代手工业发达，统治者对手工业都很重视，如《尚书·酒浩》“又惟夷殷之，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79)。即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者，独对手工业奴隶违禁可以不杀。《考工记》则记载春秋战国时手工业有详细分工。同是历书的《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也把“百工”之事当作要政记载。由此可见《夏小正》经文产生时代，手工业生产还不很发达，在社会经济中还没有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符合夏朝的历史事实。
《夏小正》文句简奥不下于甲骨文，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为一句子。如同样记妇女开始养蚕之事，《夏小正》说：“妾子始蚕”，只用四字；而《月令》却“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有二十一字之多。其次，它与《十二纪》、《月令》明显不同，毫无阴阳五行色彩。如：《夏小正》：“正月，启蛰，雁北向；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来。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嗅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
《夏小正》记载的完全是草木鸟兽等自然现象，而《月令》却充斥了宗教神学和阴阳五行的浮言虚辞。《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汉《淮南子·时则训》等也莫不如此。《夏小正》记载反映了夏人崇尚自然，不重鬼神。所谓《礼论·表记》：“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又《夏小正》经文中用的字，有的为春秋战国后很少用或不用了。如“雉震呴”中“震”是动的意思，以后却写作“振”。《诗经·七月》“莎鸡振羽”；《礼记·月令》“蛰虫始振”等。
总之，《夏小正》经文中所谈到的农牧鱼猎生产及物候、天象、天气等知识，都符合夏代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反映了夏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因而，我们可以肯定《夏小正》经文有很多是夏代流传下来的，这些知识经过世代口传的阶段，而后到一定时候才形成有文字的作品。 第二节《夏小正》考古新证
《夏小正》渊源久远，尽管它的成书时带有后代的某些色彩或印痕，但它的材料是具有一定原始根据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大戴礼记》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大戴之学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嵩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经之可循，固考古之所必资矣。”当然，此“考古”之意与今“考古”之义不同。从目前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历史发展到夏代，人们对天文历法的认识己经相当深刻，产生《夏小正》这样的天文历法结晶是完全可能的。
目前考古研究表明夏族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处黄河中游。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早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就对天文知识有所了解。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作物除栗外，还种植了麻、蔬菜等。粮食的种植和蔬菜的栽培，不误农时，表明那时先民己经掌握了比较多的天文知识和农业生产的季节(80)。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新成果更是中华文明国家起源序幕的历史见证(81)。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已经出现大小城址和宫殿区、观天象、祭天神的观象台，以及龙盘、土鼓、特磐、玉璧等礼器。根据古史传说，晋西南素有“夏墟”之称。从陶寺遗址的年代、地望，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龙盘等所提供的族属信息诸方面，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夏人的早期遗存(82)。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反映的二里头文化基本上也被认定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青铜铸造技术出现、居址和墓葬的阶级差别，国家象征的宫殿城址的出现，都表明夏人文化己经走到了很高水平(83)。夏人创造较系统的《夏小正》历法完全是有能力的。
《夏小正》中涉及的具体内容，李学勤先生从考古角度论证较多。李学勤曾利用考古学，包括古文字学的最新成果讨论了《夏小正》经、传中的若干问题，指出经文中所记录的内容中商代已经存在，有的足可以从夏墟的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这些都说明《夏小正》确有其古老的渊源。84现在其研究基础上，试作补充。
一、丁亥，万用入学。
经文二月：“丁亥，万用入学。”传云：“丁亥者，吉日也，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万，指万舞。研究上古文化史的学者指出万舞是流传于殷周时代的一种舞蹈，其名称万(85)。万舞一般被人认为是文舞(以羽箭为舞具)和武舞(以干戚为舞具)的结合，舞姿雄壮，场面宏大。《诗经·邺风·简兮》中有描述如：“硕人误误，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髻如组；左手执蔫，右手秉翟”。邶，是商都附近的地区，万舞应该是从商代流传下来的舞。《商颂·那》曰：“庸鼓有散，万舞有奕”。这种万舞在甲骨文中同样有着记录：
万其奏，不遴(雨)(《合集》30131)
万唯美奏，又正(《合集》31022)
唯万舞唯林舞，又正(《安阳》1825)
二、剥鱓
二月经文“剥鱓”，传云“以为鼓也。”鱓即鼍字，即今天的扬子鳄(87)。鼍，据《说文》从“单”声。早在三千多年前，殷代的甲骨文中己有关于鳄的记载，字形很形象地描绘了鳄在水中只露出两只鼻孔在水中游动的样子。到金文中己规整地被写成“鼍”(88)，其皮可制鼓。《诗·大雅·灵台》中有。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朦瞍奏公”，可以为证。关于其皮可为鼓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夏代。相当于夏文化的山西襄汾县陶寺墓地遗址考古出土了较多的木鼍鼓。据报导，“在大型墓中，成对的木鼓与石磐、陶异形器同出，放置位置固定。鼓身皆作竖立桶形，当为树千挖制而成，外壁着彩绘。鼓皮已朽，但鼓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之可证，原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89)简报已指出，陶寺遗址位于晋西南夏墟范围内，当地鼍鼓的发现，正可与《夏小正》记载相印证。
三、攻驹
《夏小正》经文四月：“执陟攻驹”，传云：“执也者，始执驹也。执驹也者，离之去母也。陟，升也，执而升之君也。攻驹也者，教之服车数舍之。”前人多以为“陟”读为“騭”，即牧马。《周礼·校人》有“春祭马祖，执驹。”这里说的“执驹”和《夏小正》的“执陟攻驹”颇类似。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铜器一组，内有驹尊一件，驹胸及器盖内均有铭文。其中一组铭文如下：
“惟王十又二月辰在甲申，王初执驹于攼……”
铭文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执驹”当是一种典礼，铭文内容可与《周礼》相印证(90)。同时，青铜器的时代，经考证为西周中世(91)。可见，“执驹”的起源当是很早的，可与《夏小正》经传文相互印证。
从以上考古材料和《夏小正》经文互证来看。《夏小正》所反映的物候，习俗等内容都可以追溯至夏商时期，故也从侧面证明《夏小正》的咏成时间很早，应是夏人的历法。
第三节先秦神话传说
古代神话传说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界作长期斗争中所产生的史实，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92)从先秦神话传说中也可以看出夏代天文历法的产生是有历史渊源的。
战国时代的《山海经》记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羲和生十日的神话在《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中描写的更为生动：
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十个太阳在东方的扶桑树上转流出入，经过天空，再回到汤谷扶桑，都是它们的金乌载负着飞出飞回。这个神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上也得到了形象的描述(93)。
羲和生十日，十日即天干。《世本》说：“黄帝令大挠作甲子。”“羲和占日”。十日神话产生与十进位制有密切关系。十进制是中国传统的进位制，其来源于人们通过双手的计数产生。十进制在天文学上的运用，则很可能直接导致了十干的产生。《左传·昭公五年》说：“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明确了这一点，十进制的产生也许就解释《夏小正》是十月历的由来。
结语
近现代中国学术是在不断动荡更新中前进，从清乾嘉学派的考据辨伪到上世纪初疑古派的疑古否定，中国传统先秦古典文献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怀疑，或彻底的否定，斥之为伪经假书。特别是《尚书》和《春秋左传》等经典著作遭到批判，其他《逸周书》、《鹃冠子》、《文子》和《夏小正》等更是被判定为伪书或后人所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股疑古之风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传统学术有“洗牌”重写之态。幸之，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疑古之风才被遏制和受到批判。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材料，不但可肯定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中国传统学术的辉煌，而且也促进传统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所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有新发现”(94)。被疑古派斥之为伪书或后人所作的《逸周书》、《文子》等都被考古新材料所证实和肯定。如河北定县八角廊东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文子》竹简，黄怀信师的《逸周书源流考辨》(95)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原书的真实性。同样反应上古社会状况的《夏小正》随着夏商周三代考古研究深入，也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注意和认同。在许多夏商周三代史书著作和其他学科著作中，学者们都自然和不自然将《夏小正》作为一部重要的反映夏代社会的文献使用。如晃福林《先秦民俗史》中的“夏代岁时考令”，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中的“传闻中的夏时”，以及陈美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中“夏小正及其反映夏代历法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夏小正》的真实可靠性。“溯本清源”，作为一本尚存争议且无定论的先秦文献《夏小正》能得到来自各方面学者的青睐和青定，则更需弄清《夏小正》时代及其历史真相，所谓“庐山真实面目”，从而更好地为先秦历史研究服务。从此目的出发，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夏小正》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历史研究成果和考古、天文等新成就，通过与确知先秦文献作对比研究，揭示《夏小正》用历真相，进而考订《夏小正》的经文时代和成书推测，从而弄清《夏小正》的真实面貌。
当然，学问之道，贵在求真探疑。新成果、新认识的出现，总是在不断修正前人的部分成果，甚至彻底的否定前人的观点，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或接近“原历史”。本文的观点并非哗众取宠，清谈之论，但如能让我们对先秦“原历史”的认识更接近原貌，则也达到本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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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调元(清)《夏小正》序
(2)程鸿韶(清)《夏小正集说》
(3)邢昺(宋)《尔雅疏》
(4)洪震煊(清)《夏小正疏义》
(5)金履样(元)《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6)李调元(清)《夏小正笺》
(7)诸锦(清)《夏小正话》
(8)江藩(清)《书夏小正后》
(9)吴承志(清)《夏小正篇名释义》
(10)陆德明(唐)(经典释文》
(11)司马贞(唐)《史记索隐》
(12)邢昺(宋)《尔雅疏》
(13)孙星衍(清)《夏小正传》
(14)李调元(清)《夏小正笺》
(15)王筠(清)《夏小正正义》
(16)蔡邕《月令明堂论》
(17)《新唐书·历志》
(18)傅松卿(宋)《夏小正截氏传》
(19)毕沅(清)《夏小正考注》
(20)赵庄愚《从星位岁差论证几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书年代》《科技史文集》第十辑
(21)张汝舟《《夏小正》校释》《贵州文史丛刊》1983,
(22)于省吾《复小正五事质疑》《文史》第四辑
(23)沈文倬《宋书升<夏小正笺疏>》光明日报1961, 11, 19
(24)罗树元、黄道芳《论夏小正的天象和年代》《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5, 4
(25)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6)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7)何幼琦《〈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
(28)黄云眉《古今伪书通考补注》转引郑良树《续伪书通考》上册，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七十三年
(29)胡铁珠《论<夏小正〉星象的使用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 3
(30)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4
(31)夏纬瑛范楚玉《<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中国史研究》1979, 3
(32)《左传·成公十二年》
(33)杨宽《冠礼新探》《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
(34)《礼记·表记》
(35)此段星象描述引自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6)庞朴《火历钩沉》《中国文代》(创刊号)1989年
(37)《管子·五行》
(38)蔡邕《明堂月令论》
(39)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中国文化》1995, 12.
(40)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4
(42)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43)《周礼正义》
(44)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西北大学出版社，996年版。
(45)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中国文化》1995.12.
(46)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47)有关《七月》用历的文章有张汝舟《谈《幽风·七月》的用历》 (《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藉出版社.1987年)，殷崇浩《七月之历探》(文史第十五辑)，华钟彦《七月诗中历法问题》等(《历史研究》1957年2月)，都主张《七月》为十二月历。
(48)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49)刘尧汉，陈久金《彝族天文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0)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4
(51)《史记·刘敬列传》
(52)《尚书·汤哲》转引《国语》这段话，认为“兴当衰字之误”是正确的
(53)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4)关于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次数及路线详见王仲孚《试论周人先世传说与先周考古》《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5)黄怀信师《先周及其文化渊源与流转》《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版
(56)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夏史论丛》1985, 7
(57)胡谦盈《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厢先生考古五十年记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8)邹衡《谈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59)王克林《论齐家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之关系—兼论先周文化的渊源》《史前研究》1983, 2
(60)李民《释〈尚书〉“周人尊夏”说》《中国史研究)1982, 2
(61)《白虎通·社梭》
(62)殷崇浩《七月之历探》《文史》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63)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掘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
(64)高亨编著《诗经选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5)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古摘出版社2001年版
(66)雷学淇《古今天象考》
(67)《毛诗传笺》
(68)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9)高亨编著《诗经选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0)《左传·宜公二年》
(71)《史记·孔子世家》
(72)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讨论》见《奴隶制时代》1973年版.
(73)《毛诗传笺》
(74)《尚书·多士》
(75)《左传·落公十四年》
(76)《史记·夏本纪》
(77)《论语》
(7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79)《尚书·酒浩》
(80)石兴邦《仰韶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81)《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实破》光明日报2004, 3, 25
(82)高纬《陶寺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83)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995年版
(84)李学勤《<夏小正>新证》《农史研究》第八辑
(85)《商西周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6)《礼记·郊特性》
(87)参看徐钦琦黄祝坚《试论晚白垩世以来气候地理等因素的变化对鼍类的进化及地理分布等影响》《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2卷第1期
(88)容庚《金文编》P685 1690
(89)《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与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1.
(90)郭沫若《器铭考释》《考古学报》1957, 2
(91)李学勒《眉县李家村铜器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 7
(9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2卷
(93)卢兆荫《汉代帛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百科全书出版杜1986年版
(94)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先生全集》第六集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
(95)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李调元 《夏小正笺》
毕沅 《夏小正考注》
王筠 《夏小正正义》
顾凤藻 《夏小正经传集解》
吴澄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孙希旦 《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杜佑 《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1990年版
司马迁 《史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
班固 《汉书》中华书局1954年版
陈奇献 《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版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心辙 《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
顾颉刚 《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杨宽 《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
杨宽 《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刘起釪 《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顾颉刚主编 《尚书通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冯时 《星汉流年——中国天文学考古录》1996年版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后记
珍贵的读研生活在回首中转瞬即逝，回忆西大求学的日子，心中满是感激之情。首先感谢我的恩师黄老师。三年来，在学业上耐心的指导及生活上关心和照顾使我终生难忘，感激之情是言语所不能够表达的。同时，老师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让我产生深深地敬意，对我以后的人生态度影响颇深，并时刻激励我在学习中努力奋进。
王安安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