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出行司机端最新:“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消失

张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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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                                        陶里亚蒂
“欧洲共产主义”是二次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了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作的尝试，在当时不仅得到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共产党的支持，也得到了欧洲以外地区一些发达国家共产党的赞同，影响很大。可是这个尝试最终没有成功。大约在1983年以后，这股热潮就逐渐消退下去。“欧共”消失了，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段插曲。
形成“欧洲共产主义”的社会背景
多年以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即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被当作唯一的样板，但许多国家在实践中却处处碰壁。特别是一些具有悠久民主传统和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像西欧各国，始终没有一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尽管大多数已获得合法地位，有的在议会中作为一个大党而存在，有的参了政，在国内有一定影响。但这些国家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革命形式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觉察到这个问题，提出过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革命战略，但这些思想从未能取得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情况有了很大不同。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生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以及阶级力量对比都相应有了改变。直接影响着国际共运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
在经济上，随着科技革命和先进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普遍高速发展，生产社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工人阶级日趋白领化和知识化，新的中间阶层扩大了，出现了一个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包括教授、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和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西班牙共产党称之为“文化力量”。
在政治上，由于战后西欧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削弱，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已无法控制局面，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左翼力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称社会党、工党、工人社会党，下同）的力量则日益增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政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有些国家就让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实行改良主义。对共产党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加上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相继倒台，这些都在客观上为西欧各国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合法斗争和发展力量的有利条件。
在社会思想和生活上，由于欧洲国家的广大人民都经历过两次战争的祸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创巨痛深，他们对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和残暴蹂躏记忆犹新。因此，人们普遍憎恶独裁专制，害怕战争暴力，向往民主自由。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上一些国家采取的高工资、高消费、高福利的政策，普遍优裕的物质生活，不可能再产生过去那样的革命形势。这些国家又有着比较完善的民主传统，人民受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较深，因而对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类概念，“谈虎色变”，避之惟恐不及，而和平的、独立的民主道路则对他们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这些年来，欧洲的许多共产党都开始认识到，不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欧洲共产主义”，正是西欧一些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探索和比较研究得出的一个他们认为是可以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和模式的共同答案。他们要求在没有外来干涉和控制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探索在和平民主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
有人把“欧共”的思想渊源追溯到1872年马克思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的讲演，马克思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们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者也常常引用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在这篇被后人称之为“政治遗嘱”中，恩格斯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提出1848年革命以前少数人革命的形式，筑垒的巷战形式，已经过时了。他认为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他赞扬了议会和选举的效果和作用，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推崇的思想先驱。早在30年代初期，葛兰西在狱中写的札记和书信中，就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适合于欧洲和意大利的独立思想和主张。他提出由于西欧的上层建筑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沙皇国家，“中欧和西欧各国必须有一个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战略。”“工人阶级不仅要取得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在事先或同时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他认为，在落后的东方社会，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不完善，国家就是进攻的目标，可以用正面进攻的革命方法夺取政权，而在比较发达的社会里，进攻的目标则是市民社会，光夺取国家政权不行，要把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阵地夺过来。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方面的工作，把人民的多数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才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长期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过程中，是最早提出反对国际共运“世界中心”的思想的。他不同意有什么“统一领导”的指导党，主张各党之间应该发展平等互助的关系；他否定苏联模式，主张各党独立走自己的道路。他提出了“结构改革”的思想，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用改革内部结构的方法，通过和平、民主走向社会主义，不必诉诸武力打碎国家机器。他主张阶级联盟，要求广泛加强和扩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力量、民主力量的团结。陶里亚蒂的“独立自主”、“结构改革”和“广泛联盟”的政治主张是意共长期贯彻执行的基本路线，也是“欧洲共产主义”理论、战略的思想基础。
战后时期，想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并力图摆脱苏联“指挥棒”走独立发展道路的思想，不仅在西欧各党普遍存在，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1945年12月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在华沙声称：“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演变的道路进行，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道路完成。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使人民民主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1946年2月季米特洛夫在索非亚的一次讲话中说：“各个民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不会走预先规定的道路，不会走像苏联一样的道路，而是各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这种方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民族、社会和文化的状况。”又说要“寻找我们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民主德国党的领导人安东·阿克曼在《统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有没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德国道路》，他在文中肯定了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声称“没有人比我们更为殷切地希望避免新的战争和新的流血……德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不同于俄国和苏联的道路。”南斯拉夫则在关于走独立道路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南共领导人吉拉斯说：“要让各国人民都按同一方式、同一处方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想法的荒谬程度不亚于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兵营，而各国人民都得在其中平行列队。”
而当时斯大林却要把东欧国家更紧密地控制起来。1947年9月成立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就是为了在组织上监控他们。为便于制服南斯拉夫，他有意把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1948年2月，斯大林威逼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合并，结成一个联邦，遭到南斯拉夫的断然拒绝。斯大林一直想把东欧国家纳入到苏联的体系之内，决定分两个阶段实施：先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一个联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组成另一个联邦，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第三个联邦，然后这些联邦，即三个新的国家单位同苏联合在一起，成为苏维埃联盟的一部分。由于南斯拉夫的坚决抵制，斯大林这个如意算盘无法实现。因而恼怒之极，先对南实行经济制裁，6月间又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日丹诺夫当时宣布：“我们有材料表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接着在东欧，也包括在西欧一些党内进行了大清洗，并发动了大规模批判和谴责南斯拉夫独立道路的运动。从此以后，只要一提到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被认为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反革命行为。苏联对各国的控制和高压空前加强了。
但是，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没有被压垮、被征服，他们在几乎来自全世界铺天盖地的攻击声中，坚定地宣布了三项原则：一、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一律平等，反对任何一个领导中心；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律平等；三，根据自己的传统以及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国家都有权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共创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自治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的这些思想和行动，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赞扬，认为是奠定“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在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取得了革命胜利，开创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这对向往走独立道路的革命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失败了。这也促使欧洲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各国是不是应该走不同的革命道路。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过程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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